强治理与弱治理：基层治理中的主体、机制与资源

为什么总是在说“上面政策是好的，就是下面的人执行出了问题”？为什么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却总也修不好一亩三分地里小小的水渠？为什么基层干部的名声越来越差？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了解两个概念：“国家基础性权力”和“县域治权”。 国家基础性权力：从西欧国家成长经验中提炼，以行政科层制为基础，带来政府部门的独立性、专业性和职能分化，行使权力有明文规定，等级森然，不以行使者及权力对象转移，部门分化相互独立专业，适用于高度规则化、法制化的社会。 县域治权：源自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组织，权力大小取决于资源量的配置，灵活机动，将上级专业分工的“条条”整合形成一个相对分工不清的“块块”，能够调动不同专业资源协同解决系统性问题。 基层社会的特点是，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难以专业化细分，“有困难找政府”意识形态（青天大老爷思想）源远流长。“县域治权”刚好适配，典型如人民公社制度，“（直到作者调研的2012年）较为完善的农田水利设施都是在集体化时期修建的”。 县域治权的独立灵活性一方面带来了机动处理基层问题的能力，却也在在另一方面阻碍了国家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的掌控能力，所以国家在不断削弱县域治权的随意性和专断性，用专业化的科层制取而代之。 基层的治理困境由此产生，权力削弱但责任不减，被要求按照固定程序行事的干部无法解决灵活多变的基层社会问题，领导想要升迁就必须干大事出成绩，只求做好分内工作的普通干部无法完全满足领导做大事的需求，灰色势力由此获益，“富人治村”“混混治村”现象频发。获得权力的灰色势力主要目的自然是为了自己牟利，对于无利可图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并不热衷。农村治理缺位，基层名声变差，加上媒体日益发达，一旦出事对普通干部要求更苛刻，反过来导致普通干部更加不敢做事，躺平思想盛行。 作者认为，“县域治权”被削弱、科层化专业发展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为了避免乡村治理困境，必须加强民主建设来解决民众实际需求——并不是当前强调的选举民主，而是协商民主，因为选举对应权力合法性来源，协商则是强调在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协商与合作，后者才是民主的真正内涵。

这本书关注到了县乡村三级的权力运作以及政、企、民的互动等现象。和以往注重土财政和中国治理转型的学者一样，欧阳静老师对县乡的土地资源与当地发展也做了比较详细地论述。作者认为弱治理就是党政部门不太关心的边缘化事务，比如农村水利设施的管护和建设、环境问题、村民家长里短的一些小事、村民矛盾都属于弱治理范畴。强治理则是目标责任制下的各类任务清单和指标，即“中心工作”。 作者的研究很明了，但是透视有所不够，部分的材料显得有些单薄，但从本书的体量来看，作者已经兼顾到了各治理主体，因此论述得还是比较全面。对于一位女性政治社会学者来说实属不易。毕竟在作者导师吴毅教授的笔下，基层政府的工作一般从喝酒开始，对于女性学者而言，做好这项研究更加显得难能可贵一些观点可能在如今看来有所过时，但是在当前县乡建设日益突出的现代化背景下，使我们对基层工作的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