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旧制度到工业国：从18世纪到1914年的德国工业化史

以前有个偏颇的认知，以为德国在一战中战败有多种原因，但其中之一是输在落后的工业体系——从大到铁路运输系统小至具体武器代际，但受制于《凡尔赛合约》的德国到了二战就突然变成一个工业强国？这里面的发展逻辑是不能圆洽的。 然后发现《从旧制度到工业国》一书，完全是针对解决这个困惑，欣喜。 本书分为四个部分：旧制度与18世纪德国工业化的起源、以1815年——1849年为阶段的早期工业化、19世纪70年代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和1871年——1914年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崛起。 先追溯工业国之前的旧制度。 本书观点，因近些年的研究资料的刷新，应重新评估“德国的工业化”，将时间再度往前追溯。以往传统观点是：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随着铁路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突破性时期的到来，具体表现为“大爆发”和“起飞”式的增长模式。但该书作者认为，德国的工业化进程不能以“大爆炸式”简而概之，它是具有区域异质性和长期渐进性两个特点的。 在工业化之前，德国是农业经济国，约70%——7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耕作。 德国整个工业史的第一页是农业改良问题。 农业改良出现拐点：“区域工业化”。荷兰最早开启欧洲工业化前奏，本国乃欧洲商业中心，周围地区沦为荷兰的农业、工业产出地，其中便包括德国的部分地区。德国被纳入“大西洋经济”这部分地区，发展有别于德国其他处于领主、贵族——即“旧制度”强控制下的农业地区，这就形成德国的“区域工业化问题”。 此外从法国大规模迁移到德国的宗教难民，对18世纪普鲁士纺织业和萨克森、北莱茵兰的工业发挥积极长期作用。 1790年后法国占领莱茵兰地区，对煤炭开采和冶金业做出资金、技术支持，使其融入“莱茵经济”，促进该地区工业化进程，有观点认为这占领20年的“法国时期”使莱茵兰成为德国工业先导军。出现蒸汽动力钻深矿井。 以上是荷兰、法国在德国工业化第一步中承担的外部角色，德国境内亦有促发工业化开端的内部因素。 邦国不同的经济政策带来区域发展差异，例身处经济宽松政策地区的欧洲最大贸易展销会之一的莱比锡展销会，依附在其周边的地区就能依托在这个国际市场门户基础上，更便利促进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1806年，普鲁士颁布“普鲁士大宪章”。该法律其中含有商牵涉业部分的条款，包括但不限于：择业自由、企业自由、消除行业垄断等，这实际上是为普鲁士“工业体系”建立法理基石和发展环境。 “1816年，普鲁士已经成为小学教育的世界领导者，小学6——14岁的入学率，接近60%。”正是普鲁士的教育政策对德国追赶工业化进程起到极大的积极贡献。 早期工业化、政府政策与德意志关税同盟 如上所述，如果1815年此分水岭之前的早期工业化是基于德意志联邦的出口发展和农业改革，那1815年之后的战后和平期发展的主轴便是德意志的关税联盟，该改革细化说它解决了市场发展面临的通信费用高昂、运输成本和关税问题，宏观说这是在德国建立了一个不断扩大的自由贸易区。 1818年的关税法，整合王国东部传统农业区及新并入的萨克森、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等偏商业化和工业化地区。 这个税法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不仅起到财政方面的作用，当然各同盟国内部的财政是显著提高的，但其更为隐蔽且深远的影响是政治方面的统合因素——在整个联盟中那些边境线较长的飞地国家如施瓦茨堡-松德斯豪森等，将自己的部分贸易、税收权利让渡给普鲁士，以换取普鲁士帮助其抵抗国家内部的“对权力的民主要求”。这种渐增的依赖性在潜移默化夯实普鲁士的扩张和统治地位，是关税同盟的“雪球效应”。 因而该时期的经济和工业发展动态是：一、从19世纪30年代起，如纺织业、钢铁等工业有所增长，但对英国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吸收转化还需时日。二、铁路建设已开启，此等交通运输的网络改善是经济发展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三、经济计算工具的更新设计和关税同盟政策带来了前货币一体化（普鲁士塔勒）趋势。 当然，19世纪40年代爆发过危机，但总的来说“关税同盟”带来的财政、经济、外交、政治全网络的打通，为接下来“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铺垫基石。 19世纪70年代前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 时间轴走至此，因19世纪40年代的那场危机导致出现如下现况：一、1849年普鲁士宪政带来财政和经济政策的转变，一方面政府愿意加大投资经济，尤其铁路；再者政府减少对经济关键领域的控制。二、私人资本（非贵族阶层）初步进入国家话语权阶层。三、托赖于制度变革，重工业增长。 19世纪70年代前的这一阶段，关键词是“工业突破”、“主导部门”、劳动力、资本、起飞期的农业、货币以及银行。 在19世纪50年代有一段明显的经济上行期，以工程和机械制造业为例，1850-1857年间，该行业年增长率高达17%。在该“工业突破”时期，运力迅速增长、产出更快增长、价格下降的铁路成为刺激其他行业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 而支撑工业突破的劳动力资源来自两大块，一块是从农业区流向工业行业的劳动力，例1850-1875年间，农业劳动力流失约40万人。另一大块是19世纪5、60年代的约300万的净流入人口，即海外移民。 尽管如此，高素质的劳动力依然没有达到饱和的程度。这就带来发展职业教育的需求，普鲁士的高识字率和教育综合体系的先期发展成为重工业发展的人力资本基石。 除了劳动力问题，“铁路和重工业综合体”亦开始间接影响农业。以铁路、煤、铁为基础的城市关联式扩张带来农业供需关系变化。简单理解便是人跟着工作机会走，食物需求跟着人走。例19世纪70年代鲁尔工业区对肉类和牛奶的大量需求使得农民将传统农场改为牲畜农场或“混合农场”。 最后，铁路及工业发展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更多投资机会，甚至“全能银行制度”的创建，可视为铁路建设的后向联动效应。 天时、地利、人和已至，德国终于要到起飞期了。 德国作为工业强国的崛起：1871——1914年 这一阶段与之前50年的情况相同，仍然是劳动力、资本、技术变革驱动工业发展，这阶段的意义在于德意志帝国建立和一战之间的那段时间，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又对以后的德国有什么影响。 概括来说，1870年后，人均国民生产净值比前50年翻倍，为0.8%。总实际劳动收入增长率为0.6%每年，高于上的时期的0—0.3%。这意味着“繁荣比以前更广泛的被共享”。 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后，铁路和重工业综合体的投资和建设仍旧是重心，但新的国家综合实力的上升动力出现，即对城市建设的投资。以上两项均是内需和基建拉动经济增长。 但需注意的是，以上德国的四个发展阶段过程中，经济和工业的发展均是呈阶段性以及反复性的，例本阶段是著名的德国经济起飞期，但仍出现过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 80年代经济停滞结束，恢复上升。此外政府颁布的两项法令1870年《自由公司法》和1877年的《专利法》，这为规范帝国内的金融领域和科技领域的良性发展，设立前瞻性框架。恰是这些有价值的专利，使1887-1896年间的染料企业成为世界领先企业，标志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电气工程领域的大盛也受益于《专利法》的实施。 尽管德意志帝国成绩颇为显著，但面对英国时，主旨依然是“追赶式增长”。自19世纪60年代以后，德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超过英国，且对英有出口顺差，不过这一切是基于德国工资低于英国工资的三分之二（1900年左右）的前提上。相当于以人口红利换发展经济。 面对此局面，英国漠不关心，因英国此时的角色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银行家。 综上，在一战前夕德国已经拥有完整的工业体系，兼备人力资本、资金、教育体系、法律框架等。在欧洲域内，它的敌手仅有英国，但因英国有广大海外殖民地未能撼动其地位。虽经济发展不是零和博弈的问题，但德国在世界经济中权重增加，随之而来的大国需求亦增加。这就使的经济问题导向政治问题，那么接下来，一切发展中的工业等领域便为战争做好准备，枪炮上弹、蓄势待发。 直到战争打断经济和工业发展，战争结束，发展再次成为主流。周期循环往复不怠。

718(2024No.40）主要看了最后两章。 德国工业化的起点，是基于出口的农村工业的发展和扩散，这是18世纪的显著特征。很难说这是第二种“德国模式”，因为它只涵盖了一个阶段和一层关系；但它让我们距离令人满意的描述又近了一步。 国家及其官僚机构，是塑造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发展的另一股力量。普鲁士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其领导人动员新兴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来建立了一个后来变得越来越有效的文职官僚机构。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早期工业化不同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国，一个有能力但威权主义的“现代化官僚机构”，是变革的关键。 在对德国工业化的简短论述中，农业常常被忽视。在19世纪上半叶，几个方面都体现出农业是一种“增长因素”：首先，农业扩张足以养活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得非农业劳动力的增长成为可能，而且，通过生产更便宜的食物，可以将更多收入用于其他需求(服装、家具、服务)；其次，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对国内生产的非农产品的需求增加——包括对铁制品的需求（在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对铁制品的需求总和大约相当于对铁路的需求）——其最重要的来源或许是农业家庭。 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食品在家庭预算中的比重仍然很高。更有前途的似乎是基于德国国内市场扩张的“斯密式增长”，这有助于促进地区专业化和实现分工的好处。随着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到来和结束，德国独立的邦国和边界的数量减少，这只是一个开始。当然，更重要的是关税同盟的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改善，尤其是铁路网的扩张——这两者都是由商业和国家官僚倡议的罕见联盟所推动的。这里我们有了第二种“德国模式”，来对故事的一部分进行解释。 18世纪下半叶以来，人口增长往往超过了德国经济提供高于维持生计水平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地区差异加剧了这种就业不匹配，并导致了19世纪中叶三十多年的长期劳动力过剩。因此，考察这一时期的移民模式和实际工资的发展，表明了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 )的“劳动力剩余”模型的相关性，特别是如果与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收入分配的证据相结合的话。 也许，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的综合征，才是最接近工业化的“德国模式”的东西。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点必须总结在内。其中之一是城市的快速增长，即人口的城市化，这是1870—1914年间的标志。城市的快速增长是上述变化的结果，城市人口的集中也造成了交通拥堵、住房和卫生问题，这些问题刺激了政治抗议活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这也是国家支持的社会政策的开端，该政策很可能会改善总体福利。 最后，德国的工业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1850—1914年间世界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全球扩张。这反映了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统治阶层

德国崛起的N条道路—在诸多因素的助力下，统一不到半个世纪的德国得以追赶乃至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列强，其背后之因素不可谓不复杂。本书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以时间线为轴，尝试从尽可能广泛的角度，对拿战结束后直至“新三十年战争”爆发之前的普鲁士-德意志国家的发展路径进行全面、且辅以定量的描述。 对于一个追赶国家，德国与其他欧美国家在政治构成上存在重大区别（比如，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其前身为德意志关税联盟，而统一之后亦延续了以普鲁士为核心，吸附、联合各个加盟邦国的模式），同时在社会形态上，又与其邻国存在诸多共性（出始阶段拥有庞大的农业人口和较低的农业生产效率）。对于所谓“德国奇迹”的研究，需要兼顾考虑这两个方面，后者决定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而前者提供了包括政治体制赋予的“特殊便利”在内的许多辅助因素。在这两者基础上，德意志地区-德意志帝国从初始条件开始，历经不同阶段，从仅有初级加工业的半农村地区开始，逐步发展出了具有高度分工、产学研联系紧密的先进制造业垄断企业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德国社会亦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誉其为社会革命亦不为过。而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以普鲁士为蓝本建立的帝国官僚体系的监管之下达成的。 同样地，把持权力的旧阶级与方兴未艾的新兴阶层之间的斗争与融合，配合帝国复杂构建方式导致的地域问题，体现为帝国议会内持续不断的斗争，并最终反馈到国务决策和外政方针上。政权对经济的高度介入并非没有代价，其创建的强大的官僚阶级傲视独立，与保守的土地贵族、野心勃勃的产业金融权贵一同构成了帝国统治的核心。他们所推动的政治运动在俾斯麦去职后逐渐主宰了德国的国策，使其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德国经济真正的利益之所在。在之后的“新三十年战争”中，他们也将引领这个国家步入地狱。正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且不论事后发展，对于一个后发经济体而言，其发展路径之选取自然要考虑自身独特的情况。而在这方面，德国可谓是先驱。对于德国经济崛起的诸多路径及其相互影响的研究，其成果用于解读当下也极有启发意义。本书虽然涉猎甚广，但是层次分明，且又也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为佐证，非常推荐一读。

立足于近晚期研究成果的优秀综述，对德国近现代工业化史感兴趣的值得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