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时英
穆时英(1912年3月14日-1940年6月28日),浙江慈溪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笔名伐扬、匿名子等。
工业革命虽带来生产力的极大提升与经济繁荣,却也暴露出残酷的另一面。资本逐利驱动下,工厂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无视工人权益,延长工时、压低薪资、提供恶劣的工作环境,使得底层工人非但未从财富增长中受益,反而陷入更深的苦难,沦为剥削与压迫的对象。女性群体因资源与机会匮乏,在经济上处于从属地位,更易成为廉价劳动力的载体。 翠姐儿的遭遇,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缩影。在丝厂的机械化生产体系中,她成为机器的附属品,被迫从事高强度的剥茧工作。长时间将手浸泡在水中,致使双手严重受伤,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这种身体的折磨,既是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残酷剥削的铁证,也暴露了男权社会中女性身体更易被利用和伤害的现实。 她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她所获得的微薄收入,剩余劳动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成为资本积累的牺牲品。 与此同时,财富不断从无产阶级流向资本阶级。以 “拿麻温” 为代表的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通过压榨工人获取利益,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阶层固化越发严重。 而翠姐儿作为养媳妇,在家庭中本就缺乏独立经济地位与人格尊严,进入工厂后,更要忍受性别歧视与阶级压迫的双重枷锁。多重压迫交织,让她的处境雪上加霜,这是社会底层女性难以挣脱的悲惨命运。
吃人的社会,养出助纣为虐的人。自己不知道心疼,却指望着别人去善待。别人若是挥舞着鞭子,还非得凑钱往鞭子上去撒点盐不可。那样的时代那样的人,女孩子走了倒好,一了百了,活着也是给吃干抹尽活受罪。女孩的命运,从被当作养媳妇开始,就注定是悲惨的了。
两千字写完了工业时代被物化成机器的童养媳,被剥削成挣钱的劳工和资本的奴隶,穷人可怜又可恨的诉苦,只针对抽象的矛盾但就是不直面第一暴力者。小女孩的死亡和穿着丝绸的姑娘没有因果联系,怪罪整个时代怪罪资本也毫无意义,诉苦的人收获了同情,旁观的人收获了叹息,但在这之后呢?工业机器的车轮滚滚向前,到底还有多少具尸体。我很难想象穆时英是怎么能在两千字写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一笔带过女性的困境、家庭是如何吞噬生命的现状。穆时英就该成为一面旗帜竖立在整个近现代文学史上。
逼迫童养媳去丝厂的滚水里抽丝,烫破了皮,烫烂了肉,烫得只剩下白骨,哭着求着也不放过,打着骂着拖到厂里。 嘴上说着心疼,却手下不留一丁点儿的情。哭诉着让她做工是迫不得已,一家的口粮都指着她。可是为什么都指着她了?一家老小,都得靠一个14岁的姑娘养?岂不是可笑得很? 逼死了小丫头,却还倒打一耙,去骂资本家,去骂穿丝绸的姑娘,去骂这个社会,唯独不骂第一施暴人,岂不更可笑? 他们骂的不是资本家迫害了家人的命,他们骂的或许只不过是资本家让他家失去了一个免费劳动力罢了。 穷人是苦难的,而苦难的穷人总有化解苦难的办法,那就是把一家的苦难全都转移到一个人身上去,一个女人身上去。于是这个女人扛着所有的苦难,全家却都跟着嚷嚷:我们苦啊,我们苦! 等到这个女人在苦难里丧了命,其他人叫得则更凶了:我们太苦了!我们太苦了!这叫得倒也不假,因为扛着他们全家苦难的女人已经死了,那这些苦难,岂不都要落在他们头上了?那是真的苦了。 可旁观者却说,害,这一家子,真苦啊。死了媳妇,没了钱,活着的这些人可真苦啊!所有的同情都给予了幸存者,施暴者,将来要受苦者,而不是死去的人,被压迫的人,已经受了苦的人。
跟骑手不骂平台骂点外卖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妙,转移矛盾是惯用手法了。 不仅资本家将压迫工人的矛盾转移给消费者,父权和家庭中的压迫也将矛盾转移给阶级,那么大一个家庭居然轮得到一个童养媳去养。
抽丝剥茧人吃人的剥削阶级。如今演变而成的缅北电诈,乃至如今的妙瓦底、整个东南亚及迪拜,简直丧失人性,让社会风声鹤唳,谈及便咬牙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