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

读《康熙大帝》勾起很多小时候看电视剧的回忆，从《鹿鼎记》里的智擒鳌拜、平定三藩到《康熙王朝》里的御驾亲征，再到《康熙微服私访记》的下江南。小时候看了很多关于康熙的电视剧，对他感觉一点也不陌生，借这次共读去更深入地了解他，也把因为电视剧而拼凑出来的零落的不太真实的形象重新打破再塑造。 康熙被誉为千年一帝，他的成功是天时和个人努力的共同结果。他的童年很少享受家庭的亲情和温暖，八岁丧父，十岁丧母，这样的成长历程磨炼了他的意志，让他更早地懂事，自小就勤奋好学，而学习又反过来滋补了他的心灵，让他立下了大的志向，并且坚定地去实现自己的志向。他是一位读书学习型皇帝，他的读书之道非常值得借鉴。他的读书学习分为四个阶段：少年好学，中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 少年好学：他五岁开始到书房读书，读书读到忘了玩耍，忘了寝食。小小年纪竟如此好学，这不得不说是天性使然。 中年苦学：每天清晨先听讲书，讲完才去乾清门听政，“学问之道，不可间断，无论寒暑，不可废学。”，这种勤奋的劲头很值得学习。除了听讲书，他自己也是一有时间就读书，不管是南巡还是亲征噶尔丹，都做到了手不释卷。 盛年博学：盛年时期的康熙做到了博览众取。他读儒家经典，也读史书、医书、农书，还读西方的天文，数学等，他读书分为四个步骤：读书、讲论、体验、笃行，把读到的内容讲明白，融入到具体的实践里面。 老年通学：他强调”书不贵多而贵精，学必由博而致约“，在读书中体验心灵乐趣和实用价值。 学习康熙的读书人生，少年读书，重在培养兴趣，养成爱读书的习惯；青年读书，重在打下基础，读懂读扎实；盛年读书，重在博览群书，提高素养；老年读书，重在融汇贯通。由康熙的读书人生来反观我自己，爱读书的习惯是养成了，但基础还不算扎实，需要多读一些传统经典，四书五经史记等，不仅只是浅读还要精读和背诵重点。除了扎实基础，还需要扩大读书的种类，适当地读一些自己从未涉及过的领域的书，开阔自己的眼界，拓展自己的思维。

康熙皇帝之所以成为“大帝”，是时势与英雄共同创造历史。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都有其杰出的过人之处，也都有其突出的历史贡献。康熙帝以其才华与天赋，智慧与胆识，勤政与谦虚，好学与著述，顽强与坚韧，宽容与简约，在人生旅途中，克服诸多艰难，完成重大使命。康熙帝的文治与武功，学养与行事，都令人称道。 康熙帝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死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正好是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处于西方大国崛起的第一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之间。具体言之，就是处于葡、西、荷与英、美、法崛起的两个高峰的低谷之间。这给康熙朝提供了宝贵的独立发展时间，六十多年几乎没有受到西方列强的干扰。中国澳门地区、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形势一度很严峻，但都没有影响朝廷大局。这是康熙帝大展身手、建功立业的一大外部因素。 康熙帝的时代，既有国际有利时机，又有国内有利时势，还有个人的历史机遇。康熙帝个人的历史机遇主要是：登上帝王的舞台。康熙帝的父亲顺治皇帝共有8个儿子，但他临死前在世的只有6位，实际上可考虑继位者只有2位，他们是皇二子福全（皇长子已死）和皇三子玄烨。很侥幸，玄烨被选中，成为清朝的康熙皇帝。从中国历史规律来看，大乱之后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寿君。明末清初，数十年战乱，给康熙大帝提供了一个做明君的历史机遇。 康熙帝的出身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他身上有满洲人、蒙古人和汉人的三种血缘。要查康熙帝上三代的话，他是非常纯正的爱新觉罗宗室，身上流淌着满洲人的血液。血缘影响一个人的品格与精神。康熙帝在做皇子的童年时期，要跟从满洲人师傅学习满语文和骑射，必然会受到满洲森林文化和骑射精神的影响。这是形成康熙帝勇敢品格、尚武精神的文化基因。他后来多次到承德避暑山庄行宫、到木兰围场秋狝，三次塞外亲征，其文化与血缘的根由也在于此。康熙帝身上还有蒙古人的血缘。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是蒙古族，姓博尔济吉特氏，为成吉思汗的后裔。玄烨从小跟着奶奶，深受祖母教诲。后来，康熙帝又娶蒙古后妃。这些对他后来了解蒙古习俗、熟知草原文化、处理蒙古问题、巩固满蒙联盟，有着重大的影响。康熙帝身上也有汉人的血缘。玄烨的母亲佟氏（后为佟佳氏），为汉人（一说，佟氏原为辽东女真）。幼年入宫，后为皇妃。 康熙帝继承的三种血缘，使他从小受到三种文化的熏陶，养成了三种品格。康熙帝的勇武与奋进，继承了满洲人的性格；高远与大度，受到了蒙古人的熏陶；仁爱与韬略，汲取了汉族儒学的营养。康熙大帝身上有三种血缘、三种文化和三种品格——这种文化素养，在中国秦始皇以来两千年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中，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8岁痛失皇父。10岁痛丧母亲。玄烨是在充满宫廷悲剧的忧患中度过童年的，他的童年很少享受到家庭的亲情和温暖，成为他终生的遗憾。他为自己没有来得及在父母膝下尽孝，没有能够给父母带来更多欢乐而遗憾终生。直到晚年时他还对此耿耿于怀。他说：“钦惟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母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抱歉之处。” 康熙帝自己认为：“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如果非要找到他的过人之处，那就是：天性好学，精力充沛，孜孜不倦，永不知足——学而得之，行而得之，思而得之，悟而得之。 清朝皇帝名字讳缺末笔（最后一笔不写），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康熙帝名字玄烨的“玄”字，避讳时敬缺末笔。“烨”字，避讳时也敬缺末笔。当朝及其后清朝所有的文人，书写时都必须敬避皇帝的名字，否则是会降临大祸的。 康熙六年（1667年）玄烨14岁亲政，主持朝廷会议。从8岁到14岁，在这6年的时间里，主要是读书、学习。他立下做贤君、明君、勤君、慎君的志向。“康雍乾之治”的局面是康熙帝开创的。 康熙帝的可贵之处，在于既能尽量地汲取明朝灭亡的教训，加以改进；又能认真地继承清初优良的传统，加以总结，从而将御门听政定成制度，亲做表率，以传久远。御门听政由康熙帝亲自主持。无论是在皇宫还是在行宫，也无论是在禁城还是在御苑，凡是御门听政会议，一概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大权亲操，不假他人。六部九卿集议。在御门听政时，奏、听、议、决、行五个环节连通，部院大臣们集思广益，时有诘难，偶有批评，慎重决断。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大帝20岁。此时，他遇到人生第一次大的挑战与考验，也是他的祖父、叔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历史包袱——“三藩”问题。康熙帝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表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的素质。康熙帝与吴三桂，八年之间，半个中国，进行了一场大博弈——一方是20岁未经战阵的康熙帝，另一方是62岁身经百战的吴三桂。吴三桂等在帮助清朝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但在封藩之后，却权势日张，拥兵自重，逐渐成为占据重要地域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分作三个部分：一、面临变局，坚定；二、身处危局，镇定；三、获得胜局，淡定。 自努尔哈赤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建州起兵，到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反叛，整九十年，康熙帝之前的“二祖一宗”三代，虽已征服中原土地，却未征服中原人心。康熙帝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中，他同时采用两种手段：一是军事手段，即弓马骑射；一是文化手段，即儒家思想。康熙帝的目的，不仅要武力征服，而且要收揽民心，尤其是士人之心、名士之心。 为治之方，以敬天爱民为本；长生之道，以清心寡欲为要。要想做到对一个地区的真正征服，单靠武力镇压不行，更关键的是要做到使人心悦诚服。怎样收揽民心？清初，大学士范文程谏言皇太极：“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清史列传》卷五《范文程》）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收揽了士心，也就等于收揽了民心。康熙帝深明此道，特别关注收揽士人之心，尤其是名士之心。反过来说，吴三桂叛乱没有得到一位江南名士的支持，这是他失败的原因之一。 康熙帝争取民众之心、士人之心、名士之心的这项重要措施，就是开博学鸿词科。清朝博学鸿词科的特点：一是科试高端，虽是科举取士的一种，却在进士之上；二是严格灵活，不定期，规格高，标准严，录取宽；三是荐考结合，规定在京三品以上、在外督抚等官员推荐，然后在京参加考试。博学鸿词科取士，其政治与文化意义在于对人心的争取。康熙帝通过此次考试，向天下人表明了他重视和优待汉族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他尊儒重道的文化政策。他的宽大胸怀及关切士人的良苦用心，获得汉族士大夫的好评。从而缓解了博学鸿儒与清朝对立的心结。清史大家孟森先生称此举为康熙帝“定天下之大计”。 康熙帝的一大历史功绩是统一台湾。康熙帝统一台湾，正值他三十而立之年。这时，他亲政已经16年，特别是经过长期刻苦的学习，8年艰难平定三藩的磨炼，他更加成熟，更加坚定，也更加睿智。康熙帝的人格魅力和智慧韬略，在统一台湾的实践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康熙帝统一台湾，可称之为三个“善”：一是善抓时机，二是善于用人，三是善定制度。 从康熙元年（1662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对郑氏，以抚为主，双方先后有12次谈判。康熙帝为了抓住合适时机统一台湾，整整等待了20年。 内外原因有五：其一，三藩战争结束，中原大地统一，可以集中力量处理台湾问题；其二，台湾政局变动，郑经死后，诸子相争，官员内讧，文武解体；其三，台湾内部，官兵离心——康熙元年至三年(1662—1664)合计投诚官员3985员、兵40962名、归农官弁兵民64230名口、眷属人役63000余名口、大小船900余只；其四，台湾水旱灾害严重，“人民饥死甚多”，民众对台湾郑氏政权不满；其五，荷兰等殖民者势力衰弱，无力干预，国际环境有利。 康熙帝经过慎重的调查研究，起用原郑成功部将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 率清朝水师，向澎湖进发。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水师2万人，战船230余艘，出其不意，向澎湖进发；此举出乎刘国轩之所料，他没有想到懂得海上风候的施琅，会选择大风大浪的季节进攻澎湖，因事发突然而措手不及。第二回合，清军与郑军在澎湖海域进行决战。清军船舰分作三队：左翼以50艘进攻鸡笼屿，右翼以50艘进攻牛心湾；主力由施琅率领，分作前后两队——前队56艘居中，后队80艘分作两股，既左右策应，又前后援应。郑军将领刘国轩率军全力以赴。从早上七时到下午四时，双方海战，异常激烈。施琅指挥清军，靠近敌船，用火罐、火筒、火炮、火铳等，射向、抛向郑船。霎时间，郑船焚烧，一片火海。郑船20余艘，沉入海中。刘国轩见势不妙，乘小船逃往台湾。郑军见主帅逃走，大势已去，5000余名官兵向清军投降。此战，郑军死伤1万多人，清军总兵朱天贵等300余人战死，清军取得了海战的胜利。清军取得澎湖海战大捷，打开了通向台湾的海上门户。郑氏失去屏障，官兵解体，风声鹤唳，无力再战。台湾流传施琅会乘胜进入台湾，烧杀抢掠，为父报仇。施琅郑重宣布：仇人只郑成功一人，郑成功已死，决不报复其他任何人。郑克塽同意投降。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一日（1683年10月1日），施琅率领清军前往台湾受降。郑克塽率领官员列队恭迎。双方在天妃宫会见，施琅“握手开诚，矢不宿怨”。事后，施琅亲自前往郑成功庙进行祭奠，表现了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博大胸怀。是年施琅63岁。康熙帝重用施琅，台湾一统。这正好应了郑成功的一句话，当年他得知施琅逃走时后悔地说：“吾不幸结此祸胎，贻将来一大患！” 康熙帝统一台湾之后，没有像汉武帝打匈奴、唐太宗战突厥那样，战胜即走，得而复失。康熙帝对郑克塽等以往之罪，尽行赦免，并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封郑克塽为公、冯锡范为伯、刘国轩为天津总兵官，俱隶上三旗。他采取若干重大措施，特别是加以制度化。 统一台湾后，康熙帝从施琅建议，命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驻扎军队，开海禁，通贸易。又在台湾实行科举，设科取士，兴举文教，发展经济。在康熙朝台湾重归版图的近40年间，台湾的经济、贸易、社会、文化、教育，都得到很大的发展。康熙帝统一台湾表明，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康熙帝在处理北部蒙古难题、建立北疆长城时，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统筹蒙古各部，表现了雄才大略；二是多伦会盟，表现了雄图高远；三是三次亲征，表现了雄心壮志。 在多伦会盟过程中，康熙帝显示出一位政治家的雄才大略。通过请罪、众议、赦免、赐宴、封赏、大阅、建寺、编旗等形式，平息喀尔喀两部的积怨与纷争；推行清朝的编旗、封爵和法律制度，稳定喀尔喀蒙古社会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使之“感怀帝德，咸倾心臣服，愿列藩属”。这是康熙帝为国家统一大业建立的又一大历史功绩。 噶尔丹公然向康熙帝提出：“圣上（康熙帝）君南方，我长北方。”这种狂妄野心，这种分裂国家的举动，是康熙帝断然不能允许的。康熙帝为了和平解决同噶尔丹的矛盾，恩抚为主，平乱为次。反复宣谕，耐心说服，均不奏效。事端扩大，威胁京师。康熙帝以噶尔丹“一日不灭，则边陲一日不宁”而三次御驾亲征。 康熙帝在三次御驾亲征中，不论是武器、兵力、粮饷、情报等，他都亲自筹划，周详部署，预料彼己，谋定而战，用望远镜观察，制造火炮随行，显示其丰富的军事知识，聪颖的谋略智慧。且不怕大漠沙碛，不惧沙俄威胁，长途跋涉，身陷绝境，山穷水尽，不避辛苦，不怕艰险，充满信心，绝处逢生，表现出过人的胆识、耐力、体魄与意志。 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广大农民没有饭吃。于是他们揭竿而起，逼得崇祯帝自缢。明清更替，战乱不已，社会动荡，耕地荒芜，水旱频仍，食不果腹。康熙帝面临一个大难题，就是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康熙帝以农为本所做的三件事：一、行亲耕礼；二、绘《耕织图》；三、种试验田。 康熙帝不仅会耕地，而且还掌握得比较熟练。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康熙帝到京畿南博野（今河北省博野县）视察农耕，了解农情，路经一块田地，康熙帝亲自执犁，耕地一亩，观者万人。陪同的直隶巡抚李光地专门为文勒石，以纪其盛。这件事说明康熙帝重视农桑，也说明他会干一点农活。这对一个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康熙帝以自己亲临先农坛行礼和先后55次派遣大臣到先农坛行礼的实际行动，彰示自己敬重农神、重视农业、以农为本的思想。 康熙帝治河，亲自考察，重用能臣，反复商讨，慎重决策，使黄河治理大有改观，出现了四十年安澜的局面。康熙帝对有争论的问题，自己不轻易下结论，而是派人去调查，亲自召大臣谈话，令九卿等会议讨论，甚至进行御前辩论。他经常在御门听政时向启奏的大臣们询问各地水利工程情况，并利用六次南巡之机，多次视察河工。如对九卿会议提出“祈皇上亲临河上指授方略”的要求，加以断然拒绝。而九卿一再坚持，申明利弊，说皇帝不亲临指示，就不敢动工，工程也不能善成。康熙帝最终同意亲自前往阅视。在治河的过程中，或康熙帝说服了九卿，自己的意见得以顺利推行；或康熙帝发觉自己意见并不完全正确，而采纳臣下意见改变决定。 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31岁，到四十六年（1707年）54岁，康熙帝六下江南，共520天。其中第六次南巡时间最长，118天，达四个月。他是清朝12位皇帝中，第一位航经运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6条大江河的皇帝，开创了清帝南巡的先例。他想在南巡中解三个结：一、解文化之结；二、解君臣之结；三、解君民之结。 康熙帝南巡，一个重要期待是：解满汉文化之结。康熙帝从三代先祖手中接到的一个沉重历史包袱是：满汉文化冲突，整整一百年间，没有完全化解。努尔哈赤的“屠杀汉儒”，皇太极的七掠中原，多尔衮的强令剃发，使得中原汉人更强调“夷夏之辨”，对立情绪更强。康熙帝的“四祭”——祭孔子、祭岱庙、祭明陵、祭禹陵，就是向天下宣告：接受汉族儒家文化。康熙帝的“四匾”——给大儒董仲舒、周敦颐，特别是给领导岳飞抗金的宗泽、给背负南宋末帝投海而死的陆秀夫，展现作为一代帝王的博大胸怀，表明康熙帝不仅是满洲令主，而且是天下共主。 康熙帝南巡，第二个期待是：解君臣隔膜之结。康熙朝满洲官员占主导地位，汉官常有不满情绪。康熙帝通过南巡活动，尽量缓解满汉官员之间的矛盾，对汉官采取许多怀柔、笼络措施。 康熙帝南巡，第三个期待是：解君民夷夏之结。汉人、特别是江南汉人，对满洲文化有一种隔膜，当时人叫作“夷夏之辨”。多尔衮时期，“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抗清”，江南人民，刻骨铭心。康熙帝南巡一个期待是，笼络士绅，维系民心，化解历史积怨，消解不满情绪。他每到一地，都减免田赋，关心民瘼(mò)，舆情轰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君民心结的积极作用。 康熙帝一直不赞成人君微服出游。他在晚年，还对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徐元梦说过：微行之事，断乎不可。不但为人君者，即总督、巡抚亦不可。 在康熙帝主持并参与下，康熙朝于史书、字书、类书、文学书、经书的编纂、整理、出版，成果丰硕，功绩显著。康熙帝对著述、出版的态度，积极严谨，多而不滥。他在大臣奏疏上朱批：“每日修书，不肯闲住，此朕最乐之事。”康熙帝视著述、修书为乐事，为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康熙帝的一生都与天文历法和数学结下不解之缘。他学习西方科学，应用西方科学，不仅使自己成为博学的皇帝，而且促进了清朝科学的发展。 康熙大帝和路易十四，这两位东方和西方的巨人，曾经有过一次重要的联系。南怀仁给法王路易十四写信，请求他派遣传教使团来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路易十四向中国派遣一批耶稣会士，洪若翰、白晋、张诚和刘应带来了浑天仪等30箱科学仪器，作为送给康熙帝的礼物。康熙帝见到这些礼物很高兴，并将张诚和白晋留在宫廷。他们起了中国名字，学会了满语、汉语，为康熙帝讲授西方科学。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白晋受康熙帝派遣，回法国招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他带了300多卷典册，作为给路易十四的礼物。路易十四和康熙帝的这次联系与科学有关，但两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却大有差别。 路易十四热衷于芭蕾舞等文化艺术，对科学毫无兴趣。《太阳王路易十四——法国凡尔赛宫珍品特展》中，有一幅路易十四视察法国科学院的珍贵画品。这是他唯一的一次视察法国科学院。法国史学家评价他：“路易十四根本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但路易十四却重视国家的科学建设，1666年（康熙五年），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科学家享受国王津贴，学术活动受到资助。康熙帝注意吸纳西学、重视科学，他没有见过芭蕾舞，却对西方科学如醉如痴。康熙帝是一位善于读书、善于动手、善于观察、善于思考、善于总结的具有学者气质的皇帝。他曾经想“把西欧的全部科学移植到中国来，并使之在全国各地普及”，但没有实现。康熙帝不会想到，100多年以后，他的子孙身为清朝君主竟然因为落后而挨打。同样，路易十四时代是一个崇尚文化、争战疆场的时代。对芭蕾舞如痴如醉的路易十四也不会想到，重视文化，促进觉醒，他成就了一个引领欧洲思潮的文化大国，为法兰西资产阶级大革命思想的诞生和传播提供了社会基础，结果他的后继者路易十六被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 文字之狱，就是因文字触犯龙颜而被下监狱，遭到镇压。清朝文字狱之先例，是从康熙朝开始的，虽其数量远不及雍正、乾隆两朝，但开了清朝文字狱的先例，使士人活跃的思想受到钳制与打击。 康熙帝是一位读书学习型的皇帝。他的《庭训格言》即《康熙语录》，共246条，其中有41条讲读书学习，占总条数的1/6，就是例证。康熙帝的读书学习，从5岁开始，到69岁故去，其间65年，经历了“四个阶段”——少年好学，中年苦学，盛年博学，老年通学。“四种境界”——欣然境界、愤然境界、敬然境界、陶然境界。“四点经验”——贵恒久、贵思悟、贵知行、贵著述。康熙帝22岁时，即从康熙十四年（1675年）四月二十三日开始，规定在讲官进讲之后，由他复讲一遍，以求阐明义理，有裨(bì)知识贯通。康熙的读书之道，于今人，犹可鉴。 历来皇帝求长生，长生皇帝无一人。康熙帝的可贵之处是，不求长生，而求养生。康熙帝的养生，有一套方法和经验——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既重养生，更重养心。既重视饮食起居，又重视弓马骑射，更重视修心养性。养心要悦心、养心要宽心、养心要善心、养身要修心。 康熙帝说过：“朕每日进膳二次，此外不食别物。”就是说康熙帝每天吃两顿饭。两顿饭之外，不再吃东西。每日两餐，这个习俗，清帝沿袭，直到清末。这同满洲传统习惯有关。满洲先人早上吃饭后上山，或打猎，或采参，晚上回了家吃饭，于是养成一天两餐的习俗。康熙帝的作息时间，从史书记载来看，是比较有规律、有节制的。他经常早起、早睡。一般是早上寅时（3～5时）起床。康熙帝居住有两个特点：一是中年以后，大多时间住在郊外。春秋多在畅春园，夏季多在避暑山庄。康熙帝夏秋多在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这对他的健康是有利的。 康熙帝身体很好，他说：“朕自幼强健，筋力颇佳，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握箭，用兵临戎之事，皆所优为。”重视巡守和骑射——东巡、西巡、南巡、北征，既是体育活动，也是娱乐活动，更是健身活动。 康熙帝自幼生活在一个庞大的皇帝家庭里，他成人后又营造了一个更加庞大的皇帝家庭。康熙帝的后宫家庭是清朝诸帝中最大的家庭，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家庭。共6代人，有太皇太后、太后太妃，皇后妃嫔55人，子女55人，孙、曾孙150余人，还有服务的太监、宫女。康熙帝对祖母孝爱，对皇后挚爱，对子女慈爱，各种关系处理得当。 康熙帝61年皇帝生涯，遇到三次挑战皇权的斗争。第一次，少年时期，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他用“布库”就是“游戏兵”智擒鳌拜，亲掌朝纲。第二次，青年时期，皇权与“藩王”的矛盾，他用武力讨伐，经过八年战争，取得削平“三藩”的胜利。第三次，老年时期，皇权与储君的矛盾，他动用皇威处置之，极为痛苦，极为艰难，也极为伤心。康熙帝文治武功，英明一世；立废太子，糊涂一时。他在处理皇太子事件过程中，立废反复，犹疑不定，自乱章法。 一般认为：中国在帝制时代，在大一统的皇朝中，出现过三次盛世，这就是汉武帝盛世、唐贞观盛世、清康熙盛世。清朝康熙盛世的特点和标志，主要表现是：(1)国家空前统一，(2)疆域空前广大，(3)民族空前协和，(4)文化空前融合，(5)人口空前众多，(6)经济空前发展，(7)社会空前安定，(8)万国空前来朝。 可以说康熙朝是中国皇朝史上的一个盛世朝代。“盛世”的“盛”是强盛、昌盛、兴盛、繁盛的意思。康熙朝的后四十年，在中国皇朝史上，的确是一个相对强盛、昌盛、兴盛、繁盛的局面——“强”，当时是世界上强大的帝国；“昌”，是当时世界上昌明的大帝国；“兴”，当时是亚洲兴隆的帝国；“繁”，当时是比欧洲国家繁荣的帝国。 康熙帝既有功绩，也有缺憾。康熙帝的缺失，可以列出很多。如台湾内附后开放海禁，但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突然宣布商贾“南洋不许行走”，此一决策，大有失误。又如晚年禁止天主教传布，切断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联系。再如禁止采矿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也使手工业材料发生短缺，对社会经济发展不利。另如限制新武器的试验、制造、配置，影响军力的强大等。康熙帝的长处主要是解决传统的问题，比如勤政、治河、农桑、尊儒，善于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再前进一步，或者恢复起来，或者更加完善。他没有对自己遇到的各种新问题作一个整体的认识，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回应。清朝的灭亡正是在制度、体制、政策、民生、文化方面矛盾交织而产生的结果。 八旗制度是清朝立国的根本制度。清朝有些制度是学习明朝的，如六部设置、内阁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等，但八旗制度是明朝所没有的，也是以往皇朝所没有的。清朝不同于明朝的关键一点，就是旗民矛盾。这是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清朝的死结。这个难题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并不突出；顺治时期，已经突出，但顺治帝年轻、在位时间短，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康熙帝不同，他在位时间长、政治上成熟、威望也很高，有条件、也有可能进行改革，或加以解决。但他没有这样做。从这种意义上说，康熙帝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位改革家。此后，雍正帝在位时间短，乾隆帝缺乏魄力，也都没有解决这道难题。再往后，内忧外患，矛盾丛生，失去解决的机会。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既了解西方科学文化、又精通中华传统文化的唯一的封建君主。他学习西方的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生物学、音律学、医药学、解剖学、测绘学等。还建立蒙养斋，被西方称为皇家科学院。但康熙帝仅仅局限在个人兴趣、个别皇子、个别官员的研修上，没有成为政府行为，也没有形成国家政策。这一点，康熙帝同俄国彼得大帝相比，显得有一定的差距。彼得大帝建立近代工厂，建立海军；康熙帝却始终没有产生对近代工业的狂热，也没有使社会越出封建经济一步，更没有表现出某种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尝试。 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国两千年皇朝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君主。康熙帝的三大主要贡献是：奠定中国版图、协和民族关系、传承中华文化。他的三个主要缺憾是：八旗制度未能彻底改革、文化差异未能深入弥合、学习西学未能形成国策。 康熙帝的个人素养“一以贯之”——知敬、知孝、知勤、知慎、知学、知止。康熙帝认为，君子修德，在于知敬。知敬，就是要敬天、敬地、敬人、敬事、敬己、敬祖，要有敬畏之心。康熙大帝，地位至高，权力至上，作为皇帝的“敬”，就是对自己的约束。康熙帝主张君子“五不敢”——“勤修不敢惰，制欲不敢纵，节乐不敢极，惜福不敢侈，守分不敢僭”。康熙帝要求官员“清慎勤”，即“慎”在“勤”之前，因为勤而不慎，会把事情做错，督责愈勤，损失愈大。慎，既慎言，又慎行。康熙帝修心以谦，修行以健，一生勤奋，一生谨慎。康熙帝读书，终生坚持，手不释卷，是一位学习型的皇帝。他说：圣人一生，只在志学。康熙帝知足知止，既不立碑记功，也不自上尊号，在位61年，一直谦逊不骄，从不喜欢别人对他过分阿谀与赞美。康熙帝之个人修养、勤学内省、文治武功、出众才华，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实属罕见。康熙帝的这些素养，不是一曝十寒，也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一以贯之”。康熙帝的可贵在于一句话：“公四海之利为利，一天下之心为心”。 从中国历史规律来看，大乱之后往往有大治，短命天子之后往往有寿君皇帝。明末到清初，数十年战乱，给康熙大帝提供了一个做明君的历史机遇；从满洲贵族集团来看，康熙帝正好处在从“打江山”到“坐江山”的转变——满洲虽占有中原大地，却没有坐稳江山，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满汉民族关系，而使族群矛盾激化，有可能会重蹈元朝最后被赶回漠北的历史重演。而如能缓和各种矛盾，成功实现“转型”，而其“守成”之功，实同“开创”之业。 这些就是康熙皇帝成为一代“大帝”的重要“天时”条件。康熙帝利用了有利条件，做出历史功绩。

评价这本书之前，先说一下主人公: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二位皇帝，也是中国封建历史上，中国皇权时代，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帝王。对这样的皇帝，各种小说，演义，电视，里面的内容可谓是琳琅满目。而各种历史专业书籍上，也是众说纷纭。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我只在这里简单的写一下自己看完本书的看法:从封建帝王的角度来看，金瓯一统，捍卫祖国领土与主权完整，至少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但在位期间，多次施仁政，兴修水利，常年御门听政，并始终如一，这就更加难能可贵。十次谢绝各种上尊号（这点对比他孙子晚年自称十全老人），更能显得谦虚与自我清醒。当然有人会说，他大兴园林，我的看法是，这让中国的园林史以及建筑史达到了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高度。还有人会说文字狱，我的理解是，尽管他开文字狱之先河，但比起儿孙来说，处理相对还是较为严谨加保守一些。同时也别忘了，他在这期间，文字方面有康熙字典流传后世，有古今图书集成，让后世称颂。还有人说他爱科学但只是个人喜好，我的理解是，这就是个人时代的局限性，但就算如此比起他子孙不知:英吉利在哪里，是否有陆路相通。要好太多了。至于还有人说他两次废立太子，我只能说这不单单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封建时代皇权的最大弊病。也是未来后期民主替代皇权的一个原因所在。当然，八旗制度没有改革，晚年禁止传教，以及海禁，这些他都有责任，但也不能只是让他一个人承担所有责任。还有人说，后期西方国家纷纷让自己国家迅速的走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我只想说，这里阎先生写的很清楚，除了英国光荣革命之外，（即便是这样，英国的影响力也是极为有限，和十九世纪完全就是天壤之别。）那些都是他子孙后代的事情。把这些也算在他身上，在历史研究上，是不公允和不合适的。所以综上所述，一个封建帝王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帝王，能有这样的高度，称之为大帝，甚至是千古一帝，我认为这个评价并不过分。最后我想说一下这本新版书。阎先生的这本康熙大帝，除了早期讲座的视频，和早期出版的康熙大帝外，这一本新书比早先的书籍加视频增加了差不多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内容。可以说先生费心费力，尤其是耄耋之年，依旧在各种补充，笔耕不缀，实在是我学习的楷模。当然，这本书也有一些我个人觉得不合适的地方或者我的个人建议（具体在书评里面有写出，这只是我自己的个人看法，见仁见智。）还望历史更好的朋友能答疑解惑，弥补我本人因为不够全面的不足之处。

前几天开始看的书，今天看到康熙帝驾崩那里，时间是“1722.12.20”，今天刚好是“2025.12.21”。突然内心涌上一股沉重感。 故而在那句时间下做了个批注“旅沪后生淙裕敬吊大清圣祖仁皇帝于斯”

知敬，知孝，知止，知勤，知学，知慎，千古一帝，康熙

康熙作为满清的一员早已臭名昭著，干的那些事在历史上罄竹难书。 如果这样的人也能称之为大帝，那中国每个人都是大帝。

三星推荐。康熙是个锐意进取的皇帝，做事有计划性，稳扎稳打，不畏外敌，主动出击（如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西藏，击退沙俄等），这些事迹众所周知。我更喜欢反思与横向比较——康熙所处的世界环境是西方列强的前两次崛起浪潮之间，所以有发展国家的充分条件；他虽然是喜欢西方科学的，但是对于西方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工业进步中，一无所知，甚至可能不关心。他在位期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实行议会与国王共同统治、走向君主立宪制；俄国沙皇彼得一世去西欧取经，并将西欧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应用于本国建设，兴办工场，发展贸易，建立正规陆海军队。而康熙皇帝一以贯之地重视务农和养蚕，和外部飞速发展的世界逐渐脱节，没能为后世清朝皇帝在工业化、现代化道路起到启蒙作用。很可惜。

在诸多皇帝中，康熙是不可多得的雄略大帝，把中国的影响力广播世界，也把中华文化融入满蒙藏，这也一举敲定民族大一统格局。他也用独特的政治手段（例如：用政治联盟、联姻笼络蒙元残余势力，彻底断带北部边防，体质上创新八旗编制，防与治融为一体。用抽签与中央任命彻底掌控西藏统治阶层。）……但不能忽视康熙时期的严重弊端，思想深深禁锢、闭关锁国、科技开始落后欧洲、八旗编制出现泛滥与放纵八旗子弟等等。 但这本书对康熙时期弊政都是一掠而过，甚至在读的过程中给人感觉作者故意在强调“在有权有势的人身上绞尽脑汁找优点”……康熙作为一个人，有正面就有反面，正面的我们够人理应学习，比如勤奋、读书刻苦、作息规律、矜持不好大喜功、爱民常为民所虑。同样，缺点我们后人也应该警醒，避而不谈是尊重这位雄才大帝呢？ 作者写出了康熙帝的历史高光时刻，但作者的主观情感过于流露，缺乏客观定力，也没有写出历史纵览的远光。因此，只能算作一般吧，可读性不强，一遍略读就够了。

推荐一下不要带有民族色彩，康熙确实是除了李世民之外最伟大帝王，不过书中错误还是要指出来，比如什么叫细节呢，376页胤秘是諴不是诚，398页9岁十一月南明鲁王去世地为金门，而不是台湾，412页琉球王子尚贞不是商贞，431页四十八年十月，十四子封的是贝子而不是贝勒，可以查实录。

就是对百家讲坛的讲话稿整理的，看百家讲坛也一样，专业性不强，普及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