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知远
许知远“梁启超五卷本”第二卷,讲述走向世界的梁启超。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却意外踏上全球化的时代浪潮,在广阔的世界舞台上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这一时期的梁启超以日本横滨为基地,先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促发了中文世界新知识与新思想的生产与传播,影响巨大且深远;同时他游历夏威夷、澳大利亚、北美等地,呼应海外华人广泛觉醒的政治意识,建立保皇会(Chinese Empire Reform Association)的全球网络。 本书以大量细节还原历史场景,塑造了一个有着丰富情感维度的政治亡命者形象;并以梁启超为中心,牵引出严复等维新同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李鸿章、大隈重信、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人物,更有温哥华的叶恩、新加坡的邱菽园、悉尼的梅光达等散落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他们的热情与挣扎,敷演出一部19、20世纪之交的全球风云画卷。 三十而立的梁启超,以世界经验反观中国困境。他逐渐脱离康有为,获得智识上的独立,也走到了思想成熟的关键时刻。从“维新”到“新民”,梁启超再一次推动了“变革”。
“矛盾”与“变化”是梁公这五年的关键词。 他的事业、他的信仰、他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似乎一直在变化,一直在矛盾中摇摆,恰如其师康有为批评他的那句话“流质易变”。 但在所有的这些变化背后,我们又能看到梁公的坚持:努力找到一种最快的道路,让这个他深爱的国家进入现代。只不过时代的复杂超过他的想象,这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还无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五年,梁公以其作为,也给我们展现了另一种人生选择,如果眼前尚不明朗,不如带着开放的心态继续向前走,了解更多、学习更多、接纳更多。也许此生都无法发现一条十全十美的道路,能让自己一直坚定地走下去,但时刻敢于更新自己,让今天的自己超越昨天的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坚定的选择。
流亡,另一种破茧:我读《梁启超:亡命》 一份政治通缉令,一张日本护照,却意外开启了一位思想家与世界最磅礴的对话。 当梁启超于1898年10月11日下午踏上日本巡洋舰“大岛号”,逃离塘沽港时,他或许未曾想到,政治上的亡命将成为他精神上真正觉醒的开端。 许知远在《梁启超:亡命(1898-1903)》中描写的这五年,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维新志士的海外流离,更像是一部在时代惊涛骇浪中,一个人如何艰难而璀璨地重塑自我的精神史诗。 01 历史温度 历史书上简短几行记录的“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在许知远的笔下被还原出了血肉与温度。那不是一段扁平的史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被迫切断与故土的一切联系后的迷茫、恐惧与不甘。 梁启超为自己取了个日本化名“吉田晋”,取自查末名士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作。读到这里,我停住了。 一个名字的更换背后,是身份撕裂的痛苦与重建的渴望。他就像他所欣赏的西乡隆盛——那位日本幕末的改革家,最终却为保守传统发起叛乱。梁启超也困在类似的矛盾中:渴望用新思想维新变法,灵魂深处却盘踞着无法割舍的儒家传统。 书中一个细节击中了我:当康有为得知梁启超与革命派接触后,大发雷霆,梁启超最终选择与革命派一刀两断。 那不是简单的服从,而是一个在“尊师”与“求真”之间被撕扯的灵魂的无奈选择。历史的主题,从不是冰冷的事件,恰恰是事件发生时,人心里的惊涛骇浪。 02 思想突围 流亡,对梁启超而言,是绝境也是机遇。许知远清晰地勾勒出梁启超在日本的蜕变轨迹:从《清议报》到《新民丛报》,他完成了从保皇宣传家到现代启蒙者的关键一跃。 他创办报刊、建立全球保皇会网络,并非仅为政治活动,而是在搭建一个前所未有的中文世界思想交流的枢纽。 他的目光穿越了朝廷的兴衰,聚焦于“四万万同胞”这个整体概念。这个今天看来平常的词,在当年却是“近代中国最被神话的词语”,它将屈辱放大,也将力量凝聚,最终成为一种改变国家的精神杠杆。 最让我着迷的是他在夏威夷海船上写《少年中国说》的场景。在茫茫大海上,远离故国的绝望与新生太阳带来的希望激烈碰撞,化作那喷薄而出的名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那不是书斋里的想象,而是一个漂泊者在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中,对国家命运最炽热的寄望。 03 多维视野 从学术视角凝视这段历史,梁启超的五年亡命生涯呈现出惊人的丰富维度。 从哲学上看,他提出的“新民”说,核心是塑造具有“平民化自由人格”的现代国民。他主张“除心奴”,认为“辱莫大于心奴”,这超越了制度变革的层面,直指人的精神解放。 从心理学分析,流亡是一次被迫的“个体分离-个体化”过程。他必须摆脱对康有为的思想依附(“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在脱离“恩师”的精神庇护后,经历痛苦的“智识断乳”,最终建立独立思考的自我。 从社会学观察,梁启超在海外构建的跨国知识网络与保皇会组织,是一种跨越地理疆界的社会动员实验。他连接了横滨的知识分子、新加坡的商人邱菽园、悉尼的梅光达、温哥华的叶恩等散落世界的华人,形成了一个前数字时代的全球化华人社群雏形。 历史人文层面,他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痛陈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他推动的史学革命,旨在将历史的叙述从帝王将相转向国民群体,这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人文思想启蒙。 04 人的成长 撇开所有宏大的头衔,这本书最打动我的,是它刻画了一个在逆境中持续成长的生命样本。 同时代的许多人,在变法失败后,或背叛,或消沉,或隐退,或陷入不切实际的狂想,“所有人都停下来了,只有梁启超在进步”。 他的进步源于罕见的特质:一种天真的勇敢。他主动与政见不同的孙中山交往,甚至联名劝谏恩师康有为退休。他能坦然面对自己的错误,在论战失败后接受批评,立场可以转变,甚至文章中存在自相矛盾之处。 他自我剖析:“我是一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 正是这种对世界旺盛的好奇心,支撑他广泛涉猎哲学、社会学、法学,甚至翻译和创作科幻小说。流亡没有让他枯萎,反而让他接触更广阔的知识世界后,绽放得更加绚烂。 05 我的触动 合上书本,我一直在思考许知远为何花费如此篇幅只写梁启超的五年前命生涯。我想答案或许是:这五年浓缩了一个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诞生的全部阵痛与荣光。 梁启超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今我国民非能为春秋、战国时代之人也,而已为二十世纪之人。非徒为一乡一国之人,而将为世界之人。” 这句话穿越百年,依然有力。在今天这个同样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某种“流亡者”——从熟悉的思维模式、职业轨道或生活常态中被抛出来。 梁启超展示了一种可能:流亡可以是视野的开阔,是思想的破茧,是成为“世界之人”的契机。他不提供简单的答案,但他展示了一种在变动中保持开放、在困境中坚持思考、在迷茫中不断自我更新的生命姿态。 他最终意识到,真正的变革不在紫禁城的宝座上,而在每一个“新民”的头脑与心灵中。从“维新”到“新民”,梁启超完成了他最重要的思想转身,也将问题的答案,交给了每一个后来者。 梁启超在夏威夷的隔离期间,望着浩瀚的太平洋,或许意识到,个人的流亡与一个民族的困境,本质上都是与世界重新建立连接的艰难旅程。 当他把“四万万同胞”作为一个整体概念提出时,流亡者与故土之间那道物理的海洋,已经被思想的桥梁跨越。 许知远通过这部传记告诉我们:梁启超没有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但他示范了一种在绝境中如何保持思想活力与生命尊严的姿态。这种姿态,或许比任何具体的政治方案都更为持久,因为它关乎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如何在剧变中依然保持精神的成长与思想的年轻。
怀着很多期待和耐心看完了这本书,味同嚼蜡,就是个综述而已。略微有许知远的个人情感,但已被所谓的完成任务所掩盖。倒是有一段历史和此前看的《无责任的帝国》连上了。 1、梁启超(1897-1929)经历过起起伏伏,走遍日本,新加坡,檀香山、加拿大和美国,不断吸收不断否定自己。梁启超的时代比约翰逊亚当斯密晚100多年(《重返昨日世界》) 2、🧧🧧🧧在更宽阔的历史视角下,宫廷权力不是唯一重要的,中国有更根本的长远的问题需要应对。可以参考谌旭彬的《大变局》。🍏🍏开办报纸解放普通民众的思想,确实是厉害的。 3、中国史学的毛病:能叙述不能别猜,能因袭不能创作。迷恋正统,不仅谬误还有奴性。有历史但缺乏历史观。 4、最大的个人感受:🌸🌸问题是在做事情中出现,再在做事情中去解决。
这本不好看的原因在于梁启超辗转各国,地方众多,演讲众多,人物也众多,但这些行为仅仅影响了他个人的思想,对当时之中国局势几乎没有影响。所以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梁的名字被渐渐抹去。 这大半本书展现出的梁辗转海外的经历,用书中的一句话形容:人们可能并不清楚也不关心梁的意图和目的,但却都想一睹这位 中国最出名人之一 的真容和风采。
读了修订再版的第一卷,在惯性作用下,把第二卷又读了一遍。
断断续续读毕。还是最初章节的感受。背景交待很丰富。这是本书特点和长处,我是很欣赏这种丰富的。但反过来可能也成了短处,关于主人公个人的细节就相应单薄了,总显得形色匆匆,仿佛日记般的日日前赶。心理和情感的历程更乏于描述。从罗列的索引之丰富看,不在于资料匮乏,可能在于没能或不愿细细消化。例如说某不讨喜,在于梁不喜欢双语背景,认为属于背叛,便是臆测。梁之是否不喜双语背景,更是否认为那就是背叛,并无佐证。这种臆测,其实大可不必,倒不如老老实实说不知其由。不过此处行文,作者也未作武断,凿凿言之为己所揣度,倒也是老实的态度。但揣测却无根据,亦证明资料的消化有所欠缺。想来也是,要细细消化,那也太耗时间了。不知道是不是欠细的缘故,抑或梁氏本阶段的桴亡经历原本就波澜不惊,又抑或读得断断续续,通册读下来,心灵的巨震陡撼,竟回想若无。如果排除读者自己麻木的话,或许也可算一个小小的遗憾。不过总体看,再怎么说,这也是一本很值得读的好书。开卷有益!由此想到,梁氏此番海外桴亡,之邦甚颗,若将其时间地点作一串辑附于书末,如简易的“年表”之类,便于届时的寻访凭吊,则更有添益于读者吧。是卷已成,可否下卷作补呢?
梁启超的觉醒之路 【广师大】《梁启超 亡命1898-1903》 《梁启超 亡命1898-1903》是许知远老师笔下“梁启超系列”的第二部。原本许老师打算为梁启超大佬写三本书,但是写着写着发现三本不够,于是扩充到五本。此处足以可见许老师对梁大佬的尊敬。 许知远,男,1976年出生,江苏灌南人。他是单向街书店的创办人之一,出版了《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十三邀》、《游荡集》、《时代的稻草人》等等。曾任《PC Life》执行主编、中国先生网主编、e龙网内容总监。曾获得2015中国青年领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许老师为何要如此苦心孤诣、呕心沥血去追寻梁大佬的足迹?“我希望写的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个人与他背后的时代的关系,是一个人与他同代人的故事,是一个人与他编织的一张世界之网的故事。”这是许老师开始写梁启超传时对自己的期许,也是让读者认识梁大佬的绝佳阶梯。 在阅读此书之前,我们要先简单了解梁启超为何许人也。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 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维新派代表人物。他在很小的时候从师学习,八岁能写文章,九岁能缀千言,17岁考中清朝光绪年间举人。后成为康有为的弟子。积极推动变法,发动“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推动君主立宪。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后严厉抨击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 “梁启超系列”第一本《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而本书《梁启超 亡命1898-1903》作为承接第一本的续作,紧接着戊戌变法之后。 大名鼎鼎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在菜市口退出历史舞台,康有为带着梁启超飞往日本存续变法之火种。如果说在变法前梁启超过着相对平稳的生活,那么变法后他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他流落异乡,言语不通,除了老师康有为别无依靠,还要处处提防清朝派来的刺客以及其他的种种阻碍。然而即使如此,梁大佬依然坚持四处联络,与日本、与英格兰、与美利坚,寻求强国之道。在日本,热血未消,梁启超仍有一股干劲,却四处碰壁,被人冠以“稚童”。为何?外媒给的结论是:忠君爱国,但改革毫无章法,急躁适得其反。是的,急躁是青年梁启超的特点,也是其毛病。但是碰壁不是白碰的。渐渐的,梁启超脱胎换骨,改变自己的思维,放弃康有为固守呆板的思想,不断与章太炎、孙中山互通有无,创办《新民丛报》。相比于带着维新派的旧腔调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则有了现代品格。这些行为无一不体现了梁启超思想的进步。梁启超不同于同时期亡命的人,他们要么背叛(如梁鼎芬),要么消沉(如汪康年),要么隐退(如黄遵宪),要么狂想(如康有为),不管怎样,都只能在固步自封、画地为牢。只有梁启超,敢于反对过去的自己,用自己的双手去搏一个美好的未来。 待在日本400天后,梁启超怀揣着救国梦登上了去往夏威夷的航班。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亚洲。他去夏威夷,不是去旅游,也不是去度假,更不是去享受,而是去动员流落在各地的同胞们,用自己激情澎湃的演讲,来唤醒他们沉睡已久的爱国心。 梁启超不同于康有为,他于1900年先在《东籍月旦》使用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过一年在《中国史叙论》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又过一年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是梁启超首次提出了现代民族主义理论,这个理论增强了海内外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提升了民族自尊心和自立、自治、自爱、自任的精神,由此推动了现代化进程。 1898年到1903年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却是梁启超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段。他褪去稚衣,放眼看世界,用知识武装自己,所谓“亡命”让他重新认识了中国和自己。在这期间,梁启超留下许许多多新学术新思想新文章。耳熟能详的《少年中国说》就是诞生于1900年。 作者许知远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下了苦功夫的。他细致入微、严谨,梁启超去过的地方,他都要查找相当多的资料去验证。书中最后的注释、征引文献占用50面,可见作者的认真。作者评价也很客观,尽可能保证梁启超传记的非虚构,对于可疑的地方会标注提醒读者。 最后截取部分《少年中国说》来结尾: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许知远」的历史书写太过散漫,始终戒不掉「掉书袋」的老毛病,对传主身处的时代中,一些关联不大的人物和事物投入太多的笔墨,文字游离于传主之外的太多边边角角,导致整本传记始终有一种「失焦」和「散漫」,原计划三本的写作计划扩大为五本,实在是因为作者「水」进了太多的东西,「许知远」渴望表达太多东西,但细枝末节让他的叙述显得苍白且肤浅,明显的能力撑不起野心。
这是许知远为梁启超先生作的传记的第二卷,不出意料地,从原来三卷的计划,拓展到了五卷。 感觉这一本,我看到了许知远的写作的激情,和对作为新闻业者的先驱的梁启超的激赏和强烈的共鸣。 从阅读体验上,本书记述梁启超这一段经历,是书中最令人着迷和心潮澎湃的内容——大概从第十四章“过渡时代”的梁启超那篇“灵感”、在《清议报》第100期给老师康有为做传开始,连贯5章。 在许知远的笔下,梁启超刚刚经历了他的“奇迹之年”,在这一年,作为一个变革者,他找到了他最从容和最富才华的武器:梁启超用他的一支笔,在他新创办的《新民丛报》、《新小说》,创造了自己的世界,从笔端喷涌的文字和理念,“将比他总是挫败的政治、军事行动,更有力地改变了中国”。梁启超的传世之作《新民说》也是这一年。这一年,他30岁。 也许会问:“第二本和第一本比如何?” 我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第一本(第一卷)很不错,主线很清晰;这一本(第二卷)在其他方面需要处理的细节更丰富,也更复杂。许知远说,新闻记者是全世界最性感的职业。他也认为,学会理解他人,才是成熟的开始。
这本书更多的讲述了戊戌变法后康梁的海外活动及为推行君主立宪所做的努力,也展示了梁启超的维新思想不断变化的几年;由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希望日美英政府帮助光绪夺权,到希望以报刑唤醒国人的自强思想,再到康梁力促海外华人成立保皇会,进而帮光绪夺权实现君主立宪,再到接触共和,接触革命派思想,这实际上是梁的救国思想逐渐转变成倾向革命的历程。以前历史书只讲康梁的维新,对维新失败后康梁的活动很少介绍,算是弥补了自己的这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