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与执拗 ： 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宽容与执拗：北宋政治盛衰的历史镜鉴——宽容是制度根基，执拗是衰败开端 □□ 赵冬梅教授在其著作中，恰如其书名“宽容与执拗”所揭示的那般，以司马光为棱镜，向读者呈现了一幅北宋政治从灿烂走向黯淡的完整光谱。 作者笔下的司马光，既是仁宗朝宽容政治培养出的“温和敦厚的改革者”，又是晚年执拗地“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所有的已变之法”的政治强人； 他一生追求“异论相搅”的多元政治，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这种内在的矛盾与张力，恰恰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核心命题——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本身。 书中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司马光与王安石、苏轼、范仲淹等一代精英的互动与纠葛，揭示出这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如何因政见的分歧、利益的缠斗、性格的差异乃至地域的隔阂，将原本“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 残刻之人”的仁宗朝美好局面，一步步推向了党同伐异、非黑即白的政治深渊。 □□ 掩卷沉思，一个泱泱大国——大宋王朝，建国八十余年所积累的兴盛与元气，竟然就在几个人的从政理念、利益纠葛、性格冲突与地域成见中被逐渐消解，最终走向了政治的不归路，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司马光与王安石，这两位同样私德高尚、理想至上的政治精英，都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都以拯救国家为己任，却谁也无法容忍对方的“谬误”。 当“拗相公”遇上了“司马牛”，当“天变不足畏”的激进撞上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坚守，原本可以在理性讨论中寻求出路的政策之争，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派系倾轧。 更可悲的是，这种不宽容的政治风气一旦开启，便如同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后来的蔡京、童贯之辈，正是踩着这些精英们留下的政治废墟，将大宋送上了灭亡的快车道。 这恰恰让今人真正读懂了司马光为何要倾尽一生心血编纂那部《资治通鉴》。 这位在政治实践中饱尝理想与现实撕裂之痛的政治家，或许正是在洛阳闲居的十五年里，在历史的书写中寻找着超越时代的答案。 “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以为是书”——这部皇皇巨著，是司马光留给后世的遗言：治国理政者，当知历史的重量，当明人性幽微之处，当警惕“自以为正确”的执念如何一步步吞噬宽容、埋葬理性、导向衰亡。 □□ 一个国家的命运，往往不取决于外敌的刀兵，而取决于内部精英们能否在分歧中保持对话的耐心、在斗争中守住宽容的底线。 这，或许就是赵冬梅教授这本书透过司马光跌宕起伏的一生，给我们这个时代最深沉的历史叩问。

作者赵教授是当代治宋史的知名专家，而司马光又是一个后世传说中被脸谱化的人物，所以，有兴趣翻开了这本《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读后掩卷，略有感触一二三四： 作者坦诚她是“爱”司马光的，从本书前言中就可读出她的心意乃至著写本书的目的，还后世懵懂我等一个真实可敬、忠诚爱君、力主宽容政治之风的孝子、学者、史家、好相公！ 因此，作者选材是花了心思的，避免了对司马光有敌意的书写记录，实在重大且无纯粹中意文字的，作者行文中会随时添笔加以解说辨明，以助读者诸君始终端正对司马光氏的正确认知和态度。这种写法，好，也不好，简言之少了些对读者阅读力理解力的信任，或许是赵教授爱司马胜过爱读者吧？😁 第三需要谢谢作者，她的文字确实给我一个比较完整的司马光画像，深刻认识了一位少年老成的中庸之道之上上人材，在家族庇护、父母宠爱、恩师提携、太皇太后信任的长年累月里，一点一点积攒学识、习得官功、诗词骈文虽然不够，但劝人的道德文章确是一流，具备辅佐明君建功立业的高超技能，可惜的是明主不常有！于是，“司马相业”抱憾，哪怕累死也缺点儿实功，只换得身后惠誉崇高的“文正”之谥，却未得北宋的中兴。可惜！ 最后，关于作者一直强调的司马光的道德洁癖，我理解作者对先哲的热爱，但从道德的洁癖，尤其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官僚而言，道德洁癖似乎不单单是自我的标榜、自我的约束和自我的追求。因为你在体制内，你是“领袖”，一群阅历不足、（但至少号称）唯你马首是瞻的道德卫士们的做法是否基本符合您的道德标准和政治追求，这也应当是你的要务之一。不然，双标之嫌难辞不说，混乱之源也与你大有干系，哪怕是病休、病重乃至病故都无法完美成其为逃脱理由。 所以，说白了，司马光有学识、有涵养、有原则、有态度，就是还缺那么一点为官治国的政治能力。一味偏执地从先人先法中去找解决新世道的问题，怎么可能轻易成功呢？加上他对实务技能的小视，几乎注定是无法改天换地的。弄得临近病逝的场合里，作者还惋惜地一句“如果假以时日，司马光或许可以成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可叹呐！ 宋史专家赵老师的这本书，不算严格意义的史书，甚至不算一本严格意义上的人物传记，当作一本读来部分了解司马光生涯故事的书就很好！😀

一切历史书写终究是主观史，即使本书作者自称抛开成见，回到历史本身去考察真相，实则也是披客观之外衣，而表达主观之偏私。显而易见，本书的个人感情色彩很严重，这一点从频繁出现的问号和感叹号就可以看出。其在字里行间，对司马光可谓充满了“粉丝滤镜”，对仁宗朝可谓充满了向往情绪，甚至还时不时隐露出对儒家政治的赞许和热衷（这一点还可以参考作者在电视节目《当马克思遇见孔夫子》中的论调）。作者说要为司马光“辩护”，结果全书还真就为“辩护”而服务，只不过其为之“辩护”的对象可不止是司马光这个“人”而已。至于作者笔下的“司马光”，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个符号或者工具，确切来说，是一个作者借以用来表露个人喜恶、观点、价值观的符号或者工具。说白了，作者不像是旁观者，更像是重塑者，甚至可以说是灵魂附身者，不知道的还以为作者前生就是司马光。 当然，作者也触及了司马光所存在的不足、缺陷、问题，然而却是蜻蜓点水，春风拂面，轻飘飘带过，甚至有意堵漏补罅，对其缺陷、弊病、错误进行想当然地弱化和回护，则此书之可取可不取处，毋庸多言。读者读此书当“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不要轻易被作者的文人气书写、情绪化叙述带节奏。 不过，就整体而言，本书也是瑕不掩瑜，大体可观，毕竟司马光之错，并非太过分，至少为人之品行、学问大抵方正。至于其盲目崇尚君权，政治极端保守，缺乏实际考量，后期偏执顽固，也不过是其自身立场带来的一些局限性，本心并无恶意。虽然他死前没处理好内外政治关系，导致旧党内部后来分裂为朔、蜀、洛三派相争，让政治生态更加乌烟瘴气，但是这也顶多只能说他志大才疏，政治手腕不行。本书作者出于文人身份、学者视野，对文儒司马光爱得深沉，并基于这份深沉的主观的爱，把与司马光相关的重要内容写得较为详细、深入，因此大体上还是值得一读的。私以为，熙宁变法、元祐更化之是非可否，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之是非可否，或许在阅读李一冰《苏东坡新传》、崔铭《王安石传》以及作者此书后，折衷而取之，方能作出比较公允的评断。

冬梅师之于司马君实犹如易中天之于曹操，她忘不了司马君实那双忧郁的眼睛。可惜，即便在作者如此浓厚的滤镜，如此饱含深情的叙写中，君实依然是无趣味的，越写他出淤泥而不染，反而越失却他复杂一面的魅力。我相信司马君实比冬梅师所展现出的形象要有趣，复杂得多，而冬梅师把他写成了北宋如懿。把此书当成如懿传看，一切就可以理解了。王安石在其中扮演的是卫嬿婉。

宽容与执拗读后感 1.在这个世界上促进了分有一部分人追求功名利禄，物质或者权力，有一些人追求精神层面知识，智慧艺术，那么我顺着我的喜好活下去，其实也是很有意义的。 人只有一种成功，那就是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2.在人满为患，讲究论资排辈的宋朝官场，要想从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常规升迁路上脱颖而出，没有高级官员的推荐基本没戏。 司马光其实也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没有庞籍的推荐与欣赏，他是不会那么快的走到那个重要的位置上，所以说人生中的贵人很重要，但人与人都是相互吸引的，要能够吸引贵人帮助你，你自己首先要有闪闪发光的东西 3.司马光最重视秩序，秩序的核心是合宜有度，过分的恭敬让司马光感到局促不安。 想起了领导跟我们说的一句话：待人热情而不逢迎，这就是自然大方 4.有人天生适于处理行政事务，自然是如鱼得水。有人生性不善处世而乐于观察思考，这样的人其实更适合监督批评的角色。司马光就属于后者。相比之下王安石却是在地方一阶一级历练上来的，具有丰富的独当一面的实际工作经验，魄力能力均远超击备司马光难以望其项背。 如果从现在的视角来看司马光是一个老机关，而王安石是一个老基层。 5.司马光的长处是批评，是匡正，是做皇帝和朝政忠诚的监督者，最适合他建功立业的地方是朝堂，不是地方，最适合他发挥才能的是高层政治，大政方针，不是按部就班的公文。 6.章淳是神宗—王安石时代所培养出来的官僚中的佼佼者。时代要求于他们而言是服从而非思考，所以章淳的事业永远是在行政和执行层面，而不是在政治层面的，那种把江山社稷天下苍生融为一体，做战略性思考的章淳没有。 或许这就是管理者与领导者的区别 管理者把事情做对，考虑的是战术问题，是局部，往往是内部管理，是将才 领导者做对的事情，考虑的是战略问题，是全局，包括与外界的合作，是帅才

读的是纸质书，在这里稍谈一下自己的读后感。 本书虽然是通俗读物，但并不失严谨，多处体现着一位历史学者的一流素养。 1.从方法论而言，作者将司马光放进北宋大时代中去理解，北宋大时代影响了司马光，司马光又塑造了这个时代；司马光的政治立场、特点与品格的形成与其受父母与庞籍影响、任职经历有密切关系；重视历史细节，“刘平招魂葬事件”、“国恶不可书”等历史事件影响着司马光。 2.辨析事实。如对于司马光向仁宗上奏的《论麦允言给卤簿状》是否得到回应，李焘和王辟之两位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作者结合麦允言的去世时间和司马光上奏时间，从人性、人之常情去理解宋仁宗，“这个时候距离麦允言去世已经过去较长时间，仁宗最感情用事的‘冲动期’已经过去，应当能够从理智出发考虑这件事了。”加上司马光奏折合情合理的特点，肯定了王辟之的说法。此外，关于庞籍下台原因、郭恩出兵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亦如此。 3.辨析史料。苏轼在《司马温公行状》中误记司马光未到苏州上任，而作者从这个细节中看出不少信息：第一，苏轼相信司马光是未去上任的，而理由便是陪侍父母；第二，行状事迹选取的原则是司马光生平的“大者”，事关“治乱安慰者”，而苏轼选取这件事，可见其看重司马光“孝”的品质，也认为通过这个细节可以使后人了解司马光的品质。 4.丰富而合理的想象力。如“公务之余，在庞府的书房，烛光之下，书桌之旁，或是庞籍端坐、司马光侍立，或是司马光执笔、庞籍在旁踱步，庞籍一边思考一边告诉司马光他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图。司马光把写好的文稿呈送给庞籍，庞籍一边随手拿笔在稿子上点读修改，一边告诉司马光这里需要注意什么，那里哪个词不能这样用，告诉他皇帝最在意什么，同僚和下属又希望从中看到什么。而司马光则认真地听着，看着，不时点头，偶然发问，有时会心一笑。那该是一种多么亲密、多么温馨的场景啊！”作者根据有限的史料，依据人性、人情特点作出了历史细节的想象，让史实显得更加丰富立体。 最后，我觉得赵冬梅教授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善于从人性、人情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在写历史的同时又在关怀现实。

🍀宰相司马光:一面宽容,一面执拗 🌵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五个皇帝。 👉赵冬梅坦言，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应对失措、狼狈不堪。 🤔一个致命后遗症是，北宋“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复返。赵冬梅认为，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权力与责任并重的，在政策层面，信仰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又必将固执己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悖论，即“宽容政治悖论”。自此，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走上了不归路。 🤔当然，这是后话。在哲宗和百姓心中，宰相司马光已经做得很好。司马光死后，哲宗下令，“赠太师、温国公，禭以一品礼服，谥曰文正。赙银三千两、绢四千匹，赐龙脑、水银以敛”。哲宗亲自为司马光书写了神道碑的碑额，并命令苏轼为司马光写作神道碑，又赐银两千两，专门为司马光修盖碑楼。司马光的谥号被定为“文正”，这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 🤔悠悠千载，司马光有无数面孔。他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代人悉知的顽固的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也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史坛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在赵冬梅看来，时代赋予了他的诸多标签、古往今来对他的解读，多少带有一些暧昧或偏见。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后来，她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一言以蔽之，举重若轻。 作者对史料的收集、剖析非常年耕耘宋史不可达，这种剖析的深切甚至演变成了对藏在史料背后的历史人物的了解。在“屈野河西地”事件的分析中，作者先是严谨判断各方史料的先后顺序，详细考察内容，最后却通过司马光“不谩语”的人生信条予以盖棺定论，这种魄力不出所料会引向对全书严谨程度的质疑。然而书中论证又如此雄辩，对司马光的诠释又如此立体，乃至于作者以宋史研究者的身份，仿佛真正进入了历史中，以身入局，义正词严、证据确凿地为司马光辩白，轻巧的结论背后是厚重的史料和十年的苦耕，更是一个满怀热情、求真务实的灵魂。这种“以身入局”的态度也让作者视角上对司马光的偏袒和笔下感情充沛的论断显得更为可爱。 全书史料非常充分，却毫不堆砌，乃至几乎都进行了白话翻译，甚为难得。足见作者是真正理解了这些资料的内涵，又以毫不倨傲的姿态将它们阐述给读者，此等格局令人赞叹。值得注意的是，《资治通鉴》作为史书，资料引用丰富、历史跨度极长，但其言平实畅达，多有精妙之论，从这个意义上，作者虽自嘲“涑水门下走狗”，但作为“涑水门生”是绝不为过的。 中国历史研究者的作品素有“宏观大历史”的传统，其实不单是传统，微观史的写作对笔者的检索能力和素养都是巨大的考验。从这个意义上，作者开篇点出观察尺度的意义，倾全书之力，不离司马光作为个人的视角，塑造了一个立体的，有灵魂有感情的司马光，甚为难得。更难得的是，司马光作为北宋中期政坛的风云人物，其人生本身就是与大政方针相连的，而作者写司马光反其道而行之，就好像先在内心中用史料和作品组合塑造了一个司马光，再把他放进那个舞台中，大政方针和个人感情在司马光这个焦点上完美融合，称为司马光小传也不为过。 四日连读，爱不释手，此以为荐。

这书有毒， 竟然看出了追剧的状态 从小到上学了解到的司马光就三点 砸缸，《资治通鉴》，反对王安石变法，保守迂腐 但从现有史料可以明确看出司马光主张变革 并多次上表，只不过他主张藏富于民，稳妥的变，渐进的变。而这明显不符合一心想干大事业的宋神宗的意愿，而主张激进改革的王安石顺利上场。司马光执拗的转身离去，但是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依然获得了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在皇帝的支持下编纂《资治通鉴》，你能说这样一个人迂腐？他做谏官的时候，给皇帝的奏折里常常用一些极为贴切的例子劝导皇帝，态度平和而坚定，少有其他谏官的言辞犀利，极富有智慧，这样的人迂腐？ 司马光谥号文正，这在我上学背诵文常的时候，从没有意识到，文正是给一个士大夫最高的谥号，因为没有几个人能担的起这个“正”字，他替百姓发声，受百姓爱戴到什么地步呢？他去世后，“开封人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在他故乡涑水，好几万百姓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葬。 啧啧，我就想啊。这样一个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我怎么才了解到这些呢？他和苏轼同朝为官，为什么却从来没有过“司马光热”呢？ 也许是因为《资治通鉴》的光芒已经掩盖了他本人，也可能，在改革的年代，司马光是肯定不能拿出来提的，而在平常的日子，他这样对饮食，穿着都不感兴趣，一心著书立说的人，看上去甚是无趣，就像现在的消费股，没人炒。 真的很感谢赵冬梅老师，为司马光著书立传，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的司马光。她说自己 甘为“涑水门下走狗”，我到还不至于但是也真的被他圈粉了。 还想看看王安石的传记，估计赵冬梅老师是肯定不会给他做传的

教科书上的司马光是顽固守旧的保守派，站在锐意改革的王安石对立面。从赵老师的笔下可以了解到与印象中不一样的司马光。大宋纯臣司马光，一位尽忠职守的理想主义者，学养深厚的历史学家，家国情怀，书生意气。终其一生，大宋还是回不到那个宽容政治的时代了。 当然，这本书通读下来，作者的主观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正如序言所称，果然是爱司马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