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幻象：俄罗斯“国家形象”变迁与他者视野

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是一个文化传播的符号，也是一种历史、思想、自身视野和他者的视野不同见解的集合体，也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可以说，国家形象是一种高层建筑，需要苦心经营。 良好的国家形象不仅能够为一个国家赢得更广阔的国际生存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在国际事务中更高的可信度和更大的发言权。 想要了解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变迁，就必须回到俄罗斯的历史中去寻找。自留里克统一俄罗斯后，俄罗斯成为一个事实的共同体，但贴在它身上的标签依旧是野蛮、贫穷。后来俄罗斯又被蒙古人统治，更是让它的国家形象贴上了新的标签。直到俄罗斯进入帝国时代，经历过叶卡捷琳娜二世、彼得一世等多位沙皇近一百年的统治，才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沙俄，树立起新的形象，不少国家开始正视沙俄。 “对于俄国来说，首先是野蛮的不开化，然后是愚蠢的蒙昧，接下来是残暴、凌辱的异族统治，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为我们本民族的肉食者所继承了，这便是我们的可悲的历史。”（恰达耶夫《哲学书简》） 169年的沙俄帝国时代被时代洪流终结，共产主义的红色浪潮席卷世界，“红色俄国”、“红色苏联”、“红色领袖”的新标签成为俄罗斯形象的代表。二战中苏联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打赢多次战争，形象无比光辉。随后发生的冷战、苏修等一系列变动，又重新塑造了苏联的形象，“红色帝国”等标签又成为代表。直到苏联解体，69年的新帝国形象瓦解，俄罗斯民族进入了历史的新阶段。庞然大物的轰然倒塌，给世界带来巨大震撼。苏联的国家形象变得晦暗，红色光辉也变得暗淡。 俄罗斯联邦面世以后，不少国家形象的标签并没有改变。俄罗斯想融入美国西欧的秩序，但被拒之门外。后来普京统治俄罗斯，想明白后终于不再忌讳谈论帝国问题了，既然无法被接受，既然俄罗斯帝国形象如此深入人心，那么不妨帝国下去吧。2005年“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上，普京接连向在场的各国学者发问：“何谓帝国？”“俄罗斯是帝国吗？”“怎样才能成为帝国？” 自公元862年诺夫哥罗德罗斯建立以来的1100余年国家历程，无论是“自视”还是“他识”，帝国的诉求均伴随其左右，帝国的影子伴随其始终。这大概是一种宿命，一如老对手美国著名政治家兼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所说的，“俄罗斯不是帝国就是民主国家，但是不能二者皆备”，因为如果俄罗斯不是帝国，它有可能就像法国、英国，或者像早期后奥斯曼的土耳其一样，“是个典型的国家(one normal state)。”恐怕俄罗斯人自己的心态上、认知上和情感上，也更习惯帝国的形象。 受安东尼奥·奈格尔的《帝国》一书的启发，帝国和帝国主义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东西。帝国是区别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形式，主权国家有边界，是一种带有空间封闭性的极限。而帝国（或者说是帝国式主权）是空间永远是开放的。帝国是由人构成的，不存在内外之分，一切都置于帝国的控制之下。这远远超越了福柯在场形而上学之下的规训，是将规训逻辑发挥到极致的新场域。（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而如果从霍布斯《利维坦》的视角看待帝国，在国际间存在着主权者裂隙，至高无上的主权者们是不受制约的。“人们是为了自拔于自然状态才立的主权者，而主权者并不参与契约，不受其约束，所以他是留在自然状态的；同理，其他国家的主权者也是如此。所以，自然状态中留下了一批身为一国主权者的人。他们仍是彼此警惕的陌生人，拥有大致相等的力量和智力，皆为精明且理性的利己主义者，都想支配其他人，都胆怯着渴求自保生命与财富。所以，除非有一个更高的国际性的主权者存在，否则他们将无法从自然状态中抽身。问题是，世界上无法出现一位这样的国际主权者。”（自我引用）这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裉节。 本书的一大好处是搜集的资料相当有意思，虽然有为了主题攒局的意味，各章节之间的联系不甚紧密，但奈何这些资料确实是活生生的、足够细致的，读起来很有趣。其中有些主题和我国的关系密切，比如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苏联飞行员和国民政府、季诺维也夫信件、《德尔苏·乌扎拉》这部电影、“老莫”北展莫斯科餐厅的特殊记忆…作者的点评到位，资料搜集扎实，是值得一读的。 国际政治学家约瑟夫·奈认为，公众外交的目标就是形成强大的软实力。日常的传播、策略性的传播和通过长期的学术活动、会议、互访、培训和媒体接触等与关键个人建立起长久联系，这三个维度可以建立起具有吸引力的国家形象，提高达成理想结果的可能性。（见约瑟夫·奈《软实力》、刘海龙《宣传》 本书中的例子就是纪德、罗曼罗兰、本雅明等人到访苏联，通过他们的见闻传播苏联形象。当然，那个时期的苏联可以说是“红色麦加”，不少社会主义者都渴望并向往之，瞿秋白、泰戈尔、茅盾、埃德加·斯诺等。“在短短的20余年间，有如此多的文学大师和国际名人竞相访问苏联并且以各种文学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个曾经陌生的国家的看法，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称为‘访苏现象’了。而这些来自异国的新奇目光和赞美批评，从一个不可多得的侧面丰富了那一段苏联历史。 -名人和记者 那时的苏联正如火如荼地建设，风貌为之一新，来访者或出于渴望或出于好奇地到访，见到这种场景无不受到鼓舞。当然他们的视野各不相同，但重要的是他们见到了真实的苏联，给出了不同的评价。其中不乏一些问题：比如罗曼罗兰就看到苏联出现了与普通人不同的特权阶级（虽然罗曼罗兰不这样认为，他将苏联视作生命）。纪德也发现，人民选举也是一种“公开的骗局”，“从上至下都是委派的。人民只有权利选举那些预先指定的人。”“无产阶级甚至没有可能选举一个代表来保护他们的被侵犯的利益。”（安德烈·纪德《访苏归来》）而且没有人敢违背领导人的意思，罗曼罗兰接受医生检查身体，医生是奉上级的命令，检查完之后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您的疲劳过度，迫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这种见闻让罗曼罗兰噤若寒蝉，纪德拿此事和法国的思想自由相对比，也是感慨非常。纪德还发现苏联有着强大的一致性，就连衣服都是统一的颜色。表面的“一致性”反映在人的精神领域，则是思想自由的完全消失。每天早晨，《真理报》教他们以合宜知道、合宜思想，合宜相信的事情。超出这个以外，是不好的。评价一件事的标准不是合乎科学、逻辑，而是看它是否符合路线。这是斯大林个人崇拜到达巅峰的时代。 杜兰迪和索尔兹伯里是当时出色的记者，分别是《纽约时报》的驻苏记者和访问过中国和苏联的美国撰稿人。杜兰迪走高层路线，和斯大林交情甚笃，见证了列宁死后斯大林的一系列蜕变。他靠着苏共中央的特许展开调查，深入乌克兰大饥荒现场。虽然他被人批评，但这仍然是当时少数的新闻渠道。而索尔兹伯里深入普通苏联人的生活，调查更富真实性。索尔兹伯里撰写的“回首俄国”系列第6篇报道《苏联人民的命运是一场持续性抗争》的翻译、解读和核实，在肯定其客观性、真实性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应肯定该报道及该类新闻报道的史料价值。 -克鲁泡特金 陈之骅曾经评价：“克鲁泡特金是在俄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且具有相当魅力的一个人物。他的颇带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他的独树一帜的无政府主义理论，他渊博的知识和在学术上的贡献，以及他的人道主义伦理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生前就吸引了许多持不同政见和具有不同世界观的人”，“克鲁泡特金是巴枯宁之后最大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也是无政府主义史上最后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领袖人物。他被称作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陈之骅《克鲁泡特金传》） 可以说，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在中国的“黑暗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连毛泽东等进步人士早期都信奉过一段时间。彭湃把克氏的巨幅画像和马克思的画像一起挂在办公室、恽代英组织学生社团“互助组”、毛泽东写了《民众的大联合》宣介克氏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一些内容和马克思主义确实有相似之处，不少进步青年都靠着无政府主义的跳板最终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层面来看，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甚至是理论引入的一种先导。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及其倡导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目标在国人看来就是共产主义的具体体现，从而成为二者之间联系的桥梁。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曾有过一段密切的合作经历。（见杨奎松《走进真实：中国革命的透视》）1920年之前，无政府主义相比于马克思主义更有影响力。1921年陈独秀果断停止了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合作，并对无政府主义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双方各走各的路”。此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成长，发展壮大，而无政府主义者依旧组织涣散，发展迟缓，并逐渐走向末路。转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理论体系、政治纲领与方针策略等问题上都存在根本性的分歧，而在中国的革命实践中，那些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之所以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方式，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理论修养的提高，而是现实世界实践检验的结果。 -在乌苏里的莽林中 至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政治进入“文化大革命”时代，中苏关系也发生根本性的逆转，由初期口诛笔伐式的“论战”演变为军事冲突式的“敌对”。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后，两国政府均将对方视为不共戴天的殊死之敌。两国的政治宣传机器也完全抛弃了以往纯理论化的政治论战和隐讳式的政治攻讦，毫不掩饰地张扬己方政治主张和讨伐对方的“无耻行径”。中苏两国电影中的“中国形象”“苏联形象”也由“同志+兄弟”突变为“敌人+叛徒”，并且两国对对方电影中展现的“我方形象”的理解亦变得更加激进和敏感。 一部引发了中苏日爆发争执的电影《德尔苏·乌扎拉》，可以一窥当时的景象，电影从来都是战场。该片以俄国著名探险家阿尔谢尼耶夫(В. К. Арсеньев)的游记《在乌苏里的莽林中》(В дебрях уссурийского края)的第二部《德尔苏·乌扎拉》(Дерсу Узала)为原本，由苏联政府邀请日本知名导演黑泽明改编拍摄而成。 德尔苏·乌扎拉是生活在外东北地区的赫哲族猎人（苏联称赫哲族为那乃人），和阿尔谢尼耶夫交好，多次充当向导。《在乌苏里的莽林中》写的很好，描绘了大量的人文、自然等方面的内容，笔触真实，是很好的纪实作品。但电影改编过程中，刻意抹掉了外东北地区的中国元素，还特意丑化中国人的形象，这无法不引发矛盾。 -莫斯科餐厅 1954年建成，是北京历史的重要符号，也是中苏关系的重要象征。莫斯科餐厅作为一个常见但又特殊的“公共空间”，曾经在中苏交往和政治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中苏关系由同志—兄弟到敌人—叛徒，再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变迁，它也见证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北京人的私人领域和个人情感的变化。莫斯科餐厅开业至今，经历了由“政治符号”向“文化符号”转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所牵涉的不仅仅是这一家餐厅的历史，它实际上也是中国现代史和北京城市史，尤其是中苏关系史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中国领导人对“老莫”也有着备至的关怀。周恩来亲自剪彩，开业当天举行了盛大宴会招待苏联贵宾及众多中外专家。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等领导人都出席了北京展会。除了领导人之外，来这里的更多是官员、苏联专家、知识分子等。 在20世纪50～60年代，去莫斯科用餐中的绝大部分人，其目的不是吃饭，而是政治“朝圣”和寻求政治的认同。因为莫斯科餐厅就意味着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化。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习惯“洋荤”，也不是普通老百姓消费的选择。 文革打乱了老莫的静雅，1966年红卫兵占领了北展，莫斯科餐厅自然也成为苏联修正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象征。后来，文革结束，莫斯科餐厅也逐渐成为文化符号，成为“上山下乡”一代人的重要回忆，不少人去北大荒等地支边之前，都选择到这消费。《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京味文化作品，都有莫斯科餐厅的出现。对莫斯科餐厅有着记忆的主体，是现在41岁以上的中年人。现在他们去莫斯科餐厅的目的，更多是怀旧，其次是为庆祝。北京人更加关心的，并不是存在于现实中的具体的莫斯科餐厅，而是在记忆中的莫斯科餐厅。如今的北京年轻人不太会选择莫斯科餐厅了。虽然它仍然庄重大气，但已经完全跟不上时代潮流，不再是年轻人的符号了。 克伦斯基、老乔治·凯南的个人故事；旅俄华工、援华飞行员的集体印象；季诺维也夫信件、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等政治事件，这些就留给大家去阅读吧！

国家形象是从历史上与周边国家关系而逐渐形成的，对于俄罗斯的国家形象大致可以分为若干个阶段，最早沙俄，从不接壤到接壤，与西方列强一块来进行的，与其他列强赚钱不同，沙俄还是一个土地掠夺者，随后进入了苏联时代，对于我看来说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成为了我们革命的榜样，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何能够有足够的理性和政治智慧来对于苏联来进行相处，苏联可以搞砸一切，如同当年在西班牙内战的状态，可能没有搞砸的唯一过程就是二战，实现了东西南三线的战略扩张，并且形成了可以碾压西方的帝国，自然对于我们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国家形象算是稍微有些峥嵘的，当然也是更加矛盾的存在，似乎在旅顺被完全收回，珍宝岛教训了一顿之后，才逐渐进入了正常的交往状态。俄罗斯作为东罗马衣钵的继承者，双头鹰国旗就是来源于东罗马的战旗，对于俄罗斯来说本来不是我们领居，但是伴随着他们扩张过程使得我们成为了邻居。对于我们邻居真是复杂的，曾经充满了恩怨情仇，对于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曾经以当下的罗斯大公国为中心向东和向南进行了非常可怕的扩展，向东占领了我们库页岛的大片领土，其实最为重要的是使我们失去了向东向北进入太平洋的出海口，向南使得我们西北失去了很多土地，当然当下也变成与若干斯坦接壤，因为向西也经历了若干次尝试，包括了与拿破仑，奥匈帝国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的参与者，最近的俄乌战争也算是在二战向西扩张之后，苏联解体之后失去了西方的土地，再次进行向西扩张遇到了钢板，未来也许是再次失去土地的节奏，这个也算是俄罗斯国家形象最为本质的特征，当然更多的还是讨论俄罗斯在沙俄之后与我们走近与远离之间关系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当然作为东北人是非常不喜欢我们北方的邻居，因为曾经带来了很多灾难，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作为边界存在，临近着经济发达日韩，但是曾经作为最为发达经济地区，不断进行全国的经济输出，但是在普遍快速发展，反而进入了困顿地区，其中非常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的存在，刻意阻挡我们经济发达，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他们远东地区的稳定，所以我们的视角来说，俄罗斯是一个可怕的存在。

值得一看，一个庞大的帝国，在倒塌之后所造成的尘土飞扬，欲盖弥彰的信仰和说辞，呈现出一种错乱的秩序。而所有的变迁又在沉淀成一种持中的意念，从而塑造一个时期一个帝国的形象。

史料丰富，尤其是介绍苏联航空志愿队以及苏联援助越南抗击美军的部分。毫无疑问，斯拉夫人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一个是彼得大帝打赢大北方战争，一个亚历山大一世策马巴黎凯旋门时代，最后就是苏联时期。中国某些把俄罗斯当成敌人的人，可以来看看这本书，让自己不那么偏激和狭隘。

难得的非独有洞见！ 并致 “useful idio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