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遂良伊阙佛龛碑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死去的生母文德皇后长孙氏造像而立《伊阙佛龛碑》。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丹。褚遂良的笔锋里藏着汉隶的血脉。横画起笔如老蚕食叶，缓而沉；收笔处波磔微挑，似风过竹梢，轻而逸。“之”“従”等字的捺脚，分明是汉隶“雁尾”的遗韵，却在楷书框架下化为含蓄的顿挫。这种笔法的“非古非今”，恰如王维诗中“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的诘问——既不耽溺于隶书的古拙，亦不臣服于唐楷的严整，而是在时空夹缝中开凿出一条独属褚书的幽径。 《伊阙佛龛碑》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刻石。龙门山崖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不会优游自在。摩崖石刻不同于纸绢，斧凿入石时迸裂的碎屑，风雨侵蚀后模糊的棱角，皆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生命印记。褚遂良似乎早就预见了这种“未完成性”，故其用笔不求精致完美，而在气势上极力铺张，舒卷自如，开张跌宕，在金石碰撞的刹那，将书写凝固为永恒的进行时态。这种“刹那即永恒”的美学，在碑文与自然的交融中更显深刻。 春日山岚笼罩碑面，水汽浸润的字迹如烟云出岫； 冬日积雪覆于石棱，锋芒藏匿的笔画似老僧入定。 或许艺术的真谛不在对抗时间，而在与万物共朽共荣。正如马远画中的“一角残山”，褚碑的斑驳漫漶，反而成就了比完整更丰盈的意境。 若以“初唐四家”的标尺衡量，《伊阙佛龛碑》确显“稚拙”：无虞世南的温润，缺欧阳询的险绝，更不及晚年褚书《雁塔圣教序》的飘逸。然此碑最动人处，恰在这份“未熟之拙”。横画平直如担夫争道，竖笔凝重似古寺钟杵，全无技巧的炫示，却在笨拙中透出孩童般的真率。这种“去巧存朴”的境界，令人想起八大山人笔下翻白眼的鱼鸟——技法越是简淡，越逼近生命的本真。 中国艺术史上，总有些作品如深山古寺的晨钟，其价值不在声响的大小，而在余韵的长短。《伊阙佛龛碑》便是这样一记钟声。它不似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以风流称绝，不如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以悲怆动人，却在最朴素的方圆之间，为后世留下关于“法度与自由”的永恒命题。 《伊阙佛龛之碑》通高约 5.00米、宽1.90米。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字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计一千六百余字。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 伊阙，即今河南洛阳南约2公里处的龙门。因为在流经这里的伊水东西两岸，香山和龙门山如天然门阙般相互对峙；故自春秋战国以来，这里就被称为“伊阙”。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由于北魏朝野普遍信奉佛教，他们便在风光壮丽的伊阙龙门山上开凿石窟，建造佛像。等到了隋唐时代，东都洛阳的皇宫大门正对伊阙，皇帝又多以真龙天子自居，伊阙就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龙门，伊阙的石窟便被叫做“龙门石窟”。 与大家所熟悉的褚遂良跌宕起伏、遒媚飘逸一路书风不同，此碑书法清朗秀劲，以方笔为主，结体有隶势，与《孟法师碑》同属褚遂良中年时期楷书代表作品。 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评价此碑“字画尤奇伟”。清代刘熙载《艺概·书概》说：“兼有欧、虞之胜。”杨守敬则云此碑书法“方整宽博”，并将之与褚遂良晚年书风相联系：“又知婵娟婀娜，先要历此境界。”

《伊阙佛龛之碑》亦称“褚遂良碑”。篆额题《伊阙佛龛之碑》。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刻于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伊阙佛龛之碑》是早期传世褚书的代表作。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是标准的初唐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