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绅权与相权（大学者谈史系列）

这本书是吴晗不同时期的文章汇编集合，并没有完整地，系统地并逻辑清晰地去论证皇权绅权和相权。但蜻蜓点水，也都面面谈到。读过之后还是受益良多，值得一读。 1）都说清朝文字狱，明朝朱重八我较着也有过之无不及； 2）刘邦诛杀功臣，朱重八更甚； 3）明初的学校，还不如叫学监，比监狱尤甚； 4）朱重八的统治从各个方面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把劳动人民禁锢在土地上，从思想到肉体，严重失去了自主意识； 5）独裁是从朱重八把宰相干掉开始的？！（汉武帝呢） 6）绅权与皇权， 宋以前可以坐而论道，例如“可怜夜半虚前席，”虽然“不问苍生问鬼神”。好歹方式还是在坐席上移膝靠近对方。宋以后，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论政；明清则跪着，妥妥地奴才相！说明绅权在于皇权的较量中逐渐败下阵来。 高门大户，世家门阀逐渐被科举制度瓦解，寒门也能出贵胄。绅权从共存到共治，降而为奴役。 绅权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从共存-》共治-》奴役。 7）士，以前的士包括文士和武士，只对主人（诸侯大夫负责）。后来诸侯大夫没了，士改头换面，直接对皇上负责，变成了士大夫，成为专有名词。早期士也不分文武，后来慢慢分开，尤其到宋朝之后更加鲜明对立。 8）东林党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宦官集团之争； 9）关于海瑞，海青天，海罡风，海笔架等，足见此人刚正不阿！ …… 这本书绝对是对了解明朝历史的一个重要并且翔实有力的补充！ 最后一篇，关于《海瑞罢官》的检讨，读来让人唏嘘。又去查了下关于吴晗的简介，咳，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跟钱谦益好有一比呢？！这个也不敢妄论！ p.s.士大夫是综合名词，包括官僚、绅士两专名。官僚、绅士必然是士大夫，士大夫可以指官僚说，也可以指绅士说。官僚是士大夫在官时候的称呼，而绅士则是官僚离职、退休、居乡（当然居城也可以），以至未任官以前的称呼。

原本一直疑惑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为什么会成为文革爆发的一个引子。通篇看完他59年左右对海瑞的歌颂、对罢官勇气和执着的赞美、其自身对《海瑞罢官》的检讨书，可以感受到主席在同期庐山会议期间，从老彭那封信开始纠左变成反右，在陈正人程子华贺老总的指责中，会议开始公开批判老彭，最后在老彭咆哮的喊出“撤我职罢我官，我也没错”时，吴晗的命运也在那段历史洪流中被注定了

4.5星推荐。政权能否建立成功就看执政者能否提出切中百姓的心声。朱元璋的民族解放主题提出汉族应由汉人治理，掀起并释放百多年被蒙古人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民族复仇情绪，政权随即一举成功。 但是，民族解放主体只是表象和口号，农民和地主阶级的斗争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原先统治者是代表地主利益的，朱元璋革命集团所代表的是农民的利益。 朱元璋建立大明后，这两方的斗争却仍然严峻存在。更讽刺的是，跟随朱元璋起事的下层人士，从平民变成新贵族，从农民变成大地主，代替了原先蒙古贵族地主的地位。而懂得站队的旧地主也加入朱元璋集团，摇身一变替新政府管理农民的中基层干部，如粮长、里长、甲长，或直接参加政府，巩固了自己的地主地位。与此同时，新朝由科举出身的新官僚地主、科举人才储备库、皇亲国戚，构成了新的地主集团，所谓新仕宦阶级。总之，农民所受的剥削越来越重，对立冲突越来越频繁，直到最后颠覆明帝国。 朱元璋为什么采取全国高压政策？有个例子能很好说明他的心态。宁波以前叫明州，改名的是因为太祖禁止大明教，而这根本原因是朱元璋害怕大明教再次重复元末 20 多年的计谋，即蛊惑人心，激发造反和社会动荡。虽然朱元璋本人也趁元末大乱建立大明，但他深知妖言惑众的危害性，所以一建国就禁止大明教、莲花教、弥勒教。明州也为了避免忌讳而改名宁波。 民间特务网络是他高压政策的另一个体现。在他的法令里，有里甲邻里的连坐法，有旅馆检查规程。不但圈禁人民在百里内，而且用法律、用手令，强迫每一个人都成为政府的代表，执行调查、监视、告密、访问、逮捕的使命。直到今天，那些喜爱窥探别人隐私、八卦别家生活的邻居街坊，让人怀疑是不是朱元璋时期的邻里监控特色封存在中国人 DNA 里了。 国子监则是朱元璋用来培养官僚的机构，对所学内容极其严格限制，孟子的著作被大量删减（以防犯上）；对学生极其严厉，皇帝授权监官，用刑法清除所有不服从和敢于抗议的监生，最严重的甚至被发配边疆充军。学生是没有自由的，没有言论自由--绝对禁止对人对事的批评，也没有人身自由--凡遇出入，务要有出恭入敬牌。造成绝对服从的、无思想的、奴性的官僚。 明太祖为什么单单剥夺了生员言论自由、讨论政治的权利呢？因为他害怕群众，害怕组织，尤其害怕有群众基础有组织能力的知识分子。他认清这个力量，会得危害他的统治，因之，非加以高压，严厉禁止，不许有声音不可。 国子监如此严酷，为什么还有人前仆后继地抢着进去？因为明代科举是庶民进入官宦仕途的重要路径，而参加科举的条件就是必须是国子监监生或州府县学的生员。一旦成为宦仕阶级，就能享有多种特权。其中最重要的特权是免役。明代里役之制，以十家为甲，百家为里，每年按甲轮值为官府服役。里长、甲长在原则上以殷户（地主）充当。里役最为庶民所苦，独仕宦阶级可置身事外。其他特权还包括可畜养奴隶等。 但是宦途并不意味着荣华富贵，即使在国子监和科举李熬出头，转头踏入的可能是另一种堕落地狱。根据明代当时的人生哲学，读书就是为了当官，但是登科后应酬、仆马、衣食都要花很多钱，不得不举债，同时官俸薄寒，所以很多人就走入贪污的歧途。贪污在明代嘉靖、隆庆以后越来越严重。 由此衍生出了导致明代亡国的吏治。即，富人地主废弁弃官大家凑钱投资使某一人入阁执政，事成后以中外要官为酬佣分红之报偿，再从所任官上科敛搜括，收回资本和利息。 乡绅（乡官和绅衿）阶级则在乡里无恶不作。十大罪：破坏律法公平（包揽词讼，嘱托官府），在徭役上故意剥削小民（隐庇徭役，靠损小民），豪夺田宅，擅役乡民用于广兴造作，放高利贷（营放收息，重利盘剥，小民无力偿纳而破产，或以田产典质，无力取赎，产去而税存等），擅抽私税，经商以与民争利（比如盐商），擅占自然资源（占夺水利），淫虐杀人。家族和裙带关系让恶霸无恶不作，这些恶行也为后日农民起义埋下伏笔。 为了解决吏治，朱元璋也做了一些措施，他简化了法律，以杜绝吏治在法令上舞弊弄权。尽管没法彻底解决所有吏治问题，但至少从法律层面能减少发生率。因元代法令极繁冗，查询不便，于是吏从中舞弊，糊弄不懂的掌印正官，从中谋取私利，造成大量冤假错案，极大伤害民生。朱元璋于是指令台省官立法要简要严，选用深通法律的学者编定律令，经过缜密的商订和几百次删减，花了三十年功夫，编成对我国法律历史有重要意义的《大明律》。 不过，编撰法律并不妨碍朱元璋杀人如麻，非常善于罗织罪名。从胡惟庸到蓝玉，本质上就是同一件事，只是将罪名发展得越来越大，直到登峰造极的叛国罪名。这也是他耍弄皇权的一大特色。官员们每天上朝如上刑，一不小心就有丧命危险，而且死前还要受酷刑折磨（凌迟、割器官、抽掉膝盖等等）。但是辞官也不行，会让皇帝觉得贪生怕死，反而招致丧命。皇帝如此严酷，已经有无数前车之鉴，还是有前仆后继的官僚冒着巨大风险贪污，杀都杀不完。可能是因为当上士大夫（包括官僚、绅士）以后，荣华富贵实在太多了。就以绅士为例，绅士的地位远高于地方官，地方官根本不敢怠慢，还得巴结。而且官官相护，裙带关系可以保证几代人的绅士地位。不过需要记得的是，总体而言，随着皇权的稳固和极权化，绅权逐渐堕落。作者分析得很透彻：朱元璋为了把控绝对权力而使皇权和相权互相对立。作为皇帝的朱元璋的利害和宰相大臣们互斥，一方盛则另一方衰。取消中书省，提高六部直接为自己所管，发展特务机构直接听从自己指令，目的都是直指瓦解原本抑制皇帝极权专制的机制，让自己综揽大权。虽然前朝不少帝王清扫朝野政敌，但是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把开国功臣、谋臣策士、豪绅地主等各个阶层都清除得一干二净。 庙堂之外，士大夫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活脱脱的消费主义盛行：纳姬妾，营居室，筑园亭，侈饮食，备仆役等。官宦经构园林的风气，也是从明朝嘉隆以后开始的。收藏古物的风气也从这时兴起，但是就金石学而言，只做到了收集和保存，并没有成为转学。文学也陷入浅薄造作、不读唐以前和唐以后的文学著作的怪圈，成为“亡国文学”。文学甚至分为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他们对于夺权的兴趣大于对文学本身的耕耘，只图顾全乡谊年谊，置国家利害于不顾。明代该阶层的大多数爱好都只停留在爱好，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学术史上虚过三百年。作为国家支柱的阶层，他们的狭隘与对立甚至破坏了政权的稳定性。

本来是通过费孝通的著作收集了一部分皇权与绅权所了解的，觉得费教授写的不错。把该书完整的看了一下后，觉得还是看精华比较有价值。 不过这本书还是偏考究的，对于明朝有比较清晰的各个视角的描述。对于了解明朝，或者了解封建主义统治方式是有画像的。 最后吴晗的那篇求生欲满满的自我批评真的很有意思，留下来，让后人看看那个时代的斗争还是很有意义和警醒的。

这本书的重复内容太多了。但看到吴晗最后为《海瑞罢官》写的长长检讨，忍不住感叹这部剧也随着某个事件留名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