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
短短几年前,西方公共舆论大概还相信,社会正在进步: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取得重大进步,实现自由和解放,社会崇尚知识,生活方式多元化……这一切似乎都成了未来世界的准则。然而,最晚到了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人们就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伴随这些进步的,还有幻想。 事实上,直到现在,社会的转型才逐渐清晰起来:原有的“工业化的现代”已被一种“晚现代”所取代,此中充斥着新的力量极化和新的矛盾——进步和困窘相伴相随。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直切当前社会最核心的结构特征:新的社会阶层,后工业时代经济的特点,文化和身份的冲突,由自我实现之责任带来的疲惫,以及自由主义的危机。
最近关注社会分层,这本书是我接触的第一本对于当代西方世界社会分层的描述,第一感觉是:并没有隔膜感,尤其是其中对于新中产阶级的描述。新中产阶级,在作者看来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受过良好的教育,由于高学历,高知识,高技能而在就业市场上能够占据高位,从而获得较高收益。由于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文化资本,导致了自我实现的根本目标。但是并不排斥对于社会地位的攀爬。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过一种世界主义的、自我实现的并且希望他人认可赞美的生活,这基本上就是当今中国社会很多年轻人的需求或者幻想——一种并未成为中产阶级却已然染上的中产阶级的幻想。这样的幻想断然不可能实现,新中产阶级面临着六大阻碍他们实现幻想的危机,简单而言,就是无时不刻的攀比给人带来的压力、由于完美主义而对细小瑕疵不可容忍的狭隘与挑剔、浪漫主义和社会地位的追求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于疾病与意外的无能为力。尤其是最后一个,这是完全不可能解决的。这就是所谓的幻想的终结。作者向个体的新中产阶级幻想所开出的药方,在我看来就只有两个:接受与规避,除此以外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 对于我而言,我目前正处于向文化意义上的新中产阶级转型的阶段,却并不激进。本人依旧认同一些老中产阶级的价值,却也不绝对。我不排斥却不太继承作为父辈的老中产阶级的一些价值形态,也认可却不实践作为未来年轻一代的文化新中产阶级的价值观。我应该是社会中一个有待分化的干细胞。
尽管作者的视角停留在传统的西方国家,但是中国几乎涵盖了作者所提及的不同阶层人群的缩影,精英中产,无价值感的社会底层,不被重视的体力劳动者,甚至从文化和经济层面也能找到共鸣。 作者最厉害的是对晚现代的自由主义民主都做出了反思,还提出了解决之道,实在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学者。
最后一章没太看 在欣赏认同与厌倦无语之间,还是有点觉得是德国社会学当代的一个很奇怪的特点,讲宏大理论,但有时觉得实证不足,就不能完全说服我
内容琐碎还有点绕,自由派还是这么喜欢把理论嚼成甘蔗渣。
工业化现代、后工业化晚现代与未来自欧洲大陆发生启蒙运动、科技革命……人类仿佛寻得了“进化”的锁钥。在这颗蔚蓝的星球上,汽笛的轰鸣中、齿轮的转动里,铁轨在蜿蜒,高楼被建起。物质极大丰富,社会迅猛发展。一切都离不开工业与现代化的力量。 第二次石油危机以来,不满足于现状的人们转而追求更多的独异性,强调与众不同的价值,从商品到个人再到集体。新自由主义与左翼自由主义合力掀起了后工业化晚现代的开放自由主义浪潮。 《幻想的终结:晚现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就描绘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图景。当工业化现代遭遇困难时,后工业化晚现代被孕育并发展成熟。如今,后工业化晚现代在西方遭遇了极端的撕裂,谁又能取而代之? 01|从“工业化现代”到“后工业化晚现代”提起“工业化现代”,脑海里浮现出的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图景,机械化的工厂,繁忙的流水线以及身强力壮、整齐划一的现代工人。人们口口相传的“美国梦”大概也诞生于这个时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凯恩斯主义的调控下,经济蓬勃发展,社会蒸蒸日上,巨大的社会红利使工业化现代塑造了一个庞大而扁平的中产阶级。拥有高中学历,吃苦耐劳,勤劳肯干,就可以“与你的富裕邻居保持同样的生活”。人们坚信“劳动创造价值”也高度认可“劳动的价值”。因此,一种“集体普适性”和“一致性”是大众所追求的,特立独行是不被接受的。而工业化现代也替所有人制定了这么一种可以复制的标准和规范。 但社会的进程总是时快时慢,呈螺旋上升着。随着1968年学生运动,1973年石油危机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1976年首台个人电脑问世,工业化现代的制度模式似乎也遇到了瓶颈。经济结构的转型、技术革命、社会文化的进程,推动了其向“后工化业晚现代”的转型。 经济方面:需求不断被满足,价廉物美的商品却还在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技术的发展使机器可以替代部分人工作业,向落后国家的产业转移更可以节省用工成本。“饱和危机”和“生产危机”就这么应运而生了。随着产业劳动渐失重要性,发达国家也以“后工业经济的转型”来作为回应,再度迎来GDP的腾飞。 文化方面: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被抛弃了,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巴洛克时期的音乐、尼亚加拉瀑布的落日、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书法都能为大众所接受和欣赏,并构成独特的文化符号。在价值追求上,人们成功实现了“浪漫主义”与“自我实现”的结合。 政治方面:全球化大行其道。里根与撒切尔先后响应了减少国家干预的号召,将“社团-法团主义范式”调整成“新自由主义范式”。强调树立边界以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并与民族国家紧密结合的均等性政策被跨越边界、消除边界的差异化政策所取代,国家被认为只应保留工具性职能。 “后工业化晚现代”与应运而生的全球化开启了新一轮造富运动,却逐渐显露出固有的弊病。 02|“晚现代”之殇时至今日,“后工业化晚现代”在创造自由与美好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撕裂而“极化”的“独异性社会”。 社会经济方面:需求的不足令资本不安,他们想要日夜不停地攫取更多财富。于是,更多的需求被“创造”了。资本的喉舌倡导消费经济。只具功能性、价廉物美的商品们被边缘化,认知价值被灌输给了普罗大众。以发动机的零件为例:钢铁材料并不值钱,发动机的高价是生产者赋予了其“知识”的溢价。当产品除了知识溢价,还被赋予“文化”的定义时,比如限量款跑鞋和被认证为历史风貌建筑的别墅,其价值更将翻番。经济领域发生变化的实质是“认知-文化资本主义的盛行”。这导致了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人的物化。 社会结构方面:随着第二产业转移到低成本的欠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第三产业。具有扁平而庞大中产阶级的西方社会被重构成了一种三阶段社会。根据运用知识水平的高低,第三产业分化成上下两极:正在崛起的高素质新中产阶级和正在衰落的底层阶级或不稳定无产阶级。他们之间是停滞不前的老中产阶级或传统中产阶级。当然,在三者之上还有人数占比极小却拥有巨量财富且“赢者通吃”的顶层阶级。贫富差距导致了物质上的不平等,还同时引发着文化与价值观上的撕裂。 文化价值方面:“超文化”倡导着多样性与世界主义,给个体提供了更多选择。但其缺少共同规范,也无力提供“值得(集体)追求”的东西。“超文化”交由市场机制决定一切的观念,与由原教旨主义流派、文化民族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等构成的“文化本质主义”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两者的矛盾难以调和。同时,强调自我实现的“新自由主义”还是负面情感的发生器,令晚现代的人们时常陷入虚无主义和负面情绪。 教育生活方面:教育普及提高了人均受教育水平,却导致大学学历变得平常,学历贬值现象持续发生。其市场化过程也构成了对国有教育体系的挑战。人们在生活中更注重积累独异性资本。新中产(尤其女性)得益于教育普及,但老中产和不稳定无产的学历不断贬值,社会认可程度不断下降。 政治领域方面:“后工业晚现代”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新自由主义与激进民粹主义的严重对立。激烈的政治对抗在发达国家频频发生。传统的建制派不断受到新兴党派的挑战,而传统的左右二分法也已不足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党派纷争。 数字世界中:明星、头部大V与拥有稳定社交关系者的播客、图文消息和短视频,都能获得众多的关注和点赞。这与无人问津者和没有良好关系网的“隐形人”形成了鲜明反差。 空间结构上:城市与农村,甚至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都构成了严重的竞争与对立。城市的经营者们倾尽洪荒之力,想方设法提升城市的吸引力,网罗人才和劳动力。而更多的劳动力又反哺给城市以更多的税收,将其建设得更具吸引力。 在严重的极化撕裂中,老中产们怀念着注定回不去的“福特社会”或“丰裕社会”;底层无产更是频频发起各种运动,他们只以活下去为第一目标。这一切都促使人们不断思考,“晚现代”究竟怎么了,未来又在何方? 03|路在何方?首先,我们有必要对政治范式的问题作一些简单的说明: 自1945年以来的政治范式发展中,每一步都至少存在三大类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和民主实践问题。 社会经济问题包括经济危机(历经经济周期性波动一直持续)、长期的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长期高失业率、明显的社会不公、高额国家债务,以及创新动力不足。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文化上的分裂、社会疏离、合法性问题以及严重缺少主动性。民主实践问题涉及政治体制本身的合法性和功能性问题,涉及自由民主体制的参与问题,以及政治秩序的效率。 政治范式的偏左和偏右,取决于施政行为的关注点——是否更注重公平,又是否更注重“传统生活方式”。与其单纯地将政治范式分为左和右,以“调控范式”和“调动范式”作区分可能更能帮我们看清现在,窥视未来: 在调控范式中,社会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以及民主实践问题)都被理解为缺少社会秩序、缺少社会调控的结果。因此这种范式注重建构秩序的话语和施政技术,希望实现均衡。 在调动范式下,社会经济问题和社会文化问题(以及民主实践问题)则被看作过度集中调控、缺少活力的结果。于是这种范式就致力于开放,为了个人、群体和市场的自由,放松对各种秩序的管控,去除各种规整的架构,强调差异化和多样性。它要在社会上制造流动性,放开各种可能性。这也就需要放开各种边界。 二战后的西方国家执行的是调控范式,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又转换为调动范式。一类政治范式被采用时,总能解决前序范式引发的痼疾并保持社会的稳定,直到其引起的难以在自身框架内化解的新问题变得越来越多。 安德雷亚斯·莱克维茨认为,一种“内嵌式自由主义”有可能成为当前范式的替代者。在这种范式中,民族国家仍然是核心政治单元,它们管理教育和公共事务。个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应积极承担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 更积极的新范式需明确强调全民共享的社会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强调普遍主义的文化;偏保守的话则将可以更注重本国本民族,但应对社会不公现象有更强的容忍度。 莱克维茨对后现代商品三分类(功能性,认知性,文化性)的分析相当精彩,诠释了当前文化创新的风险与“赢家通吃”的暴利。面对晚现代个体情感文化悖论时,我们也许可以更注重自省,让自己适应矛盾冲突的现实,去接受并容忍事物的两面性;也可以选择不耽于自己的情绪,无论积极或是消极,承认它们的存在,但不去依赖和放任它们。 其对政治范式的解读也足以令政治学小白耳目一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制度仿佛在不停地循环。我现在更多地抛弃宿命论而信奉不可知论也大抵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