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

周总理的一生，青年时如宝剑出鞘，锋芒毕露；壮年时如巨磐屹立，坚定不移；晚年时如大海星辰，包容万象。人民的好总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最近在读《周恩来主持政务岁月》，相对准确地了解了，自1949年到1982年开启正式的中英谈判这期间的决策历程。 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始自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并于1984年9月达成协议，同年12月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 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告诉来华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做最后的决定。​” 周恩来也曾这样解释：​“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持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做决定的。我们决定不去解放香港，在长期的全球战略中，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1955年10月8日，香港总督葛量洪到北京访问。 1957年4月28日，在上海延安西路二百号小礼堂内，春意融融，周恩来在这里举行座谈会。 受邀请的除了上海市委有关领导外，主要是工商界的朋友们。如盛丕华、胡子婴、盛康年、吴志超、唐志尧、简日林等。 周恩来选择上海来开这个会，是因为香港的资本家许多是从上海去的，香港与上海之间有一种天然的、难以割断的联系。 周恩来在上海发表了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的政策。这篇讲话对争取香港各界积极支持国内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把香港看成内地，对香港的政策与内地不是一样的，如果照抄，结果一定搞不好。因为香港现在还在英国统治下，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不能社会主义化，也不应该社会主义化。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这对我们是有利的.。。。“ ​“香港是自由港，原料来得容易，联系的范围很广，购置设备可以分期付款，成本低，有市场，技术人才容易训练出来。所以，香港发展生产具备很多有利条件。我们在香港的企业，应该适应那里的环境，才能使香港为我所用。我们不是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吗？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香港的企业家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搞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帝国主义。过去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过，将来同香港的企业家还是可以合作的。​” ​​“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过去我们搞得比较死，但总的说是对的，否则上不了轨道。现在既上了轨道，有些政策就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改变。​” 周恩来的讲话突出了三层意思：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香港应该化为经济上对我们有用的港口。 1955年冬天，香港大学以E.C.布兰顿教授（英籍）为首的访问团24人和国民党元老陈友仁之子、香港著名律师陈丕士等5人越过罗湖桥，踏上了新中国的土地。他们要去北京。 周恩来谈到北京、香港和广州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问题是最切身与最现实的问题，我们希望关系更紧一些，更密切一些。​”周恩来指出，​“过去我们经常经过外交途径，把一些情况告诉英国代办处，我们希望今后不必都经过英国代办处，而和香港政府能够直接接触，这样会便于两个地方关系的增进，也就是香港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12月20日、27日，周恩来两次会见了与香港大学英籍教授一同来京的陈丕士等人，并在西花厅家中请他们共进午餐。 周恩来珍爱香港这颗“东方明珠”​，对解决香港问题寄希望于香港人民，他说：香港人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同胞，他们愿意看到祖国前进。 1958年，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派专机将港澳工委秘书长祁峰接到武汉，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一整套正确的政策。 在政治上，周恩来要求，对香港问题要做长期打算：​“香港的干部如果有等待解放的心理，那是有害的，不要等待解放，而要按英国继续统治香港的情况来布置工作。​”​“英国是不会轻易放弃香港的，对于香港，英是必争，我是可用。在这一点上我与英是一致的。大家不想香港落在美手上。 ​”在经济上，周恩来进一步强调：​“香港是自由港，应该让香港起自由港的作用。​” 对于在港机构的工作，周恩来指出，一定要适应在香港的特点，​“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关于在香港办报，周恩来指出：​“要站稳爱国立场，坚持党的方针，但要灵活，否则办不好。​”他还要求，​“香港中国银行应该成为海外银行的标兵，不能把海外银行办得和国内一样。​” 周恩来还强调，要帮助香港解决各种困难，不允许影响香港的社会安定。他说：香港90%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对他们遇到的困难，我们一定要帮助解决。 香港前总督麦里浩曾说：​“在我作为总督的年月中，我发觉中国人民政府及其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和日益增加地（对香港）提供帮助。​” 1962年秋天至1963年初夏那段旱情严重的日子。在这几个月中，从深圳到香港几乎没下一场雨，土地干裂，淡水缺乏。深圳水库和铁岗水库的水位已降到死水位以下，连有限的死库容水量也被抽上来使用。 面对无水之苦，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卓雄等知名人士联名给广东省省长陈郁写信，请求协助解决香港用水的困难。 当时，广东省人民政府一方面允许香港巨轮驶向珠江口汲取淡水，以解燃眉之急。同时，开始酝酿讨论由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 1963年12月，周恩来准备访问亚非14国。出访之前，他绕道广东，亲自了解并过问了供水香港的问题。 周恩来做出六点指示： 1.向港供水问题与政治谈判要分开，所谓事实上连在一起而公开的又不连在一起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供水谈判，可以单独进行。 2.供水方案，采取石马河分级提水方案较好，时间较快，工程费用较少，并且可以结合农田灌溉，群众有积极性。 3.供水工程，由我们国家举办，应当列入国家计划。因为香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同胞，工程自己办比较主动，不用他们插手。 4.工程建好后，采取收水费的办法，逐步收回工程建设投资费用，水费应该实行经济核算，每一吨收一角钱（人民币）​，可定下来，不要讨价还价。 5.工程由广东省负责设计和施工，工程费用由广东省按基建程序上报国家计委，由国家计委审查批准。 6.供水谈判由广东省负责，请港英当局派人进来谈，谈判如何进行，由广东省请示外交部决定。 1964年2月，石马河工程全线开工，到1965年春天仅用一年的时间即竣工。这项工程不仅解决了深圳地区的用水，而且年年按协议对港供水，改变了香港长期缺少食用水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地区绝大多数的日用品和副食品都是由内地供应。因此，搞好对港澳地区的供应工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恩来多次指示：​“香港是个自由港，可以多出口”​；​“各地凡是有可能，对港澳供应都要负担一些，不能后退。这个阵地越搞越重要，对港澳供应确实是一项重要任务。​” 周恩来说：​“香港70%的日用品，90%的副食品是我们供应。你一退出，日本就占领了市场，台湾也会搞人进去，就更不利。这样就把大本营让给敌人了，对长期斗争不利。​” 1962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开行了三趟专门为港澳供应鲜活冷冻商品的快运货物列车，俗称“三趟快车”​。 在周恩来指示下，各地将最优质的食品一点一点收集起来，运送到香港。最初的一列快车，是由湖北江岸直达深圳北的751次列车。在这趟车开行一百列时，铁道、外贸两部委联合召开经验总结会。随后，铁道部起草了《关于巩固和推广快运货物列车的经验》​。周恩来在这份经验报告上亲笔批示：​“由上海、南京去深圳也应组织同样的快车。​” 1956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四十五周年纪念日。然而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国民党特务分子在香港九龙制造了大规模的骚乱和暴行。周恩来两次会见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儒，抗议香港当局没有及时制止这一暴行，要求他们保护在港中国居民的安全。 1967年5月6日，九龙新蒲岗的香港人造塑料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香港警方进行镇压，打伤许多工人。。。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震撼香港的“反英抗暴斗争”​。对这种“左”的做法，中共中央是不赞成的，在得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纠正了这一错误，坚持了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 英国承认新中国较早，但是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一直不肯接受中国提出的合情合理的要求，因此中英建交经历了复杂过程，香港问题也由此长期不能提到两国的议事日程上。 1960年，英国通过蒙哥马利元帅访华向中国试探两国互派大使问题。周恩来在回顾中英关系的历史情况时批评了英国，他说：​“我同艾登商定的第一步是互派代办，因为当时英政府一方面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能代表中国的政府；但另一方面又在联合国投票反对我们，支持蒋介石，蒋介石说只有他能代表中国。由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只能同英国建立半外交关系。。。“ 1971年11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当时，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将香港、澳门列在殖民地名单中。周恩来过问此事，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奉命致函该委员会，重申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 经过斗争，非殖民化委员会不得不将香港、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上删除。这为以后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2年，中美关系开始实现正常化，这也推动了中英关系的发展。这年3月，中英正式建交。随后，英国政界人士相继访问中国，香港问题成为他们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谈话的重要内容。 1972年10月13日，周恩来会见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汤姆森报业联合公司董事长汤姆森和《泰晤士报》主编丹尼斯·汉密尔顿，对方问：​“关于香港问题，总理无疑会知道，我们英国关于香港新界的租借期限快要到期了，到期以后，中国的政策如何？​” 周恩来明确地回答了两点： 第一、作为一个国家来说，租约到期的时候，总是要谈判的。一定要谈判！现在我们和英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上了轨道了，那么将来我们总要谈判，这是肯定的。 第二、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割去的领土总是要收回的嘛。在近代，并不是中国开这一个先例。但是中国有个政策，就是不要急急忙忙搞这些事，这是毛主席的政策。我们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总是要在适当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 11月1日，周恩来会见来中国访问的英国联邦和外交事务大臣霍姆时，对解决香港问题做出更明确的回答：​“香港问题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香港问题，要认真谈判，不会采取突然行动。现在也不要谈判。只要亚洲不打大战，香港现状就可以维持。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周恩来的这些谈话表明，在新的外交格局下，中共中央已经在考虑如何解决香港问题，确定收回香港的时间是1997年；方法是和平解决、谈判协商解决。

“周恩来是亘古以来付出的爱最多，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冰心）。 看这本书，一是想细细了解总理。总理一生都在为人民工作，从他的工作情况入手是了解他的最好方式。从49年开国组阁到76年第四届人大组阁，总理燃尽了自己。 二是想顺着时间线继续补完近代史。建国前我是从教员的角度看的，建国后从总理的角度看更合适，因为没有一件新中国的历史大事是总理没参与的。 我从没有见过世界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坚忍、博爱、善良的人。很多时候会怀疑总理是不是来替全中国人民渡劫受苦的，渡完劫就回天上做神仙了。但是这样说唯物主义的总理会不认同吧。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佛家谒语，在天生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的周总理身上却得到了具象化。中国有两个半圣人，周恩来算一个。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总理和诸葛丞相何其相似啊！ 思绪万千，写的很乱。按计划，接下来我应该去补邓公了，但是《周恩来最后600天》不看不行，尽管看了会难过。

凌晨三点伏案批复文件的人，在政治飓风里既是舵手又是浮萍。最震撼的不是他如何用三十六小时斡旋十国外交使团，而是深夜会议后独自吞下止痛片，忍住咳嗽不让秘书察觉病情的克制 。那些被后世赞颂的斡旋背后，藏着无数个向激进派妥协又暗护老部下的不眠夜 。十年动乱中他像绷紧的弦，既要稳住失控的机器，又要承受最高意志的反复拉扯，连病榻上输液时都在批阅解放干部的名单 。有人诟病他过于隐忍，却不知每份退让里都埋着保全更多生命的筹码。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雷霆万钧的决断，而在明知不可为却仍日复一日修补裂缝的韧劲。权力巅峰的孤独者教会我们：最沉重的担当，往往以最沉默的姿态扛起。

1.首先，这是一本好书。整本书，前几个章节对于周总理的人物刻画太过于官方，往往只描述事件而没有对总理的心理世界进行描述。从第14个章节之后，书写方式更为成熟大气，更加充满感情，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更为立体和饱满。 2.总理难，大国总理更难，做事难，把事情做好做周全更难。周总理将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国家和人民。 3.无论内政外交，我们看到的总是那个风度翩翩、游刃有余、气质不凡的领导人，但是从1956年反“反冒进”活动开始，他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煎熬，是一种思想上的矛盾纠结，是对未来结局的担忧，是一种无能为力的痛苦。 4.庐山会议事件本身的确让人心疼惋惜，彭大将军撞到了枪口上，但联系到当时的世界局势、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再看看赫鲁晓夫的系列操作、斯大林的悲惨结局，就知道伟人当时的心境了。周总理之难，可以说是左为悬崖，右为深渊，如何平衡，如何维护团结、避免分裂，难之又难，“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也许是一位成的熟革命家的成熟且不得已的选择。 5.周总理在为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上鞠躬尽瘁，凡事有利于国家的事，他都会去做，哪怕是一些细节的事情。无论是三峡工程、黄河治理、香港澳门回归，还是解放台湾，这些伟大的事业有些我们已经做成了，做的很好，有些仍在努力做成。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的是，这些事情在周总理那一代领导人的手中就开始努力筹备和计划了，而且已经做出了如此多的成绩，在传承这一点上，我们党确是做的很好的。 6.这节内容（19.战胜饥荒）读起来让人特别揪心和心慌。1959-1961，习惯上称作三年困难时期，给国人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饥饿，既无亲身所见，也无切身体验，饥饿仿佛离我们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但实际上，在我们祖父这一代人甚至父辈这一代人，他们就有切身的痛苦经历，小的时候听他们讲这些故事，说的轻描淡写、云淡风轻，只觉得有趣，而当今天再看这些文字描述，却已深觉恐怖如斯。从冒进主义，到大跃进，到全民公社运动，再到三年困难时期，还有北面的毛子，坏得要死，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额外冲击，粮食产量大幅降低，造成了天灾人祸交织的悲剧。周总理为代表的领导人左支右绌，殚精竭虑，奋力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感人至深而又令人泪目。 7.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1966年10月27日，中国发射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攻击核潜艇下水。这些重头的核武器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夯实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撑起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脊梁。这些成绩的背后，是以钱三强、邓稼先、钱学森等等为代表的无数伟大科技工作者的无私付出。而这些伟大的科技工作者，却又是在周总理千方百计的努力之下，才凝聚起来的，我们的周总理，为新中国能够坚强的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卓越贡献。 8.在中共建党的历史上，斗争是一直存在的常态，对彼时的党来讲，没有斗争的坚持就没有最后的胜利。同时，党内的斗争也是一直存在的事实，从早期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到反左倾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斗争，再到反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斗争，甚至有几次，党面临着走向分裂的危险，张国焘、饶漱石、高岗、林彪、江青之徒，都曾试图分裂夺权，而周恩来作为一名伟大的革命家，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一直坚持原则、反对分裂，顾全大局、维护核心，甚至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他长期坚定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衷心拥戴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也秉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强调集体领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自己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但仍忍辱负重，苦撑危局，全力维护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运转。他无论何时都把个人荣辱置于身外，是毫无疑问的全党的榜样。 9.周总理和邓妈妈，1925年结婚，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感情非常深厚。几十年中，他们互相信任，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正如邓颖超所说：“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难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如果说，周总理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么邓妈妈则是周总理最为坚强的后盾、最为无私奉献的贤内助、最无后顾之忧的支持者。 基辛格说：“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运用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见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冰心说：“周恩来是亘古以来付出的爱最多，接受的爱也最多的一位。” 他自己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勤政为民。 * 十里长街送总理，这一幕还记忆犹新，缅怀敬爱的周总理！ * 山河犹在，国泰民安，祖国盛世，如您所愿。和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与话语，成为了中国人民心中一份永恒的怀念。 * 50多年革命生涯，26载总理重任他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人民服务”周总理用他的一生践行了这一宗旨。 *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 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 * 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率团出访，展现大国外交，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阐述中国政府立场、观点，让各国看到新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道理讲得很深透，能引起与会者极大的共鸣，是消除障碍的关键因素，以个人魅力征服了与会代表。 * 制定国家一五计划，领导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策划和导演史诗《东方红》，保护民主人士……，总理日理万机，为国家呕心沥血。 西花厅的海棠依旧，怀念绵长，周总理永远活在中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人民的好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这本书对细节的描述很扎实，特别是描写建国初期打开中国的外交局面、1956年对待知识分子分析问题、1960年面对自然灾害。 在评价总理时，发现自己的词汇是那么的匮乏！ 总理身上温文儒雅的风度是其自身修养的最好体现； 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其人格的最好体现； 总理在面对误解、打击、屈辱时的忍耐、顾全大局是其精神世界的最好体现； 总理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临危不乱，大智大勇的谋略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 只是看到1956年以后总理收到不公正的待遇，总有一种想哭又不得不用毛巾握住嘴的感觉！ 总理，一个大写的人！！！

一本好书，值得阅读，写得相当好，某些章节我是含着眼泪阅读的。我最敬佩两位领袖是:周恩来和邓小平。凡是写这两位领袖人物的书，我一定要阅读！周恩来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卓越的领导才能，为党忠诚，勤奋工作，顾全大局，等等等等，优点太多太多！只可惜工作负担太重，积劳成疾。当时极左路线盛行，大搞个人崇拜，无法无天，党内和国家没有纠错机制，面对多次的错误压力和无端指责，为了党的团结，不得不委曲求全，违心地向错误低头，在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在黑白颠倒的、万恶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等一大批开国领袖被迫害至死，周恩来力撑危局，充当消防队员，保护了许多老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免遭迫害致死。没有周恩来，国家经济早已崩溃，被迫害致死的人会更多，老百姓受的苦要更加深重。周恩来总理呀，是您挽救了中国，您是全国人民最最敬爱的领袖，您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这是一本感人至深的好书，周总理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鞠躬尽瘁，把最多的爱给了人民，得到广大人民深深的怀念，书中记述了许许多多鲜为人知事迹让我感受到周总理伟大的胸怀，超常的智慧，坚定的意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