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三千年

《中国人口三千年》摘录 序言 为什么要了解中国人口史 后来经过复核才确定基本没有误差。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所谓精确到个位数的4.8亿人口的数字是错误的。 比如说清朝所谓的“人口爆炸”——乾隆皇帝发现他治下的人口似乎比他祖父康熙皇帝治下的时候增加了15倍，今天我们有些人就因此赞叹清朝的强大，但这其实是个错误的数据。 说回清朝的例子，所谓短短几十年间人口增加15倍，经过研究后我才明白，实际上这是统计的口径不同导致的。 据估计，公元元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范围在18.35%～35.29%，如果取高值的话，中国人口在当时超过了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取低值的话也已经接近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后面的数据看下来也基本在这个幅度内，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最高的时候，估计可以达到41.77%，最低的时候也能达到9.77%，接近10%，这说明中国人口历来在世界人口中就占有很高的比例，甚至是压倒性的。 大家看完本书后就会明白，实际上我们今天面临的诸多人口问题，很多都是历史上早已有之并延续到今天的 基础篇 西晋学者皇甫谧编撰的《帝王世纪》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数据，大禹时代“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直接精确到了个位数。还记录了周成王时代“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同样精确到了个位数，比大禹时代还多出十六万一千人。 三十年前我在南京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这个数字是不可信的，很多人便质疑道：精确到个位数怎么会不可信？又为什么要否定我国在世界的领先纪录？ 而从技术上讲，夏商周时代也做不到全国性的人口调查。大规模人口调查是需要物质条件的，首先就是统计上的难题，在没有纸和笔的条件下该拿什么记录，又该怎么保存记录？从目前的考古发掘来看，还没有找到当时统计人口的工具和记录。而在甲骨文之前的夏禹时代，还没有出现文字和数字，更不可能对人口进行有效的统计。 大家可能会认为一车书的数量庞大，实际上当时的书还是竹简或帛的形式，所承载的信息很有限，恐怕难以找到什么“独家记录”，否则司马迁和班固这些前朝史官一定会更先一步进行记录。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来讲，皇甫谧记载的这一数字是来历不明的，即便不是他本人伪造的，至少其信息的来源也一定是伪造的，因此并不可信。 按现在的分析，《周礼》中记录的制度并不是西周已经存在或者实施的制度，而是文人学者追加的一种历史想象，认为治理国家应该有这样的制度，在没有历史依据的条件下就托名于周公，致使后世误以为周朝存在这样的制度。具体分析为什么不存在这些制度，我们可以对比以下的例子。 而推测出的中国历史上人口调查的出现，最早也要到商朝，即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原因何在？首先，人口调查的能力来自国家机构的支撑，需要一批专职的人负责实施，商朝已经具备这个条件了。 其次，商朝已经出现了甲骨文，同时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复位数，个位数能承载的信息量有限，复位数则大大提高了统计的能力。 因此从理论上讲商朝已经开始调查人口了，但依然做不到全国性的覆盖。 刘邦进驻咸阳后，具有战略眼光的萧何接管了秦朝遗留的律令文书，其中就包括户籍，刘邦及后来他建立的汉朝也借此得到了全国确切的户口数字。 古代有户口本和身份证吗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额济纳旗曾出土了一批木简，根据考证，这里就是汉朝时被称为“居延”的地方，当时那里有一片湖泊，名为居延泽，这片湖泊至今仍然存在。 由此可见，当时调查户口户籍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财政收入。 “三疾”，即残疾、废疾、笃疾，这是可以免除徭役的三种残疾。如果是轻度残疾，则通过“貌定”来鉴定，比如一个人腿脚残疾，检查人就会让你走动一下来判定是否真实，核实后再注明“貌加”、“貌减”或“就实”。情况核实后，再根据各户的人口、资产、承担赋役额度等确定户等。 历代户口调查结果可靠吗 因为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黄册，结果查到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时已经有人在预先编造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了。实际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就已经灭亡了，大概这个官员想省点事，想着如果十年之后自己还在这个位置上，那干脆一次性就把十年之后的数据也编好。 因为他去查了明朝留下的黄册，结果查到在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时已经有人在预先编造崇祯二十四年的户籍了。实际上明朝在崇祯十七年(1644)就已经灭亡了， 为什么历来的户口数基本上靠不住？原因就在于一般情况下，集中到皇帝那里的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有隐瞒的，而且是层层隐瞒，甚至以隐瞒为主。 大家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少报人口的一定是贪官，但其实清官也会少报。明清时期有些官员在离任时，百姓会送万民伞来歌颂他，立去思碑来表达思念，甚至公然写上他帮地方隐瞒了多少户口，作为他在百姓心中的政绩。 但为什么清官也要隐瞒呢？答案是他要帮地方减轻负担，比如明明户口2万，清官只上报18000人，相当于减少了摊派的定额，也就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为什么朱元璋要出动军队调查户口 第一类是户籍，又叫作五等丁产簿和物力簿，每三年一编，每年向户部报升降账、桑功账，只登记主户，不登记客户。第二类叫税账，税账又分两类，一类叫管额账，一类叫纳毕账。前者是上报应缴的，后者是实际缴的，每种又分为夏账、秋账，登记主户、客户。第三类叫丁账，只登记男性成丁人口（赋役人口，二十岁至六十岁），老人、小孩和妇女都不在登记之列，登记内容包括被登记人的年龄、姓名和家中口数，以及家中其他男性的姓名和年龄，最终报给户部。第四类是保甲簿，只登记男性丁口（包括老丁、幼丁，即家中男性成员），三年一造册。第五类是砧基簿，绍兴十二年(1142)起政府重新调查财产，每三年登记一次。所以并非所有人口都放在一本账里。 为了使制度永久化，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规定全国每十年编造户籍一次，即黄册。 到雍正年间又进行了一项改革，即“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到了地税中去。国家从此根据土地数量来收税，丁口数已毫无意义。从此以后再调查户口，理论上讲就是纯粹的调查人口了，和赋税额度已经完全脱钩。 今天的派出所有户籍警，承担户籍登记管理的职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定下的标准时点是2020年11月1日0时，而且这次的普查还包括了人口变动情况与房屋情况，这些在以前都是没有的。动员普查人员达700万人，范围相当广。 为什么徭役会成为王朝覆灭的导火线 到汉武帝时更是将起征年龄提前到了三岁，很多百姓被迫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将他们杀死。三岁之前只是喂养还好说，三岁之后要缴税就负担不起了，只能将孩子杀死。 为什么“丁”数会出现小数点 源自康熙时期开始实行的永不加赋政策，因为在此之后地方官再调查户口，百姓就不需要担心多报户口会增税。 历史篇 第二个因素就是战争。汉武帝连年发动战争，有些战争是必要的，比如说反击匈奴，但有些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比如他垂涎中亚大宛国的天马。 三国时期的人口真的锐减90%吗 这样估算下来，三国合计起来的总人口大概在3000万以上，与东汉相比，人口损失近一半。 以富裕闻名的宋朝究竟有多少人口 宋太宗时期，南方水稻区还增加了麦豆类作物。宋朝还在江淮之间推广水稻，大中祥符五年(1012)，福建地区从今天的越南引进了占城稻，占城稻成熟期比较短，在气候较热的地区一年可以种两季，粮食总产量因此显著提高。仅从粮食的产能角度来讲，宋朝是足以供养更多人口的。 第二个因素是南方的开发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南方得到进一步开发后，人口密度提高，人口总量也在持续增长。 第三个因素是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那就是宋朝局部地区的人口压力已经很大了，具体表现在人地矛盾尖锐，原来土地产出的粮食已经供应不足。 可以确定的数据是北宋末年宋朝已有2000多万户，如果按每户5口来计算的话，当时的总人口已经超过1亿。这是较为容易的一种计算方法。 另一种计算方法就是比较法，金朝完全占领北宋旧地后的泰和七年(1207)，在统计原北宋旧地范围内的人口后，有870万户5200余万口。比较之下，1102年北宋只统计了630余万户1485万口，这也证明了宋朝原来只统计了赋税人口。而如果这630余万户也是以每户5口来计算的话，这一大片地区在北宋时期的总人口就已经超过3000万。 综合而言，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北宋末年，具体来说是宋徽宗崇宁年间，北宋人口已经超过了1亿，这样的数值才能够跟宋朝的繁荣、百姓的富裕生活相称。 不能忽视的是，当时北宋的北边还有辽朝，那么辽朝到底有多少人口，这个问题也很棘手。第一点原因，辽朝留下来的户籍也是不完整的，登记制度非常不明确。最大的可能就是辽朝仅仅统计了州县中的汉族居民、契丹人、女真人、渤海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还有一部分被他们掳掠的汉族人口，以及军士和家奴则都不在统计之列。 第二点原因，辽朝的户籍统计质量也很差，原始资料可能早已散佚，所以到了元朝修《辽史》时，数据已经有了巨大的缺漏。 根据现在一般估计，金朝在泰和七年或八年(1208)时达到了人口数的顶峰，拥有8413164户，人口数达到53532151口。 综合叠加，南宋和金朝的人口合计达到了1.2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个人口高峰。 蒙古大军南下究竟减少了多少人口 首先我们要清楚的是，元朝统一中国的过程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是灭西夏灭金，统一北方的过程；第二个是向南灭宋的过程。 在围攻汴京十六昼夜间，城内外死者以百万计。 在这样极端的战争环境下，人性中恶的一面大为暴露，许多将领都嗜杀成性，木华黎攻占山西绛州时，“拔其城，屠之”；攻下金朝的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后“斩首八万级”；进攻广宁和懿州时，守将刘琰、田和尚均开城投降，但最终结果仍是“除工匠优伶外悉屠之。 蒙古军队南下除了带来直接战争伤亡外，还诱发了民族间的仇杀。 这样的损失的确很大，因为蒙古军队进攻金朝之前的1208年，金朝、西夏的人口合计为5500万到6000万之间，26年后却仅剩下1000余万，即原来的18%～19%，损失超过了80%，这在中国人口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再加上灭宋战争以及瘟疫饥荒等损失，一度达到峰值1.2亿的中国人口，最终的损失已超过6000万。 这样推算下来，元朝的人口高峰应该出现在社会相对安定、灾害较轻的至正前期，即至正元年(1341)前后。在元朝实施户籍登记的行省范围内，以至元三十年(1293)的实际人口约7000万为起点推算，到至正初年已有约8500多万人。此外西藏已纳入元朝统治，但是并未进行户籍登记，据估算当时西藏人口大约为60万。以上就是对元朝人口最高数值的估计。 明朝灭亡是因为宗室超生吗 但与优厚待遇相应的，是明朝规定宗室人员不能考科举，不能做官，不能当兵，不能做其他产业，只能接受财政供养。 在这些人中有一个郡王庆成王，他创造了“百子俱袭爵”的生育纪录，仅继承爵位的儿子就多达百人。照此估算，加上女儿、未封爵的子嗣和夭折的孩子，他至少生了三百个孩子。 到17世纪初，明朝实际人口已经达到2亿，甚至突破了2亿。 清朝的人口增长算得上“人口爆炸”吗 我们过去对于太平天国的评价多少有些溢美，实际上它带来的屠杀同样酷烈。 可以说这是中国最后一次重大的人口下降，但也应该看到在损失中孕育出了新的转变。 婚育篇 在古代普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婴儿的哺乳期会很长。今天，母乳未必是唯一选项，而过去有些孩子即便已经很大了却还在吃奶。 之所以要为父母守孝三年，正是因为孩子吃过母亲三年的奶。 《后汉书·张奂传》里提到武威、河西一带有诸多奇奇怪怪的禁忌，“凡二月、五月产子及与父母同月生者，悉杀之”，也就是说二月和五月不能生孩子，生下来就要全部处死。如果孩子跟父母同一个月出生，也得杀死。 大家不要看了电视剧后就觉得宋朝人是普遍富裕的，其实当时穷人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 所以倒推回去可以发现，迷信习俗也是适应了社会的需要，没有这种习俗的话，反倒不需要借口，就变成直截了当地杀婴了。 穷人这样做是为了保证能够传宗接代，而王侯官宦人家则是因嫔妃、妻妾之间争宠，如果生的是女孩就不能够上位，还会被人瞧不起，被认为不吉利，所以产妇往往生下女孩后就隐瞒消息并赶快将其处死，直到顺利生下男孩。 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借妻生子的现象，浙东一带曾存在典妻现象——穷人有生育的需求，有人就会将妻子“租借”给他，签好契约。比如有借给两年，有借给对方直到生出儿子为止。 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人死了以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只有自己的男性继承人来烧香上供，当事人才收得到，而女儿被认为是外人，行不通，因此也就出现了千方百计保证自己有后的现象。 类似的例子还有慈禧太后的儿子同治皇帝，他去世后，照理来说要在同治的下一辈找继承人，但慈禧一定要将同治的同辈，她的亲侄儿兼亲外甥、当时还是小孩子的光绪找来做皇帝，方便她垂帘听政。 古代有哪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和措施 到汉高祖的儿子汉惠帝时，颁布了一项法律，女子年十七至三十不嫁，征收五倍人头税。 北周干脆把法定的婚龄降到男十五岁，女十三岁，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低的法定婚龄。实际上很多这个年纪的人根本没有性成熟。 第二个举措就是给予政策上的优惠补贴。汉高祖七年（前200）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意思就是百姓每产一子，就可以免除两年的徭役，而当时的徭役是极为繁重的。 第四个举措是打击佛教。有些朝代佛教盛行，不少人为了逃避赋税而出家。这样一来非但自己不缴税，也不可能再结婚生子，相当于影响了国家的人口增长。 北周时期，北周武帝宇文邕下令废佛，一次性强制三百万僧侣还俗。 古人真的有三妻四妾吗 最终就造成相当一部分男性终身没有办法婚配，即使是上层男性也不例外。 寡妇究竟能否改嫁 不仅不允许寡妇改嫁，还不许男人娶寡妇。 现实需求往往会跟精神文化现象结合，通过让女人守节来限制寡妇改嫁，以达到适度减少人口的目的。 大力倡导表彰的只能证明它是社会的需求，是稀缺的典型。 早婚在古代是普遍现象吗 但这只是富豪家庭的情况，同时也存在着大量结不起婚的普通人。 家谱中记载的祖先可信吗 但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家谱追溯到源头会发现祖先都是了不得的帝王将相、哲人先贤，这样的家谱真的可信吗？ 宋朝之后许多秦姓家族明明是秦桧的后代，但都不承认，而将自己攀附为文人秦观的后代。 与之类似的还有北方很多人都自称来自洪洞大槐树，实际上研究下来会发现，当时山西各地的移民非常普遍，并非只有洪洞一地，更不会都集中在大槐树。 民族篇 关于清朝的影视剧中总有大臣上奏时自称“奴才”，但历史上只有满族大臣才有资格自称为“奴才”，汉臣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甚至像满族这种能够以100万人的体量掀翻了人口达2亿的明朝。具体来说，他们的战斗力与生存方式息息相关。 南蛮、百越今何在？ 还有很多姓氏如梅、冉、鲁、文、龚、奉、粟、雷、蓝、骆、潘、梁、吴、龙、石、麻、廖、张、陈、李、邓、唐、黄，也都极有可能是蛮人后裔改姓而成的。 一方面说明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认同向来不以血统为标准，而是一种文化认同，如果你接受了我的文化，那我便承认你是我们的一员。今日的汉族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其原因就在于此， 地区篇 唐朝的时候有一句话，“长安居，大不易”，想要在长安定居下来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句话背后的道理何在呢？从秦汉开始，想要在首都地区申请一个户口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首都和一些重要地区的户籍有着严格的控制。 户籍限制了百姓的迁徙自由，也提高了首都的迁入门槛。 宋太祖赵匡胤的祖籍是天水，天水就成了赵氏的郡望。 衣冠南迁使江南成为天堂 当时甚至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杭州城里的人都学习河南话、开封话。 而江南的发展不过是移民带动南方发展诸多例子中的一个。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还能找到更多类似的例子。 湖广填四川 这样优惠的政策吸引了大批来自湖广、陕西、江西、安徽、广东、福建的移民，所以“填四川”的绝不仅是湖广。 闯关东、走西口 这些移民都是哪里的人呢？主要是山东人，其次是河北人、河南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 除了开垦之外，经商也是走西口的另一个重要目的。 走西口的移民和闯关东的移民一样，为巩固和开发祖国的边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下南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南洋对中国的重大历史意义体现在各个方面，我只是举了其中的一些例子而已。 近代篇 我认为历史要根据事实说话，不能假设。 实际上国务院很早就成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说明其实国家也有控制人口的想法。 计划生育四十年 比如研究控制论的宋健和经济学家田雪原，据他们预测，中国总人口在2000年前如果控制在12亿，到21世纪初的前20～30年就不用担心老龄化。 今天，我们怕人口持续减少，但那时的观点却是认为中国人口太多，控制在7亿人才比较合适，对此他们还提出了实践计划。 在世界主流提倡环境保护、讲求适度人口的基调下，当时国际上包括欧美在内的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中国人口过多，占用了太多的地球资源，需要尽快减少人口。 我们的近邻，像日本、韩国当时也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知道这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 大家应该明白，当时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得越来越严格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客观来看，有些人把今天出现的人口问题都归咎于计划生育，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韩国、日本都未实行过计划生育，但到后来也同样遭遇了严重的人口问题，可以说情况比中国还严峻。 至于怎么样来全面评价计划生育，我想现在还为时过早。比如说我们付出了比较大的代价，这到底值得不值得？关于这些，我想留给历史去讨论吧。 中国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吗 根据我们最新的统计数据，2021年中国人口净增长了48万，虽然还在增长，但已经是极低的增长率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到了人口拐点，人口拐点并非一个简单的概念。 如果根据适度人口理论，人口负增长反而是理想情况。 第一，最有效的方式还是提高出生率，也就是多生孩子。现在我们的二孩、三孩政策就是规避人口负增长的体现，但光靠这个方法还不够。 当时有些专家预测，生育政策只要一放开，人口就会大幅增长，不过现在看来成果还不算显著。 第二，依然要坚持减少死亡率。在降低死亡率这点，我们不能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了调控比例不择手段，而是依然秉承人道主义，降低死亡率，特别是老年人的死亡率。 第三点同样重要，即吸引移民。如果自身劳动力实在不足或者劳动力红利消失，为什么不能按需引进移民呢？ 现在有些中餐馆连厨师都已经是墨西哥人了，只是不敢让他们抛头露面，怕被人觉得口味不够正宗。 如何应对老龄化 最后，还可以满足一部分老年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有些老年人对钱的需求不大，但的确热爱工作。 本人是到74岁退休的。当然，我作为大学教师，情况算是比较特殊。按理来说我应该60岁退休，但我自己认为我至少可以正常工作到80岁，这中间的20年难道不是我能带来红利的时期吗？ 我想中国完全有可能做到，充分利用老龄人口的人口红利，增加康养场所，发展康养事业，这是前途无量的新产业。 真的会出现3000多万“剩男”吗 在古代，影响性别比的因素主要是男尊女卑的观念，既然天然性别比应该是106，那后来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很简单，很多女婴刚生下来就被溺死了，还有弃养、霸凌，虽然没有造成直接死亡，但也增加了女婴的死亡率。 比如老年人口的男女差别，并不会影响现在的婚姻与生育。而现在的问题主要来自当今社会的婚龄与育龄人口，这一阶段人口的性别比才会直接影响未来是否会产生“剩男”，会不会影响婚姻与生育。所以首先可以确定，所谓“剩男”是远远不到3000多万的。 所以首先可以确定，所谓“剩男”是远远不到3000多万的。 跨区域婚姻。比如上海男女性别比高，“剩男”比较多，而四川“剩男”少的话，上海人就可以考虑到四川寻求配偶。通过这种地域之间的调整也可以缓解这种矛盾。 提高有偶率。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缓解，比如说现在离婚率高，“剩男”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寻求结合，最后达到总人口提高有偶率的目的。 为什么年轻一代不愿生孩子 这种生育意愿的下降，其实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达富裕后的必然结果，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外。大家或许觉得不能接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逐条分析一下生育意愿来自哪里，然后再看看现在或未来可能出现的趋势。 一方面我们大力反对迷信，提倡唯物主义，从民国开始就已经反对烧香、祭拜等迷信行为了。 第五点，世袭制的需要。在古代世袭制下，如果一个人无后，爵位就不会再传下去。 在罗列完上述内容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上面这几条有哪些我们可以做到。 我们未来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我个人主张的一个办法还是要依靠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要提倡新的孝道。 其他办法已经很难挽回生育的颓势。无论是经济补贴、延长产假还是制造对老年生活的恐慌，都已经很难提振生育意愿了。 通过之前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些生育意愿到了富裕发达的现代社会基本已经被消解了，唯一还在起作用的就是文化与信仰。 当然，除此之外一些辅助手段还是有必要的。我们需要降低生育、抚养、教育、医疗成本，能够保障年轻人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适当补贴这些都需要同步进行。 人往高处走——迁出地的推力 移民基本分为两类，第一类，也是历史上占绝大多数的生存型移民，即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得不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他们迁移的目的就是生存。 第二类是发展型移民，现在的移民绝大多数可以说是发展型移民了，即为了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而迁入其他地区定居的人口。 第一，产业衰落，经济水平低。大量企业倒闭导致工人下岗，甚至有些是国营的大中型企业。 第二，气候寒冷，生活成本高。很多包括退休老人在内的东北人迁居到海南岛就是一种体现。 人往高处走——迁入地的拉力 今天人口涌入的地区，都是这些迁移人口心目中的高处。那么，这些地方的拉力来自何处呢？第一，经济繁荣，产业兴旺。迁入地往往有很多新型产业，经济发达，同时充满对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的需求。第二，企业经济效益好，收入高，福利全，晋升快。第三，就业率高，社会保障覆盖面广。第四，营商环境好，投资机会多，收益高。不同的人追求的“高”是不同的，对富人或者企业家来说，重视的就是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好不好，投资的机会多不多，发展的速度快不快，前景是否看好。我们现在有些人盲目地要移民到发达国家，到了之后才明白人家都已经饱和了。我最近去美国一些城市发现，和三十年前去的时候没什么区别，这样的发展速度又如何能抱以很大的期望值呢？我们中国也是一样，有些城市虽然发达，但已经相对饱和了。 第五，人文环境。人在贫困的时候对财富的要求可能更迫切，但如果已经达到了中产或小康标准时，就会更多地关心人文环境方面。 首先，房价高低的标准不同。如果一个地方房价每天都在降，大量空置房源无人购买，说明当地的经济情况满足不了投资者或定居者的需求。 其次，个人的选择不同。为什么北上广深，以及杭州、成都等新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很高了，年轻人还是前赴后继地涌入？这种选择就是基于房价与收入的比例，而且这种比例不仅要看眼前，还要看未来。 再次，企业的选择不同。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会以地价低廉来吸引企业。但企业和人一样，也要看地价与收益的百分比、地价与公司本身体量的百分比，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房价最高的那些地方，还有大批企业将总部设置在那里，这也是权衡的结果。 最后，地方政府的选择不同。地方政府需要考虑如何有利于维持适度的人口，如果房价过高，将适度人口也就是常住人口都排挤走的话，当地也就没希望了。 早在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就提出了中国人口稠密地区与稀疏地区分界的一条线，即有名的瑷珲——腾冲线，他当时是这样说的：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 我国64%的面积，在当时只有4%的人口，而36%的面积却有全国96%的人口。可以说这样一条线代表了严重不平衡的人口分布。

葛老这本书，前半部分堪称神作，没得说 但后半部分关于“引进外来人口解决老龄化”的论点，恕我难以认同，甚至觉得有些危险。 在当下本土青年就业都如此内卷的背景下，优先考虑的应是内部消化和产业升级，而非引入外部劳动力。这不仅是经济账，更是安全账。元末福建“亦思巴奚”战乱的教训就在那里：当外来群体形成势力，其对地方治理乃至国家统一的冲击是致命的。 看看现在的欧洲，正是前车之鉴。当一种文明因“政治正确”而自我束缚，另一种文明便通过更高的生育率进行“静默的征服”。沙龙里的礼貌辩论，改变不了街头人口结构悄然更迭的现实。这本质上是一场现代版的“田氏代齐”——文明的主体性在看似和平的进程中悄然易主。 这让我想起一种对“入侵”的深刻分层： 低级入侵：战争统治，奴役肉体。 中级入侵：经济掠夺，资源供奉。 高级入侵：文明颠覆，断其传承。 终极入侵：人种替换，换其肤色，不战而占。 葛老自己在书中分析日本向东北的移民策略，不也恰恰印证了“终极入侵”的逻辑吗？为何轮到我们自己，反而如此天真？ 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巩固民族根基”，在今天看来，绝非保守，而是深刻的远见。守护本国人口的健康发展比例，是抵御高级和终极入侵的基石。人口从来不只是劳动力，它是文明的载体，是国家的血脉。 政策的制定，绝不能只看短期数字，而忘了长治久安的根基。

这本书抛开王朝兴衰记述，以人口为尺，丈量历史纵深，却道破了最朴素的真相：王朝兴衰、版图变迁，终究是芸芸众生的生存史。从秦汉户籍桎梏，到唐宋繁衍生息，再到明清人地矛盾加剧，数字起落间，是无数普通人在天灾、战乱、赋税里的颠沛流离。佛家讲“生老病死苦”，每一次的人口锐减，都是战乱带来的生离死别；每一轮人口增长，背后都是百姓为求温饱、延续血脉的苦苦支撑。 历代统治者视人口为国之基石，却少有关照个体疾苦，百姓如蝼蚁，在时代洪流中身不由己。他们面朝黄土，背负徭役赋税，忍饥受寒、颠沛流离，不过是求一世安稳，这最朴素的愿望，在千年历史中却屡屡成空。恰如佛家所言“众生平等”，这些被史书忽略的平凡人，同样是鲜活的生命，有着对生存的渴望，却终被历史的尘埃掩埋，只化作人口数字里的一笔。 纵观千载，众生皆苦，唯有悲悯。 观史如是，方知惜生、安身、惜当下。

一个小时出头读完。。。 在我看来，有点高开低走了。前面的科普还算比较到位的，虽然有些内容我是持保留想法的。。。 但是后面的篇章，提及让老年人去创业有点无语，更无语的是这一段摘抄： 『我们未来要想提高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我个人主张的一个办法还是要依靠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要提倡新的孝道。新的孝道是什么？就是每个人都应该认识到，要保证家族、社会、民族、国家的繁衍，这是一种基本义务。将及时婚育看作一种爱家爱国的社会责任并从小培养，这样才能保证他们的生育意愿。』 😂😂😂

葛剑雄用人口流动与数量变化串起三千年中国史，视角新颖而数据扎实——从商朝甲骨文中的“登人”记录到秦献公“为户籍相伍”，再到汉昭帝时期户口骤减的惊异波动，作者始终将人口增减与战争、经济、政策紧密联结，揭示人口史其实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全书以生动案例说明：重农抑商政策关乎人口繁衍，唐朝吸纳外族人口铸就盛世，南宋因破亿人口而在蒙金夹缝中生存，明朝宗室人口激增又如何拖垮财政；游牧民族与中原的长期冲突，归根到底是人口压力驱动的战争与迁徙。通过这些论述，作者不仅展示了人口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也提醒读者区分“户口数”与“实际人口”，以免误读数据。全书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对理解今日中国的人口问题与未来走向极具启示。

如果说中国人口3000年来第一次出现“非战争、瘟疫、自然灾害等因素导致的人口下降”。那么这其中一定会有一个或几个特殊的原因。 20 世纪与人口问题息息相关的、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就是“退休制度”，当人类对于老了之后，可以心安理得的享受社会整体运作所带来的安全保障，就可以不再焦虑于依靠生存概率不高的子孙，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保障了。此时，对于子孙后代的希望自然也不会过于强烈，于是生育意愿开始下降。当然，这种下降曲线并非与退休制度完全重合。可以说，人们为了防止人口爆炸而提出的计划生育理论与退休制度，同时形成了一种对人口的遏制。但是，这两种制度产生效用的实际生效时间是后延的，从条件满足到结果发生近乎于可以延后 20~50年。 而另一个因素似乎更为宏大一点，那就是工业革命，人类对于农业的依赖和期待同时下滑，这就造成了农业本身价值的缩水。经济学上稀缺的概念才能够造成某种物品的增值，而农业的贬值带来的是相应的人口红利的贬值。这种贬值效应相应的延后时间更为明显。从工业革命到离开农田，完全依靠机器满足大规模人口的粮食问题之后，人力资源的重要性变弱，于是人口的价值严重贬值，才会出现这史无前例的全球人口的规模缩减。 我们都知道，印度是目前全球少有的人口增长国，就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农业水平还处于较低水平，所以农业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相对比较重要，人口和人力资源的价值与占比自然就会比较高，所以全球只剩下印度人口在高速增长了

看这本书，得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与诸位分享。 那就是，作者的立场是由他的自身条件下意识决定的。 比如说，谈到三千万剩男的时候，作者说，因为这个是总人口的性别差，实际上婚龄和育龄人口性别差根本就没有三千万，所以不用担心。 试问哪些人会担心呢？大概率是剩男群体会比较焦虑吧。我理解的是，作者在用事实安慰他们。 但是，不好意思😬，我要泼冷水了。总人口性别差假如是三千万的话，剩男群体只会大于三千万。因为按照人口发展的规律，老年人群中，女性占比是大于男性的。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老太太活得比老头质量好。因为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抽烟喝酒，男性的寿命预期是比女性要短的。然后，刨掉这群剩女老太太，总人口男的还多了三千万，还能得出结论，剩男实际上没有三千万，我就想问问了，文科老师数学就这水平啊？？ 如果想找论据，去看看人口普查之后发布的性别及年龄的金字塔图就晓得了。 第二个也还是不用担心。 书里提了一嘴，非常简短的一句话带过，男性精子质量在下降。原因，过程皆没有说，最后得出结论，不用担心。 我要是男的，我简直焦虑死了好吗！精子质量是做男人最后的尊严！！！说我精子不行，比说我不行更伤人！！！ 我不是男的我都接受不了了。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挺严重的。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有的人类男性，从总体上来说，跟他们的父辈相比，精子质量都面临着大幅下滑。 这倒不是我胡说，我是有科学依据的。而且，这不是某个地区，某个个体的问题，是所有人的事儿。如果连老墨都生不出来了，那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事儿大了。 而且，这种生育力的大幅下滑，在年轻人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如果留心新闻，你就会看到，精子库招募捐精志愿者，合格率有多低……我看到的是，合格率仅两成……而且，这还是在标准比例低的情况下，比如男性身高168以上就可以。而且，就这样放水，合格率也仅两成，这还是以男大学生为主力群体的捐精者，很难设想，其他人群，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了。我那天看到一个震惊我一脸的新闻，英国精子库放开艾滋病人的捐精限制…… 这个世界真的魔幻到了，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步…… 然后，这种莫名其妙精子不行的原因，没有找到。我看的其他书里说，是因为转基因作物的广泛种植，人们吃的东西里有破坏生育能力的成分，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得到任何的官方印证，就算是真的，也没办法解决。 既然葛教授让我们不要担心，那就不要担心吧。 多句嘴啊，精子质量都这样了，能生的出就算是祖上积德了，不要在意是男是女了行不行。或许某天，大多数男人都生不出，会出现产房外面，强占他人宝宝的年轻爸爸？不管谁是你爹，反正我是你爹的魔幻场景，也许不止发生在企鹅的世界里呢？ 最后，还有一个很搞笑的点啊，葛教授说，要振兴生育率，靠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都是不好使的，毕竟周围国家已经淌过浑水了，那靠什么呢？靠文化与信仰！！！ 我们要提倡，新孝道文化，传宗接代不仅与个人和家庭有关，更与社会和国家有关！！ 你不生，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就是自私！ 这套说辞，这顶帽子，这根大棒，三十年前就耍过了。只不过，内容从你生，变成了你不生。 我也不懂，葛教授也是七八十岁的人了，按说这套词他多多少少肯定是听说过的，怎么改都不改一下，就复制粘贴过来了？ 搞得我还有点失望呢，这么没有新意的吗？ 我看前面有复旦的老师说，这估计是他手底下那帮小研究生写的文章，挂他的大号，攒成了一本书，这样说的话，倒是有点可能了。那群小孩才二十多岁，没听过宣传也很正常。 话说回来了，既然是依靠文化与信仰，能拉高出生率，不如我们号召，让葛教授多生啊？毕竟，教授可是文化含量最多的一群人，总得以现实行动，响应支持自己的观点对不？不然，要是光说不做，显得自己是在忽悠底层盲流夸夸生一样，这多少有点不太厚道对吧？ 再者就是，葛教授是男人，男人生小孩一不受年龄限制，二不用亲自劳心劳力，既不用生，出点钱就算养了，那何乐而不为呢？ 热烈盼望葛教授为民族，为国家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引用的很多数据都不对，论点极其不严谨，尤其是最后几章直接图穷匕见了。而且提到性别比例的时候作者真是老太太钻被窝——给爷整笑了。贴上一段给大家欣赏： 那么未来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的是，近年来新生人口的男女性别比已经在降低了，很多地方这个数值甚至已经低于106，今后有些地方很可能会出现“剩女”而不是“剩男”，所以大家不必过分担忧。具体的缓解措施有下面几种。 跨年龄婚姻。假设说"剩男”在23岁这个年龄段中出现得较多，但在28岁这个年龄段中就没那么多，那么23岁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就可以寻求28岁这个年龄段的配偶，这种跨年龄婚姻就可以缓解性别比差异大的年龄段人口的婚育压力。 跨区域婚姻。比如上海男女性别比高，”剩男”比较多，而四川”剩男”少的话，上海人就可以考虑到四川寻求配偶。通过这种地域之间的调整也可以缓解这种矛盾。同样，上海人也可以在本地与外来人口结合，如果说以前还有户口方面的限制，那么现在这类障碍已经越来越少了。 提高有偶率。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得到了缓解，比如说现在离婚率高，“剩男”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寻求结合，最后达到总人口提高有偶率的目的。对于不愿意结婚的人群，可以提高他们的婚姻意愿。总而言之，这所谓的“3000多万剩男”并不代表当今婚龄、育龄人口的性别比情况，我们解决性别比的问题应该放在同年龄层次……

个人觉得这书出的毫无意义！只从史料里摘取了历朝历代的人口只言片语的信息，而无任何实际效用和参考价值。对读者而言，从历史信息获取的人口信息，基本没有；就统计方法，统计成效，没有任何信息可信任参考；读者关于人口对时代发展，历史走向的影响了解和思考，压根没有任何可借鉴的。无非就是关于人口统计方面历史科普。 就是一部口水书，整书就是研究者闭门造车的产物，有着论文的严谨正式，但读起来冗长，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记忆，单就人口历史科普，估计效果甚微。就实际价值而言，不如不读。

“闯关东”和“走西口”。 闯关东，也就是指对东北的移民。为什么这里要用一个“闯”字？顺治元年，清军入关，清朝举国内迁至关内，东北随之荒废。之后清朝就在沈阳以北修建柳条边，边外为封禁地，规定柳条边里的汉人不许出边，边外作为满族发祥地，留作练兵、演武、采集珍珠、野山参的地方。在多数情况下，柳条边是禁止通行的，但当中原出现水旱灾害时，难民和流民为了求生闯出去的行为有时也是被默许的。所以要出去就要“闯”，毕竟属于非法性质。 到咸丰十年，政策出现了改变，一方面，沙皇俄国虎视眈眈，已经占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还在策划进一步内侵。另一方面，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财政困难，所以放垦补贴赋税收入。 光绪四年进一步取消汉族妇女不得逾越长城禁令，汉族移民可携家眷迁往定居。光绪六年，实行满汉同等待遇，规定放荒、免税、补助等三项优惠政策。随着移民的推进，从辽宁到吉林再到黑龙江，新的县治、府治纷纷建立起来。 这些移民都是哪里的人呢？主要是山东人，其次是河北人、河南人。山东当时迁到东北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海上，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走海路很方便。另一条路线就是走陆路，通过山海关进入东北。 关于闯关东的伟大贡献，简单来说，如果没有闯关东，没有这批前赴后继的移民和他们的后代，当时的东北能不能为中国所有恐怕会成为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而当时的东三省已经有了3000万人口。正是这3000万中国人，才使得日本人既不敢也不可能像吞并朝鲜一样直接吞并东北。 而与闯关东相提并论的另一场大规模移民运动就是走西口。走西口主要是山西、陕西的移民通过长城的关口迁到当时的“内蒙古”和“外蒙古”，以“内蒙古”为主。其中东部以山西人为主，西部以陕西人为主。移民大多数从长城上面的杀虎口等关口前往内蒙古。 走西口同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口外地区逐步得到开发，除了土默特（今天呼和浩特一代），最为著名的还有鄂尔多斯和河套地区。走西口的移民和闯关东的移民一样，为巩固和开发祖国的边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