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王与苏丹：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与伊斯兰世界

虽说伊丽莎白一世的策略并不高明，不过是用远交近攻来突破天主教国王的包围，但挡不住这一招切实有效啊。 以宗教问题展开，扩展到政治、商业甚至文化艺术，所谓“窥一豹而知全身”，作者将国家、社会层面的蛛丝马迹串联在一起，为读者勾勒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真实风貌。 或许，搭配《无敌舰队》阅读，会更有思路～ P.S. 本书中商人萨姆森·罗利的经历——被俘虏、阉割、改信伊斯兰教、以哈桑阿迦这个名字作为阿尔及尔的首席宦官和司库度过了余生，让我想到了小时候看的一部连续剧，似乎叫《后宫》。揭开东方异域的神秘面纱，人与人的欲望是如此的相似。

在都铎王朝的玫瑰纹章与奥斯曼帝国的新月旗帜之间，十六世纪的地中海见证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外交奇观。伊丽莎白一世，这位以童贞女王形象载入史册的英国君主，竟向君士坦丁堡的穆拉德三世苏丹送去镶嵌128克拉钻石的自动管风琴。这件耗费当时英国王室半年收入的奢华礼物，揭开了近代早期欧洲最令人震惊的地缘政治联姻——新教英国与伊斯兰奥斯曼结盟对抗天主教的史诗篇章。这种看似离经叛道的战略选择，实则是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突破欧洲围堵的生死突围。 一、打破神圣同盟的囚徒困境 在宗教改革撕裂欧洲的背景下，伊丽莎白继承的王座危机四伏。西班牙无敌舰队虎视眈眈，教皇革除教籍令使英国沦为"异端孤岛"，法国深陷宗教战争自顾不暇。传统现实主义史观将英国-奥斯曼同盟简单归结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现实需要，却忽视了这种选择背后深刻的结构性变革。当欧洲天主教势力构建起针对新教英国的神圣包围网时，伦敦塔里的外交智囊们意识到：打破基督教世界的身份政治枷锁，才是破解地缘困局的关键。 这种突破性思维的产物，是1581年英奥签订的破冰条约。条约不仅保证英国商船在地中海的通行权，更史无前例地规定：奥斯曼臣民在英国享有完全司法豁免权。这种超前的治外法权条款，比《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现代外交准则早了半个多世纪。英格兰玫瑰与奥斯曼新月的这次历史性握手，本质上是将国际关系从宗教共同体想象中解放出来的早期实践。 二、丝绸外交背后的认知革命 伊丽莎白致苏丹的国书堪称跨文明对话的典范。信中既引用《古兰经》"信道的人，不可舍同教而以外教为盟友"的训诫，又巧妙将新教徒与穆斯林共同反对"偶像崇拜"的神学立场相勾连。这种基于宗教话语的策略性共鸣，在1570年教皇宣布伊丽莎白为异端后显得尤为关键。英国使节在君士坦丁堡宫廷的见闻录显示，奥斯曼官僚体系对欧洲宗教纷争有着惊人认知，维齐尔们甚至能准确区分路德宗与加尔文派的教义差异。 文化符号的交换成为同盟建构的重要媒介。奥斯曼赠送的镶金马鞍被改造为圣乔治勋章骑士的礼仪装备，英国输出的锡制品则被熔铸成苏丹亲兵的盔甲纹饰。这种物质文化的互文关系，在伦敦商人从阿勒颇运回的丝绸贸易中达到顶峰。东方绸缎不仅改变了英国贵族的服饰审美，其流通产生的巨额关税更成为皇家海军建设的财政支柱。物质交往与观念嬗变形成共振，重塑了英国精英阶层对伊斯兰文明的认知图式。 三、地中海上流动的现代性 英奥同盟催生的不仅是政治军事合作，更开启了早期全球化的新模态。1583年威廉·哈本爵士出使君士坦丁堡，其使团成员包括数学家、造船师和火炮专家，这种技术使团的构成预示着知识交换的新范式。英国从奥斯曼获得的不仅是硝石补给，更重要的是桨帆船制造技术与地中海海战经验，这些军事知识后来在对抗西班牙大帆船时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种跨文明互动对英国国家构建的影响远超预期。东地中海贸易催生的商业公司法人在组织形态上，为后来的东印度公司提供了原型。伦敦金融城崛起的黎凡特商人集团，其跨国网络成为英国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渠道。当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描写主角在地中海的冒险时，那段被俘为奴的经历正是这种英奥关系的文学投射。 站在全球史的维度回望，伊丽莎白时代的外交突围绝非权宜之计。当威尼斯大使惊讶于英国绅士佩戴土耳其弯刀成为时尚，当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中塑造充满东方智慧的摩洛哥亲王形象，这些文化表象之下涌动着早期现代国家突破文明界限的深层脉动。英国与奥斯曼的这段特殊交往，不仅改写了地中海的力量平衡，更在文明对话的史册上刻下了超越时代的启示：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尚未诞生之际，海权国家已然在实践着某种超越宗教与文明藩篱的现实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对于今天面对文明冲突论的国际社会，仍不失为一面珍贵的历史明镜。

换个角度看英国和伊斯兰国家，帝国和宗教主义的碰撞

伊丽莎白黄金时代繁盛的背后，是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的隐秘交流女王与苏丹的结盟，始于形势，忠于利益。自始至终，女王与苏丹的心里都明白，“所有掩埋在充满敬意的修辞下的都是精明的现实政治，一步不慎就可能把盟友变成敌人”。 伊丽莎白一世在历史上一直享有盛誉。她既是莎士比亚时代的荣光女王，也是大航海的赞助人，和英国新教教会的保护者。 和所有的王储一样，伊丽莎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终生为生存而挣扎。这位“嫁给英格兰”的女人，在收拾完父亲亨利八世和姐姐血腥玛丽的“政治烂摊子”后，又因无敌舰队一战成名。从单纯的童贞女王，晋升为英格兰的国家象征，并一次次地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画作里。然后，流芳百世。 在伊丽莎白的统治下，英国进入了辉煌的“黄金年代”。不仅在国力上跻身欧洲大国之列，同时也开创了英国文学的盛世繁华。 为避免政治联姻，导致政权旁落，伊丽莎白对外宣称终身不嫁。统治初期，她与奥斯曼帝国结成英-奥联盟。打破了天主教邻国和教皇的压迫，也为英国的商业困境打开突破口。 而英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这段隐秘交往，被伦敦大学教授布罗顿写进了《女王与苏丹》一书中。布罗顿用娴熟的叙事技巧，讲述了英国与伊斯兰世界丰富、复杂和矛盾的关系。在详实的史料与莎士比亚的戏剧文本虚实的对照下，为我们展示了在十字军东征和大英帝国崛起的500年间，穆斯林对英国经济、文化以及文学上的影响。 布罗顿擅长在繁冗的史料中寻找独特的视角，让沉闷的历史变得有滋有味。在《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中，他通过观察地图板块的变更，再现了特定区域的历史和文化。而在《女王与苏丹》里，他则从基督与伊斯兰世界两个视角交织叙述，重现了伊丽莎白统治下的黄金时代。 今天，我将从伊丽莎白女王的视角出发，与大家一起追溯布罗顿心中那个辉煌的黄金时代。共同在这段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的隐秘交流史中，发掘英-奥联盟的动机，以及对当时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 01、女王的选择：西方天主教邻国 VS 东方伊斯兰教大腿尽管身为“天选之女”，但伊丽莎白的权力之路却充满险阻。她一生都受制于她的天主教徒的敌人。继位前，红衣教主称她是“乱伦生下的杂种，诞生于一个声名狼藉的娼妓的罪恶之中”。姐姐血腥玛丽为保王位将她囚禁于伦敦塔。姐夫西班牙国王腓力派遣强大的无敌舰队来收拾她所在的新教国家。权臣则忙于逼迫她与天主教徒结婚生子，让继承人引导英国回归天主教的信仰。 除了艰难的政治环境，伊丽莎白还要面对30万英镑的国债和国内宗教路线分裂的隐患。焦虑的她迫切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同盟，助她摆脱迫在眉睫的政治宗教危机。于是，同样不被认可的穆斯林进入了伊丽莎白的视野。 巧合的是，当时的英国人、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宗教地位上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基督教世界认为他们都是异端，是叛徒，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否认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而在商业层面上，犹太人早已为英国商人与伊斯林的贸易往来穿针引线。 敏锐的伊丽莎白迅速捕捉到了与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点与平衡点。于是，女王大胆地向奥斯曼帝国提出了建立商业关系的请求，并以臣服的姿态向苏丹穆拉德寻求政治庇护。自此，女王与苏丹开始了超过20年的通信，其中一封来自奥斯曼宫廷的回信写道： “从亚当的所有儿子到今天的苏丹的儿子，他是神的影子，信仰和国家的守护者穆拉德可汗，女性基督徒的拥护者…她追随弥赛亚，承载着华丽而威严的标志，拖着荣耀和权力的裙子，君主无不服从，贞洁与节制的摇篮，英格兰王国的统治者，遵守玛利亚之道的加冕的女主人一愿她能安享晚年，愿她得偿所愿！”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奥斯曼帝国对世界政治霸权的野心。它赞美了上帝和“主穆罕默德的纯净灵魂”，列举了穆拉德的诸多头衔，并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称赞女王对穆拉德的服从。 但无论如何，英奥同盟还是正式成立了。伊丽莎白受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宗教保护，英格兰开始被当作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准备进行从布料到信仰的任何交易。 02、女王的野心：黄金时代的背后，是基督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隐秘交流事实上，早在与奥斯曼帝国结盟之前，伊丽莎白就在1559年起草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以应对即将到来的英国国际孤立。措施包括限制进口、鼓励出口、通过“新航道”向“那些到达几内亚、巴巴里和莫斯科”派遣一支庞大的海军部队。 接下来的10年里，英国每年进口250吨摩洛哥糖，价值1.8万英镑，进口总值超过2.8万英镑，高于葡萄牙贸易总额的25%以上。 除了摩洛哥的糖，还有各种东方进口商品。比如昂贵奢华的伊斯兰织物（毛毯、地毯、刺绣），风格独特的伊兹尼克陶器。还有宫廷人士最爱的珍珠、宝石饰品，和丝绸、织锦等锦缎物料。 除了用的和穿的，进口的食品也不少。比如甜葡萄酒，还有茴香、肉豆蔻、肉豆蔻干皮、姜黄和浑子果实等各种各样的调味品。 这些商品被记录在伊丽莎白时期的画作与剧作中。比如在《驯悍记》和《错误的喜剧》中，莎士比亚就多次提及了“珍珠镶嵌的土耳其软垫”和“土耳其挂毯”。 与日俱增的经济利润让更多的英国人投身于穆斯林和犹太人的生意合作中。为了保持贸易上的有利可图，伊丽莎白甚至刻意回避天主教与穆斯林教的正面冲突。 另一方面，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女王还委托德雷克开展海上航线的探索。德雷克不仅为伊丽莎白带回精彩的远航故事，还有一堆价值丰厚的劫掠品。他的海盗行径完美契合女王迂回的外交政策。不仅在资金上削弱了腓力对荷兰军队的掌控力，同时也让女王获取了丰厚的财富。 英-奥联盟的建立不仅让伊丽莎白在世界政治与宗教格局中不再孤立，还为英国带来了文化与经济共荣的黄金时代。 大量以伊斯兰世界为背景的故事出现在作家们的笔下。比如，莎士比亚在13部戏剧中都提到了土耳其人。从《亨利六世》、《理查三世》、《查理二世》，再到《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莎士比亚都在作品中描写了基督徒与穆斯林教徒在中欧的政治矛盾和宗教冲突。 总而言之，整个16世纪90年代，莎士比亚和他同时代的人都关注着伊斯兰世界，并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英·奥联盟的隐秘交流史。 这些作品大量提及了“东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内容。比如当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区，帝国的规模和经济往来，反映了不同阶段英奥双方紧张而又微妙的联盟关系。 03、女王与苏丹：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如今，当我们提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时，第一时间想起的都是它们之间不可调和的文化冲突。 然而在16世纪的伊丽莎白统治时期，伊斯兰帝国却凭借着压倒性的军事、政治和商业实力，完成了对英国的基督教世界的经济与文化的渗透。 纵观这段英-奥联盟的秘密交流史，我们不难发现，在所有的政治博弈中，纯宗教的考量总是放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后的。 女王与苏丹的结盟，始于形势，忠于利益。自始至终，女王与苏丹的心里都明白，“所有掩埋在充满敬意的修辞下的都是精明的现实政治，一步不慎就可能把盟友变成敌人”。 伊丽莎白之所以甘愿对奥斯曼帝国的俯首称臣，不过是为了与与奥斯曼和摩洛哥同英格兰结成反西班牙联盟。而年轻的苏丹也不过是痴迷宏观的世界版图，才接受与女王的军事联盟罢了。 尽管新教和伊斯兰教都在结盟中找到了彼此的利益，但彼此的结盟关系依旧十分微妙和脆弱。 正如布罗顿在《女王与苏丹》中所指出的，“结盟后的英国一边希望对方能给自己方提供及时足够的支持，一边又恐惧对方袖手旁观或背信弃义地投向敌方。为了达到政治和贸易目的，他们可以与犹太人、土耳其人和摩尔人结成联盟，以换取必要的回报。一旦利益受损，他们便开始制造冲突，将心中的贪婪暴露无遗。” 但无论如何，通过英-奥结盟，伊丽莎白真正为新教英格兰打开了困境，使新教英格兰在天主教的控制下坚定地站在欧洲。但随着伊丽莎白、摩洛哥国王曼苏尔和奥斯曼·穆罕默德三世的去世，英-奥联盟从此解除，世界的政治格局再次刷新。 而这段基督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隐秘交流史，无非只是再次提醒我们：绝对的神学信仰在国家的战略考虑、政治压力和对财富的追求下是难以存在的。所有友好、紧张或激烈的联盟，也不过是双方利益变更后的妥协而已。世上从来便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有的只是永恒的利益。 参考资料： 布罗顿，《女王与苏丹》 BBC纪录片《伊丽莎白一世》（2000） BBC纪录片《伊丽莎白与她的敌人们

1632年，伦敦布商托马斯·亚当斯在剑桥大学捐赠了英国第一个阿拉伯语教授的职位，目的是“在我们与东方国家的贸易中为国王和国家提供良好服务，在天赐的好时机里扩大教会的边界，把基督教传播给那些仍处于黑暗中的人们”。1636年，牛津大学效仿了这一做法，当时的校长威廉·劳德大主教任命在阿勒颇工作的英国牧师爱德华·波考克为第一位劳狄安阿拉伯语教授———世人都研究英格兰作为孤悬的海岛而大国崛起的原因是什么？我看船坚炮利是一方面，对世界各地的了解才是更重要的那一面。

英国人是不是写点啥都得带上莎士比亚

The Enemy of My Enemy is My Friend.

始于形势，终于利益。今天所有的故事，都不过是新瓶装旧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