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之谜：以约翰·福尔斯及其创作为例

什么是创作？不计算得失，不计成本，不计算投入与产出，完全出于生命内在的需要，需要抒泄，需要自足，需要自主地梳理，需要自我发现、自我认知、自我调适，写作就如吃喝拉撒一般自然而然，不写不行，如此状态，方能叫创作。我们不能试图去做作家，而是只能让不得已的人去做作家，让不得不写的人去写作。作家不全是后天努力的结果，而是迫不得已顺应天性、顺应内心号召的行为。 … 一个具有完全主体性、自由意志的存在物按照自己对美与真的设想，创造出一个完全符合自己意志的另一个存在物，并且对自己的造物感到满意(good)，随后对其进行逐一命名，使其符号化，这个过程就是创造或创作。 在理想状态下，创作是主体意志自主自由地体现自己的意志。无论能力高低，都是一种创作。 人在创作的时候会反向地感受到：主体性建立、自由意志展开、理念具体化为丰满的现实、自我满足感。 或者，反向推论一下，当一个作者开始创造的时候，他会体验到主体性、自由意志、效能感(efficacy)等。 或者，没有自身的主体性，没有自由意志，没有构想，没有理念，没有能力，都是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创造的。 没有自由意志，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的创造，或有多大的自由意志，就有多大的真正意义的创作和创造。 否则，他的作品早已被一个更强大的意志所创造了，他只是一个工具，使得更高远强大的意志通过他而外现了。 … 如果我们发现他认识世界的心理模式，也就可以预言他未来的现实行为，因为现实其实是心理模式的循环和轮回而已。 唯一的方法就是让个体改善心理内部的主客体关联方式，这样，方能改变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关联模式。 也就是说，他心灵内部必须变得开放、独立、强大、容忍，具有很多美德，与他人和谐相处，才能与现实和谐相处。 借用佛教心学的话说，“自净其心，自宰其意”，自己把心灵内部的各种关系理顺了，把自己把控好了，外在的世界也就和谐了。 … 为什么要从事文学？厨川白村认为，“文艺是纯然生命的表现，是能够全然离了外界的压抑和强制，站在绝对自由的心境上，表现出个性来的唯一世界。忘却名利，除去奴隶的劣根性，从一切羁绊束缚解放下来，这才能成为文艺上的创作”。 只有把文艺创作提高到生命、自由、喜悦的层面，才能理解作家们舍生忘死的创作。 因此，比世俗计较更深一步的研究，应该是作家的创作心理、生命哲学、审美愉悦、信念诉求。 它发源于清醒的自我认识，真诚的人生信念，知行合一的行为，自然而然，自然流露，无所谓勇气不勇气，因为其他人做不到，便觉得它是勇气！ … 妄想很可能是独特的作家气质的产物。福尔斯本人自恋、虚荣、抑郁、喜欢避世独居，和伦敦的文学界完全隔绝，缺乏生活作为小说创作的源泉。 福尔斯不属于“十字街头好坐禅”的那类入世体验的作家，而是沉溺于书斋中的阅读和想象。 福尔斯的作品大多是半梦半醒之间意识的产物，作者自述喜欢白日梦的丰富，“经常走神”，把“向内转”的白日梦视作对媒体横扫一切的力量的逃避，是捍卫个性自由和个人想象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私人空间，是对世间难觅的理想世界的一种补偿。 于是，他的作品便自然呈现出重想象、轻社会体验，缺乏宏大的社会背景和深沉的苦难意识，人物摇身一变便能超越社会和性格结构的局限，人物随心所欲地从文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等魔幻特征。 … 在成名前漫长的15年的奋斗中，他贫寒、生病、害羞、不善社交、抑郁，害怕陷入与父母一样的平庸、籍籍无名的状态，“丧失信心，害怕世界，只剩作家梦作为唯一的希望”，在随时随地都濒于崩溃的心理状态下，写作既是他逃避现实、逃避郁闷、逃避平庸的唯一手段，也是他接通幻象世界、自我安慰的唯一方式，是他彪炳千秋的唯一道路和唯一激情，写作的“雄心与能力的混合物使他坚定得不顾一切(ruthlessly determined)”。 在1963年《收藏家》一炮打响之前，他已经刻苦写作了15年左右，完成过15部无法发表的作品。 ——《创作之谜：以约翰·福尔斯及其创作为例》

不可思议的维多利亚时代爱情故事 ——2026/13 在英国的一个小镇，以为马上要订婚的生物学家爱上了一个名声败坏，饱受舆论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从此，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婚事，努力想表达他对她的爱慕。这样一个再不能普通的爱情故事，结局真的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吗？ 查尔斯·史密森是名年轻的科学家科学家，马上要订婚了。他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爷爷喜欢搞科学研究。他只有次子生了后代，也就是查尔斯，而且还有一个夭折了的女儿。父亲于是就用严格的教育来表达了他对儿子的爱。小查尔斯后来继承了很多爷爷的喜好，也成为了一名科学家，虽然他还是不能走出玲奈和达尔文认为没有新种类的固化思维。他自己也没有很大的财富和成就，很多时候就是希望有钱的老伯父去世能够给他留下一大笔财产。要说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我们只能用一个达尔文形容词来形容：隐蔽色，即学会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而求生存，如对自己的年龄和社会阶级地位进行伪装，而且不被别人怀疑。我认为他跟很多文学里的z男比起来其实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本性是诚实的，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不会欺骗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原意和异性分享他的真实想法。 萨拉·伍德拉夫，绰号“悲剧”，也有另外一个渔民给她取的昵称：“法国中尉的女人”。她每天都来到海滩自己一个人散步，据说在等一个和她有情人关系的法国中尉。她为当地一个夫人做女佣，面部很忧郁。她据说曾经是一名海军上尉的家庭教师，和当时一位被上尉好心接待的法国中尉发展了一段感情，辞职后和他私奔，以为会和他结婚，但最后没有。可以说，她在有些方面缺少一些聪明和智慧，但她在看人上还是很准的，知道什么人是真心，什么人不值得。然而，她对人的很多观点来自她读过的过时小说，不一定符合现实。直到后来她碰到了那个花花公子法国中尉，身体被他欺骗后，她才意识到不是所有男人都是好东西。从此，她活在耻辱中，通过耻辱避开社交和不值得的人，让自己在孤独中获得自由。然而，她其实没有把身体献给法国中尉，可能欺骗折磨查尔斯也是因为男性给她造成的伤害让她不再信任男性。总之，她意识到她不是那么向往结婚，她个更喜欢独处，自己最好自己，为别人干活让别人满意就行了。她不符合十九世纪传统的贤妻良母形象，她属于女性更加自由的现代。或许，她也有可能并不对，或者不止对男性感兴趣，说不定那种多人的，开放式的爱情环境更适合她。 欧内斯蒂娜·弗里曼是查尔斯的未婚妻。她是个独生女，从小就被父母呵护得很好。虽然她体制很好一般不生病，但父母还是为了以防万一采取了很多夸张的措施。比如说，每年都要去姨妈那无聊的小镇上住一段时间疗养。她的父亲是经商的，虽然不是贵族出身，但通过自己的努力混得不错。也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逆袭成功人士，他有点瞧不起查尔斯这种落魄贵族，认为他就是为了继承自己的生意和财富，如果不说他还要靠伯父的财产呢！总之，我感觉两位订婚人不管在爱情还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不太般配的，这种财富比爱情更占上风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波尔坦尼太太是她的主人，多年丧夫，住在一栋豪华的摄政时期房子里。她的规矩很严格，为她工作也很累，所以很多人都待不久。如果她的佣人敢在她的领地约会或者偷懒，那么有她好看的。不知在家里，也在外面，她都希望别人能把她当回事。然而，她行善的次数也不少，因为她深信人做善，天在看，做好事是可以积德的。萨拉也是因为她想积德才叫当地牧师给她介绍进来的。 费尔利太太是她的管家，工龄最久。她能留下来，不是因为能力最强，波尔坦尼太太最喜欢她，而是因为她嫉妒心强，希望看到主人塌房的那一天。当然，当萨拉成为了波尔坦尼太太的床头女人后，她的嫉妒心就急剧上升，以至于她在监视萨拉在外面的一举一动。 我本人认为这本书的语言算难，特别是开头对莱姆这个小镇的描写。在这方面，它跟很多十九世纪的传统乡村小说很像，特别是哈代的小说。另外，作者还引用了他的不少诗歌。可是，本书对人物心里的描写和对事物的总体性分析是很多十九世纪传统小说达不到的。其实达不到也正常，毕竟那个时代的人不可能有我们现代人这种能够宏观历史的条件，也就是说无法采取这种用新颖方式书写过去的现代主义写作手法。 然而，这本书作为现代主义的代表作不同于它的叙述风格。在书中，叙述者的角色太重要了，甚至都比故事里的人物还重要。另外，在本书的一章中，查尔斯在通往伦敦的火车上碰见的那个神秘大胡子很可能就是作者本人。读者都知道作者在这本书里是采取上帝叙述视角的，但作者仿佛怕读者不知道他似的，拼命的在书中秀存在感。然而，他以多次的幽默旁白和用二十世纪历史的角度对十九世纪民俗的分析为这本书增加了一层趣味。是“事后诸葛亮”但一点也没有炫耀口气。 再就是说说这本书的结局。在书中，作者多次运用了障眼法，让读者认为结局应该会是那样，不会有突发情况。其实想想，很多十九世纪的小说结局都非常有确定性，一般都是男女顺利结婚，结局皆大欢喜。如果是十九世纪的明星作家写这本书的话，那么很可能欧内斯蒂纳和查尔斯最终就结婚了，或者说想要情节劲爆一点查尔斯离开欧内斯蒂纳顺利投到萨拉的怀抱。然而，这两种结局都没有发生在本书中，反而那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被查尔斯的前男仆山姆给抢走了。这个有点喜欢八卦，英语都说不标准的年轻人反而顺利娶了他的玛丽，提出想离职被主人一气之下解雇后反而人生开始开挂，在查尔斯前岳父的生意里混得风生水起。相反，查尔斯和萨拉成为了亨利·詹姆斯式的人物，见识了欧洲和美洲的不同，最终认为，结婚还不如不结婚。 在卡雷尔·赖兹导演的电影改变版本中，查尔斯和萨拉的爱情只是荧幕上的一个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都已婚，互相有一段婚外恋关系。然而，即使作者或者导演可以随便把情节安排得皆大欢喜，在现实生活中人生永远都会比书中的故事复杂。十九世纪传统小说的故事也一样：不管结局多完美，它都有可能不发生，或者能够被反转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