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屠城纪略

App最近一直给我推各种战史回忆录，而在我印象中，初中时候读《嘉定屠城纪略》就没有译本，当时看不懂，就没再继续看，现在去网上搜了一下，依然没有。我读过的古籍不多，只能直接上手文言文硬啃，好在现在读来并不生涩了。 梁启超曾说：“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的最初原动力，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诚然，此书也经常被传为清末革命者的必读书之一。当时的革命者读这个是为了什么？显然是为了激起对满清的仇恨，以便于更好的做革命斗争。但我读《嘉定屠城纪略》时，感觉单纯的描述屠杀与仇恨，可能还是有些流于表面，不如通过矛盾来展开。 首先是明与清的矛盾。剃发易服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等的文化矛盾；满清实力强劲与明末官兵乡兵实力孱弱的军事矛盾；明清分别代表汉满两个不同民族的民族矛盾；满清意图统治全国与明朝维护其本来统治的矛盾。 其次是明朝内部的矛盾。政治腐败与农民起义的矛盾；官员投降与百姓不愿投降的矛盾；为苟活而降与为保全百姓而降的矛盾；汉奸派与反清派的矛盾；反清派意图复明然而大势已去的矛盾。 满清内部的矛盾本书没怎么讲。但作为三段论总结，还是写出来比较好：派系斗争与皇位争夺的矛盾；八旗制度下利益冲突的矛盾。 加上各种惨状描绘，全书讲的大致如此。 有趣的是，五胡乱华时期，武悼天王冉闵也曾在汉人遭五胡屠杀的时刻颁布杀胡令，“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这也直接导致了五胡之一羯族的种族灭绝。但是满清大屠杀的时候明末汉族并没有出现第二个冉闵。与此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团结，现代史学家也拒绝给予冉闵“民族英雄”的称号，我不知道这对不对。毕竟我们如果牢记蒙古大屠杀而反现在的外蒙与蒙古族，念念不忘满清大屠杀而反现在的满族，是不是太也肤浅了？并且我们建国后户口登记的“民族”一栏是可以随便填写的，说不定我的祖先几百年前也是蒙古族或满族，这又有谁能肯定？明朝攻越时也在当地搞屠杀和残暴统治，那我们现在的汉族人是不是都应该去越南道歉？ “事非灼见，不敢增饰一语；间涉风闻，亦必寻访旧，众口相符，然后笔之于简。后有吊古之士，哭冤魂于凄风惨月之下者，庶几得以考信也夫！” 换位思考之下，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许这种问题本就没有答案。

之前去看顾维钧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他收藏的侯黄二先生手迹，其后阅读嘉定本地名人史料渐多，二先生的事迹和三屠的惨烈已成了一城人的记忆。 嘉定如今的知名主要来自安亭的汽车城，在历史上的知名却是因为晚明时期的“三屠”，扬州是史阁部的孤忠，三屠是士大夫对改换衣冠的抗争。 旧时的嘉定远比现在大，所以名山要山有待发掘。嘉定城的护城河是圆形的，比较少见。最重要的河流是练祁河，西门大街就在练祁河边上，宋查理和倪桂珍结婚的善牧堂，顾维钧的旧居都在这条街上。我记得有一年我去访古，看到一条宜兴开来的船载满了紫砂器停在岸边，现在都是陆路运输，已很难再见这样的景致了。 嘉定毗邻太仓，界河便是浏河，郑和当时便从此处进入长江七下西洋。 市中心最标志的建筑是法华塔，塔侧有顾维钧纪念馆和胡厥文纪念馆，胡是民建的先驱，钱大昕著书的潜研堂如今是嘉定民建党委所在。 归有光在安定教书数十年，“嘉定四先生”多受其影响。南翔有五代时期古塔，上海小笼最出名的便是南翔了，南翔古漪园、嘉定古城里的秋霞圃、孔庙、汇龙潭都很值得一逛。 清河路和城中路交叉处的叶池是侯峒曾先生死节的地方，上大校园里的陶庵留碧是黄淳耀黄渊耀兄弟殉难之所。 故事传唱不已，在清末民初感染了无数士人和军人走上奋击外族欺辱的道路。 近现代化的建筑有远香湖畔的保利大剧院和图书馆，还有拆建至此的杜月笙故居，据传另外两栋是张啸林和万墨林的故居。 这些景点都很近，花点心思两天就能看完。 景点虽小，背后的故事却很不少。

以前看完了《扬州十日记》，今天又看了《嘉定屠城记略》，明末清初的老百姓真惨。清军所到之处，为了降服该地的老百姓，动不动就以屠城威胁。太惨啦！

明亡于“把党争当工具”： 1、文有纨绔子弟，武有市井无赖 《嘉定屠城纪略》中所记乱象，在围城之前，清军还未怎么着，明朝内部军民已经乱成一锅粥，各种以讹传讹各种暴民泄愤。 至少一半失败原因，要归罪于内部：文有纨绔子弟，武有市井无赖，大明不能不亡！倘不亡于外敌，也亡于内乱。 我总结一下有六种“乱人”： 一乱是纨绔子弟县官钱默。 身为文官兼纨绔子弟，准确地诠释了秀才遇到兵的无能，“旧令钱默，本纨裤子，错愕不知所为”。 倘若是平常渔猎百姓，恐怕他一定是官气姣姣，颇有作为的。 二乱是色厉内荏吴志葵。 身为嘉定总兵，一个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对内镇压儒生下狠手，“褫衣就缚，徒跣行烈日中，窘辱备至。”，对外打清军，却是虚张声势：“以百人用白布裹头，伏时侍御墓旁；晡时，入民家，乱索酒食，声言欲取张令。人定后，各刈蒲苇一束，然其端，持之以行，其光烛天。” 三乱是市井无赖蒋若来。 若来，本市井无赖，以膂力遭逢权贵，得为兵官…… 看起来就像宋徽宗的高俅称太尉，无赖靠军功实现阶层跃升，在乱世，这种军队腐败尤其关键。 四乱是邻居之仇吴宏宇。 本来是家长里短的矛盾，被战争激发出人性之恶来，趁机仇杀。 唐秀才者，景耀也；初与吴宏宇为邻。宏宇降成栋，景耀面数其罪，肆言极骂；且曰：归告李成栋，汝是明朝人，何投降？速反正，可免大戮！宏宇衔恨切骨，悉以告成栋。 五乱是两面通吃须明征。 书中记载：各路乡兵久为邑诸生支益、国子生须明征等讹言扇动…… 这个须明征是第五个内部人被归咎有问题了，“冠带乘轩谒成栋，称署嘉定营守备事；仍通志葵，复称监纪推官。”，是个两面通吃的反复派！ 六乱是煽动烧雉支益。 “且益在阁部史可法标下听用，领胖袄银五千两；南都破，悉饱私橐”，他也确实不是个东西，矫传志葵的号令鼓动乡兵烧雉，活活烧死李成栋劫掠来的一船无辜美女！最后也为乡兵所杀，极为凄惨，也无处可诉冤枉。 相互残杀达到了一定程度：甚至一言忤意，白刃骤加；其人方欲置辩，身首已离。穷乡僻壤，自相仇杀；三、四人聚党拔刃至人家，往往满门受戮，远近杀害无算。 2、李成栋和黄淳耀：劣币驱逐良币 李成栋乃是反贼（李自成）的反贼（高邢）的反贼（李成栋降清）的反贼（嫌提督官小，又复明）！ 他降清后，从扬州一路劫掠到了上海：舡中多载妇女，已悉被焚；一少妇最姝丽，呼曰：我翰林公女，家在扬州，被掠至此；列公哀怜救我！乡兵云：速投水中，水浅尚可活。妇曰：我是被锁在船。语未竟，烈焰烧其身矣。 嘉定屠城的时候：成栋大陈兵仗，踞乡兵所架高台，麾兵入镇肆行屠戮，共杀一千七十三人，虏去妇女无算。选美妇、室女数十人，置宣氏宅；虑有逃逸，悉去衣裙，淫蛊毒虐不可名状。 《雪交亭正气录》又有记载：于中取「制台」印藏之。一爱妾知其意，因朝夕怂惥；成栋抚几曰：『怜此云间眷属也』！妾曰：『我敢独富贵乎？先死君前，以成君子之志』！遂自刎。成栋抚尸，大哭曰：『是矣』！ 这妾估计就是那江南劫掠来，又没有被焚死的，为了劝李成栋反正，不惜一死，妇流中有气节。 相形之下，守嘉定城志士黄淳耀是怎样的人： 既连掇巍科，布衣徒步，不异秀才。时严敕家人，勿预外事。居常郁郁，恨所志不遂。自国变，益复无聊；渊耀每譬解之。 果然，这是一个遭遇人生职业困境，激愤而抱死志的读书人。 那么，为什么“既连掇巍科，布衣徒步，不异秀才”？ 看看前面那些上位进入体制内的文官武将是什么货色，贪生怕死，市井无赖，似乎明末体制内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导致这位读书人没有谋得体制内职位。 《雪交亭正气录》里有一段话适合形容他的心理：独以拮据中兴之日，而使天下贤人君子动色，相戒裹足不前，有「燖鸾撞璧」之惧焉；虽欲不亡，得乎？ 「燖鸾撞璧」之惧，就是玉石俱焚之心，要砸碎烂透了的党争之乱世！ 3、万历以党争为工具：驱豺殪虎，渔翁得利 然而，李成栋和黄淳耀都只是台面上的演员，幕后大佬是《嘉定屠城纪略》开头讲到的：明礼部尚书钱谦益率先降附，欲树德东南，以自解于吴人士。 《雪交亭正气录》开头也指出了“明实亡于万历”的观点：因察神庙中年貂璫遍出，鲸戮里闾、豕缚守牧，小民奋袂而兴，驱豺殪虎而宁与之俱毙：上变无虚日，其「易」所称「一阴之姤」乎！ 驱豺殪虎而宁与之俱毙，就是鹬蚌相争，玉石俱焚，没想到被大清这个渔翁得利去了。 万历不上朝，权力真空，遂使得阉党与东林开始党争夺权，一直延续，崇祯自吊死，再次权力真空，再次党争！ 而追问一下，为什么万历放任党争？恐怕他也存着渔翁得利之心，扶植阉党是为了打击东林，但又不能让任何一方坐大，魏忠贤坐大，也必须被搬倒。所以党争乃是万历的专制权术而已。 皇帝不会相信阉党和东林党中任何一方，所谓天道无亲，又可以被称为“不信任”。 《雪交亭正气录》中有一段话讲督师不被信任： 且督师之任，国家司命在焉；每见谕下，诸臣避之如避水火。至以推毂之名，巧为释罪之计；往往举之缧绁之中，加之三军之上。无何，辄以不任轻去；究无有为平贼计者。烈皇朝夕靡遑，无能出诸臣欺蔽之范围。最后，躬饯李建泰于都门，仓卒之际举一书生驱之赴敌，无异举三百年之金瓯玉版拱手授建泰，使致之贼耳；不亦可为痛哭哉！ 崇祯死前，怪罪“皆诸臣误我”，但有没有想过是你自己不信任的罪过。高宇泰谈到督师史可法实际上就是被架空的： 论者又谓淮上诸镇骜桀不用命，史公亦何能为，仅据「督师」之空名于上而已。夫史公无片言得行于朝，复何能得展尺寸乎。 皇帝喜欢从儡泄罪臣中提拔起来当督师，将功补过，但其实它是相当危险的职位，很容易变皇帝推卸自己战略失误责任的替罪羊！这位置谁愿意干？！崇祯越是能干，朝夕靡遑，越可能造成刚愎自用，不信任下属。 而说深一点，这就是集权专制的代价！集权是靠着强大集中的暴力垄断，压制各方势力，达成危险的平衡，好比用脚踩着地雷，要持续做功，才不会爆炸，一旦动一下就爆炸！ 万历的党争工具，就像建国后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对立的双方，虽被称为君子小人泾渭分明，实际上行事作风，相互镜像。 清流君子也不乏小人手段，《雪交亭正气录》中记载的弘光朝廷，双方文臣都勾结武将，拉帮结派。许定国背后是史可法，高杰背后是马士英，两派内斗，史可法一败，许定国只好叛国投清，带路南下！“初，虏犹豫不敢南下，定国输以虚实，力赞之；遂大举渡河矣……” 所以史可法是什么东西？不过是马士英的一面镜子。党派纷争，双方都是诡计多端的。要是你史可法马士英不内斗，许定国也找不到卖国的空隙！苍蝇不叮无缝蛋。 又《嘉定屠城纪略》中所记： “乃设计四布流言，云清兵驱百姓薙发讫，即临以白刃，逼令自杀其妻子，籍为兵，使居前队当矢石，必无活理。” 为了守卫嘉定，伪造出“薙发就会被清军当人盾”的战争动员谣言，骗广大军民为了谣言而死难，是合理的吗？这让我想起朝鲜战争时全国突然流行“细菌战”的谣言，煞有介事，后来一朝一夕就消失了，也是用谣言进行政治动员无疑。 “又传二十三都乡兵夜负豆叶一大捆于背，伺清兵熟睡，入其营，诱致群马，驱之南；骑兵恐获罪，逃逸者过半矣。” “豆叶诱马”的战术谣言，恐怕是戏剧或小说爱好者从历史中摘录而来。 据记载，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宋宁宗下诏北伐，毕再遇守六合城，于路上撒事先用香料煮熟的豆子，且战且退，把金兵引诱到撒满豆子的地点。 金军战马饥饿难耐，经不住香豆的诱惑，纷纷停下来吃豆子。任凭主人怎么抽打也不停嘴地吃，金军顿时阵脚大乱。 毕再遇一战出奇制胜，以500骑兵战胜金军5000骑兵。 谣言很励志，但传奇难再遇。 4、明朝的物价：一颗人头十两银子 《嘉定屠城纪略》记载1645年战时物价： 因下令诸乡勇能鼓众赴敌者，每人先给白布二疋，仍每日颁折饷银二钱；有能得敌兵首级者，每颗给银十两。 这就是白银帝国，刚读完《纵乐的困惑》，讲到“秋”篇，即便大明将亡，白银仍然有效。倘若是纸币，必然废纸一张了！ 《纵乐的困惑》中记载的银价，我总结了一下： 1550年《南京户部志》：伪造茶引者处死，籍没当房家产。告人者赏银二十两。 当1588年大灾荒袭击邻近的湖州府城的时候，……知府接着命令富人不要趁荒歉抬高米价牟利，以每石一两（银子）的价格粜米，这已经相当于平时米价的两倍还多。这一命令的结果只是使米价上升到每石一两六钱。 李乐就曾提到十六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的一个知县——李乐又一次提到福建这个典型地区─花五十两银子买了一个美少年，为此，他的顶头上司福建省巡抚罢了他的官。五十两银子并不是一般士绅难以承受的一个大数目。 1602年浙江，以数百两白银捐铸那尊大日如来佛铜像的俗家弟子们也一定是富有的男女。 1604年南浔士绅庄元臣：在另一封信中，庄氏叫儿子托人送信到北京，给三到五钱银子较为妥当——要知道这可是一个不菲的数目。 一位海宁县人在1610年前后回忆说，在他小时候——十六世纪五十年代时，他的家乡元化村几乎没人种植桑树。但现在却桑植遍野。佃民之家有种棉数十株于山麓者，以期来春卖得白银二三两，以补田间杂用。 1616年南京的一个耶稣会家庭被查封时，他们手头上有17.6两的银子，或许这是日常家庭开销所需的数量。这看起来似乎是个不小的数目，但一个中等富裕家庭的管家维持一家人生活的消费确实也需要这个数量。 明后期的小说《醒世姻缘传》描写了一次由两个“干瘪老妪”组织的、到山东泰山的进香活动，还刻画了那些沮丧的男性，特别富有喜剧效果。性情偏激的薛素姐嫁给了国子监的一个太学生，她用十两银子买了一个去进香的位子。 1639年2月6日，船长答应以五十两银子的船价让丁耀亢一家上船。那天晚上，丁耀亢从船上向外望去，透过夹带着雪片的雨幕，他看到岸上烈火向四面八方蔓延，满族军队在劫掠和焚毁每一座村庄。第二天人们获悉县城已经沦陷。 1643年夏，与北直隶接壤的浚县的两个学官赠给李挺生一些银两。这年暮秋时节，浚县南边的滑县知县见面时还送给李挺生和他的两个同窗五两银子。 5、人祸大于天醉，金钱反噬狗咬狗 关于明亡原因，《雪交亭正气录》中高宇泰驳斥了“天醉说”，因为天醉，仁暴颠倒，就像古希腊被北方多利安蛮族征服的黑铁时代，造成了文明倒退，线性文字AB均丢失，长达三百年！ 然以酣淫贪戾之君若臣，而能上之可参于建武、次亦不失为建炎，亦必使天醉而后可也。乃论者谓虏乘建瓴之势，即非马、阮之奸，恐亦难支；是殆不然。 既然天醉，有人就发表谬论，如周星驰《九品芝麻官》中所说，清官要比奸人更奸，非马士英阮大铖不能支撑大局。 有个叫吴福之的就认为：天下事无非兵理，处今乱世，非将略兵法无以处事、驭人。杜牧注「孙武子」云：得其一、二者为小吏，尽得其道则可为大吏也。今见当时统数百兵辄譁矣，大吏见数十乱民即仓皇矣！有地方之责者，凡其地弁将营卒、缙绅耆老、吏胥隶役以及于盗贼、土豪，无不留心着眼以法纠结部勒之，密囗有心腹爪牙之用；则猝有事变，可以制置。 乱世用小人，因为小人善变，可以驭变，兵法中田忌赛马，小人出招反而可能以下制上，所谓秀才遇到兵。这就颠覆了君子小人的道德戒律，就像《水浒传》鸡鸣狗盗的时迁也是有用的。 高宇泰却认为“人祸大于天醉”，首先是皇帝利用党争为工具之祸，其次是史可法斗不过马士英，其才不如诸葛亮，诸葛亮可以一人定乾坤，还能发掘公琰、文伟继承匡扶蜀汉大业。 马士英当国，以政府为市肆；显恤大典，上下惟视金钱。不必全节之臣，间与褒崇；彼烨烨者，厄末諡矣。 彼马士英者挟立主之恩，奔走海内；疏中所云「加恩」一款，正士英之铁山丹穴也。阮大铖输数万金钱于士英，醲交若醴，破铁案而起家。当此之时，朽木寒灰，咸冀生色；三山、钟阜之下，辇金而驰毂交击也。先皇雉经陨身之惨，乃为臣子弹冠昂首之庆；痛何可言！……志为货劘，神则汨矣！ 结果是阮大铖和马士英狗咬狗，得到了因果报应，据说这并非史实，里面有东林党人的虚构，听起来确实神话一般： 钱唐既降，（马士英）寻被杀。时大铖赫然虏官矣，不知其构而杀之与？抑坐视其死而不救也。大铖从虏入闽，大铖从虏入闽，于山径间见马士英马前，大惊，堕马死矣；虏弃其尸壑中而去。 6、出汉奸的地方也出清流 明末兴起的商品经济果真败坏了世道人心？ 《雪交亭正气录》里胡梦泰建议老师不要出山弘光朝廷，其信《候机部杨老师书》里有一句：“且谗夫高张、钱神执契，倒行而逆施之”。 可以肯定的是，明初朱元璋时代，民风淳朴，儒教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死忠到了明末已经不能普世流行了，受到明末商品经济影响的东南富足地区的人，怀宁阮大铖，福建洪承畴们，徽商与闽商的两大地域，也许的确沾染了金令钱神的铜臭污染，视权利交易为理所当然。 同样是闽商，大海盗头子郑芝龙，和清军做交易，出卖唐王投降了清军。 至于晋商，有这样记载：壬、癸之间，闯贼多用金钩饵吾人；其金皆山西潞紬绒货诸大商为之转运，多用之于要地推陞，间及于癸未会场…… 贼相牛金星与山西商人共同的勾结，大肆贿赂科举买官，明朝官员全是间谍了！ 从儒教来看，无疑是道德被金钱腐蚀了，是钱神害了明末风气。 但是，这种世风是无法逆转的，商品经济是必然要扩大的，匹配的道德也将不同。 正如《纵乐的困惑》中，卜正民所言，金钱在明末最后，还是为士大夫提供了支持，否则，他们哪里有能力组织乡勇起义，且乱世存身？清朝建立后，维持占据社会秩序高位的仍然是他们。 钱是有两面性的，既会反噬，也有好处，让人又爱又恨。这就是为什么《左道》中，保佑发财富贵的财神又是淫人妻女的五通神！ 同样富裕地区，绍兴刘宗周，福建黄道周，就是清流的代表，对于原则一点儿也不妥协。 出汉奸的地方同时也出清流！ 特别是黄道周，和洪承畴同出福建，黄唾面大骂洪污染了他，两人对比的戏剧性如此强烈，真可以做一部剧！ 怀宁阮大铖和贵阳马士英，恐怕都无法进入江浙人主导的东林党，这里既有地域和籍贯之分别，又有士商风气之分别。江浙富庶，但士人还是压倒商人的，只有相对边缘的山区徽州福建，才以从商为出路与风气。 而福建人黄道周所以能跻身清流，福建建阳本是明朝书刊出版中心，文风鼎盛，他又在浙江大涤书院讲学。 总而言之，商品经济导致两极分化，君子与小人党争极化，失去了“共同的底线”，可能才是明亡内部政治原因，而不是简单归于万恶的金钱腐化人心。

汉人痛史，那些被鞑虏与汉奸屠戮的平民与忠臣，是明朝最后的脊梁

时天无纤云，色暗如漆。占曰：食尽无光，主奸人误国、百姓死、城邑空；其兆成矣。 《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 九世犹可以复仇乎？ 虽百世，可也！

在明摸清楚这样的人间地狱修罗场，没组织没训练的乌合之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抗敌则仅能杀个别落单者，反因此自满轻敌，遇大兵则做鸟兽散。不抗敌时，怯弱者苟延残喘，引颈待戮，奸强者则勇于内斗，堪称好手，要么乘机报怨，要么趁机打劫，要么散步流言诓人从己，要么惊慌失措，乱杀无辜。至于文人武将，不说也罢。

能看到很多，有贪生怕死的奸人，有刚直但缺少计谋的憨人，有焚竹不毁节的君子，有无能为力东躲西藏如待宰羔羊一般的百姓……和很多景象重合了，大约城破之前，都是这样一般的景象吧。 唉……

李成梁断子绝孙，清朝皇帝断子绝孙

落后就会变成别人砧板上的鱼肉，纵然心有不甘仍然只能被宰割，自强，才能自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