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书话

《晦庵书话》  唐弢  45个笔记  科学小说 地底旅行》出版于1906年3月，凡十二回。第一回及第二回曾在《浙江潮》杂志上发表，译者署名之江索士，这是鲁迅先生早年用过的笔名。  且说《春蚕》 习惯于黑暗的动物，对于他们，光明的到来当然是不妥的。  郑振铎与《新社会》 三年以来，每当我接受一个新的任务，开始一项新的工作，自维小船重载，深惧颠覆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要是西谛在世的话……嗬，嗬，一个人死后而能时时让人在这种场合想起他，缅怀他，这就足以说明他的生命的可贵与力量。  “取缔新思想” 到了1924年，旧事重提，6月17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妐之日被ㄐㄧㄣㄓ了！”这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作者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ㄐㄧㄣㄓ”也许是“禁止”​，我从这两部书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不错的。但什么是“昌英之妐之日”呢？我连忙查《康熙字典》看“妐”是什么字。啊，有了！字典“妐”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吗？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的或者发信的朋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线装诗集 志摩的诗》收诗五十五首，后来由新月书店改版重印，易为洋装，删去十四题，​《沙扬娜拉》一篇原版为十八首，再版时也仅删留一首，倘要研究新文艺书籍的版本，就这本诗集说，这是一点重要的更动。  藏书印 偶见近人藏书印，借《兰亭序》​“暂得于己”四字，用古天衣无缝，而襟怀豁达，殊足称道。  藏书票 大抵线装书纸质柔润，便于钤印，洋纸厚硬，也就以加贴藏书票为宜。  附录 今年的另一收获：承田家英同志出示所藏大钊同志早年的手迹一册，甚为珍贵。大钊同志早年曾号斋，就是从这里知道的。  《原来是梦》 《原来是梦》宋春舫独幕趣剧《原来是梦》一种，为褐木庐发行，1936年5月初版，共印五十册，印数奇少，遂入“罕见书”之列。喜剧作者，丁西林外，春舫也可说是卓然的一家。  《花之寺》 由苏雪林想到陈西滢、想到凌淑华。淑华有书曰《花之寺》​，友人陈西老（这里指我的朋友陈西禾，即林柯，并非陈西滢，合亟声明）极口称道，偶于旧书铺中见之，亟收焉。书为新月书店出版，共收小说十二篇，以素淡笔墨，写平凡故事，如云林山水，落笔不多，而意境自远。  《燕知草》 我记得平伯曾有诗云：​“君忆南湖荡桨时，老人祠下共寻诗；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抄  淦 卷施”是一种“拔心不死”的草名  以身殉道 天边皓月，人间篝火，原不必同其光亮，但在黑夜里星星相望，那意义，却又是互相补充，大小一样。  “毛边党”与“社会贤达” 我之爱毛边书，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  沈尹默《秋明集》 年年纵被春情误，莫道春情无着处；海棠开了好题诗，绿柳荫浓听燕语。人生自有真情绪，不合空教愁里度！与君倶是眼前人，领取从来无尽趣。  “赠尔多情书一卷” 相怜病骨轻于蝶，梦入罗浮万里云，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  《爱经》 据说沃维提乌思曾流放黑海，成诗盈箧。后来悔其少作，颇感少不更事，自堕轻薄，乃另写《爱药》一书，聊资忏悔。其实春华秋实，由绚烂而平淡，事理所然，​《爱经》​《爱药》​，又何必作此等想。  从《小约翰》说起 9月17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的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朝花两集 俄国一篇，鲁迅译；苏联四篇，梅川、鲁迅译； 根据预告，第三集应为《果树园及其他》​，但因朝花社倒闭，没有出版。后来由现代书局印行，署名鲁迅等译的《果树园》​，译稿虽即朝花社当初搜集的一部分，出版却是为了还债，那就属于另一回事了。朝花社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新文艺界介绍一些质朴的作品，所以选译对象，着眼于北欧和东欧，这个计划未竟全功，实在是文艺界的一个损失。  《小彼得》 凡学习外国文字的，开手不久便选读童话，我以为不能算不对  《毁灭》中译 三闲书屋有此店名，无此店址，实际上就是鲁迅自编自校，自己出钱，专门印些为当时政治环境所不能容纳、书店老板所不愿接受的稿子。 。​《毁灭》出版当时，正值政治逆流，国民党反动派压迫新文艺运动，穷凶极恶，此书无法公开发售，仅由内山书店代卖，销行颇受限制。鲁迅为使这一革命文艺巨著能有较大的影响起见，曾与大江书铺订约，利用原版印行，删去前后所附各篇，著者像改为单色，比三闲本早一个月出版，另作封面，译者署名则为“隋洛文”​，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堕落文人”鲁迅，这个化名正是由“堕落文人”变化过来，含有反讥的意义。  八道六难 但是，同是清人的祁承，却在《澹生堂藏书约》里加以引用，八求之外，又补充了三点：一、对于已佚的书，从前代著述中辑录引文，恢复其部分面貌；二、古书中有注释多于本文的，析而为二，使注释另成一书；三、从诸家文集中纂辑书序，别为一目，以便按目求书。 记得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庋藏的一批戏曲书籍，为至德周氏几礼居捐赠，数量不多，却有一些他处不易见到的材料，不能不说是收藏者当初因类以求所获得的成果。 友好之中，西谛早岁留意弹词、宝卷，后来转到版画、戏曲，晚年又大发宏愿，欲尽收清人文集。阿英对说部极有兴趣，尤致力于晚清小说。这些都和他们对俗文学史、版画史、晚清小说史的撰述有关。 还有一些从事作家研究的人，因人以求，专门搜购有关某个作家的著作。 无论是郑樵的八求也好，祁承的补充也好，虽然前人想尽办法，大概还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所以明代的谢在杭提出五难。清人孙庆增在《藏书记要》里，又衍其意而改为六难。他说：​“知有是书而无力购求，一难也；力足以求之矣，而所好不在是，二难也；知好之而求之矣，而必欲较其值之多寡大小焉，遂致坐失于一时，不能复购于异日，三难也；不能搜之于书佣，不能求之于旧家，四难也；但知近求，不能远购，五难也；不知鉴识真伪，检点卷数，辨论字纸，贸然购求，每多缺轶，终无善本，六难也。​”孙庆增平生勤于收书，其中不无甘苦之谈，然而正如他自己所说，​“念兹在兹”​，古书之外别无所知，说到底，仍不免使人有“所见者小”的感觉。 至于孙庆增所说其他困难，凡是买过一点旧书的人都有亲身经验。有时想参考某书，图书馆里恰好没有，茫茫宇宙，正不知何处去寻。一旦这部久思访求的好书出现眼前，情知若不当机立断，也许天涯海角，从此再难谋面。然而事情又并不尽如人意。或则因为手头拮据，或则因为要价太高，或则因为已被捷足者先得，欲购未能，欲舍不得，这种处境确实使人狼狈。  藏书家 自古以来，能读书的人未必便能藏书，能藏书的人未必便能读书，所以前人把藏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为读书而藏书，叫做读书的藏书家；另一类则是为藏书而藏书，好比为艺术而艺术一样，他们是藏书的藏书家。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日本三菱系财阀岩崎兰室在岛田翰怂恿下，以十万元购去皕宋楼全部藏书。  借书和刻书 从学术上讲，我以为藏书的意义本不在于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是否有利于当世，有益于后人。 。​《渑水燕谭录》记李公择读书庐山，居五老峰白石庵，有书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 张海鹏说：​“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历  蠹鱼生涯 别录》里说：​“校雠，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如雠。​”这 清人勤于校雠，对校雠的目的和方法，也都有较新的认识，不仅《校雠通义》一书。他们认为刘向所用的方法有二十三条，然后又根据自己的经验，综合归纳成为十条，叫作：通训诂、定句读、征故实、校异同、订羡夺、辨声假、正错误、援旁证、辑逸文、稽篇目。…… 举例来说，​《颜氏家训》记江南有个权贵，爱读左太冲《蜀都赋》​，而根据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鸱所伏”一句，注文：​“蹲鸱，芋也。​”​“芋”字误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时高兴，舞文弄墨起来，回信道：​“损惠蹲鸱……”收信人查得出处，不觉大吃一惊，奇怪为什么刚刚送去的羊肉竟变成了一个大芋头。羊肉和芋头虽有出入，问题还不太大。 最糟糕的是《俨山外集》所记一事。据说明初名医戴元礼，路过南京，看到一个同行门前候诊的人很多，以为必是名医，正想登堂求见。恰好那位医师追着一个病人出来，嘱咐煮药时务必放一块锡同煎。元礼闻所未闻，以为必是秘方，赶紧上前请教。医师让入屋内，出书相示，却原来有个“饧”字误印作“锡”​，糖浆便成了不知何味的锡汁。自然，这回遭殃的是病人，后果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为了证明校雠工作的重要，我以为仍然是一个有力的例子。 诗经·衡门》篇：​“泌之洋洋，可以乐饥。​”郑笺作“可以饥”​，古时同音假借，写“​”为“乐”​，至于直接改成“可以疗饥”​，反倒是后人以意为之的结果。再有一种是字义相通，假借更多，譬如《诗经·鹊巢》篇：​“维鹊有巢，维鸠方之。​”戴东原主张读“方”为“房”​，认为“房之”就是“居之”的意思，王引之更正说：​“鸟巢不得云房。​”古时“方”​“放”通用，​“放”作依解，所谓“维鸠方之”​，就是维鸠依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进一步说明了读“房”的不可靠。 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这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自以为继承了儒家的道统，可是一到他儿子韩昶，似乎便不很高明了。韩昶曾为集贤校理，他不知道殷时有一种车子叫乘根，秦加金饰，改称金根，却硬派这个“根”字是错字，把史传里提到的金根车，统统改为金银车，和南京那位大夫配成一对，那个迷于锡，这个又迷于银，一前一后，成为历史上难得的把兄把弟了。  版本 按照张之洞的说法，构成善本有三个条件，第一是足本，即完整不缺；第二是精本，即校印无讹；第三是旧本，即旧刻初印。 从前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是因为明代自万历以后，刻书者众，往往炫奇猎异，互相竞争，或则更换书名，或则改动内容，将古人著作随意糟蹋，把读者弄得莫名其妙。属于前者，例如郎奎金刻《释名》​，改名《逸雅》​；冯梦祯刻《大唐新语》​，改名《唐世说新语》​；​《北堂书钞》初改为《大唐类要》​，再改为《古唐类范》​；收入商濬《稗海》里的《蒙斋笔谈》​，其实不过是《岩下放言》的节录，而著者叶梦得却被改作郑景望，岂非荒唐之至。属于后者，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谈得最多，如把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里的“伪临朝武氏者”​，改为“伪周武氏”​；把曹丕《短歌行》里的“思我圣考”​，改为“思我圣老”​，又妄评之曰：​“圣老字奇。​”最突出的是，山东人刻《金石录》​，见李清照后序“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一语，不知“壮月”就是八月，典出《尔雅》​，认为两字连在一起，义不可通，竟改“壮月”为“牡丹”​，使全句不知所云。顾炎武以为“万历以来所刻之书”​，无非“牡丹之类”​，可谓尖刻得很。至于坊贾射利，翻刻时卷数目录仍旧，任意抽减内容，以便贱价出售，如郎瑛《七修类稿》所举，更是不在话下了。 其实，书籍不是古董，既然称为善本，自应以内容的正确无讹和完整不缺为主。  来自微信读书

读唐弢《晦庵书话》 唐弢的《晦庵书话》可以说是最早的五四新文学的版本学研究之作，实有开创之功。不过其书话最大的问题在于字里行间流淌着极左话语，而作者并不自知。譬如“两本散文”一文谈五四散文名家梁遇春的两本散文集，《春醪集》与《泪与笑》。唐弢在结尾写道：“每读 《春醪集》和 《泪与笑》，不免为这个死去的天才惋惜。但我相信：我们终于将会出现这样的散文，这样的风格，而并不带有梁遇春式感伤的情调。”事实上，后来并无梁遇春这种风格的散文出现，1949年以后已经没有生长此类散文风格的土壤了。至于唐弢另外一句话“而并不带有梁遇春式感伤的情调”，仿佛后来的社会已经灭绝了“感伤的情调”，只剩下每日里的“欢天喜地”与“幸福美满”。唐弢先生似乎遗忘了“土改、四清、反右、大跃进”等种种运动，那可不止是“感伤”，而是无数的家破人亡与鲜血淋漓。又“并肩作战”一文，“在思想斗争上，例如对胡适 《我们走那条路》的批判、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等等，同样是毫不含糊地打得十分漂亮的大仗。”一个撰写书话随笔的作家，却时刻不忘所谓的“思想斗争”，动不动就是“打了几次大仗”，不知者还以为唐弢是个热衷战争的“狂热分子”。文学话语里这种“战争语言”多少暴露出意识形态下“战争思维的创伤症”，上海批评家陈思和对“战争文化形态及话语”多有灼见与研究。在“翻版书”一文里唐弢义正辞严的写道：“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根据这一时期进步书刊的遭遇，其实最大的灾害还是两个：一是反动官僚的禁毁，二是牟利商人的翻印。”又说“我推崇今天的影印工作，却决不宽恕过去的翻版书籍。那时候，翻版书不仅是对作者的剥削，并且也是对读者的欺骗。”然而奇怪的乃是在接下来的“《子夜》翻印版”一文里，他却写道：“不过就我见到过的翻版书之中，也有一部使我大为佩服：展视之下，爱不忍释。这就是 《子夜》的翻印版。”后面还强调“翻版书在这个形势下便表现了战斗的作用。”由翻版书是“最大的灾害，绝不宽恕”忽然转变为“爱不释手，具有战斗作用”，这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翻版”么？又“且说《春蚕》”一文，“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急剧崩溃，作为1932年的一个特点，叫做丰收成灾。丰收而会成灾，今天的青年恐怕是很难理解的，然而事实却又的确是这样。”这话说的未免太满，丰收成灾在今时今日，照样存在。农作物或水果的丰收，还是会有“成灾”的现象，“谷贱伤农”并非特定时代的写照，而是所有时代不可避免的阴影。此文还写道：“在一种社会里，连续遭了三年灾荒，而且是百年来未有的大灾荒，人们仍然能够平安地度过。”这真是“睁眼说瞎话”，全不知百姓的死活。在那三年里，死了多少人。唐弢居然一句“平安度过”，如此的轻描淡写。又“革命的感情”一文，“在鲁迅先生逝世前一段时间，有两本书的编印工作，一直使他像手里捏着一团火一样，寝食不安地想早早完成，这就是 《海上述林》和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海上述林》为了纪念瞿秋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为了纪念柔石，确实表现出鲁迅的为人。可是唐弢为了鼓吹鲁迅伟大的“革命感情”，结尾却写了一句“惟有阶级的战士，才有真正的感情”，这岂不是在说普通人不配拥有“真正的感情”？唐弢单纯地谈版本，常识具见。倘若议论人世，荒谬至极。

http://winters1224.top/archives/1728727787834 我从只读转向读写，已有五六年了。七七八八地读，零零碎碎地写，全凭感觉。 感觉得多了，就有了点感觉。“读”这部分暂且不提。“写”这部分，慢慢地收敛到两个方向上：其一是以我为主，写读后感，其二则是以书为主，写书评。由于某些不可名状不可直视不可言说的原因，两个方向进一步坍缩到了“写书评”上。 写得多了，渐渐感到了“理屈词穷”。“图文并茂”、“生动活泼”、“发人深省”……我好像只会这样分析、只会这几个词。以前笑话美食节目“入口即化”包打天下。现在被回旋镖扎了心，一扎一个嘤嘤嘤。 不会写不要紧，我可以学嘛。 这就是我翻开《晦庵书话》的初衷。 该说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学习”的期望落空了。 不是唐弢写得不好，也不是我学得不认真。实在是学不来他的这个路数。 怎么个路数呢？我愿称之为“三板斧”。 第一板斧，是书籍的版本、目录等文献学方面内容。例如： 《呐喊》原为新潮社“文艺丛书”的一种，共印两版。第三版起，改由北新书局发行，列为《乌合丛书》之一。新潮社初版本《呐喊》于1923年8月出版，当时《文艺丛书》已经出了两种，一是冰心的《春水》，二是鲁迅翻译的《桃色的云》，《呐喊》按次序该是第三种。新潮社各书纸质精良，装帧讲究，《呐喊》用大红封面，在当时可说十分别致。初版收小说十五篇。这些小说在结集之前已经享有盛誉，因此书一问世，立刻销售一空。同年12月再版，内容仍旧，只是印刷者京华印书局却改为京师第一监狱。…… 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抽去了《不周山》，这“第二版”指的是重排的时间，即1930年1月北新版第十三次印刷的时候，离仿吾的发表批评已经整整六年。《呐喊》作为《乌合丛书》之一，自1926年10月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先后印行了二十余次，可以看出这部书受欢迎的程度。 《死水》出版于1928年1月，新月书店发行，收诗二十八首，格律整饬，和当时“新月派”其他诗人相似。但不拘于个人情感之得失，把反动统治下的生活比作死水，对现实社会深致不满，则又卓然独立，和许多人不同。他的另一个诗集《红烛》出版于1923年8月，由泰东图书局发行，封面白底红字，用蓝条框边，装帧粗俗，殊不美观。集内收序诗《红烛》一首，《李白篇》三首，《雨夜篇》二十一首，《青春篇》十七首，《孤雁篇》十九首，《红豆篇》四十二首。 这些内容不仅有版本学、目录学方面的意义，也有介绍出版发行的时代背景的作用。此外，如果购书渠道不够通畅，这些信息还有非常大的实用价值：你也不想费时费力买回一本《呐喊》，却发现少了《不周山》吧？你也不想因为不知道大概内容，而错过闻一多先生的诗集《红烛》吧？ 可惜，我既不从事出版编辑工作，也不搞版本学、目录学。这一板斧于我，就如“壁里安柱”，不学不学。 第二板斧，是书籍与其作者们的故事、趣事。例如： 《邻二》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辽远的池里的绿水”。据施蛰存在《无相庵断残录》里说，“池里的绿水”五字，是由他加上的。原来茅盾这篇散文，写给《新文艺》月刊，原稿发下排印时，最后一页被排字工人遗失，一时无法请作者改正，就由编者施蛰存加上五字，算作结束。发表后茅盾去信更正，而《新文艺》却已停刊了。原文应该是这样的：…… 振铎写这本书时，尚在伦敦，每天出入于不列颠博物院，抄录并研究藏在该院的中国古籍，有时觉得疲乏，便也翻翻别的书，于是就向《希腊神话》、《罗马传说》一类的书籍探求了。按他的计划，把这些神话传说演译成中文，在《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总题下，分为三部：第一部《神谱》，第二部《英雄传说》，第三部才是这《恋爱的故事》。但因当时孤身远客，不免常常思家，便先从《恋爱的故事》入手。 这便带来了一个疑难问题：倘说《世界文化》本来就出过第二期吧，根据当时的形势似乎不大有此可能；倘说本来没有出过第二期吧，却又明明存在着第二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经过仔细考查，才知道这一本《世界文化》是由“文总”编辑，其实该是《文化月报》的第二期。两个刊物的社址是相同的，《本报启事》和《征稿条例》的文字是相同的，出版期也大致衔接。更重要的一个证据是：发表在《文化月报》第一期上嵩甫翻译的《五年计划中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是一篇未完待续的稿子，却由《世界文化》第二期续登完毕，这就坐实了前后承继的关系。不过因为刊名由《文化月报》改作《世界文化》，开本由十六开缩为二十三开，从形式上，容易造成错觉，使人联想到“左联”的第一期《世界文化》，以为倒是它的续刊了。 读书而关注书外的故事，固然有“吃完鸡蛋找母鸡”之嫌，也有“知人论世”之哲。何况施蛰存续貂之举，对原作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郑振铎思乡之情，也未必不会流露在字里行间。了解这些书外的背景故事，对我们理解书中的内容也会大有裨益。 可惜，我连作者都不认识，更别提作者们的轶事、趣事了。这一板斧于我，恰似“窑头土坯”，不学不学。 第三板斧，是藏书家语，如封面装帧、买书校书等事。例如： 《引玉集》收录的是苏联版画，鲁迅特意寄到日本去印刷和装订。书高七吋半，宽六吋，封面底版黄色，鲁迅自作图案，红底黑字。书脊与底面则为黑色，脊上书名用红字，色泽和谐，特别雅致，共收图五十九幅。（初版封面及后记均作六十幅，误。）…… 纪念本更为讲究，比流通本高出一吋有余，麻布封面，皮脊包角，书名是烫金的。又因所选纸质更佳，比流通本厚过一倍。这两种本子一列用纸套。不用说翻检内容，就是一看到版式装帧，也使人美感突兴，神驰不已。 我买书垂三十年，于此道略不讲究。抗日战争胜利后，偶然兴起，自己镌了一方，有时也钤在书上。虽然少年好弄，二十岁以前学过金石，但毕竟只是恶札，倘论功力，那就不在话下了。 爱屋及乌，人之常情。钓鱼佬喜欢好看的钓鱼竿，赛车手喜欢好看的头盔，游戏迷喜欢好看的皮肤，读书人喜欢好看的装帧，都是这样的。 可惜，我是电子书爱好者……我总不能写“我这本《xxx》是EPUB格式，封面是SVG高清矢量图，字体是……”吧？这一板斧于我，也是“水中捞月”，不学不学。 真不是我不学。作为作家、文学理论家、藏书家，唐弢的视角和视野令我望尘莫及。他舞这三板斧，是“为长者折枝”；我学这三板斧，却是“挟太山而超北海”。臣妾做不到啊！ 就这样，读书学习变成了为翻书消闲。 该说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消闲”的期望也落空了。 我是个电子书爱好者，而且是个精（xiao）打（qi）细（ba）算（la）的电子书爱好者。能从网上搜寻到的电子书，我就绝不会花钱开xx会员。《晦庵书话》面世有年，电子书并不难找。 难的是找到一本好的电子书。 而我下载的这一本，简直惨不忍睹。书中几乎所有“门”字全都成了“巾”，如“杜鲁巾”、“装巾面”、“北巾书店”；几乎所有的“令”都成了“分”，如“密分”、“奉分”等；几乎所有的“灰”都成了“风”，如“银风色的死”、“风烟灰雾的十二月”、“银风的景色”等。英文单词间几乎全都没有空格，英文连字符也大多不合时宜…… 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这本书是用OCR技术转换成电子书的。也不知道是谁家的OCR服务，识别准确率这么低。准确率低也就罢了，居然还扫出来两个繁体字：“干没”误作“乾没”，另有一个“門”字。简直匪夷所思。 如果只是“装巾面”、“密分”这种倒还好分辨。最怕遇到人名。“杜鲁巾”、“蔡子民”和“夏丐尊”也就罢了，“杜其土垚”（杜其垚）、“常絮”（常挈）、“钱君匈”“钱君匐”“钱君甸”“钱君匍”（都是钱君匋）、“江小鹅”（江小鹣）……不仅叫人哭笑不得，而且摧毁了我对本书所有人名的信任：凡书中人名，必须检查。什么士敏土、昌英、端六、亨利希·曼、马格努斯·薛菲尔、刈米达夫、莹环、钱君胥……还多亏认真查过，否则我就把“钱君胥”也认作是“钱君匋”了。《晦庵书话》中提到过“校雠工作的重要”，想不到我居然成了活生生的例子。 举例来说，《颜氏家训》记江南有个权贵，爱读左太冲《蜀都赋》，而根据的本子不善，其中“蹲鸱所伏”一句，注文：“蹲鸱，芋也。”“芋”字误作“羊”字。人家送他羊肉，他一时高兴，舞文弄墨起来，回信道：“损惠蹲鸱，……”收信人查得出处，不觉大吃一惊，奇怪为什么刚刚送去的羊肉竟变成了一个大芋头。羊肉和芋头虽有出入，问题还不太大。最糟糕的是《俨山外集》所记一事。据说明初名医戴元礼，路过南京，看到一个同行门前候诊的人很多，以为必是名医，正想登堂求见。恰好那位医师追着一个病人出来，嘱咐煮药时务必放一块锡同煎。元礼闻所未闻，以为必是秘方，赶紧上前请教。医师让入屋内，出书相示，却原来有个“饧”字误印作“锡”，糖浆便成了不知何味的锡汁。自然，这回遭殃的是病人，后果如何，很难逆料。不过为了证明校雠工作的重要，我以为仍然是一个有力的例子。 更想不到的是，我在这一点点的“交谁”中，居然目睹了AI“幻觉”和“对齐”的过程。 我读书的那个APP有一个“AI问书”功能。当读到“在改订这书的当中，本来是想把《银风色的死》及《还乡》两篇删去的……”时，我用AI问书功能查了一下“银风色的死”。这个AI一本正经地向我解释说：《银风色的死》是郁达夫创作的小说云云，还介绍说某部太宰治作品中也出现过“银风色的死”这一描述…… 它说得如此有理有据，连我这个搞IT信以为真了！真是“逐年家打雁，今却被小雁儿鹐了眼睛”！直到再读到“空中漂浮着银风的景色”、“花影底绰约，却是银风色的”时，我才逐渐回过味来。再用搜索引擎一查：哪有什么“银风色”的死！哪有什么太宰治的作品！AI你个大骗子！ 更离谱的事发生在我用AI问书搜“钱君匐”“钱君匈”时——直接看图吧。要不是我多少还知道一点钱三强先生，只怕这次又要被它骗了！ 这些都是典型的“AI幻觉”。而“对齐”主要出现在对“银风色的死”的解释上。现在再用AI问书查“银风色的死”，它虽然还会说这是郁达夫的小说云云，却不会再提到太宰治了。如果不是AI问书在“对齐”，就是我出了幻觉。想了想，还是归为前者吧…… 就算AI不能对齐，我自己来对齐总可以吧。错别字，我来改；连字符，我来删；阙文漏字，我来补；引用格式，我来调…… 就这样，我的读书学习计划又从翻书消闲转向了“校书郎的日常”…… 该说意料之中还是意料之外呢，当个校书郎还蛮开心的。除了学习电子书编辑排版的收获，以及精读细读、多方查证的乐趣之外，“校对”这本书还带来了一个意外之喜。 《晦庵书话》已再版多次。在早先的一些版本中，本书配有一些插图。最新版不知何故，把插图删了个精光。而我下载到的这个版本—— 当然没有插图啦，一个ORC识别得错字连篇的版本，怎么可能还配插图，想得真美。 但是——这次居然不是“万恶的”但是了——虽然没有配图，但是这本书保留了插图的备注。既然有插图处有备注，那么有备注处自然就有插图。循着这条线索，我费了一点工夫，给书中所有的备注都配上了图。有些实在找不到的，也寻了一张相近的放上，并斗胆留了个“电子书编者按”： 《翻版书》中“版权所有，翻版必究”八个大字，总令我这个读电子书的人如坐针毡。好在后面还有“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大字……虽然我不是“细心绸绎，反复勘对，穷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雠工作的人”，但至少这一次，我还是蛮得意的。 对于那些细心绸绎，反复勘对，穷毕生之力，孜孜矻矻地做着校雠工作的人，我以为是应该感激的，因为他们使许多向来认为难读难解的古书，从此可以读，可以解，使我们有可能进一步去了解古人的思想和生活。鲁迅所谓：“中国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学究。”或者就是这个意思吧。 并向那些真正的校雠工作者们、出版工作者们致敬。 读也读了，校也校了，写也写了。回头看看，就做个翻书消闲的一般读者也挺好。大作家的书，大评论家的书评，两大家子“伺候”我一个人儿，这福分还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