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

谁能不爱聂鲁达呢？如果你真的爱诗。如果，你读过那一句：“我喜欢你是寂静的，仿佛你已不在人世。” 但你翻开他的回忆录，就会坐上一列缓缓驶离尘世的旧列车。看着他“爬到房间里，读起萨尔加里的书来。大雨如注，眨眼间暮色和雨水笼罩了这个世界。一个人在算术本上写诗。” 聂鲁达的“坦言”，并非只是对往事的简单陈述，更像是一场巨大又琐碎的、充满爱与乡愁的梦呓。他写旧都的贫民窟，写西班牙内战的硝烟，写智利群岛的松涛，写政治斗争中的流亡与漂泊。但这些宏大背景下，永远都有一个诗人的灵魂在捕捉细节：一朵路边的野花，一个被遗忘的船坞，一双在饥饿中闪烁的眼睛。他的文字，既有史学家般的厚重，也有孩童般的天真。那些我们所熟知的诗句，那些关于爱、关于远方、关于寂静的吟唱，原来都源自于他所“历尽”的沧桑。他写自己被政权追捕，也（片面地）写自己如何伤害了爱人；他让我们看见一个愿意记得的人，一个用诗留下温情废墟的人。 他说，“我首先要说，关于我的孩提岁月，唯一不能让我忘却的就是雨。” 我一读到这句，就知道他是我爱的那类诗人——不记大事件，不数时间点，而是记得雨的气味、潮湿的灰色、沉默的屋檐与纸页的吸水声。 他写雨，不是写天气，是写情感的湿度，是写那个“无论你后来走多远，心里仍有潮气不散的自己”。 我爱他曾经到过重庆，站在桥上说“桥的伟大使我感到被压弯了腰”；我爱他在南洋的漂流，爱他写马来亚群岛、写苏门答腊、写戴面具的遗孀和潮湿的夜晚。他不是为遥远写诗的人，他是真的来过。 当然，他并不完美。他的感情生活残酷、他歌颂过斯大林、他对亲人冷若冰霜。但你看，他晚年却这样写： “我想生活在人人是人而不带其他称号的世界里。” “我们知道，在半睁半闭的眼睛中，将会留下永恒的光明。” 这是锤炼后的愿意相信，是一个人历尽尘世、仍愿低头，有那么一点不合时宜。 所以他写森林、写忍冬草、写一个锯木厂里埋没的白房子。他写一只小舟一样的屋子，在雨洋中艰难驶向港口。写一个人，抱着诗，在荒凉之处点亮一盏灯。 他是那种你越走远，越意识到：他写下的诗句，是早就在你身体里开始发芽的、灵魂的低吟。

聂鲁达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传奇。从智利南部的少年，到漫游世界的外交官，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得主，他的足迹印刻在战火与和平的交界，他的笔锋穿梭于诗歌与政治的经纬。他不避讳自己的迷茫与热忱，将“沧桑”二字拆解成无数具体的瞬间：或许是在某个异国港口对故乡的遥望，或许是在诗歌创作中与语言的角力，或许是在时代浪潮里对正义的坚守。

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勃罗·聂鲁达的自传，《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以真挚豪放的笔触，完整记录了他从智利南部少年到文学巨匠的丰富人生。 书中，聂鲁达用独特视角与深刻情感，串联起个人旅程：从智利乡村的童年时光里，捕捉森林与记忆中的诗意；在城市起步的艰辛中，沉淀成长的力量；国际旅行，尤其是印度、锡兰等地的经历，为其创作注入多元灵感。而西班牙内战与二战期间的经历，以及反战诗歌的创作，则鲜明凸显出他作为诗人与政治家的社会责任感。 他以“我”的口吻，坦诚回溯周游世界的外交与探险、与各国文人政要的交往，也袒露对诗歌、爱情与自由的执着。文字里既有对苦难与孤独的直面，也有对生命与大地的热烈赞歌，让读者得以窥见一位“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争斗”的诗人，其灵魂深处的赤诚与力量。

全书十二章以时空为经纬，从智利帕拉尔森林的童年记忆，到环球漂泊的外交生涯(缅甸、锡兰等地领事经历)，再到西班牙内战见证、流亡欧洲的岁月，最终回归智利参与政治运动。特别记录了与阿连德总统的友谊及1973年智利政变的悲怆尾声，聂鲁达在完成回忆录12天后离世，使本书成为其精神遗嘱。作品融合个人史与20世纪重大历史事件，既包含与毕加索、艾青、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等文化名流的交往轶事，也贯穿对拉美社会变革的思考。 聂鲁达以"杂食动物"自喻，将政治抗争、自然哲思与爱情体验熔铸成文字，展现"人民的诗人"的创作观 --"写诗是一门手艺"。这部自传不仅是理解聂鲁达诗歌的密钥，更是一部关于如何以激情抵抗虚无的生存启示录。正如他所言:"我所有的生活和智慧，那些欢喜和悲伤，从智利的大森林中，从大海的涛声里，始终保持着童心的光芒”。

本书是智利伟大诗人聂鲁达的自传体回忆录，他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在书中自称为“杂食动物”，他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抗争，这种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他的一生足迹遍布亚洲、亚洲、美洲，从缅旬仰光的小外交官到成为世界级的大诗人，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与荣耀。他在书中不仅回顾了自己的童年、对诗歌的追求，还记录了他的情感历程，对爱情、对朋友的怀念，以及对大自然和祖国的热爱。他的诗篇充满了对人类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在书中还记录了他与许多重要人物的交往，不反丰富了他的人生经历，也为他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

　　如果让我推荐西方近现代的诗人，我会推荐兰波、波德莱尔、荷尔德林、策兰、里尔克、米沃什、叶赛宁、普希金、布罗茨基、威廉布莱克、狄兰托马斯、惠特曼、聂鲁达、洛尔迦等，但如果让我推荐西方诗人的自传，我首推聂鲁达这本《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一本会让人对诗人的生活产生憧憬，对拉美的自然产生好奇的自传。读之，仿佛整个人正一点一点陷进去。也许，聂鲁达自己在回忆的时候，也曾一点一点陷进自己的过往吧。 　　这是属于聂鲁达的《追忆似水年华》，没有太清晰明确的时间脉络，以及围绕着这条脉络展开的人生细节。在这里，有的只是在遥远而梦幻般的记忆里，弥漫着的真诚与诗意。一如聂鲁达在开头坦言的，「非常抱歉，今天我要谈谈我自己。请你们接受我，我跟你们一样普通，时而痛苦，时而喜悦；我会和你们一起走进森林和图书馆，参加集会，踏入心灵的秘境。」 　　聂鲁达早早地就继承了民族传统里燃烧的情欲，在中学时代，他就与两个女子有过荒唐性事，一次在麦秸堆里，一次在沙滩，前者是有夫之妇，后者为青春少女。田野、森林与海，女人和情欲，这是早期聂鲁达挥之不去的主题。所以，聂鲁达说，通过《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他拯救了自己纷纷的情欲。 　　同样早早地，聂鲁达被抛入到无尽的路上，成为尤利西斯的影子。二十出头的年纪，他就被任命成驻缅甸的领事，之后大半生都在世界各地担任领事。就像他调侃的，智利真是个神奇又古怪的国家，小小的一隅之地，却在世界上建了那么多个领事馆。一路上，有各种各样的女人与香艳，有各种各样的朋友与敌人，有各种各样的革命与反抗，也有各种各样的城市与自然。聂鲁达这一路，几乎就是整个二十世纪的西方缩影，也许是一种自豪的心情，他说，「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这是诗人的生活」。所以，穿行其中的聂鲁达，终于在某一天，敞开自己的诗歌，自信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进诗歌之中的。如聂鲁达所言，「我要继续以我所拥有的素材和我之所以为我的素材进行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生物，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喝干。」按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说法，聂鲁达「是二十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他书写任何事物都有伟大的诗篇，就好像弥达斯王，凡他触摸的东西，都会变成诗歌。」 　　聂鲁达一生热爱自然与人民，他说，「我喜欢人间的多姿多彩，喜欢每一个纬度上的土地结出的多样果实。」而他喜欢的生活是，「在火炉前，靠近大海，坐在两只打瞌睡的狗中间，阅读我费尽心力收集到的书，抽着我的烟斗。」 　　聂鲁达也是一个有趣的人，他有收藏海螺的癖好，收藏量超过一万五千个。他的收藏还有各种书籍，各种瓶装船。「我认为，蓝色是最美的颜色。它使人联想到人类眼中的宇宙，有如通往自由和欢乐的苍穹」，「独角鲸这个名字，可以说是最美的海洋生物的名字，是会歌唱的海洋酒杯的名字，是水晶马刺的名字」。 　　印象最深刻的三个片段 　　①「我的老朋友，我离开这座城市时，写的是关于爱情、关于夜晚的诗句，写的是关注自身的诗歌，它们像谷物缓慢生长的种子那样，或是像群山底下奔腾的秘密之水那样，在我内心深处生长。我会告诉你，马儿，我的诗歌改变过许多回。它沾染了城市的烟雾，说出了人们的心声，还被用作武器与旗帜。 我心满意足了，老朋友。 但是，我不想被彻底定性，不想被塞进我们这个时代教条的匣子里。我想不断地改变，不断地出生，不断地成长。我想和我有过的心事一起歌唱，和雨露，和大地，一起歌唱。我回到你身边了，老朋友，我想让你知道，我比所有人改变得都多，可我依然是我。」 　　②「我必须去经受痛苦和进行斗争，去爱和讴歌；我分享过世上的胜利和失败，也品尝了面包和血的滋味。一个诗人还能要求什么？一切抉择——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还活在我的诗中，还在发挥作用，因为我是为我的诗而活着的，而我的诗也支持了我的斗争。虽然我得过许多奖，但那些奖像采集花粉的蝴蝶那样瞬息即逝，而我获得的一项最高奖，一项受许多人蔑视的奖，实际上却是许多人难以获得的。我通过对美学的艰苦学习和探索，通过文字表达的迷宫，终于成为我的人民的诗人。这就是我所得的奖，不是那些已被翻译的书和诗，也不是那些为阐述或剖析我的文字而写的书。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名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脸脱形，灰尘使他的眼睛发红，他向我伸出粗糙的手，这手上的脏眠和掌纹如同大草原的地图，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我人生的这个重要时刻就是我所得的奖。从可怕的大草原上那条坑道中走出来一名工人，智利的风、夜晚和星星常对他说：＂你并不孤单；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这就是我的诗所得到的荣誉。 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五日，我加入了智利共产党。」 　　③以及聂鲁达被独裁政府追捕时，来自人民的善意：「我几乎每天都在更换住处，到处都有一扇门为庇护我而打开。用某种方式表达收容我的愿望的，永远都是我素不相识的人。他们想要为我提供保护，哪怕只是几小时或者几周。我走过田野、港口、城市、营地，我到过农民、工程师、律师、水手、医生和矿工的家。 有一个古老的主题，在我们所有国家的民歌里一再出现，那就是＂分散的身体”。民歌手想象自己的双脚在一处，肾脏在另一处，继而描述他的全部身体器官已撒遍田野和城市。这就是我在那段日子里的感受。」 　　 　　

这版删减了太多内容，想看全面一些的要选新经典2020年那版。对聂鲁达两次访问中国的内容补一些。 第一次访问中国： 朱德元帅“逃酒” 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招引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宋庆龄“失而复得”的烟盒 幸好，在极度难过的最后时刻，我远远看见那个烟盒又出现在她手上。很简单，那烟盒当然是在她自己口袋里找到的。微笑又出现在她脸上，可我在若干年里再也笑不出来。现在我想，也许文化大革命最终使她放弃了那个十分美丽的金烟盒。 第二次访问中国： 庆生风波 两位女士对这一惊喜计划秘而不宣，悄悄去找我们的好兄弟艾青。诗人略显不安，回答她们说，他在答复之前须和接待组的其他成员商量。他们的决定出人意料。一股节俭浪潮正席卷全国（指1957年反右派运动）；毛泽东拒绝了对他的祝寿活动。在如此威严的先例面前，我怎么可以为自己庆祝生日呢？ 关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之纯洁令人惊奇。种种缺陷、小矛盾和不理解，我说过的许多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 使我与中国的进程疏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毛泽东主义。我所指的毛泽东主义，是重演神化一个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迷信。谁能否定毛泽东这个政治人物是伟大的组织者和一个民族的解放者呢？我怎能不受他那壮丽光环和他那如此富有诗意、如此悲天悯人、如此古老的纯朴的影响呢？ …… 在斯大林事件中，我在个人迷信方面有我应负的责任。不过，当时我们都把斯大林看作打败希特勒军队的战胜者，看作世界人道主义的救星。他个人的蜕变是个神秘的过程，迄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而现在，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新中国的辽阔天地里，一个被奉为神话的人物又树立在我眼前。这个神话注定要垄断革命意识，要把一个属于大家的世界的创造紧紧握在一个人手中。我不可能再次咽下这样的苦果。

在书中，有一个场景让我反复驻足，难以释怀。那是在全书的尾声部分，已经功成名就的诗人回望一生，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就像美洲的一条河，就像智利的一支湍流，源于南方的山峦深处，又不停地冲向一个海口。我的诗不摒弃任何可以吸收进来的涓流；它接受了激情，开拓了奥秘，在人民的心目中开辟了道路。” 紧接着，他讲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时刻，不是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不是总统接见，而是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一名工人“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向他伸出粗糙的手，对他说：“很早以前我就认识你了，兄弟。”聂鲁达郑重地将这一刻称为“我人生的这个重要时刻就是我所得的奖”。 对于一位拥有无数读者、获得最高文学荣誉的诗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样一个来自黑暗地底的认可更珍贵？这一幕揭示了聂鲁达对“诗人”这一身份最深刻的理解：诗人不是象牙塔里的孤高灵魂，而是人民中的一员。他经历了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诗人到“人民诗人”的艰难蜕变，而这条蜕变之路，是以西班牙内战的血与火为起点，以流亡途中的风与尘为行程，以对智利土地和人民的不懈守望为终点的。 聂鲁达的选择并非没有代价。他因此在祖国被追捕、被迫流亡、翻越安第斯山逃往阿根廷；他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遭到西方文坛一部分人的排斥甚至蔑视。但他从未退缩。在同一段文字中他写道：“在诗与警察的多次接触中……我对人类的命运怀有绝对信心，并且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正在走向伟大的温情。” 诗歌真的能改变什么吗？在聂鲁达去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战争、贫困和不公依然肆虐的世界上，诗人的信心是否太过天真？但聂鲁达给出的不是一个政治口号，而是一份生命的契约，他和那个从煤矿坑道中走出来的工人之间达成的契约。这份契约的内容是：你并不孤单，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 这就是聂鲁达对“诗人何为”的回答。诗不是供少数人玩赏的精致工艺品，而是接受激情、开拓奥秘、在人民的心目中开辟道路的河流。当一个人写下这些诗句的时候，他选择站在矿工、农民和流亡者的身旁，选择用诗歌为他们擦去眼泪、为他们赋予争取面包的武器。这种选择或许无法立刻改变世界的结构，但它确保了一种尊严，在最黑暗的坑道里，有人记得你的面孔，有人以词语为火把，驱散你身处的孤独。 处于信息爆炸、注意力破碎时代的我们，还需要这样的诗人吗？聂鲁达的一生给出的答案是：只要大地上还有坑道，只要还有人在黑暗中伸出粗糙的手，诗歌就仍然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不是因为它能消灭矿井的深度，而是因为它证明了那深度之中并非空无一物。那里有人，有生活，有渴望被倾听的声音。聂鲁达坦承自己历经沧桑，却从未让沧桑磨损掉对人类的爱与信心。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信念，在今天或许比在任何时代都更值得珍视。

讀後，時常會感到「心裏有刺」的地方，對比起《水中魚》，略薩的自傳，總感覺「激情的詩人」形象與「現實中的男人」之間的落差太大。如果用現代中國人眼光看，兩個人都是渣男，但是一個光明磊落大大方方地渣，一個人欲蓋彌彰偷偷摸摸地渣。 1. 他避談第二任妻子與自己的感情細節，對第一任妻子和殘疾女兒近乎絕口不提； 2. 給人一種「表面激情理想主義，實則精緻利己、追逐名利」的印象，缺少略薩那種貴族式的道德自覺與理性氣度。 一、他刻意避談的情感與家庭事實 在自傳中，聶魯達對感情生活的鋪陳不均衡，確實非常明顯。 第一任妻子 Maruca，他在西班牙內戰前與這位荷蘭女性結婚，兩人育有一女 Malva Marina，患有先天腦積水與身體畸形。聶魯達對這段婚姻一直疏離，在內戰與政治活動中幾乎完全忽略妻女。1943年，女兒在歐洲去世時，他甚至沒有前往奔喪，對女兒的死也沒有在自傳中留下哪怕一段深情的描寫。 第二任妻子 Delia del Carril 她是一位比聶魯達年長二十歲的阿根廷上層社會女性、藝術家、共產主義者，被稱為“La Hormiguita”（小螞蟻）。兩人在西班牙內戰前後相識相愛，這段關係幫助聶魯達融入了國際左翼知識圈。Delia在他的詩歌創作與政治活動上有極大的實質幫助——甚至在經濟上支持他。但在他自傳裡，這段戀情被處理得很淡，幾乎像是“輕輕帶過”，沒有像他對情人 Matilde Urrutia（後來的第三任妻子）那樣火熱、詩意、篇幅驚人。 實際上，Delia一直支持他度過政治流亡時期，但在1950年代後期，當聶魯達遇見 Matilde 後，便漸漸冷落 Delia，直到分手。他在自傳中對此幾乎沒有反省，只是以淡化筆法一筆帶過。 我想這是刻意選擇的書寫策略。他在書中很願意描寫政治歷程與文學朋友，也樂於書寫「詩意的愛情」，但他避開了自己可能留下負面形象的私人生活細節。 二、激情書寫 vs. 道德省思的缺席 聶魯達的自傳標題是《我坦言，我曾歷經滄桑》，但這「坦言」更多是對政治經歷與文學道路的交代，都涉嫌美化，而不是對內心的掙扎或道德的反省。 他筆下： 面對戰爭、流亡、詩友，他慷慨激昂，細節豐富； 面對女人，他常以詩的語言書寫激情，但很少以散文反省自己情感行為的後果； 面對錯誤或矛盾，他傾向於「抒情式淡化」，而非「理性式剖白」。 這與略薩在自傳、訪談中對自己家庭、政治失敗與文化立場的冷靜剖析截然不同。略薩在《水中魚》中直言自己與父親的暴力關係、對獨裁的幻滅、競選失敗的痛苦與自責，他更接近啟蒙理性與自由主義者的自我要求。 聶魯達不是一個「理想的道德楷模」，但他確實是一個時代的「詩意見證者」。他的熱情與矛盾，是整個20世紀拉美左翼知識分子的一個縮影。他的情感生活中的自我中心，可能與個人性格、時代男性文化（尤其是拉美—地中海男性的情愛觀）都有關，而不僅僅是「人品缺陷」這麼簡單。 也許這種選擇性書寫並不代表他虛偽，而更像是一個詩人把人生視為材料時的「自我編排」；他與略薩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精神範式：一個是浪漫的革命詩人，一個是理性的啟蒙知識人； 我坦言，喜歡略薩勝過聶魯達，更欣賞深思、坦蕩、具有公共責任感的文人，而不是純情緒化、浪漫而矛盾的詩人。

这本书说明了聂鲁达为什么天生就是诗人，这种长篇累牍的回忆录式的叙述都像是一首长诗，一首关于聂鲁达自传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