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科学研究

占领复杂性研究的制高点 以什么为标准判断科学实现了现代化，向来是见仁见智的事。中国科学水平的长期落后，60年来没有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不可避免地孕育出浓烈的诺贝尔奖情节，科学家有，广大国民也有，形成不小的心理和舆论压力。认为诺贝尔奖引领现代科学发展的观点在国内学界颇为流行，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决策层。有中国学者获得诺贝尔奖当然是好事，但若以此为目标规划科研活动，则是要误大事的。圣塔菲第一任所长柯文说的对，“通往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由还原论的思维取道的”（[106]，第72页）。按照获得诺贝尔奖的多少来衡量科学现代化的水平，是发展还原论科学的思路。而还原论科学及相应的技术有严重的反自然、反生态倾向，基于这种科学技术的社会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如果继续沿着西方国家的道路搞科学现代化，即使培养出诺贝尔奖得主，中国不仅科学技术整体上仍然落后，而且不再有适于人居的环境，后果不堪设想。必须转变指导思想，以确保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信息-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为目标来规划和指导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即使中国仍然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科学技术也将走在世界前列。 如果承认科学系统正处于新的转型演化期，科学方法论的主导地位将由还原论转向系统论，那就得承认复杂性科学代表科学发展的大方向，复杂性研究是21世纪科学发展的制高点，占领这个制高点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在21世纪能否走在世界前列至关重要。 不过，是否存在复杂性科学，如何搞复杂性科学，20多年来学界一直有很大分歧。郝伯林是一位学风严谨的物理学家，他也从事复杂性研究，但在提及复杂性科学时总要打上引号。他对国内复杂性研究多次提出批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科学界主流的意见，有诸多合理之处，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我赞同他的两点论，“熵、信息和复杂性这三个概念，所引发的深刻研究之多、无稽议论之不着边际，确实很少有其他概念能与之相比”([32])。不着边际的无稽议论要努力消除，那些深刻研究不论多么微小都应当肯定。关于复杂性问题的一般性研究，一时难有实质性的突破，容易流于泛泛之论，不宜作为重点投入大的力量。但多少给这类研究以一些支持和扶植也是应该的，至少要容忍它们存在，不要动辄扣上伪科学的帽子。在历史上，有些重大创新就是在受到当红学者鄙视的“胡思乱想”中生发出来的。在新学科草创时期，现有权威理论判定没用的东西未必一定没用，判定有用的东西未必一定有用，下结论应当谨慎点，科研决策者更应当客观点。 郝伯林近期撰文说：“有人宣称，研究复杂系统的方法，就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试问，这样的原则性议论，能指导哪一位博士生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得出新的科学结果？”[插图]从战术层面看，他的评论坦承而有力。实际情况的确是，除钱学森外，目前国内OCGS理论的研究者不具有培养这种博士的实力，而钱翁自己又坚持不招博士生，寄希望于指导一些小有名气的中青年学者完成新领域的拓荒。窃以为这是钱翁的一个失策之举，他开创的新领域后继乏人，与此有关。如果钱翁在1980年代能够培养一批博士，今天的局面应该有所不同。若从战略层面看，郝先生的评论有失偏颇。现在是复杂性科学的初创时期，原则性议论不可或缺。试问，如果没有笛卡尔等人当年的原则性议论，能有今天的还原论科学吗？按照笛卡尔《方法》一书的原则性议论没有培养出能够发现和解决牛顿力学新问题的博士，就能说笛卡尔在方法论方面的原则性议论没用价值吗？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是科学发展的大趋势，对它的方法论从原则性议论到制定可操作的方法需要一个过程，需假以时日。 其实，倡导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早已是国际学术界的流行做法。郝先生赞赏的圣塔菲搞的也是定性定量相结合，跟经典科学有显著区别，霍兰的CAS理论即典范。就是作为自然科学楷模的物理学也在变化。物理学家赵凯华指出，那种认为“只有高度定量化才是最重要的”的“认识是片面的”。（[120]，绪论）他还援引大物理学家费因曼的话来支持这种观点，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定性与半定量物理学”，也是主张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郝伯林认为：“对还原论并没有做过多少实质性贡献的人，也缺少奢谈整体论的资格。”（同上）在物理化学之外，这一论断也有可商榷之处。进化论的提出是对于地球生物作为系统的演化规律的整体性把握，达尔文的整体思维未必是在对还原论的贡献中建立起来的。在自然科学之外，特别是社会科学，对还原论没有贡献而成为大学问家的事例古今中外绝不少见。甚至可以说，太钟情于还原论的人很难把握整体论，在复杂性科学上难有大作为。 郝伯林说的对：“研究各种具体的复杂系统，可以发现它们显现出许多普适性质。具体系统研究得多了，也可能发现新的普适概念。”（同上）其实，这也是钱学森的主张，他一再强调要从研究一个个

感谢苗老，可爱的求真务实的老学穷，读完很有收获。

主要从逻辑学的角度谈论复杂性科学，以国内的研究为依托，但有些内容，有点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