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河流：聂鲁达文选（聂鲁达诗文集）

这算是他早期作品吗？读完的感受是青年、红色、左翼思潮、正能量。此书应当在阿连德执政期间被选入智利的教材课本，政治宣传作用确实是很强大的。怪不得波拉尼奥好像不太喜欢聂鲁达的样子。。

抱着大期望阅读这本书，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比较失望，聂鲁达热情激烈的理想但转化为语言似乎变成了空洞的呐喊与演讲般的口号，或许是编译的选择，或许是异国异代的遥远与疏离，总之，难有共鸣

好美……浪漫主义……没有余光中那种过分的匠气，很适口。

聂鲁达的语言很诗性，他的文章也是这样，天生的诗人！

一半是散文诗化的政治文本，甚至就应该当作诗来读，极其有力；一半是一些演讲的收录——文献意义更大；但总体上，贯穿着对左翼与拉美的骄傲和决心。#77

我爱过黄昏、海鸣、钟声，但人间的悲剧迫使我化笔为剑1973年，智利经济危机加剧，九月十一日，发生政变，阿连德总统殉国，智利的社会主义革命宣告破产，进入皮诺切特将军的独裁统治时期。九月十九日，聂鲁达病情恶化住院，二十三日病逝，紧随他热爱的阿连德总统而去，享年六十九岁。聂鲁达为智利、西班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忙碌了一生，最终似乎都破产了。好在资本主义的当代智利还不错，虽不是发达国家，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水平，是高收入经济体，只是经济结构较单一。但无论如何，聂鲁达及其时代，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史的一首诗。行为诗范。 单纯而美好的生活，几乎是美好的 如大多数诗人一样，聂鲁达的天性中镌刻了对自然和生活的细腻感知，他生活在特木科的贫穷村庄，这里有着扎根于大地的丰富意象。 黄昏时孩童的风筝，乘着钟声飘荡在村庄上空，蝴蝶与白鸽在烧红的晚霞里追着风，涨潮的海水灌满河道，诗人躺在小舟的长凳上，随着水流漫无目的地飘荡。 夕阳挂在枝头，映得高枝金黄，绵长的细雨悠悠拍打着困倦的行人，黄叶铺满马路，柔情的悲晖笼罩着小镇。雨天打消了外出的兴致，时光溜过无所事事的彷徨，无名的苦闷缠着诗人，山风咆哮，哀痛凄惶。 诗人细腻的情感不止关照风物，也流淌到身边的人。 爱如风暴，在她身上被抚平占据我的阴沉力量，在黄昏的最后一片云霞，在高悬的繁星下拥吻。诗人的爱并不刻意，从不为谁流连，像醉酒的鸟、迷途的箭，不记得自己，更不记得其他人。不必特意铭记，深深镌刻的字迹只需吹散蒙尘就能显现，不必特意想念，随心而动便能被你托起动荡的梦。 平凡的人们不被铭记，他们的生活轻盈如羽，诗人写下他们的存在。洛伦索叔叔复述着古老的乡间故事和关于人生的愤愤不平，流浪的手风琴师躺在河流旁的湿地里用呜咽的曲调抒发乡愁，错爱上诗人的女子在孤独的雨夜独自做着针线，船工们醉醺醺地躺在小船上消磨精密无边的夜。 小镇的生活单纯美好，但这并没有深入到小镇的灵魂。劣质文学中作伪的、遮蔽的小镇生活如此，真正生活在这里便能感知到小镇的怯懦、软弱，自我在这里是可悲而黯淡的，不能继续沉浸在粗陋的消遣，聂鲁达的革命热情在小镇上萌发。 1917年7月18日，刚满十三岁的聂鲁达在特木科《晨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热忱与恒心》，鼓舞工人阶级对革命要有热忱与恒心，这是人民觉醒壮大的两大法宝。这两大法宝后来也伴随了聂鲁达的一生，在他被通缉、攻击时鼓舞他坚持革命，坚持与人民站在一起。 在小镇时期，聂鲁达发表了不少针砭时事的作品，这个时期的他还没有接受圣地亚哥工人运动的洗礼，革命思想尚不清晰，但已经与人民站在一起，揭穿资产者虚伪的面具。他们虚伪的艺术品味追求的只是艺术家的名气，追求谈资，丝毫不在意艺术本身；他们拍的电影对富人大加歌颂，将无所事事者吹捧为地位卓著之人，对底层的劳动者进行精神剥削；他们的文学将小镇描述为淳朴、自然，描述为自然美的统一体，并进行做作的自我省察，却回避了小镇的贫穷、软弱。 童年时期的经历是聂鲁达一生的注脚，在这里体会到的艰苦的人民生活，在这里看到的资产者的虚伪和剥削，让他最终走向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在西班牙、在巴黎、在智利都坚定的站在左翼阵营。 究竟为什么不把胳膊举过头顶 1921年3月，聂鲁达移居圣地亚哥，在智利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师范法语专业。在圣地亚哥，聂鲁达受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行文论事虽有捉襟见肘之感，却清楚地表明了圣地亚哥的工人生活对青年聂鲁达的震撼。这一时期的经历，为聂鲁达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 “用不着读马克思，你只要明白，你不自由。”彼时圣地亚哥的工人运动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阶级意识，意识到了资产者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与压迫。并且非常先进地认识到，剥削的来源是资本而非资本家，资本家也只是资本的傀儡。要反抗剥削的根本来源，不是反抗工厂老板，而是要反抗资本主义的雇佣生产模式，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聂鲁达这一时期的散文和社论，与特木科时期的风格大相径庭，没有了对自然风物、优美环境、惬意生活的描摹，而是充满了战斗性，如战斗檄文一般斗志昂扬，读来让人热血沸腾。 “为什么，同行的众人宁愿忍饥挨饿，也不用冻馁的沉重脚步，震动城市的石子路，震动教堂的白玉阶，令满城肃然，令轰鸣的脚步声熄掩工厂的火光，把烈焰燃起？究竟是为什么，不把胳膊举过头顶？” “究竟是徘徊于自己的苦难，还是超越它，用不满和反叛的苦涩唾沫，向世界呐喊？如果你不说，如果你不每时每刻地说，助长邪恶、压制异议的谎言将会充斥大地，后继者将从恶棍的尸骨中涌现。然后，更多的人……你、我，我们就此老去、死去，受诅的铁砧上被践踏的生命，不能说出一语，不能说出你此刻应当逆着疾风、一遍一遍重复的话，代表所有人得罪所有人的话。” 聂鲁达出身贫民，他深刻地理解底层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有着诗人的超强感知力，身边的草木、随意的场景，他能从中读出工人们痛苦、破碎、荒芜的生活。他的文字中描绘着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势不可当，描绘着底层人民在剥削之下日复一日无尽头地劳作，换来的确实遍体鳞伤、一贫如洗、梦想破碎，他唱着战歌，他歌颂着那些走上街头的战士，要全体无产者团结起来一起反抗，拿起火药反抗。 面对远离底层人民的艺术家“在艺术的精神盛宴里达到灵魂自由”的倡导，他回击以“我们的灵魂真实地居于灰屋排列的大地上，居于同样颜色的天空下”。“音乐神圣的震颤无法打动我们被杀人机器震聋的耳朵，自由裸漏的色彩无法擦亮我们被烟囱、马路熏坏的眼睛。那些病弱的美无法疗愈被同类蹂躏、困囿在穷苦与饥馑的痛楚。” 不止是财阀和富人对底层人民进行剥削，天主教会和反动政府与财阀联合起来镇压工人运动，收割工人阶级的财富和劳动。 天主教会用保守的宗教道德对底层人民进行约束和控制，聂鲁达揭露宗教道德对人性的压制，在文字中宣泄着对四方铁框的痛恨，对落后律法的鄙视。他在文章中描写了青年人在性的欲望与宗教道德约束之间的挣扎、痛恨，在这种反人性的约束中，走向“不贞”成了一种宿命。无法正视自己的原欲，堕落的枷锁压在人们头上，对人的灵魂与精神不断进行情感剥削。聂鲁达喊出要正视欲望，要反抗不公不平等的、反人性的宗教律法，要身体和精神层面的全面解放。 对于反动政府，聂鲁达则毫不留情地揭穿他们的谎言。 他控诉童子军团对青少年的侵害：“利用旗帜、军乐、制服，他们设计未来的公民，以蛊惑和威胁加以压迫、改造，把他熔铸进既有世界的齿轮里。持之以恒地灌输暴力、仇恨和狭隘愚昧的民族主义，缓慢而持续地准备一具具送死的模型。他们身后是长官，稚子的首领。今天替他起床，替他行军，明天替他送命。所谓童子军……盲从、炮灰、喊打喊杀、机械、愚蠢。”长官用谎言和虚伪的叙事对孩童进行威逼利诱，让他们为自己的功勋、为统治者和财阀的利益送命，这血与死亡的传递竟伴随军乐、鲜花与歌声。 1879年的伊基克海战拉开了智利与秘鲁、玻利维亚太平洋战争的序幕，通过硝石战争，智利夺取了原属秘鲁的北部二省和原属玻利维亚的滨海省。然而，财富和利益属于财阀和精英阶层，与人民无关。在伊基克海战纪念日，聂鲁达发文批判统治者的残暴，控诉其为了自己的私利和欲望，将人民哄骗上战场，用虚伪的荣誉和国家利益蒙蔽他们。要对压迫进行反叛直视那腐朽的圣座，不以今日的默许放行明天的残暴。 青年聂鲁达俨然一副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团结底层受压迫的、贫苦的人民，与天主教会、财阀、反动政府斗争。1922年，智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改组成立智利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我们追求的诗亦如此：劳动的手酸蚀之，汗水烟霾渗透之 1927年，聂鲁达因经济原因申请外交职务，任领事，驻缅甸仰光。此后他的生涯，便是在各国辗转，先后担任新加坡、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布宜诺斯艾利斯、巴塞罗那、马德里、巴黎、墨西哥担任领事。在这期间，聂鲁达没有放弃无产阶级阵营立场，四处传播着左翼革命思想，号召世界各国的无产者们联合起来反抗侵略和压迫，联合知识分子共同保卫文化、文明，为不公发声。 聂鲁达在文章中诉说着自己的左翼文艺见解。他赞美人民，人民的艺术是伟大的，能给作家和艺术家无穷的教益。人民艺术真正反映着民族本质，奠定民族的根基，人民一无所有，却无所不有。他给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作家、人民的诗人，批判那些虚伪的、反动的、没有人性的作家。我们所追求的诗歌应该真实地反映大地上人民的生活，不应回避那些“不美”的事物，正是这些奠定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反映着时代的真实面目。诗歌应如同人民的生活，劳动的手酸蚀之，汗水烟霾渗透之。这样的诗才能给人民力量，凝聚起民族和无产者的精神，共同推翻落后的制度，共同抵御压迫。 聂鲁达是进步的，但他并不极端，并不盲目追求先锋地位。胡文西奥·巴列不是先锋派，急于保卫所谓先锋地位的、追逐潮流的青年诗人不以诗作论短长，打着民族旗号，把墨水泼向这位南方青年。聂鲁达为其发声，他批判先锋诗歌团体空洞地拒绝既有的艺术观，一味追求新奇随兴和玩笑。而巴列的诗将万物化为活的基质和丰富养分，滋养出润泽心灵的每秒旋律，他的诗坚实而富有活力，赤裸、有力量。 1934年聂鲁达任智利驻巴塞罗那领事，受到西班牙文艺界的热烈欢迎，主编《绿马诗刊》，共发行四期，第五期已印刷完成，因内战爆发散佚。《绿马诗刊》洋溢着无产阶级革命精神，聂鲁达在诗刊前言中，聂鲁达提出诗不应刻意排除或接纳那些混乱、不纯的人的特质。诗中应有羞耻、皱纹、庄稼、木匠工具、汗水与劳动的锈迹、爱与恨的宣言、野兽、政治信仰、拒绝与怀疑、性的欲求。诗不能免俗，不应只书写那些悬空的、唯美的意象，也不应刻意迎俗，失去了诗的美学。而至于那些被异化的，沦为资产者和利益集团工具的，充满仇恨、腐朽、阴谋、立意的诗，终将随着时间消逝，只有热血写就的篇章能在诗的居所里永驻。聂鲁达号召为人民写诗。 西班牙未亡，她的灵魂升至我们心手相牵的地方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聂鲁达不顾外交身份，发表《献给阵亡民兵母亲的歌》，声援左翼共和国政府。聂鲁达拒绝保持外交中立招致了批评，导致智利驻马德里大使馆闭馆。他收到了许多美洲的来信，劝告他不要亮出政治倾向，不要谈论西班牙，不要试图煽动某些情绪，不要卷入党派之争，做好诗人的崇高本职等。对此，聂鲁达做出坚决的回应，他拒绝保持中立，永远与智利的人民站在一起。他描述着纳粹和军国主义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恐怖摧残，知识分子绝不能保持中立，正因为是诗人，所以要保卫文化，保卫文化必须保卫人民，抵抗法西斯主义。人民的心灵涌流出原初的诗，他要和西班牙人民站在一起，捍卫生命，捍卫文化，捍卫文明。聂鲁达还批判那些西班牙文坛的渣滓，与叛军和法西斯主义狼狈为奸，真正的知识分子都在与叛军斗争，捍卫着民族的智识，非死即流亡。 聂鲁达在作品中歌颂着西班牙人民的武装反抗，支持共和国政府，控诉纳粹和叛军的铁蹄。这一时期的文章和圣地亚哥工人运动时期一样，斗志昂扬。聂鲁达尤其喜欢书写身边的普通人拿起武器反抗的例子，有女佣、有工人、有老人、有少年，在他的文字中，这些普通人被描绘为人民的英雄，他用这种方式凝聚着苦难中的人民，号召大家一起反抗。 聂鲁达重视文化，文化是民族力量的根源，汇聚成共同的语言，保卫人民就是保卫文化，保卫人民不能不保卫文化。他向智利国家图书馆捐赠了遭到纳粹封禁的数目，这是日耳曼真正的灵魂。纳粹试图彻底杀死一个民族，聂鲁达作为诗人，作为西班牙语的诗人，作为西班牙人民远在美洲的同胞，他要捍卫日耳曼的精神。 1937年7月，聂鲁达参加第二届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号召各国作家反抗民族屠杀，保卫文明。12月，聂鲁达返回智利，成立智利知识分子保卫文化联盟，出版反法西斯刊物《智利的曙光》，《西班牙在心中》在战火中的巴塞罗那刊行。1939年1月，聂鲁达在美洲知识分子合作大会上号召全世界知识分子守卫文明，反抗暴君，追求人本主义与文化自由。 然而，尽管西班牙人民浴血奋战，但因双方力量过于悬殊，加之共和军腹背受敌，叛军最终占领了共和国大部分土地。1939年3月28日马德里陷落，4月1日共和政府被推翻，开始了弗朗哥的独裁统治。 5月6日，聂鲁达代表智利知识分子联盟参加民主国家大会，发表题为《西班牙未亡》的演讲，赞颂西班牙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反抗，呼吁建立美洲联盟，保卫文明与文化，同时倡导美洲各国接受西班牙难民。尽管智利刚刚遭受了天灾，但还是决定伸出援手，接收一批西班牙移民，帮助西班牙人民到美洲避难，为他们提供土地和岗位。他代表智利欢迎西班牙的难民，愿他们能在智利这个新祖国——一个以人民为基石的国家辛勤耕耘。与法西斯主义的斗争永不停息。 战争带走了诸多生命，聂鲁达悼念那些为左翼革命付出生命的诗人、剧作家、雕塑家等，那些先行一步的战友们为他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请把我还给我的人民 西班牙内战结束之后，聂鲁达继续在世界各地辗转，支持着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革命，支持共产党人，多次违反外交中立而招致批评，甚至被通缉。聂鲁达加入了智利共产党，当选参议员，投身总统竞选，要在智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他终身都支持着左翼革命，控诉对共产党人和人民的迫害，为世界和平贡献力量。 1966年，部分古巴知识分子和作家向聂鲁达致公开信，批评其参加美国笔会活动，接受秘鲁右翼政府颁发的太阳勋章。聂鲁达回应：“不论在美国或是其他地方，人们听到的、看重的，都是同样的一个我，一个永不动摇的我，一个不掩饰思想的诗人。”智利共产党提名聂鲁达为总统候选人，但他退出了总统选举，支持更加适合这一职位的阿连德作为左翼唯一候选人。 1970年9月，阿连德当选总统，着手实行包括土地改革、重要行业领域国有化和铜矿民族化在内的“智利式社会主义”改革。 1971年10月，聂鲁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回到智利时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国家体育场发表演讲，表达他在欧洲时对智利的思念，他的奖章属于智利，属于人民。聂鲁达对新的智利充满了期望，高呼着人民解放终将实现。 然而，1973年，智利经济危机加剧，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和商品短缺，社会剧烈动荡。三月，议会选举呈现僵局，政治协商失败，右翼军人酝酿政变。九月十一日，军事政变爆发，阿连德总统殉国。九月十九日，聂鲁达病情恶化入院，四日后随着他热爱的阿连德总统离世，享年六十九岁。智利进入了独裁时期。 在聂鲁达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又回归了诗人的柔情，这位诗人已经半个世纪没有书写那些他热爱的自然风物了。像是临终的呓语，他描绘着智利的海，海里的鱼，浪花、小舟、悠闲的日子，他放不下爱过的人、曾经的挚友、尊敬的艺术家，放不下他的人民、他的智利。“噢智利，狭长的花瓣”。然后是猝不及防的告别，告别书堆、告别乡村、告别人民、告别热爱的祖国。 “别着急，我终会一一抵达。我吹着口哨，如春日，如夜影，把雨和歌一路播撒开去。我永远不会离开，稍后再见而已！我留下了，和你在一起，就在这扇门这张椅，在这火车呼啸的车站，在这冬日长居的停机库里。 “我有一口钟、一团火、一块琥珀色的木头要送给你，送给我们，送给所有人。愿你看见、听见、触摸我的薄礼，我的歌。” 西班牙内战和智利社会主义革命，是聂鲁达一生牵挂的两件大事，也是他人生的主线。这两场斗争均以失败告终，聂鲁达没能看到智利人民解放。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多已破产，半个世纪以来发生了太多变化，智利没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但好在1990年结束了独裁统治，走向了民主化。如今的智利是高收入经济体，无产阶级没有从资产者手中解放，但至少人民从贫穷中被解放。不知道聂鲁达是否会觉得这是宽慰。 《看不见的河流》按照时间和主题，收录了聂鲁达一生的散文、信件和时评类文本，从他的笔下我们能看到一位小镇青涩的少年，如何成长为革命诗人。聂鲁达及其时代本身就是一首诗，一首无产阶级英勇革命的长篇叙事诗。不要以“失败”简单评述结局，聂鲁达所做的一切如同历史中一条看不见的河流，滋养着后世的文明。

很喜欢他的文笔，神奇而精美的比喻。 对这种略带浮夸的精巧句子的喜爱是我不多的浪漫主义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了。 另外写人民的人是真正有力量的人，他的悲悯和疾呼把人带回那个战争与焰火的时代。

透过聂鲁达的文字，我能看到智利另一半球的中国，看到家乡的那条看不见的河流，模糊不清的人民以及素未谋面的爱情

“美和精神的力量无法驱散外在感官构成的生命体验。”他的精神震耳欲聋，但也只是思想的怒吼。过分活跃的哀绪，会消耗积极生活的意志力。

反对战争压迫，为自由、民族独立摇旗呐喊的诗人，世界的脊梁，时代造就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