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光斌
作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历史政治学发现了政治理论诞生的机理即知识论原理,历史属性决定了制度变迁方式的差异性,并由此而产生性质不同的政治理论。在比较历史的视野下,通过对东西方国家形态、政府体制、国家社会关系和对外关系演化的比较研究,发现在欧洲社会史中,制度变迁方式是竞争性、对抗性分配资源,相应地诞生了对抗性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在中国政治史中,大一统的制度变迁方式演绎出以致治-民心为线索的政治理论。政治的概念最充分地体现了不同历史的心理认知和行为模式的差异性,由此也打开了重新解释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基础性概念的大门,为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找到有效路径。
某些章节写的还是不错的,有些章节观点实在太粗糙 我对杨光斌教授的这本书有这么几个质疑 (1)“总体上导入温情脉脉的家庭”“总体和谐”。 杨教授在书中也认可,传统中国是等级的、宗法的、家庭的,但是他先验的假定“家庭”就基本是美善的,和谐的。这个假设本身就非常值得讨论和反思,在宗法制中,个体的权利基本建立在家族之上,家族对个体掌握决定性的权力乃至生杀大权。有关于传统中国这种“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状态,五四以来有大量的批判性的文章,杨教授一概不论,偏颇的从一些学者的文章中“缀拾章句”出来,给出一个“总体和谐”的家庭关系。这种论证模式在学术上是不严谨且不负责任的。 (2)中国没有对抗性的资源分配吗? 杨教授对从韦伯到戴维·伊斯顿的政治观都进行了中国化的批判,认为西方政治有着本质的社会史属性,西方的政治观不适合中国,而中国是国家本位的。对于这个观点我基本认同,但是杨教授也没有讨论在古往今来中国政治史残酷竞争的一面,是“血战前行”的历史。中国当然有竞争性的一面,比如自秦始皇以来,皇权与相权之间长期的竞争与角逐,最终在明代以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而告终。但是有明一代,仍然权臣辈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激烈批判了这种皇权的极度专制。况且,即使在皇权高度集中的中国,宦官、外戚、士大夫、皇族围绕皇帝不断斗争;再比如在地方治理中,代表国家力量的“流官”也要不断和地方力量博弈,不同宗族之间的械斗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屡见不鲜;最后,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斗争,被杨教授以“天下观”大而化之的解释了,“扬州十日”“旗人特权”“猛安谋克制”“两脚羊”一概不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讨论,竞争性对抗性和“统一-民心-致治”有内在的统一性,从学术的严谨性出发,不能完全一边倒,即使一边倒,在本书中很遗憾没有看到杨教授很好的处理。 (3)对所谓“民心”的解释。 鲁迅先生曾说,一部二十四史,仁义道德之后写满了“吃人”两个字。古代的民心和今天的“人民主权”“群众路线”并不能完全写上等号,传统的民心,更像是统治者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然后施舍给底层百姓的。只要统治者不那么“穷奢极欲”,还给百姓以活路,一定程度上给农民以田地,并且定期查处贪污腐败,那么就能称得上“善治”。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统治者高高在上给予的和自己争取的完全不一样,统治者的施舍根本目的是服务于自己的阶级统治,儒家思想根本上是维护封建秩序。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想彻底否定礼教,否定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对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和现实意义,但是杨教授在本书中的处理,更像是在为千年的封建统治张目,而不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在本书中,一向强调中国特殊中国特色的杨教授,几乎没有讨论历朝历代,甚至是贤君当朝时都会出现的农民起义(如宋太祖宋太宗时期的四川王小波起义;乾隆统治晚期的白莲教起义),如果“民心”真的能够制度化,能够一直行之有效,那么为什么有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而且起义的广度和烈度在世界史上都罕有。 (4)这本书没有很好回答为什么西方能够崛起 杨教授通篇对西方持批判立场。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意识形态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不像他们那样宣称的普世,中国最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自然有其独特和值得学习之处。那么,杨教授如何解释李约瑟之问呢?为什么他百般责难的西方能够从欧亚大陆的一隅崛起,并且在1500年后逐渐获得支配世界的力量?反而在杨教授书中如此先进的中国,会在1840年和西方接触时一败涂地?我想,杨教授由于立场先行,他要彻底服务于将西方批倒批臭的目标,所以不能也不想解释,即使解释,也无外乎“殖民掠夺”“历史偶然”这些闪烁其词的原因。
用了两个小时翻完全书,应该说大部分内容都在杨老师之前的书中有所体现,杨老师也直言不讳地说政治学本质是实践性的,所以这本书的强烈情感倾向似乎可以解释。 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七章都可以算作是一个总述和概括,而第二到第六章分别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即关于历史诸存在者存在的规定,这里作者给出的是中西治史的社会-国家分野)、国家形态论、权力论、国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五个纬度,其基本观念很好理解: 西方历史基于古希腊的传统哲学传统写就,因而更多关注作为个体积聚而成的社会,并在其与现实的反复作用当中诞生出诸如基督教廷、封建贵族、市民阶层、资产阶级等外化于政治权威的社会组织,潜藏着一种二元对立的分离倾向;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尽管弥补了一国内部的种族、文化、阶级的分裂,但代价更多是向外的,殖民掠夺以及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给了西方各国“躺平”的资本,问题就是,当如中国这样通过政党的不懈奋斗组织起来的一个强大的新兴国家成功打破了资本外化、社会组织松散的西方国家时,其对外扩张的能力受到相对限制,分赃不均的严峻情况得不到共同“做大蛋糕”的缓解,因而内部的矛盾旋即难以压抑,又只得更多依靠逆全球化、民粹政治等手段鼓动民众的排外心理,有系统地给中国形象抹黑。 基于作者的立场,中国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吊诡的是,中国自古至今都处在一种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差序格局”之中,最为等级化的君君臣臣却成为“天下观”“致治”“民本”的来源,中共继承了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并将其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因而必定成为未来的主流思想。 对此,我不做过多评价,历史和时间总会站在正确的一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新评: 之前真是有罪的阅读,现在又翻了一遍。我没理解错的话,作者主要希望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证成当代中国各种意义上的正当性。 我赞同历史的视野,但对历史可以直接提供合法性保持怀疑。历史可以为我们解释、探索问题提供纵深的论证,但“呈现”并不一定是必然性的真实。 作者整本书都是东、西,比较的,想了解的朋友看每章节第三部分即可了解思路。每章的前一部分,主要是历史的论证,虽然个人感觉还是有点断裂。 总觉得作者这样讲有点庸俗的二元对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辩证法用用呢🤲🫠 原评: 有范式意义的,重在阐释。 其实也知道历史学、社会学都在很多层面批评过政治学的不踏实。(毕竟一个史料考证一个田野调查、数据统计,经济学再一介入公共政策分析,显得政治学更加憋屈)… 但有没有一种可能,在切实乡土与顶层设计间,政治学本身就是作为联结而存在的? 政治学领域一直很强调中层理论,制度本身就是国家社会沟通的渠道。尤其在国内这个政治现实背景下,中层的重要性和灵活性是更要重视的。 有人说历史政治学、甚至历史社会学都是没有新鲜事的老调重弹,可个人以为之所以换一个名字,就是因为其关注的不再是历史细节,而是历史演进,学科视角下的历史演进。 学科才刚起步,内容尚待填充。但希望不要看见自主知识体系就否认范式革新的价值。我们站在什么立场上寻求与西方、国际的对等交流?———站在自己的历史脉络里。
我严重怀疑中国的这些社科类的所谓的教授都是精神分裂, 他们追求真理就会失去饭碗, 追求地位就会失去灵魂。 可悲,只能写的像天书一样,飘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