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

这个医疗事件非常简单，名叫“何鲁”的中国人来到了伦敦切除肿瘤，但在长达1小时的无麻醉的手术中，何鲁多次昏厥，最终死在手术台上，时年32岁 但这个医疗事件有什么特殊的？首先这个事件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一直试图从传教士→慈善医学的方式敲开医学大门，那么，作为何鲁就医资助方的东印度公司，到底在这个事件里扮演怎样的角色？如果仅仅是做慈善显然理解不够，东印度公司其实是非常想借助西方医疗手段获得中国人的尊敬，前有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双方不欢而散的事情，而东印度公司，或者说英国想通过这次救治何鲁来改变中国对英国的看法，这也有益于东印度公司在华的商业发展，所以，这次跨国医疗是以改善中外关系为目的，为东印度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作准备，而何鲁不仅仅代表了广州商人，还代表了清政府这个国体，但很遗憾，何鲁被治死了，这反而加剧了两国之间的不信任 而回到疾病本身看，何鲁的肿瘤非常特殊，非常巨大，英国官方还是媒体大众都根据这种疾病形象建立了对中国的形象隐喻，再一次，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疾病的政治隐喻，何鲁巨大的肿瘤被修辞成“社会肿瘤”，英国官方甚至认为这场手术就是一种政治改革的寓言，我们已经在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里看到疾病修辞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在杨念群《再造病人》里看近现代政治演变与传统医疗因素之间复杂的互动博弈关系，这里传教角色，疾病隐喻，空间冲突，生死控制都是密切相关的，这两本书可以作为基础，以更好理解疾病何以成为政治博弈和想象的工具 而在此，何鲁的肿瘤巨大性以及长的位置不好，这种畸形形象也诱发了英国媒体对于东方的好奇怪异想象，很显然，何鲁的身体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怪胎以及病态的体制标识，这种医学隐喻同样激发了关于帝国/东方主义/身份认同等各种殖民议题，这都深刻体现出19世纪英帝国的扩张焦虑和对中国形象认知的文化心理。 其实医学隐喻和政治之间关系我个人是非常熟悉的，但高晞教授非常特别从图像研究里，即当时很多关于何鲁的漫画，何鲁肿瘤的影像里去复原了这种政治想象的修辞力量，这是我第二次看到这种医学图像到建构医学权力修辞的，何鲁的肿瘤在当时还全比例复制到了英国改革派，或者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中，以此隐喻为“社会巨大的肿瘤”，而第一次看到这类医学图像研究是在韩瑞《病夫形象》这本书，其实，医学对身体的观看直接与权力话语相联系的，19世纪末期制造了中国的病态身体及身份很多来源于医学形象，比如“病夫”，可见，身体的概念被放置在临床医学和中国传统医学两面透镜之下被检视，但是，两者对于“身体”的文化心理的视差非常大，这构成了东西彼此最初的差异

微观史 何鲁远渡重洋治病因医疗事故丧生后引发的一系列对该事件的解读。 中英在鸦片战争前贸易顺差下中国维持着天朝上国的姿态，律劳卑事件后西方医学传教的愿望被寄托于何鲁的手术。 医疗事故掀起轩然大波，何鲁最终也没能魂归故里，尸体也在下葬后被猎奇者夺去。他的形象被用于讽刺画，对政治、文化进行暗喻，被画在医学传教的宣传画上。 何鲁最终成为柳叶刀的祭品，对何鲁之死真相的探寻也让他在外科学史和历史学上留下一笔。

微观史学的魅力，狠狠共情了事件主人公。何鲁在英国报道中积极正面的形象，确如作者所说，折射出鸦片战争前英国人对中国的总体认知，也生动说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联想到近年来看的一系列二鸦英法联军当事人的回忆录，对中国和日本截然相反的评价，背后的逻辑也是一样。

这本书有一定的宣传，但是在微读看过的人仍然很少

真的是打动人心的故事！在阅读之前的期待有东方主义、传教士医学、近代前夜的西医论述，没想到来英国做手术的中国农民何鲁不仅成为了一个医学事件，更联系起了英国和清朝两个帝国的近代政治，阅读及此，真是愕然！ 最喜欢高晞老师最后的论述：何鲁的故事告诉我们，医学的全球化并不只是寻找“科学”真理的全过程，而且它的起点也不一定在西方世界。

1831 年 4 月 9 日下午 1 点 30 分，英国伦敦南华克区圣・托马斯街，盖伊医院解剖学剧场。在数百名伦敦市民的现场注视下，由英国皇家外科学院院长、盖伊医院外科学教授阿什利・库珀领衔，三位外科医生组成的团队，为何鲁切下了一个重达 56 磅的肿瘤，在长达 1 小时 44分钟无麻醉的手术过程中，何鲁多次昏厥，最终死在手术台上，时年 32 岁。何鲁手术在近代外科学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笔，是当时英国媒体最为关注的事件之一，不仅抓住了伦敦和周边城市市民的眼球，而且波及苏格兰高地，甚至卷入同时期议会改革的政治运动中，在当时英国社会和政坛引起了轰动。何鲁的身体成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怪胎，东方神秘主义和病态中国人的标识，另一方面，何鲁的畸形身材和西去求医的艰辛历程，展现了19世纪中国医疗技术落后的形态，以此衬托西方医学传教士在华传播科学知识的努力和成功，尤其强化医学传教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决定作用。 本书涉及多个重要议题：何鲁孤身远赴异国接受手术的处境，与英国医学界猎奇式的围观心态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反差深刻揭示了在麻醉术问世及广泛应用之前，外科病人不得不承受的巨大身体痛苦，以及当时医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的情感关怀缺失；以何鲁事件的图像隐喻，揭示英国政治的腐败危机及1832年议会改革中的两派立场；分析该事件如何推动医疗慈善事业在中国的扩展，进而影响英国在华传教、外交、战争与贸易；批判了东方主义视角下关于中国民族体质的污名化想象与建构。整体而言，这是一部典型的全球史与医疗社会史著作。 本书出版于2024年。作者高晞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医学史和科学技术史领域。她的导师是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著名学者朱维铮。本书以英国的医学报告、媒体报道、政治漫画和博物馆展览为基本史料，将何鲁置于19世纪欧洲外科学生态环境考察东西方医学的真实差异。由三幅留存在西方世界的何鲁画像切入，还原当时社会舆论，并努力摒弃所有的概念式思考，希冀能从矛盾的陈述中梳理前因后果，重新构画“何鲁事件”的真相。 全书的写作经历了4年。2020年，作者搜索《柳叶刀》《泰晤士报》和各种医学期刊，爬梳所有与此事件相关的史料，意外地发现了道尔的漫画和艾伦的画作，由此联想到，这个医疗事件有可能曾经在伦敦引起过轰动。于是又通过付费订阅大英图书馆的报刊数据库，从中检索1830年代的所有媒体报道和盖伊医院相关档案。尽可能地将自己置身1830年代伦敦的空间中，捕捉1831年4月伦敦城空气中流传的所有信息，慢慢形成通过何鲁三幅画的方式来讲述这个一度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探究“何鲁三像”的历史现象。2023年作者曾经来到我校，受夏明方教授的邀请就修订之后的内容做过演讲，杨祥银教授也做过点评。 高晞在书中使用了极为丰富的史料：英国医学报告（《柳叶刀》）、报纸报道（《太阳报》《星报》）、政治漫画、博物馆藏品档案、东印度公司记录、传教士书信、清代外交档案……几乎穷尽了与何鲁相关的所有现存文献。这种“穷尽式”的史料搜集，是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典范做法，何鲁肿瘤的尺寸、重量、手术时长、死亡方式，在不同的章节中被反复叙述，不仅没有层层递进的分析，反而让读者产生“我是不是读过了？”的困惑。背景信息的介绍旁枝逸出过多，大段堆积一手史料，导致我在阅读中会感受到一种“史料轰炸”的体验。这可能源于高晞的史学立场：她试图“摒弃所有的概念式思考”，让史料自己说话。但是，这样的史学立场本身就说明，何鲁事件可以阐发大量关于性别史、后殖民理论、东方主义、身体政治等议题的概念式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高晞的同事，同样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司佳教授，2020年因肿瘤去世。高晞也在那一年开始了《何鲁之死》的史料搜集工作，所以《何鲁之死》一书对肿瘤的探讨或许也有悼念司佳教授的意味，高晞曾经在澎湃新闻上发表追忆司佳的文章，记述了她与司佳共事13年的深切学术情谊，笔触真切，令人动容。书写何鲁的肿瘤，或许也是一种通过学术工作来消化丧失、与死亡对话的方式。虽然作者在书中并没有提到这一点。它将个人伤痛转化为一种普遍性的追问：一个长着肿瘤的人，如何被医学观看、被社会对待、被历史记住？肿瘤作为“他者”存在于人体之中，始终是人类医学与情感的极限命题。

很不错的一本书，完全是“小题大做”的典范。用何鲁之死这个小人物身上的小事件，以小见大，挖掘出它对中国、英国的影响，中英文化交流的影响，以及在医学科技进步史上的意义。虽然没看过几本微观史，但是也是很不错的作品。 虽然不是学历史甚至医药史专业的，但是提到近代、中国、怪病、手术、西医这些名词，就能想到医疗在外交关系上参与的意义（比如说用来证明西方医学的先进性，中国医学的现代化等等），也就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提到的那些内容。但是本书作者很有创建性的就是发掘何鲁作为一个身怀怪病的中国人如何成为19世纪英国国家形象的原型之一（因为英国当时面临着焦灼的政治危机，这件事情正好与两党议会斗争同时，所以就扩展成了“疾病的隐喻”），这个很有意思，很有创造力。就是如果作者能够更明确地说明，英国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约翰牛”国家形象有何直接证据是承袭自何鲁的原型就更好了。讽刺报纸上的漫画是可以证明的，但是后面的形象如果可以更详细说明一下是承袭自讽刺漫画的源头，线索就会更清晰一些。 “本质上，他是东印度公司和盖伊医院的一件慈善作品。然而，他的疾病和肿瘤模型推进了19世纪西方外科技术和教学的进步；何鲁畸形的身体、顺从而坚忍的人格品性，通过媒体和公开手术赤裸裸地暴露在英国公众面前，在掀起对东方民族好奇心的同时，增强了欧洲人拥有健康体魄的自信心和英国人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优越感。何鲁事件发生在鸦片战争前，它对英国民众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战后英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截然不同。何鲁在伦敦的悲惨经历以及他的肿瘤形象被媒体政客任意操纵利用，都为后来的研究者考察1840年前欧洲视野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就是他留给世人的历史文化遗产。”

很不错的一部微观史著作，借何鲁身患肿瘤远赴英国寻求治疗却活活痛死在手术台上的事件，在不长的篇幅中把此事梳理清楚并且讨论了鸦片战争前英国对中国人的想象、英国国内的政治改革、英国人借此事的政治隐喻、“律劳卑事件”中被忽略的某些方面、西方在晚清的医学传教以及西方把“肿瘤”作为东方象征等话题。但本书的不足之处也就在此处，据作者在后记中所说“本书最初是一篇较长篇幅的学术论文”，在一篇论文中讨论这些话题尚可属差强人意，但把它当成专著来看则显得本书的知识密度有点低了，延伸话题几乎都是浅尝辄止便结束又匆匆结束，如果能再深入一点就好了。

本书以英国的医学报告、媒体报道、政治漫画和博物馆展览为基本史料，以身患巨大肿瘤的中国人何鲁赴英治病的前因后果为主线，并借由三幅留存在西方世界的何鲁画像切入。通过梳理一百多年来，各种历史记录中对这场“致命手术”的不同叙事、不同笔触下所呈现的何鲁的医学图像、国家形象和医学慈善的不同形象，以及近代以来关于西医传入研究中的史料与史实的相关度问题，分析“医学传教”和“病态华人”的形象是如何通过历史叙事建构的，由此思考近代医学史中的史料、史实与历史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手术失败、何鲁死后，英国掀起强烈社会舆论，一方面借此反思手术治疗方案，在《柳叶刀》上探讨何鲁死因、肿瘤疗法，推动了医学进步；另一方面政治评论家借此创造出政治改革的经典术语——社会腐败的“毒瘤”，引发对英国国内改革的争论。同时，主张送何鲁去英手术的在华西医郭雷枢和东印度公司由此受启发，他们想通过在华医疗慈善改善西方人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又想借助西方高超的医疗手段证明西医比中医高明，以此获得中国人的尊敬，消除中国人的蛮夷偏见，益于东印度公司在华商业发展，敲开中国大门。1834年“律劳卑事件”是个关键的节点，英国不得后，1834年，在中国塑造与西方舆论完全不同的何鲁形象，展示宗教慈善的高尚道德和医疗技术先进的西方文明，试图从文化心理上压倒中国，扭转中英之间不平等的地位，为“医学传教”的理念建构提供了充分依据。继而在郭雷枢的努力运作下，“在华义务传道会”激励了欧洲西医进入中国。 作者提出，“医学传教”不仅使西方医学全面进入中国，也将中国医学和中国病人推向世界，许多带着新思维、新方法的西方医生来到中国创建医院、实验室，探索在欧洲未曾发现的疾病。（万巴德在中国研究，热带病学之父）从这个角度上讲，不能忽视中国或东方对世界科学的贡献。西方学者认为这些地区虽然不属于欧洲科学的地理地域，但仍然属于“欧洲科学的智力地域”，是欧洲科学的全球化。但何鲁的事例提示我们，医学和疾病的全球化是超越地域性的，所谓全球与地方互动的概念只不过是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说辞罢了，驳斥了帝国医学的研究范式。

一本篇幅不到十万字的小书，讲述何鲁手术前因过程后果的篇章引人入胜，其他篇章可读性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