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人物五十讲

浩浩荡荡三千年历史，在太史公笔下凝练为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记》。 普通人读史记，往往容易迷失在古文的晦涩和人物事件的纷杂中。杨鹏老师从浩瀚记载中选取50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带领读者穿透表层叙事，探寻背后的根因与精神内核，为我们带来启发性的全新视野。 书中，杨鹏老师对许多我们熟知的定论提出新的见解，比如： 大禹三过家门不入，不仅是公而忘私的楷模，更是公众情绪脆弱下的极端道德自律，由此成为古代史开端中最重要的政治道德榜样； 屈原投江，并非学校教导我们的因政治理想破灭不愿同流合污，而是作为王族祭司以身献祭的宗教传统； 曹刿论战，中学生学习他把握战术时机的战略思想，但实际是对春秋时期贵族战争规则的玩弄和破坏。 孟子思想被剖析出两面性，提升传统知识分子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破坏了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能动性。 …… 这些解读打破了过去非黑即白的历史判断，让我们看到，历史从不是单一的叙事，其关键不仅在于发生了什么，更在于行为背后的逻辑、信仰和时代精神。 书中进一步提炼了两个时代的核心精神： 春秋精神，基于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追求人格高度和道义原则。 战国精神，则是在社会信任崩塌的基础上建立秩序，最终走向依赖强权和法律的统治路径。 善恶忠奸的历史叙事下，制度演变、信仰转化，三千年的权利演化脉络逐渐清晰： 从大禹治水催生统一集中的权利，到夏启终结禅让开启王权家族垄断，经商朝“敬天爱人”的政治神学，到周朝“受命于天”的天命政治神学，再到战国时期社会信任崩溃，最终由秦全面颠覆周制封建秩序，以王权和法律，建立君主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华夏文明从蛮荒走向文明，从分权走向集权。 在这一脉络中，杨鹏老师解释了孔子的历史地位：孔子推崇以“德”为中心而非以“血缘”为中心，超越传统世袭制，平民开放上升通道的同时，在维持社会等级秩序间找到了平衡点，奠定了其影响力。 最后推荐给初高中生和喜欢历史的读者，这是一本值得读的佳作。

星空中，随便一块陨石存在的年限都远远超过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然而，随着岁月的变迁，人类已经发展到有能力可以摧毁任何一块陨石的程度了，哪怕那块陨石见证了人类的诞生，甚至见证比人类更久远之前物种的诞生与毁灭，人类依然强大了起来。 智慧，才是人之根本。在人类的历史中，有些人的智慧妖孽的可怕，甚至超越了力量的界限，超越了人本身的认知，所延伸而出的手段、心机、谋划、思想、眼界…，足以震古烁今，足以轻易改变历史，真的是可怕又可敬。

个人对历史很感兴趣，于是对历史类书籍很青睐。但是杨鹏老师的这本书却给我很多不同的感受和体会！首先，杨老师在写史记人物，可是并没有局限于史记的角度和范围，而是扩大到世界的范围，不同角度表达自己的理解；其次，作者分析历史并没有盲从和迷信史记，而是采用文物和多国学者的分析给读者以更客观的观察和审视；再次，也是我认为本书最值得推荐和欣赏的在于，以前对历史只是局限于历史知识或事件的是什么和怎样的内容和过程的了解，而本书更多的是跟读者谈为什么，而且并没有简述内容而是基于自己的理解有条理的分析。非常具有逻辑性的思辨！

依然是杨鹏教授的讲述风格，分析在理，洞见深刻。如果看过杨教授其他著作，那这本书就算是回顾总结，当然也有新观点。从史记为切入点，但讲述的内容不仅仅包含史记，还有其他历史文献。不过这本书真很长，要有足够耐心看完。

毫无见识的一本烂书。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把孔子抬入世家，以孔子是非为是非，表示五百年才出这样一位圣人，而自己正生孔子后五百年，自诩为孔子思想继承人，在本书成了司马迁对孔子明褒暗贬。还有，宗黄老之学的是司马谈，不是司马迁。《史记》都没好好读，就别瞎讲了

三千年读史，无外乎功名利禄，九万里悟道，终归世酒田园。 初学者可以读读《半小时漫画史记》，没有历史基础知识的不建议读本书，毕竟有些内容有偏见/一家之言； 比如：《重耳的价值观》这一章节中： “前627年，重耳去世一年不到，先轸力排众议，在崤之战全歼秦军。这在军事上是重大胜利，但只是一时之利，在道义上留下了很严重的问题。楚国和秦国都有大恩于重耳，尤其是秦国。重耳得以返国当政靠的是秦国鼎力支持。晋国在崤之战中如此翻脸不认恩人的做法，破坏了春秋的道义传统，造成了秦国和楚国之间的仇恨。秦国统一中国之战，最早消灭的就是三晋。秦国进入三晋后非常残暴，秦将白起活埋了四十万赵国降卒。秦军对三晋韩赵魏出手残暴，背后有强烈的复仇心理，此举拉低了中华的价值水准。” 作者认为是因为“崤之战”导致的后来秦国灭六国的对韩赵魏三家的残暴；而实际历史中 从社会背景来看：商鞅变法后的军功爵制《商君书·境内》：“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五甲首而隶五家”。首级计算制度导致屠杀从政策层面被激励； 从战争形态看：春秋最大战役（城濮）兵力<10万 → 长平之战超百万；战争性质上：春秋“争霸”到战国“灭国”的转变（《孟子·离娄上》：“争地以战，杀人盈野”）； 最后才是复仇动机：《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载秦昭襄王语：“寡人怨赵之久矣！“（赵国屡次联合诸侯攻秦（前269年阏与之战大败秦军））《战国策·中山策》记录白起自述：“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 所以秦军在三晋的暴行是制度驱动（军功爵）＞复仇情绪＞战略需求的复合产物，而非简单的复仇心理。 比如：《春秋大复仇之伍子胥》这一章中：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主流伦理讲忠讲孝，但似乎是以孝为本，孝高于忠，家高于国，血缘共同体高于国家利益共同体” “孔子与伍子胥是同时代人，大家多关注孔子讲仁讲爱，其实孔子也高度肯定血亲复仇”； “子夏问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遇诸市朝，不反兵而斗。​”​（​《礼记·檀弓上》​）” “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史记·伍子胥列传》​）” 作者认为当时的家庭血缘关系高于国家利益，站在了血亲复仇的立场上。而实际上： 从思想层面： 墨家《墨子·兼爱上》“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构建无差别兼爱观，消解血缘理论基础； 法家《韩非子·五蠹》“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直躬告发父亲盗羊反被诛杀，揭示法律与孝道的不可调和性，暗讽儒家伦理导致“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的治理困境； 儒家《荀子·子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明确将道义原则置于君臣、父子关系之上； 从实事层面：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齐庄公被弑，宠臣晏婴表态：“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将君主区分为“社稷象征”与“私人关系”，拒绝对私君殉死，体现政治公责＞个人效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吴起为取信鲁君，杀齐国籍妻子以明志。虽被诟病，但能被各国君主接纳为将，反映战国精英阶层功业＞婚姻纽带的价值取向； 最后制度层面：秦律的制度性连坐更是将国家权力凌驾于家庭伦理。 所以战国时期真正的思想主线，是从“宗法封建”向“领土国家”的转型。所谓“孝高于忠”只是旧贵族的话语残留，从思想到实事再到制度层面，国家利益都碾压宗族血亲。 不过，书中的有些观点还是很中肯 比如：《伍子胥时代的闪光人物》中： 申包胥“子亡之，我存之”：伍子胥为父报仇，需要覆灭楚国，但申包胥：​“子其勉之。吾未可以助子。助子是伐宗庙也。止子是无以为友。虽然，子亡之，我存之。​”​（​《说苑·至公》​）。前506年，吴军攻破楚国郢都，后面申包胥自己赴秦国请救兵，刚开始秦国并不同意，后来申包胥以自己的爱国精神，震动秦国。秦哀公对着申包胥唱出《无衣》​，然后发兵救楚。这首《无衣》被收录到《诗经》中：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诗经·秦风·无衣》​） 所以，面对申包胥，秦哀公也是性情中人，重礼守义，行事颇具春秋风范。伍子胥和申包胥两人立场相反，一个要救楚，一个要亡楚，司马迁对他们皆加以赞美：伍子胥是“烈丈夫”​，申包胥是“楚虽无道，有臣若是，可无存乎！”的忠义之臣。可见司马迁判断人不是基于国家本位而是基于个人本位，他关注个人的价值，看重的是人物的坚毅性格和价值自觉，这是《史记》优于之后任何史书的魅力所在。 所以看《史记》，在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看到春秋中国是中国精神的高峰，是中国人格的高峰。因为他们做事首先是基于善恶是非的价值判断，其次才是利益。

作者的洞见与眼光确有独到之处，这一点必须承认。然而全书贯穿一种令人不适的叙事倾向——作者不断夹带私货，以近乎全盘接受、毫无批判的态度，援引西方学者的理论框架，来强行阐释中国古代的人文历史。这种嫁接不仅生硬突兀，更严重削弱了论述的本土连贯性与文化自主性。倘若这些内容尽数删去，反而可能成全一部更纯粹、更自洽的著作。 遗憾的是，此类现象在书中比比皆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或许是：西方思想早已深植于作者的精神世界，成为其诠释文明的根本视角——甚至可能是唯一的视角。当一位写作者只能透过他人的镜片来回望自身的历史，那么其所呈现的，究竟是中国文化的本体，还是又一次被理论殖民的叙事实验？

作者从比较新的高的角度评述春秋战国时期主要人物的思想、行为，在为保持一个有信仰、有活力、有正义的社会面前呈现怎样的正面影响或者破坏力。作者可能期望这样一个有信仰、有自由、相对平等，对任何破坏公义的行为具备约束的社会。

以西方政治学和史学为透镜，提供了一些有趣的解读，但仅限于此，作者恐怕与把道德当宗教崇拜的实证主义者孔德意气相投，对先秦哲学的理解极为粗浅，逻辑链脆弱幼稚（相关性误作因果性，典型如贯穿全书的“一旦威权政体道德有失就会失去统治合法性导致政权倒台和人类社会失序”，完全忽视了其中各种复杂因素）,这也是很多史学研究者的通病：不把社会学当做科学，研究方法只会文本细读然后一拍脑袋就成了，起码学点逻辑学统计学吧哥姐们

还是太浅了，基本是对史记人物做一个白描，然后加上作者的意识形态理解，这种理解倒是极为正能量，如同升起一轮轮太阳——东方多产太阳，要不然后羿一口气能射下来八个。 基本上我对人性是持悲观态度的，上至尧舜的欲谏之鼓、诽谤之木，下到放逐太甲又迎而归之的名厨伊尹，果真如史书那么公正无私?不如便只读取一点白描故事，收获些许历史边角料来的透彻。 赵衰传赵盾，赵盾以未能出国界而背上弑君之名，却不曾想其子赵朔即遭逢剧变，生出赵氏孤儿。说到子嗣，孔鲤的得名来的轻易，鲁君一条鲤鱼，便赚了孔子多少感恩，以至于将子嗣命名权拱手送出——可惜人家鲁君还未必知道，白瞎了这一番心意。及至孔鲤之子子思，《中庸》既成，孔氏的儒祖地位更加巩固。这里却也有曾子一番功劳，且不说曾子主持编撰了《论语》，撰写了《孝经》，还可能编写了《大学》，这三部巨著已是光耀后世，其对子思的培养成才师徒传承，更是传为佳话。与儒家相对，道家在老子开创之后，发展为两个方向，以庄子为代表的老庄，注重个人修炼，注重个人生命的自然与永恒，而黄老道家，则与儒家颇近，看重入世，是治国哲学，是法家与道家的结合。说到入世，任何学说都不能做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要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谋求施展拳脚，所以我们现在只看到孟子讨论民为贵，却往往忽视了他提出这种理论也与当时的学术环境、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民为贵，才能有力解释田氏篡齐的合法性，姜家不贤为民抛弃嘛，为民请命，不寒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