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郡国利病书：“清学之祖”顾炎武的代表作 (全5册)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我看得最久的一本书。久到我已经不再去想什么时候能读完它，久到它从一本书变成了一种陪伴。 一 顾炎武写这部书的时候，明朝已经没有了。 他用了半生时间，走遍了中国的山川、府县、关隘、河渠。他的行程是一种刻意的、近乎偏执的丈量：每一座城的城墙高度，每一条河的淤塞程度，每一个县的田赋数字，每一地的驻军人数。他用脚步和笔墨，将一片刚刚陷落的疆土一寸一寸地记录下来。这部书因此不仅仅是一部普通的地理著作，它是一位遗民献给故国的一份最为详尽、也最为悲凉的诊断书。 “郡国”是汉代的旧称，清朝的行政区划称“府县”，元朝称“行省”，而他偏偏用了“郡国”这个词。这是一个不肯做清朝人的明代遗民，在笔墨之间做出的最大限度的抵抗。 “利病”便是利弊得失。他想要弄清楚的是：这片土地，哪里病了，怎么病的，还有没有救。 二 读《天下郡国利病书》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这种困难在于它从根本上拒绝被概括。全书一百二十卷，近二百万字，没有中心论点，没有贯穿始终的逻辑线索。翻开任何一页，都是一个具体的府、一个具体的州。苏州府的赋税为什么最重，大同镇的边防为什么空虚，淮河为什么年年泛滥，福建的倭寇为什么屡剿不绝。 刚开始觉得有些没信心看下去，还是试着读了下去。读完前十页，我想这是一部地理志？读到一百页，又觉得这是一部财政调查报告。读到五百页，忽然意识到，这是一部写满了两百万字的疼痛。 每一处田赋的沉重、每一条河道的淤塞、每一座城池的倾颓，都诉说着同一件事。一个王朝的崩溃从来不是一天之内发生的，它是在无数个具体问题被一再搁置、一再敷衍、一再拖延之后，终于走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而顾炎武把这些具体问题，一个一个地找了出来，写了下来。 三 这种写作方式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特殊的伦理。不像其他政治家喜欢高屋建瓴地俯瞰天下大势，顾炎武是蹲下来看。 他看苏州一府的赋税账册，看西北一个县的徭役名录，看东南沿海一个卫所的兵员缺额，看黄河下游一段堤坝的维修记录。他相信，真正的利病不在朝堂的奏章里，而在这些最基层、最具体、最琐碎的数字之中。 这是一种近乎固执的务实主义。 他在另一部著作《日知录》中说过那句著名的话：“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这句话后来被浓缩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天下郡国利病书》，我们会理解他所说的“保天下”到底是什么意思：保卫这片土地上的人能够活下去的具体条件，让他们有田可种、有河可灌、有城可守、有粮可食。 王朝可以亡，但天下不能亡。 这是他写这本书的原因。他写下的每一个数字，每一处利病，都是他试图“保天下”的方式。 四 然而这部书有一个根本性的困境，这个困境顾炎武自己一定也知道。他花了半生时间走遍天下，用两百万字写下了一千种病，但他开不出一千种药方。因为病根在于那个已经崩溃的旧制度再也无法被修补。 他写苏松重赋——税赋之重已让农民无法生存，但减轻赋税，朝廷的财政就会崩溃；他写西北边防空虚——驻军缺额，军饷被克扣，边墙年久失修糊但充实边防，就需要更多的钱，而钱只能从已经不堪重负的农民身上来；他写漕运积弊——运河淤塞，漕粮拖欠，沿途官员层层盘剥，但改革漕运，就会触及无数既得利益者，而这些人正是政权赖以运转的基石。 这些问题，它们彼此缠绕，互为因果，牵一发而动全身。 五 所以读这部书需要换一种心态。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资治通鉴》来读，司马迁是史官，是一个有坚守且非常固执的政治家，所以《资治通鉴》里有完整的历史叙事，有因果关系，有经验教训。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日知录》来读，那里有明确的论点，有严谨的考证，有逻辑的推进。《天下郡国利病书》什么都没有，没有核心的主题，没有可以串联一切的故事线，它像是一片海洋，由无数个具体的细节构成的海洋。读者潜入其中，看不到边际，找不到方向，但却能感受到它的温度，它的密度，它的沉重。 这是一部没有情节、没有论点、没有结局的实地调查报告。 看久了，开始觉得这部书像一座用文字搭建起来的博物馆。每一个展品都是真实的，每一个展品背后都是一段沉重的过往。作为一个后来的读者，在这座博物馆中行走，听见的只有自己的脚步在空荡荡的展厅里回响。 六 读顾炎武的文章，总会体会到一种非常特殊的情感，一种极其克制的、几乎从不流露的悲愤。他写得越是冷静，就越是感到那种被压抑在字里行间的痛。 他从不写“长恨”，他写苏州府某年欠赋多少，大同镇某年缺饷多少，河南某县某年饿死多少人。他把所有的悲愤都锁在了数字里，这是一种极为自尊的克制。亡国之后，他不愿意再把自己的痛苦展示给任何人看；他宁愿让痛苦变成数据，变成地名，变成干巴巴的公文。 他在记述扬州之役时，忽然写下一句：“是日，扬州城破，死者八十余万人。” 八十余万的数字已经说出了一切。这是全书中最不克制的一笔，写下这一句的时候，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去查证赋税数据，没有去讨论城防得失，没有去分析军事战略，只是就这样写下了一个数字，却让人不忍心去细想，这几个字背后的沉重。 七 这部书写作于1662年前后。那一年距离甲申之变不过十余年，南明最后的抵抗力量还在南方山区游击作战，台湾的郑氏政权仍在坚持抗清。但顾炎武已经清楚地知道，复国是不可能的。他没有选择去前线，而是走向荒野，走向那些最不起眼的府县和乡村。放弃了军事抵抗后，转向了另一种更为漫长的抵抗：文化的抵抗、知识的抵抗。他要为后世留下一部关于这片土地的完整记录，让后来者知道，这片土地曾经如何被治理，又如何走向崩溃。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书是他的另一种武装。他把毕生精力投入到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用笔墨对抗遗忘，用实证对抗虚无。他不相信抽象的议论，只相信具体的事实。 正如他自己所说：“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 八 与官修史书不同，王朝召集编纂修史，意在梳理兴替轨迹，为当权者提供治国方略与鉴戒之镜。这类史著通常预设了明确的受众，脉络井然，论断昭然，起承转合间皆指向一个完整的答案。 《天下郡国利病书》不是写给皇帝的，不是写给朝廷的，甚至不是写给同时代人的，可以说，它是写给“后世”的。写给那些在百年之后、千年之后依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它没有明确的主张，没有完整的结论，没有中心论点，甚至没有写完。而且这本来就是一部不可能完成的书，因为这片土地上的问题永远也写不完，永远在变化，永远需要新的利病记录。 九 我几乎有空就会看这本书，虽然阅读时间也很长，但从25年春开始，到26年夏，看完它依然断断续续用了快一年。 它从一部书变成了我的陪伴。 想着顾炎武当年一步步地用脚丈量这片土地，我就这样在字里行间陪他慢慢地走着。 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以这个视角，和作者之间没有隔阂、没有时代距离地走在一起。理解他的思想，他的足迹，他的目光，见证他停在某一页时忽然停笔的那一刻。 十 顾炎武最终没有看到明朝的复兴。他客死于山西曲沃，终年七十岁，距离甲申之变已经过去了近四十年。 顾炎武死后，《天下郡国利病书》散佚严重，幸得后人整理刊刻，才得以传世。 这部书没有改变历史，没有挽救那个已经覆灭的王朝，甚至没有在当时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它一直在时间的深处，等待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来翻开它，读完它，背负它，意识到：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有人在三百年前一寸一寸地丈量过的，记录过的，疼痛过的。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以生命熔铸的经世之作，其实证精神与民生关怀跨越时空。它既是一部明代社会的“病理百科全书”，也为现代治理提供了历史镜鉴——唯有深植现实、尊重差异，方能探寻长治久安之道。 【创作历程】：以生命践行经世致用的求索之路 顾炎武于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始撰此书，历时23年，至康熙元年（1662年）初步成稿。他亲历明末社会动荡，科举失利后转向实证研究，跋涉二三万里，查阅方志、实录、文集等万卷资料，结合实地考察，系统整理明代郡国利病。其创作动机源于“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旨在从历史地理中探寻治国救民之道，晚年更将原稿拆分为《肇域志》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凸显“利病”分析的独立性。 【全书主要内容】：明代社会经济的全景式“病理报告” 全书120卷（原稿34册），以“郡国利病”为纲，聚焦兵防、赋税、水利三大核心领域。首卷总论山川舆地，次分述南北直隶及十三布政使司，详录屯田、漕运、盐政等经济数据，末卷专论边疆形势与涉外关系。例如，书中记载茂名县狼兵寨的兵力配置（如潘龙寨兵32名）及猺山族群分类（“听招”“背招”“险恶”猺），并分析河套、西域等战略要地。梁启超誉之为“政治地理学”，因其将地理环境与军政民生紧密结合。 【学术价值】：开创经世致用的实证研究范式 本书突破传统地理志的局限，首创“利病”分析框架，将地方治理问题置于自然与社会互动中考察。其价值体现于三方面： 史料保存：辑录大量散佚的明代方志、奏疏，如高州府狼寨的早期记载，为后世研究提供一手资料； 方法论革新：强调实地调查与文献互证，奠定清代朴学基础； 学科交叉：融合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与军事战略，如分析郡县制“其专在上”的集权弊端，推动“政治地理学”发展。 【历史价值】：边疆治理与民族关系的珍贵实录 书中对边疆的记载尤为详实，如云南各宣慰司的沿革、辽东防务布局，以及交趾、日本等国的交通物产。这些内容不仅反映顾炎武的爱国情怀，更成为研究明代边疆政策、民族关系的核心文献。例如，对茂名县“狼獞”兵制的记录，揭示了中央通过“招主”控制地方武装的治理模式，补正了地方志的缺失。1933年商务印书馆首次影印原稿收入《四部丛刊》三编，2017年其手稿被列为国家珍贵古籍，足见其史料稀缺性。 【时代启示】因地制宜治理思想的现代回响 顾炎武主张“因地制宜”，强调政策需契合地方实际。这一思想对当代有三重启示： 区域协调发展：书中指出江南水利与北方边防的差异，警示“一刀切”政策的危害，呼应现代区域差异化发展战略； 廉政与地方治理：批判官吏腐败导致“民生困苦”，主张选拔“廉洁有能之士”，与现代廉政制度建设理念相通； 文化认同与社会稳定：通过分析民俗与教化关系，提出“因俗而治”，启示今日乡村振兴中文化传承的价值。

内容涵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着重围绕兵防、赋税和水利这三个关键领域展开。 一、地理与自然条件的全面梳理 作者详细记载各个地区的地形、气候、水系、土壤等自然条件。 二、经济发展状况的深入分析 作者详细考察各地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经济发展情况。 分析各地经济的优劣和病痛，指出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地方经济的特殊性。 同时，他提出一系列因地制宜的政策措施，以推动各地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些政策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政策： 根据各地的土壤、气候等自然条件，推广适宜当地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和耕作技术。 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农民收入。 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改善灌溉条件，提高农业抗旱能力。 工业与手工业政策： 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地方特色的手工业和轻工业。 鼓励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和竞争力。 加强对工业企业的监管和服务，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 商业与贸易政策： 根据各地的交通和市场条件，发展适宜的商贸流通业。 加强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市场规则。 鼓励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地方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税收政策： 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 对贫困地区和弱势产业给予税收减免或优惠。 加强税收征管，防止偷税漏税，确保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社会保障政策： 根据各地的社会状况和民生需求，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 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和扶持。 加强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环境政策： 根据各地的生态环境状况，制定环境保护政策。 加强对污染源的治理和监管，减少环境污染。 推广绿色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 （注：这些政策措施都是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而制定） 三、政治制度的深刻洞察 作者关注官吏的廉政与否、地方治理的有效性等问题，认为官吏的贪污腐败和地方治理的失效是导致社会动荡和民生困苦的重要原因。 他主张加强吏治，选拔廉洁有能之士，实行有效的地方治理。 四、文化风俗的广泛涉猎 作者分析教育、风俗、民情等方面的问题，认为文化的兴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他主张重视教育，弘扬正气，通过文化建设提升社会整体素质。 五、兵防、赋税与水利的关键领域关注 在兵防方面，记录了全国各地的军事地理信息，包括地理形势、军事要塞等，强调军事设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在赋税方面，对各地的赋役制度进行梳理和分析。 在水利方面，则关注各地的水利设施和灌溉系统，提出许多改善水利状况的建议。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部被严重低估的千古名著——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 提到顾炎武，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句家国誓言，最扎实、最落地的注脚，就藏在这部百万字的巨著之中。它不是空谈哲理的儒家说教，也不是单纯写景记地的地理典籍，而是一部直面民生疾苦、复盘国家得失、求真务实的治国实干手册。 这本书的创作初衷，源于明末乱世的深刻反思。晚明时期，朝堂空谈成风、文人坐而论道，士大夫只读死书、不察世事，面对赋税混乱、水利废弛、边防空虚、民生凋敝的乱象，束手无策、无力救国。顾炎武深感痛心，感慨“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耗费数十年心血，遍历天下、博览群书，最终编撰成这部鸿篇巨制。 全书一百二十卷，核心只有两个字：利、病。所谓“利”，是各地山川形胜、水利屯田、良政善治的兴国优势；所谓“病”，是赋税苛政、土地兼并、边防漏洞、民生疾苦的亡国隐患。顾炎武打破了传统书籍重考据、轻实用的弊端，不堆砌辞藻、不空谈义理，系统梳理了明代全国各郡县的地理形势、经济民生、军政利弊，小到一地的庄稼水利、百姓税负，大到国家的边防安危、制度漏洞，全部如实记录、客观剖析。 最让我震撼的，是这本书背后极致的务实精神。在没有网络、没有交通的古代，顾炎武为了求真求实，不仅通读二十一史、数千部方志文集与官府奏章，更用双脚丈量山河，辗转南北两三万里实地考察。书本的每一条记载、每一处考证，都不是纸上得来，而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验证。他摒弃文人清高，扎根土地、直面现实，只为查清天下郡县的真实利弊，找到济世安民、匡扶家国的根本方法。 在我看来，这本书最核心的价值，是重塑了读书的意义。古人读书，很多人困于科举八股、沉溺书本理论，读书只为功名，脱离现实社会。但顾炎武用一生践行了经世致用的至高读书观：读书不为空谈悟道，不为附庸风雅，只为洞察世事、解决问题、造福苍生。 这部书穿越数百年，放在今天依然极具警醒意义。当下的我们，早已不用跋山涉水探查国情，但很多人依然陷入了当代的“空谈困境”。我们刷遍资讯、读遍书籍，知晓无数道理，却往往脱离现实、眼高手低；习惯纸上谈兵、空谈格局，却不愿扎根实际、直面问题，遇到困境只会焦虑内耗，不会落地解决。 顾炎武告诉我们：真正的学识，从来都在烟火人间里；真正的担当，从来都是求真务实。 所有脱离现实的认知都是空想，所有不解决问题的思考都是内耗。做人做事，最可贵的从不是高谈阔论的格局，而是落地生根的务实；最稀缺的从不是空洞的道理，而是直面利弊、正视问题、解决问题的勇气。 同时，这本书也让我读懂了真正的家国情怀。所谓天下有责，从不是喊响亮的口号、抒空洞的感慨，而是看清世间真实、直面现实弊病、躬身踏实做事。于古人，是探查郡县利弊、助力国泰民安；于今人，就是立足本职、脚踏实地，正视不足、精进自我，不浮躁、不空谈、不敷衍。 最后和大家共勉：读书当读有用之书，做人当行务实之事。愿我们都能习得顾炎武的清醒与笃实，跳出空想内耗，摒弃浮躁空谈，察世事、知利弊、重实干、敢担当，在平凡的生活与工作中，沉淀真学识，练就真本领，不负时光、不负初心。

捧着顾炎武这部煌煌五册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最先感受到的不是读史书的畅快，而是一种沉甸甸的钝痛与敬意。这根本不是一部用来“悦读”的文学作品，它没有起承转合的叙事，没有华丽铺陈的词藻，而是一座由明末清初的实地踏勘、方志档案、赋役账册、兵防记录堆砌而成的巨型实证碑林。翻开任何一页，扑面而来的都是苏州府沉重的田赋数字、黄河决堤的泥沙、九边重镇缺额的兵饷，顾炎武把毕生二十余年“行万里路”的脚印和“读万卷书”的考据，熬成了一部写给故国与后世的社会诊断书。书名里的“利病”二字最见筋骨，他不在乎王朝更迭的颂歌，只在乎这片土地哪里生了利、哪里患了病，这种把目光死死钉在民生疾苦、兵防水利、赋役制度的“经世致用”执念，读来让人脊梁发凉又热血翻涌，仿佛看见那位遗民学者在油灯下摩挲故纸、在荒野里丈量山河的孤绝背影。 阅读的过程极其“磨人”却极度“醒脑”。它拒绝被概括，没有贯穿的逻辑线，更像一片由无数具体细节构成的海洋，你得耐着性子潜进去，才能触摸到晚明社会的真实肌理：江南财赋半天下却民不堪命的撕裂、西北屯田崩坏军心涣散的危局、漕运河工里盘根错节的腐败。顾炎武把这些散碎的、干巴巴的公文数据一字字辑录下来，不空谈“致良知”，只用事实说话，本质上是在回答“天下为什么亡”这个天崩地解之问。最震撼的是字里行间那种克制的悲愤，他极少抒情，只冷静写“某年欠赋多少”“某关缺饷几何”，可当那一串串冰冷数字垒起来时，一个王朝如何在无数具体积弊里慢性溃烂直至不可挽回，比任何痛哭流涕的亡国恨都更有冲击力。他也知道自己开不出救世的万灵药，制度之病已入骨髓，但这份“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抵抗与“保天下”的担当，是把故国的山川利弊一寸寸刻进文字里，留给后世匹夫去责、去思、去鉴。 合上书最大的感触是，这部书重新定义了什么叫“学问”。在明末文人还在书斋里吵闹心性玄学的时候，顾炎武已经扛着锄头走进了田野与案牍的泥泞里，用脚底板和毛笔把学术从空中楼阁拽回了柴米油盐与山河安危。五册厚书翻完，记住的不只是明代的赋税兵防数据，更是一种“不尚空言、唯求实干”的士人风骨，真正的天下兴亡，不在朝堂奏章的漂亮话里，而在每一处郡县水利的淤塞、每一户小民背负的重赋、每一个读书人是否肯低下头去看清地面的病痛。它像一面粗粝的镜子，照见三百年前的末世痼疾，也照见当下：无论时代怎么变，那些关于民生利弊、制度得失、实地调研的叩问，永远新鲜。读《天下郡国利病书》，读的从来不是过去，而是如何用一双不肯闭目的眼睛，去打量脚下这片土地真实的冷暖。

《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读法，可以一章一章地阅读，也可以按照区域分开阅读。要注意散见于全书中的同类问题（如建都、漕运、兵防、水利等）或相近区域（如同一地理单元或相似文化背景等），联系起来，融会贯通，以求获得一个宏观、深入的理解。同时可以结合作者其他作品如《日知录》中相关章节和《郡县论》等论文阅读，以更好地把握作者思想与用意。此外，可以配合顾炎武另一本地理之书《肇域志》以及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洪亮吉的《乾隆府厅州县志》进行阅读，以更全面地把握相关问题。另外，相对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当下形势以及民俗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对于书中的部分论断，要用历史的眼光并结合今天的新情况重新审视。 《天下郡国利病书》问世后，长期以抄本形式流传，现存抄本有濂溪堂抄本、萃古斋抄本、树萱堂抄本、二余轩抄本、乌丝栏抄本等。嘉庆十四年（公元1809年），出现了第一个刊本，即敷文阁本（四川龙氏聚珍版本）。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以原稿影印，列入四部丛刊三编中，即涵芬楼影印本。196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四库善本丛编》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皆以此为据。201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顾炎武全集》，其中收录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以涵芬楼影印本为基础，并参考其他版本，进行了整理校勘。通过不同版本的比较，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天下郡国利病书》的精义，从中可以看出清代文字狱政策对于历史书写的影响。

这是一个明朝遗老整理的人文地理汇编，洋洋洒洒将近200万字的文言文，且没有翻译，让人看得着实头大。不太好读的原因是考据和列举比较多，地名什么的动不动给你写上好几页，而且不结合地图根本没法看，更别说古今地名的频繁变更了。不过作者通过搜集到的材料，对明朝各地区的行政区划，地理位置，水患，边防，盐政，财政，赋税，民风，沿海抗倭等情况做了详细的研究，让读者了解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风貌。作为一名明朝遗老，作者恐怕不仅仅是整理出一篇地理书那么简单，字里行间他也是对明朝的灭亡深表痛心，从他对关外和东南沿海边防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是有些恨铁不成钢的，只好著书聊以自慰，只是“反清复明”终究只是一场梦了。

顾炎武耗费半生写成的历史地理巨著。遍览明代各地山川地貌、经济民生与制度风俗，考据详实，视野宏阔。书中饱含经世致用的现实思考，既是明代社会的全景档案，也为后世史学留下珍贵的研究宝库。

对奋斗与捷径关系的探讨 世间人们讨论奋斗时，大多说要勤奋努力、坚持不懈，日夜都不松懈，以此来实现自己的志向。然而我却认为，奋斗的真谛实际上是寻找捷径。 径，就是道路。普通人追逐梦想，常常沿着前人留下的足迹，按照一定的步骤、顺序进行，虽然也会有所进步，但耗费的时间非常漫长。有智慧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会仔细研究当前的形势，洞察事物的细微之处，在纷繁复杂的世事当中，寻觅到便捷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靠侥幸获得的，也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的，而是基于对事物深刻的领悟、对规律透彻的了解。 看看那些商业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在创业初期，难道没有艰难险阻吗？然而能够崭露头角、超越众人的，都善于寻找捷径。有的凭借新的科技，开拓新的市场；有的依靠巧妙的经营方式，降低成本、增加效益。这些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能够做到的。 追求学问、探索真理也是如此。聪明有才智的人，不只是一味地刻苦读书，还更善于总结学习方法，梳理知识的条理，能够从一件事物类推而知道许多事物，从而收到花费一半的力气，获得加倍效果的成效。这也是做学问的捷径。 然而，寻找捷径并非易事，需要具备敏锐的洞察能力、果敢的判断决策能力。明确方向之后，就应当振奋精神勇往直前，立下志向绝不改变。因为即便有捷径，如果没有奋斗的力量，同样难以到达成功的彼岸。 因此，奋斗与捷径实际上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奋斗如同船，捷径就像帆，两者都具备，才能在人生的海洋中乘风破浪，驶向辉煌的境地 。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