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经常遇到把两万字的内容，水到20万字出书的。这本却把68万字的内容，浓缩到了6.8万字。都说书越读越薄，这本书是越读越厚。反复读了五六遍，又用30多个小时查资料做总结，简单从一个方面谈谈阅读这本书的心得。 作者讲述了很多差异，和差异的成因。但位置相邻、人种相似、同为农耕文明的两个国家，最初的差异是怎么形成的？文明为何会走上不同的演化方向？ 我试图从神话系统的差异和文明进程的快慢，去推测最初差异的成因。最后发现，其实地理决定论就可以解释这一切。 冰河期结束之后，气温回暖，全球几乎在同一时期开始农耕。日本面积狭小，物种资源少。地处文明交流的末端，又孤悬海外，很难引进新物种交流种植经验。进入农耕文明，比中国晚了快一万年。 日本的文明进程落后，又不断被先进的中国影响，使文明的进程被压缩快进。上一个阶段还没走完，就要提前进入下一个阶段。就像暖冬的低温天数不够，花芽还未分化完成，就被迫开花，花开的自然不好。就是作者在书中经常提到的早产。 公元前3世纪，日本从中国和朝鲜学到了农业技术，进入农耕文明弥生时代。公元5世纪，大和国统一了日本。从进入农耕文明，到初步建立统一的国家，中国用了6000年，日本只用了700年。大和国靠军事征服和政治联姻，统一了日本。政治制度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姓氏制度，大王的统治依赖中央和地方的姓氏贵族。实行部民制，奴役奴隶。这些地方都和夏朝相似，但大和国更像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国家权力分散在五大豪族手里。虽然夏朝的权力也分散在国王、亲缘贵族、联盟部落首领和贵族手中。但夏朝的腹地分封给同姓部落，外围分封给外姓部落，成为藩国，夏朝的王权更加集中。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是，夏朝建国前700年，黄帝打败蚩尤，被尊为天子之时，就已经建立了初步的统一。黄帝分封诸侯稳固统治，子孙们又在700年间不断吞并周围诸侯的土地。夏朝建立的时候，已经可以按照利于统治的方式重新分封了。 日本文明的进程被压缩了，历史没有给天皇700年的时间削弱其他豪族，完成集权。日本甚至没有富余的土地，养活一些小部落供天皇蚕食壮大，再去打击其他豪族。天皇早早的遇到了大唐，天皇像一条贪吃蛇，吃了几只青蛙，还未消化，就要去吃大象，结果嘴被撑破了。公元663年的白江口之战，是一起转折性的事件。还未完成中央集权的大和国，急于对外扩张，在与唐朝争夺朝鲜半岛势力范围的时候，输掉了战争。天皇势力元气大伤。到底是历史不给天皇时间，还是天皇太心急？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还请不吝赐教。 646年大化改新，废奴分田，国家统一收取农业税，废除贵族世袭制，建立中央集权。移植先进的唐律，701年颁布大宝律令，正式改国号为日本，引进科举制。夏朝有比较简陋的律法《禹刑》，并有简单的官僚系统。这些都是靠中央集权才能推行下去的，权力是要靠武力才能得到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动。靠颁布几个政策，是不会撼动贵族权力的。日本实行律令制的文明进程也早产了。 天皇与大唐硬碰，衰弱了。中央的贵族壮大了，鼎盛、腐败、也衰落了。中央衰落，容易乱。地方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自保，武士阶级出现，壮大后有了1185年得镰仓幕府。1221年，承久之乱是日本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它改变了日本的权力结构。朝廷在表面上控制幕府的时代结束了，朝廷成了幕府的傀儡。 镰仓幕府想用分封制加强中央集权，就像天皇想用大化改新的法令一样，也失败了。幕府将军权力最大的德川时代，也只是所谓“幕藩体制”，地方大名还是很强大，二百多个地方大名，除了少数之外，大都各自为政。十六个最大的藩中，至少有十一个是外藩，他们占有全日本四成以上的土地，甚至拥有远远超过规定数字的军队。幕府的权力鼎盛了，就要腐败横行，接着就要衰落了。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幕府政府的无能，人民推翻了幕府，重新拥护天皇。封建制升级为郡县制，日本中央政府的权力达到了顶峰。 基本上，中国在秦汉就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消除了地方军事力量，汉唐时就瓦解了贵族制度。而日本地方的武装割据从未消失，甚至拥护天皇推行明治维新的，也是这些地方豪强。中央从未真正掌控所有权力。分封制早产，还未分封就有了封建末期的割据局面。刚推行科举制，就被贵族毁掉了。推行律令制，有效范围也不大。一切的起因，就是大和国跟大唐开战碰了石头。 第三世界国家的后发优势，是要建立在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这个基础上的。日本这个文明后发的国家，始终没有产生一个强大有效的政府。所以直到现在，日本的文明进程都还很原始。天皇皇位的继承条件并不严苛，必要条件是血缘关系。很像是黄帝之后的700年间，夏朝之后就强调父传子了。虽然现在日本没有了藩镇割据，但他们并未被消灭，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转型，改头换面换了身份，依然强大到可以影响政府。 虽然明治维新后，日本趁虚而入抢了我们的东北，但他忘记东北上边就是俄国这个强大的邻居，是不会允许有个狼子野心的家伙在身边的。最终还是地理决定了日本的命运。 下面浅聊一下文化差异。1701年的赤穗事件表明，1868年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有着两套互相冲突的价值标准，幕府政府的法律和大名内的伦理。这样的矛盾并非封建割据的日本，大一统的古代中国，也同样存在问题。《礼记》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同态复仇是人的天性，但法家反对同态复仇、反对报私仇，受损一方不能通过律令充分复仇。儒家伦理辐射范围有限，伦理之轮，距离越远，理越浅。法家更适合大范围的治理。内儒外法的大一统，儒家做出了让步，杀父之仇可以报，但如果对方是好官，必须等他卸任。无论如何，协商的结果都是弱势的一方做出让步。得到的结果和1868年的赤穗事件，并无本质区别。只是代表法家的大一统越强，代表小范围伦理的儒家越弱，这种冲突就越不明显，弱势一方全被压抑了。进入原子化的社会，法家与儒家的冲突最小化了。但又出现了凝聚力不足的问题，于是儒家思想有一次被提出来，又一次被重新诠释。脱离了农耕文明宗法制的新版儒家伦理，到底好不好用呢？ 以前，中国造反派的祖宗陈涉曾经说了一句名言，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能中国没有，但偏偏日本的王侯将相是有“种”的。秦朝之前也是有的，因为大一统必须阉割掉大无畏，才更安稳。日本现在也没有了，日本的官员给人的印象就是窝囊爱推卸责任。佛教中的大无畏精神，已经不怎么提了。不忠不孝的印度佛教，不仅要拜父母君王，还被修理到每天都要在回向偈里提醒自己要上报四重恩了。云游的托钵僧，也要考试注册登记。除了遵守戒律，还要遵守官服的出家人行为准则。由于佛教教团对教徒的控制，伤害了世俗政权的民众控制权，佛教教团的扩张，也很容易与世俗政权争夺经济利益。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当代不会有影响力太大的高僧了，这是要像互联网舆情一样被尽早平息的。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道教一面追求逍遥自在，一面又有一天廷。这本书里看到，原来还有这么一个过去，原来道教也是被修理过的。东汉三国时期，刚刚成形的道教，也曾试图建立半行政化、半军事化，即组成政教合一、兵农合一的“治”“方”，但这种可能独立的宗教形式，由于威胁到政治权力，并不能被皇权容忍。到唐宋之后，他们也不得不接受皇权的管制，只能寄身于所谓“洞天福地”，除了在宫观接受香火、在社会承担祈禳仪式之外，已经不再像早期道教那样军政教合一。逍遥避世原来不是自己的选择，是被打压后的无奈。难怪道教的天庭都是朝廷的翻版，原来这才是原本就向往的。 前阵子有个UP主，好像在国际交流时，给教门还是国家争了面子。原本还洋洋得意，不久就被开除了道籍。他如果看了这本书，就会知道有些那个身份不能干。

为何中国总革命，日本只维新？ ——《形似神异》读后感 提到中日，人们常挂嘴边的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汉字、儒学，这些相似的文化符号，仿佛为两国披上了同款的文明外衣。然而，葛兆光教授的《形似神异》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剖开这层表象，揭示了中日传统政治文化在权力基础、忠诚伦理、国家形态与宗教角色上的深层“基因裂痕”。这些差异，不仅划定了两国历史的不同轨迹，更在近代化的十字路口，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谜题：为何面对西方冲击，中国选择了“革命”的激烈方式，而日本却实现了“维新”的体制内转型？ 答案，正深藏《形似神异》这本书中。 一、 基因核心：天命流转 vs. 神裔永续——权力的钥匙在谁手中？ 1、 中国的“德性政治”与“革命基因”： 古代中国帝王的权力，建立在“以德配天”的动态天平上。“天命”绝非一家一姓的永久私产，而是对统治者德行和功绩的严苛考核。孔子盛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为“革命”——即通过暴力推翻失德政权——赋予了至高正当性。这套逻辑要求帝王兼具“德性”与“事功”，一旦失格，“天命”便被视为转移，民众（或其代表）拥有“替天行道”、“易君”的终极权利。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正是这种信念的实践。这造就了中国政治文化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基因”：当合法性危机爆发，周期性、彻底性的改朝换代成为解决危机的终极路径。 2、 日本的“血统政治”与“神裔定海针”： 日本天皇制的合法性则截然不同，它根植于“神裔血统”的绝对唯一性与永恒性。从《古事记》的神话到江户时代“万世一系”的意识形态强化，天皇的权威源于其不可替代、不可剥夺的血缘神圣性。这种合法性无需现实的政绩来背书。天皇可以是长期远离实权的“虚君”（如幕府时代），却始终是整个权力结构的“神道教象征”和精神图腾。强如德川家康，开府立幕也需天皇册封“征夷大将军”，借助神权为世俗权力“镀金”。神圣血缘的绝对绑定，使日本历史上从未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旨在推翻天皇制本身的“革命”。所有的权力斗争（如公武之争）都在体制框架内进行，目标是夺取“辅政”实权（如将军之位），而天皇作为神圣的合法性源泉始终超然其上，稳如定海神针。 二、 近代化大考：戊戌悲歌与明治凯歌——基因的必然选择 1、 戊戌变法：在“天命”枷锁下窒息的改良： 康梁推动的戊戌变法，本质是在“维护君权神圣”与“学习西方制度”之间走钢丝。 其致命伤在于：  严重低估了中国深植的“革命合法性”基因对渐进改良的天然排斥力。  光绪帝的权威本身，远不足以撼动庞大官僚体系的巨大惯性。  “祖宗之法”被以慈禧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牢牢攥住，成为变法的沉重枷锁。 最核心的是： 变法派未能、也不敢挑战“天命仍在清室”的根本观念。缺乏“天命已移”的社会共识和行动的勇气，使得这场在旧王朝框架内的修补，如同无根之木，缺乏撼动旧体制的根基力量。 结局： 在“天命”归属未定、皇权神圣性徒有其表而无力压倒旧势力的夹缝中，这场缺乏广泛社会动员的改良运动，必然被旧体制的巨轮碾碎，成为“不革命，则失败”的悲情注脚。 2、 明治维新：巧借“神裔”之力的体制内乾坤大挪移： 明治维新的成功，核心秘诀在于完美利用并强化了“神裔永续”的合法性基因。 操作逻辑： 倒幕派（萨摩、长州等）高举“王政复古”大旗。  规避“革命”雷区： 目标绝非推翻天皇，而是“打倒幕府”、“将权力归还给神圣的天皇”。这完全契合日本传统政治伦理，具有天然的道德正当性和强大号召力。  借用神圣光环： 以明治天皇的名义推行一切激进改革——废藩置县、殖产兴业、文明开化。这些颠覆性的西方化措施，被巧妙包装成“天皇的意志”和“神国的维新”。天皇的“神裔”光环为制度重构提供了即时的、无可置疑的合法性背书。  完成权力重构： 在“尊王”旗帜下，顺利剥夺了幕府和大名的实权，完成了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和近代化转型。整个过程虽剧烈动荡，但天皇制本身作为合法性的终极来源不仅纹丝不动，反而被空前强化。 本质： 明治维新是一条典型的“维新”之路——在神圣框架内除旧布新，而非颠覆合法性根基的“革命”。它成功实现了日本传统“神权（天皇）- 世俗（实权者）”二元结构的现代化改造和升级。 三、 基因的延伸：忠诚、国家与宗教——如何加固“革命”或“维新”？ 葛兆光教授的洞见不止于合法性，其他维度的差异也深刻强化了两国的路径选择： 1、 忠诚伦理：绝对奉献 vs. 分层效忠  中国“忠君爱国”的绝对伦理（如《射雕》中郭靖和杨康的抉择），要求将忠诚单向度献给唯一正统，天然倾向于支持彻底推翻“失正统”的旧朝（革命）。  日本的分层效忠（武士效忠藩主，藩主效忠将军/天皇），使得变革力量（如强藩）能在不挑战天皇神圣性的前提下，集中火力推翻实权者（幕府），为“维新”提供了组织基础和伦理空间。 2、 国家形态：天无二日 vs. 重层共治  中国高度集权的郡县制与庞大的官僚体系，使得体制内改良阻力巨大，难以突破；而一旦中央集权崩溃，往往导致需要彻底重组（革命）。  日本“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结构，虽分散了中央权威，却意外赋予了地方强藩（萨摩、长州）相对独立的财力和军力，它们成为倒幕维新的主力军，也是体制内存在变革弹性的关键。 3、 宗教角色：皇权附庸 vs. 神权共治  中国宗教依附皇权，未能形成独立力量挑战或支撑变革合法性。  日本宗教深度嵌入权力结构，是皇权“神裔”合法性的核心支柱（国家神道），为“王政复古”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武器。 结语：穿透“形似”，敬畏文明的“神异”逻辑 “中国总革命，日本只维新”的历史现象，绝非偶然或简单的强弱对比。葛兆光教授在《形似神异》中揭示的，是两种文明深植骨髓的政治文化基因在历史关键时刻的必然表现： 1、 中国的“动态德性政治”（天命流转）： 赋予了推翻失德政权的强大道义力量（革命合法性），但也使彻底推翻旧体系成为解决根本合法性危机的常见路径。 2、 日本的“静态血统政治”（神裔永续）： 提供了超稳定的合法性内核（天皇“万世一系”），使在神圣框架内进行权力重构和制度更新成为可能且高效的路径。 理解这种基因分野，并非评判优劣，而是为了更深刻地把握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与文明的内在逻辑。它揭示了为何戊戌变法举步维艰，明治维新却狂飙突进；为何中国近代化道路激荡着革命风暴，而日本实现了相对平稳的转型。站在今日回望，穿透“同文同种”的表层“形似”，深入解读中日文明“神异”的基因密码，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理解两国历史认知差异、发展路径抉择乃至未来关系走向的关键钥匙。这份源于《形似神异》的洞见，是对文明多样性最深切的敬畏。

苏格拉底逗泰阿泰德的时候说：如果有某个东西变得“一样”或者“不一样”，要么相对于自身，要么相对于它者，那么，我们会说，当它变得一样的时候变为“相同”，变得不一样的时候也就变为“相异”，对吧？ 很难说是那一代学者还是专业上的限制，虽然葛老提出了问题，或者说再次引领了“从周边看中国”到“从日本‘看日本’看中国”以及所谓“东部亚洲海域”的转向，但这种“政治文化”的“结构性比较”非常拧巴，看得我槽多无口。首先是政治文化/政教关系/政治合法性成了一个笼统的框，在里面装上大量描述性的内容，比较出的就是两个粗糙的故事，“结构”是没有的；其次是非常刻板的“伪结构”导致了对于变迁尤其是近代化的解释非常无力；最后是虽然相比于当时的论文补充了很多背景及日本史研究文献，但是出现了大量属于学术史的或通识性质的参考文献，尤其引用日本学者观点时遗忘他们自身的对话语境，就拿我比较熟悉的内容来说，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的问题意识及讨论的丰富性完全消失了。（我甚至怀疑，论文思路的缘起是刚到日本时，尾藤正英的猛药给了他老人家巨大的“文化震撼”）。话说回来，读书的时候和友邻都想到了和秦老爹的相似之处。但即便如此，如秦老爹至少做到了使材料和观点“为我驱遣”，放手“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给出自己的解释框架，但是葛老的这篇论文完全到不了这个地步，这恐怕是因为葛老在学术场域中的位置更接近王汎森所谓学术“政务官”，是新方向和新口号的提出者、组织者。 当然，毕竟这书半天就能看完，因此读者不妨遵循乔纳森有次直播时倡导的“榨汁式阅读法”快速读完。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完整脉络与核心观念 （葛兆光 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8月版，基于2020年东京大学讲学内容整理） 一、全书整体脉络 本书以**"同中求异"为方法论起点，打破"东亚同文同种同政治"的传统幻象，从权力合法性、国家形态、政教关系**三个最核心的结构性维度，逐层拆解中日传统政治文化"形似而神异"的本质。全书逻辑清晰，呈"提出问题—三维解构—历史影响"的递进结构： 1. 引言：破题与方法论 指出中日两国虽共享汉字、儒学、律令制等表层文化符号，但政治运行的底层逻辑截然不同。主张跳出"中国中心观"，不将日本史视为中国史的"翻版"或"分支"，而是从日本自身历史脉络出发，寻找结构性差异的根源。 2. 上篇：皇权与革命——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全书核心第一维） 对比中日最高权力的来源、结构与变革逻辑，解释为何中国"改朝换代"频繁而日本"万世一系"。 3. 中篇：郡县与封建——国家形态与社会结构（全书核心第二维） 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官僚体系与社会阶层的差异，揭示两国国家整合能力与社会流动性的根本不同。 4. 下篇：王权与神佛——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全书核心第三维） 探讨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威的互动模式，说明宗教在两国政治文化中扮演的截然不同的角色。 5. 结论：差异的历史基因 总结三大结构性差异如何作为"历史基因"，深刻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冲击时的不同反应、转型路径与国家命运。 二、核心主要观念 （一）总论点：形似之下的结构性神异 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不是局部的、细节的，而是整体的、结构性的。日本对中国制度文化的学习始终是"选择性移植"，只取其"形"而弃其"神"，并将其纳入自身固有的社会结构中进行改造，最终形成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类型。 （二）三大核心结构性差异 1. 权力合法性："天无二日"的普遍王权 vs "共享天下"的双重体制 维度 中国 日本 最高权力属性 皇帝是政治、宗教、文化三位一体的"普遍王权"，"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权力不可分割、不可共享[__LINK_ICON] 天皇仅拥有宗教与文化象征权威，实际政治军事权力长期由幕府将军掌握，形成"公家（朝廷）+武家（幕府）"的双重权力格局，甚至"天有二日"是常态 合法性来源 基于"以德配天"的道德天命观。皇权合法性取决于君主是否"有德"，若失德则"天命转移" 基于血缘神圣性（天照大神后裔），与君主的政治道德无关。天皇血统不可替代，因此"万世一系" 政治变革逻辑 承认"汤武革命"的正当性，"造反有理"。政治变革只能通过彻底推翻旧王朝的"革命"实现，改良难以成功[__LINK_ICON] 不承认"革命"的合法性，只允许"咸与维新"。权力更迭表现为幕府将军的更替，天皇作为象征始终保留，变革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完成[__LINK_ICON] 政治伦理 忠诚是绝对的、单向的，强调"一臣不事二主"，有"贰臣"和"遗民"的道德评判[__LINK_ICON] 忠诚是相对的、双向的，只针对直接主君。主君失势即可转投新主，无"贰臣"的道德负担[__LINK_ICON] 2. 国家形态："皇权下县"的郡县制 vs "藩国自治"的封建制 维度 中国 日本 中央与地方关系 秦汉以后确立大一统郡县制，中央通过垂直管理的官僚体系，将权力如毛细血管般渗透到基层（"皇权下县"），地方完全依附中央[__LINK_ICON] 虽模仿隋唐律令制，但从未实现真正的中央集权。地方长期由**大名（藩主）**自治，幕府仅能控制直辖领地，形成"幕藩体制" 官僚体系 通过科举制选拔官僚，官僚向皇帝负责，而非向地方负责。官僚体系具有高度流动性和非世袭性[__LINK_ICON] 实行世袭身份制，武士阶层垄断政治权力，官僚由贵族和武士世袭，平民几乎没有上升通道 社会结构 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家国同构"社会，家族是国家的缩影。社会阶层具有一定流动性（"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以等级身份为基础的"家元制"社会，主仆关系远重于血缘关系。士农工商身份世袭，阶层固化严重 国家整合能力 具有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和文化整合能力，能够维持庞大疆域的长期统一[__LINK_ICON] 国家整合能力较弱，地方藩国拥有独立的军事、财政和司法权，长期处于"分裂"状态[__LINK_ICON] 3. 政教关系："政主教从"的一元体制 vs "三权并立"的多元格局 维度 中国 日本 宗教地位 宗教始终屈服于政治权力，"皇帝即当今如来"，皇帝既是世俗君主，也是最高宗教领袖[__LINK_ICON] 宗教拥有独立的世俗权力，形成"公家（朝廷）、武家（幕府）、寺家（佛教寺院）"三足鼎立的格局[__LINK_ICON] 宗教势力 佛教、道教等宗教组织没有独立的军事、经济权力，必须接受政府的严格管理[__LINK_ICON] 日本佛教寺院（如延历寺、本愿寺）拥有大量庄园、武装僧兵，甚至能与幕府分庭抗礼[__LINK_ICON]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 政教合一，宗教为政治合法性提供论证，服务于皇权统治[__LINK_ICON] 政教分离且相互依存，"王法佛法相依论"。王权需要神佛的宗教权威加持，神佛需要王权的世俗保护[__LINK_ICON] 宗教信仰特点 宗教信仰具有较强的世俗性和实用性，缺乏超越性的宗教精神[__LINK_ICON] 神佛习合（神道教与佛教融合），宗教信仰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强烈的超越性和神圣性[__LINK_ICON] （三）延伸观点：传统差异决定近代命运 葛兆光强调，上述三大结构性差异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强化的整体，它们共同构成了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基因密码"，并直接决定了两国近代转型的不同道路： - 中国的大一统郡县制+普遍王权，使得旧制度具有强大的惯性和韧性，近代转型必须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完成； - 日本的幕藩封建制+双重权力结构，使得旧制度内部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和变革力量，明治维新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迅速实现近代化。 三、作者核心立场与学术贡献 1. 方法论创新：提出"同中求异"的比较史学方法，反对将日本史纳入中国史的解释框架，主张从日本自身的历史脉络出发理解其政治文化。 2. 破除迷思：彻底打破"东亚同文同种"的传统幻象，指出文化同源不代表政治文明同质，表层相似掩盖不了深层结构的根本对立。 3. 历史解释力：将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与近代中日两国的不同命运联系起来，为理解近现代中日关系和两国发展道路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视角。

这本书评分不高的原因，可能是在于立论就不被大家认可。我们会接受新加坡跟我们是同门同种，但不会接受日本跟我们同文同种，最多也就是一衣带水，同属儒家文化圈。还有就是目前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衰弱，日本专业造假50年和躬匠精神，已经彻底祛魅。 而且，即使单纯从政治文化上来看，日本跟中国可以说是差异巨大。中国有悠久的抗争文化、大一统历史和科举制度，日本则主要是重家门姓氏、地方封建和贵族武士制度（更接近中世纪欧洲），这些都决定了中日两国在政治文化上的差异。作者还冠以“形似神异”？日本是从唐朝抄了很多，但也只是抄了个表面。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佛教文化。日本在近代还全面的“脱亚入欧”。而中国从唐朝到现代，也已经发生了很多改变。所以中国人看日本人，除了儒家文化的一些内容和汉字外，其实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文化。 而且，即使中日同属一个文化圈，但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精神状态跟中国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司马光对日本的评价还是很贴切的 。"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 重末节而无廉耻，畏威而不怀德。 强必盗寇，弱必卑伏"。 日本人所有的文化和精神状态，包括作者在文中阐述的“忠诚”问题，都在于“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 重末节而无廉耻”。

其实对书里书外的内容比较熟悉，疫情的时候把葛老和渡边浩等日本学者的对谈都看过了一遍，还有葛老那期《十三邀》，《东京札记》台版刚出就买了虽然断断续续读了很久，这本小书可以说是那一整年思考最终的学术呈现。书里进行的中日对比始终是围绕政治文化而进行的，延伸出对制度表象的比较，简而言之就是“汤武革命”与“万世一系”的政权合法性对比，“封建”与“郡县”的央地集权与否对比，宗教与思想上的对比。但总觉得还是有点浅尝辄止，都不是多么新的观念，毕竟篇幅只有这么大点儿。葛老毕竟还是专治中国史的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完整度是够的，但是对日本的思考似乎还是隔着一层，有点儿沦为对比参照物的地位了。可能本书可以吸引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个议题，但是就目前的内容来说深入思考不足、通俗读物有余，有点儿不上不下的。 附录书评质量很高！

不错的书，不过就我的感觉没有多少人认为中日之间是＂同文同种＂的，实际上这个说法是我头次听到。 书的标题叫＂形似神异＂，我认为作者更该花些篇幅来解释中日之间＂形似＂在什么地方。我认为这种描述更适合放在中朝韩之间，中日两国神异形也异。

挺小的一本书，介绍了中日历史上的政治差异。重塑了我的认知，我之前以为整个东亚汉字圈在古代都是模仿中国建立的体制。其实不然，在核心制度上相差甚远。 日本在封建体制上更像欧洲邦国林立。也深刻影响了之后的演化，到二战战败前都是一种权贵联盟。看下来如果没有美国的彻底改造，也难演化出完整的民主制度。 我一直比较好奇的为什么日本等级制度如此森严，没有详细的解答，看起来是和多个家族的神祗有关，以及天皇幕府大明的三重权力结构。 日本的社会是很便捷的，民主福利也位于前列，但是民众幸福度排名并不高，反映到生育率呀，恋爱比例，科技创新，排外等等。令人深思。

总的来说，就是中国国家政治的早熟，书里写日本律令制国家“早熟”，我看用“早产”才更合适吧。以个人观感来说，日本国家形成很有部落联盟和罗马城向外征服的模式，不过可以理解，日本学者怎么愿意承认，大和政权能向外扩张有输入大陆和朝鲜技术的原因呢。 以前看过说中国中央制在秦汉就形成算是政治早熟，回头想想，那只是对比欧洲、日本、印度、中东算早熟，在中国自身看来也就水到渠成吧。从新石器时代以来蓄力八千年了呢。

同样是很能解惑的一本书。 在日生活的不便利，让我不断在思考为什么会比如，然后我又继续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我在意的问题是:日本为何没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道德。 正如本书所言，中国的权力合法性是与道德绑定的。所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在中国是合理的。 而日本由于形成封建国家后的后续改革乏力，则形成了亘古不变的血缘统治，尽管说也并不是很古。在日漫中也可以看到主角一般是某个血统的继承者，所以才拥有与众不同之处。 政治权力与文化，经济中心的分离，即使在大政奉还后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现代日本这个国家仍然是在几方势力的角逐中运行的，因为没有绝对的政治中心，所以也无法承担善与恶的责任。 日剧中有一个常见的桥段，那就是站在他的角度思考，你也会觉得罪行即道德正义。可惜我不懂法理，无法评判。但这也同样可以说明日本文化中的道德观念淡薄或是说不统一。 之前在费老书中看到，现行的压迫人的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还能运行的原因，只能是，社会底层人民有着自己的非道德非人性的经济补偿手段。更加感受到了我国脱贫攻坚的不易之处以及必要性。 中国的政治制度确实是中国特色的。这点真的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