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太精彩了！读这本书是在读了一本非常简略的介绍冷战的书之后想要进行一些拓展阅读，完全是意料之外的精彩和好看。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不只是讲清楚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梳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每个人每一方的背景、诉求，行事决策的深层动机。作者查找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当年的来往电报，深度分析每个人的心理变化，读起来身临其境，好像我变成了当年那段历史的旁观者，看着毛主席风尘仆仆的赶到苏联，遭受冷遇但还是坚持争取；看着终于决定出兵朝鲜彭德怀临危受命，看着中苏关系一波三折从怀疑到信任从猜疑到倾囊相授。历史是鲜活的，因为人是鲜活的，毛泽东也好，斯大林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性格，有自己的脾气，他们会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决定，这一切都是鲜活的，太精彩了。 这本书里的历史也是我从来都不曾了解的历史。今天的美好让我觉得似乎一切都理所应当，但是这本书里的历史提醒着我，和平也好，统一也好，发展也好，没有一件是理所应当的。70年前我们还一无所有，能有今天真的需要很多正确的选择，很多艰难的谈判和争取，还有很多幸运与天时地利人和。同时书里这段故事的起起伏伏更让人深刻且具体的看到这人世间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人也好，国家也好，都要不断的在得失中取舍，何尝不是一种命运。

品读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我跳出固化历史认知，看到了朝鲜战争背后复杂的大国博弈与艰难的历史抉择。作者依托详实解密档案，客观梳理了中、苏、朝三方的决策逻辑，还原了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完整历程。 书中打破了单一的叙事视角，清晰展现出斯大林的战略权衡、新中国领导人的深远考量。建国初期国力薄弱，面对强敌压境，中国毅然做出抗美援朝的艰难抉择，并非贸然之举，而是捍卫国家安全、稳固新生政权的必然选择。 这场战争不仅抵御了外部强权威胁，重塑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深刻影响了中苏关系与东亚格局。读完此书，我深刻明白，每一个重大历史决策都背负着时代的重压与家国的担当。 回望历史，志愿军的牺牲与坚守从未过时。如今的和平盛世来之不易，这段历史时刻提醒我们，国家尊严从无凭空而来，唯有自强不息，方能守护山河安宁。

政治经验的世界太过复杂，所以不能还原成一种单一的规则或原理，无论是托马斯·阿奎那的自然法、康德的绝对命令还是功利主义者“最多数人的幸福最大化”原理。 实践判断的原则是一种有用的而无论如何都不确切分明的标准，它必须不断得到修正，以便契合形势。在一切新的情况里，标准是由那些最能捕捉到特定形势的色彩、纹理与细微之处的人所定下来的。

整本书已经读完？作家引用了大量所谓苏中档案史料！结果对美国韩国史料基本未进行引用，更不用说分析美韩决策的背景、立场等等！就好像是整个战争只有苏中朝双方！完全忽视了交战双方决策的相互影响，更加忽视任何一方也不可能知道对方的政策是善意还是恶意的！就好像只有一方的决策就能决定战争的走向！ 很多论据完全不能证明论点！甚至是相反的！尤其是你在最后一章！明明说美朝苏都不同意停战，最反说只要中国同意，就有可能实现停战！简直是莫名其妙的结论！

最近喜欢上了沈志华的书，一本接一本地读。就是有个小问题：每读完一本，同类书单会变得更长。比如看完《中苏关系史纲》就想读这本《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读完这本又对《斯大林与铁托》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来了兴趣……想读的越来越多，读不完，根本读不完。

本书“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讲述斯大林最初对金日成南进计划心存顾虑，却在1950年4—5月秘密允诺支持，毛泽东起初反对，在苏联保证提供武器并确保台湾战事后才同意出兵，于10月19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战争陷入僵局后，斯大林才真正履行援助承诺，中苏同盟因共同作战而巩固，中国由此获得苏联了军事装备与政治信任，苏联则成功将美国拖入远东冲突，改变了冷战初期的力量格局。

新时期相关文献整理工作的几个通病： 1.借他人之口。首先，一定有人说过，哪怕对方说的不一定是这个意思，在作者这儿就是这个意思。其次，话不是作者说的，所以反驳作者无效，即便认为作者存在曲解，读者也没法儿从客观角度反驳。九成的读者没能力或没精力去纠正，毕竟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比如某俄裔美籍作家。 2.混淆主要和次要，颠倒主次。某记者报道汶川地震，得出的论点是，汶川地区的建筑没用防震材料，所以导致了重大伤亡。为什么不用防震材料？国外反华势力争相采纳，加以延伸创作。没有独立思维的读者会陷入颠倒叙事。恰好，唯物史观反对片面叙事，所以反唯物史观的就打乱叙事，强化符合自己目的的次要矛盾，加以包装。 3.似是而非的春秋笔法。用客观包装主观，用对立面包装对立面，老一派的常规操作。为什么存在那么多“粉红”（非伪红)？“粉红”误以为宣传的“1+1=2”是对的，其实宣传“1+1=2”的人不过是抗个旗而已，跟走的路没关系。“粉红”没意识到市面上只有宣传“1+1不等于2”的人，却误以为“1+1=2”是公理。 依然希望读者朋友们增强自然科学知识素养，增强辩证修养。在不能独立思考的时候，多找原始文献，少看1980年之后谈论所谓历史的书。

苏联对外政策和战争起源有何关联？ 《珍藏本》第一章阐述了苏联在亚洲的目标和政策趋向，无疑是全书论证的基础和逻辑出发点。作者从论述苏联战后的对外政策入手，总结出其特征就是要充分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安全。苏联在欧洲和西方的强硬争斗只不过是斯大林（J. V. Stalin）表明立场的一种方式，目的就是要迫使西方承认苏联已经取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的安全和既得利益，而并非要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全面进攻。正是在此种认识的基础上，《珍藏本》非常符合逻辑地论及苏联对朝鲜和中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其对外政策的总体特征。在朝鲜，斯大林要确保苏联势力范围的稳固，同时避免与西方发生直接冲突。尤其是不能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一直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只有完全判断此种情况不会发生时，他才会同意金日成（Kim Il-sung）发动战争。就此而言，《珍藏本》在第一章便揭示了苏联对外政策和朝鲜战争爆发两者之间的逻辑关联。 在中国，无论苏联政策如何变化，其目标却始终是保障远东边境安全以及恢复帝俄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当然，在实现此目标的过程中，苏联需要避免和美国发生直接对抗和冲突。而对这方面复杂考量的分析，充分体现在《珍藏本》对斯大林是否曾有意调停国共和谈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上。这实际上能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朝鲜战争爆发前中苏关系的发展状况，是《珍藏本》从中苏关系的视角考察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运用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理论，精辟地分析了苏联最高领导人的行为动机。他指出，“从苏联的处境考虑，斯大林在1948年希望国共和谈是可以理解的……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的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但斯大林最终改变调停初衷的原因在于“中共在内战中的强势地位和毛泽东的强硬立场”。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到1949年初，有关中共的问题已经开始在苏联决策层的脑海中居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很快实现高层互访，并夯实了中苏结盟的政治基础。就《珍藏本》的写作设计而言，倘若没有这些前期铺垫，自然就无法谈论中苏同盟的建立。若没有中国在和苏联谈判中触及苏联根本利益的损失，斯大林也不会考虑在朝鲜半岛发动战争以弥补在中国损失的利益。《珍藏本》一环扣一环，蕴含着严密的逻辑关系。 由于第一章已做了预先交待，即中苏双方都清楚涉及国家利益的有争议的问题迟早必须得以解决，所以第二章理所当然要讨论解决这些问题的中苏同盟建立的艰难历程。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章大大压缩了第二版中米高扬（A. I. Mikoyan）和刘少奇彼此访问对方最高领导人的内容，突出论述了困扰双方领导人的和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诸问题。而且，新讨论的内容更直接和主题相契合。无论从这一章的结构还是从全书论证来看，都显得更为合理，更紧扣全书主题。 中苏同盟到底是如何建立的？关于这个问题，以往国际学术界的主流看法强调苏联在缔结盟约的谈判中仅做出了适量的让步，却换取中方被迫接受了斯大林强加的对苏有益的要求。众所周知，和已在战后得到迅速恢复的苏联相比，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国力十分衰弱。相应地，在中苏两国领导人的相互交往中，后者无疑占据强势地位，在谈判中自然手握主动权逼迫中方做出一些妥协亦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情。然而，根据《珍藏本》的研究，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他依据中俄大量解密档案和其他相关史料，有力地证明了恰恰是在中苏双方强弱对比非常显著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迫使斯大林做出了重大让步，使斯大林最终放弃了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享有的权益。 在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对毛泽东一共做了两次让步。第一次是在这位苏联领导人不同意缔结新约、双方陷入长达十多天的僵持时，面对一直待在别墅、毫不退缩的毛泽东，斯大林只得让步。1950年元旦，苏方派人和中方商谈要安排毛泽东在公众场合露面的问题。沈著第二版在叙述1月2日毛泽东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没有提及苏方参与安排了采访。所以学者谢尔盖·拉钦科（Sergey Radchenko）在评论第二版的英文本时说，他不同意作者的论述，他认为“这次采访是斯大林安排的，包括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提问的回答，都是由斯大林撰写的”。《珍藏本》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目前尚未在档案中找到经斯大林本人签字的答记者问文本，该文本究竟是谁起草的，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作者仔细品味答记者问的文风后，倾向于是中方提出具体方案后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 至于这次让步的原因，第二版已详细论述过：毛泽东利用与西方国家建交的前景向苏联施加压力，而出于对中国向西方靠拢的担忧，斯大林决定与中国签订新约。在《珍藏本》中，作者对此方面的论述做了简化处理。他主要是细致考察了第二版未深入讨论的重要问题：在双方利益攸关的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等实际问题上，当中方提出与苏方设想根本不同的一套完整方案时，斯大林再次做出重大让步的原因。根据《珍藏本》的阐述，本来，苏联领导人并不打算认可中方草案。作者曾在俄国解密档案中发现了“对中方草案的四份不同的俄文修改稿，其中有一份文本删改之处非常多，不是打叉、划杠，就是问号，几乎把中方草案的内容全部勾划掉了，其字里行间透露着猜疑和愤怒”。看来中方的一些要求确实触犯了苏联的根本利益。《珍藏本》指出：“该文本尽管字迹潦草，不易辨认，但依稀可以看出这样的批注：‘不能接受’，‘斯大林不同意’。其他三份文本则改动较少，有的甚至基本未动。由于档案未标明日期，看不出苏方对文本的修改是由不同人同时做的，还是先后做了不同的改动。”但最后的结果很清楚，斯大林还是决定做出让步。那么，此种举动的原因到底何在？《珍藏本》凭借有理有据的分析，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斯大林做出实质性让步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需要将中国纳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控制和影响亚洲局势以对抗美国，尤其要粉碎美国分裂中苏关系、阻扰中苏缔结同盟条约的阴谋；其二，中方以是否承认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为条件，逼迫苏联按照中方文本签署有关旅顺港、大连和中长铁路的协定。显然，《珍藏本》揭橥的苏方让步原因的复杂性，要比德国学者海茵茨希提出的斯大林看法转变的单一性原因——“斯大林害怕同毛的谈判失败，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西方大国修好”，更令人信服。毋庸置疑，《珍藏本》在此方面所做的精辟分析源于作者长期浸淫于中苏关系研究而积累的深厚学术功底，更反映出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作者不仅利用美方档案揭示出中美关系领域的重要问题——美国“楔子战略”对克里姆林宫决策的深刻影响，而且使用相关史料分析了中国对蒙古问题的态度给斯大林造成的影响。就像一位外科医生拿着手术刀解剖病人一样，作者把斯大林在中苏谈判中的诸种担心和顾忌一览无余地“解剖”给读者看。正是斯大林的重重顾虑在其对华重大让步的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些重大让步又直接涉及苏联在远东关键利益的丧失。那么，寻找适当的时机弥补这些损失的利益便必然成为斯大林关注的目标。这样，《珍藏本》就把中苏同盟条约的缔结与苏联远东政策的调整结合在一起，并且为下一章撰写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预留下十分精妙的伏笔。 实际上，《珍藏本》的整体设计类似于围棋的下棋次序。如果能够把第一章和第二章比作围棋的“序盘”阶段，那么接下来的两章（第三章和第四章）便类似于围棋至关重要的“中盘”阶段，是全书达致高潮的部分，也是全书核心的内容。斯大林为什么同意发动战争？第三章讨论的中心主题是朝鲜战争如何被苏联人发动起来的？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便是斯大林为什么决定给金日成开放绿灯？换句话说，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引爆战争的决策动机何在？ 在1950年1月中苏谈判及苏联最终接受中方要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无异于“虎口夺食”，收回了斯大林从国民党政权那里获得的权益。苏联则即将失去经由中长铁路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珍藏本》延续第二版的观点，认为苏联在战略利益上遭受如此重大损失，是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发动攻击的决策动机的根本出发点。因为他感到必须要通过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来对此做出补偿。而且，他根据对远东形势的判断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实现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不过，《珍藏本》在论述斯大林的决策动机时，与第二版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充分反驳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三种主流看法：（1）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把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国西太平洋防御圈外的演说，对斯大林造成了深刻影响，从而为金日成开放了“绿灯”；（2）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动机就是为了把美国吸引进来，让它在亚洲陷入一场战争，特别是一场与中国的战争；（3）斯大林受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胜利的鼓舞，因而改变了冷战爆发以来谨慎、保守和防御的政策，开始鼓励各国革命，并向帝国主义阵营发动进攻，朝鲜战争就是一个开端。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珍藏本》对上述第二种观点的讨论。其中牵涉一个重要的问题：苏联代表在战争爆发之初为何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国内外学者普遍持第二种观点，即所谓的“转移视线说”或“祸水东引说”，即苏联的行为就是要使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转移到东亚，也就是要把美国的相当一部分兵力从西欧引入东亚，斯大林的动机无非要纵容美军深陷朝鲜战场而无暇顾及战略重点欧洲地区，以便减轻苏联在那里遭受的战略压力。为了更好地反驳此种看法，《珍藏本》特意介绍了俄国方面披露的一份档案，其内容主要是斯大林在发给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的电报中，解释了苏联未及时返回安理会的原因。而俄国学者对此电文的阐释完全符合“转移视线说”或“祸水东引说”。但是，《珍藏本》认为俄国学者的理解把苏联决策者神话了。作者指出，按照他们的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斯大林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拒绝返回安理会的做法，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无论是“高瞻远瞩”，还是“险恶用心”，一切都在斯大林的运筹帷幄之中。显然，《珍藏本》并不认为斯大林有如此伟大的智慧，即便他确实是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接着，《珍藏本》运用已知史实有力地驳斥了俄国学者的观点和斯大林的解释，认为实际情况并没有那么复杂。在作者看来，苏联代表之所以未及时返回安理会是因为莫斯科此时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他们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或弃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正是依据这种深入的研究，《珍藏本》谆谆告诫读者：“对档案文献也不可全信。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他们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当然，这里应当指出的是，有关俄国披露的这份档案，除了俄国学者和《珍藏本》的解读之外，美国研究朝鲜战争的大牌学者威廉·斯德克（William Stueck）还有一种解读。斯德克不同意斯大林的动机是引诱美国与中国冲突。在其看来，苏联代表缺席安理会的原因是，斯大林原本就害怕与美国的直接军事对抗，或者斯大林想证明没有苏联代表的出席，国际组织便不会发挥作用。恰恰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斯德克提出，该档案的内容反映出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局势让捷克总统哥特瓦尔德忧心忡忡。虽然这也让斯大林大感意外，但他故作镇静，用一番冠冕堂皇的解释来安慰捷克总统，目的是要消解其忧虑的心理。显然，斯德克对该档案的解读重心没有放在斯大林的高谈阔论上，表明他也不认可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事后诸葛亮式的解释。这一点和《珍藏本》对斯大林言语的怀疑显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正是在批判性地对待学术界三种主流观点的基础上，《珍藏本》做出合理的推断：“斯大林批准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动手确实属于一种例外。斯大林看重的是战争的发动，而不是战争的结果。毕竟，不管怎样他都可实现预定的目标：若取胜，则可获得仁川和釜山等出海口和不冻港，若失利，则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并且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而战争爆发后的事情进展亦在很大程度上使斯大林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关于这一点，《珍藏本》利用中俄解密档案给与了充分证明。此外，和斯大林决策动机有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的决策和中苏关系之间的关联。对此，《珍藏本》提出一种全新的观点，认为斯大林在中苏同盟条约的谈判中遭受重大损失，所以“产生一种对毛泽东的报复心理”，其远东政策关注的重点随之由中国转移到朝鲜半岛。而《珍藏本》的进一步解释亦非常符合逻辑关系：“为了重新获得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苏联在远东的政策重心已转向朝鲜半岛，原计划援助中共解放台湾的大批军事装备，都运送到北朝鲜帮助金日成做战争准备了……斯大林在解决中苏结盟中的经济和民族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是有缜密和通盘考虑的。当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权益丧失后，斯大林便已经把中共进攻台湾的战役置之脑后了。”这种对斯大林远东政策变化原因的全新阐释，显然能够加深我们对处于“恩恩怨怨”之中的中苏关系的理解。 在《珍藏本》看来，正因为斯大林存有对中国的报复心理，所以中苏同盟关系其实蕴含着很大的危机。为了化解这个危机，获得苏联对新中国的全面支持和援助，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通过采取某些重大行动来证明中国对苏联的友好。这样，《珍藏本》便很好地照应了第四章的论述，即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出兵动机就是要通过出兵朝鲜，重新赢得斯大林的信任，从而极大地改进中苏同盟关系。朝鲜战争是否苏中朝三国共谋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到了认真细致的考察，那就是战争是否斯大林、毛泽东和金日成共同谋划的结果？此问题涉及西方学术界在过去流行的所谓苏、中、朝三国“共谋”论。第二版曾驳斥了这种论断，但论证得不是特别充分。《珍藏本》则专门拿出一节，细致考察了斯大林和金日成背着毛泽东对战争进行的策划。通过深入的研究，作者澄清了重要的史实，揭示了实际情况。 特别是在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之间有关战争准备的秘密会谈，毛泽东毫不知情。《珍藏本》在解密档案十分匮乏的情况下，依据朝鲜和苏联多位重要当事人的回忆录，深入探究了这次秘密会谈的内容。对苏、朝两国领导人在采取军事行动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美国军队是否会参与战争以及为这次军事行动提供国际援助三个重要方面做了详细讨论。会谈的结果是，斯大林批准了金日成提出的分三步实现目标的战略部署：（1）在“三八线”附近集结部队；（2）向南朝鲜发出和平统一的呼吁；（3）在南朝鲜拒绝和平统一的建议后开始军事行动。同时，斯大林下令满足北朝鲜关于武器装备的一切要求。通过《珍藏本》所做的阐述，可以说我们已十分清楚这次秘密会谈的情况。不过，鉴于这些考察无法用第一手的解密档案做支撑，笔者还是对《珍藏本》在美军是否干涉战争的问题上所得的结论心存疑问。在作者看来，斯大林给金日成开放“绿灯”的决策条件是美军不干涉战争。那么，斯大林如何获取此决策条件呢？也就是说，斯大林凭什么相信美军不会干涉战争呢？第二版和《不确定的伙伴》的观点一致，推测斯大林被金日成说服，相信了对方关于“闪电战”的保证后才批准进攻。这种论述显然没有较强的说服力。所以《珍藏本》强化了这方面的论证，尤其是在否认金日成说服斯大林这个看法的同时，提供了苏联人所掌握的“更可靠的”情报证据，即1956年9月米高扬告诉毛泽东：“朝鲜战争开始前，我们情报机关破译的敌人的电报说，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向华盛顿报告，他主张朝鲜南北双边发生军事冲突时美国不要进行干涉。”这个重要的情报加上金日成的保证、杜鲁门（Harry S. Truman）的声明、艾奇逊（Dean Acheson）的演说以及美国没有干涉中国内战也就不会干涉朝鲜战争的新说法，使得《珍藏本》认为，“斯大林的顾虑消除了”。于是，美国人不会干涉战争便成为斯大林同意采取军事行动的决策条件。实际上，就《珍藏本》提供的苏联情报证据而言，能否将它作为可以证明影响斯大林抛却顾虑的可靠证据，是值得商榷的。其一，它提及的“朝鲜战争开始前”，并未明确指出具体时间，是在1950年4月之前还是那之后。其二，即便它确实存在于斯大林决定采取行动前，可是它仅仅是麦克阿瑟的建议，而非美国决策部门的意见，更何况斯大林会相信华盛顿决策层一定将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吗？在没得到确凿的信息之前，斯大林就一定判断美国不会干涉吗？从美国在欧洲表现出的与苏联在冷战对抗中锱铢必较的立场来看，斯大林果真敢于推断美国会在朝鲜退缩吗？他会相信美国将彻底抛弃它正在扶植援助的李承晚政权吗？和《珍藏本》的推测相类似，美国学者威瑟斯比曾根据英国驻华盛顿间谍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cLean）为苏联人提供的情报，判断斯大林知晓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49年12月底制订的NSC48号文件的内容，从而排除美国干涉战争的可能性。姑且不论她在NSC48号文件名称上犯的错误（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的是NSC48/2号文件），就连她使用的材料都没有注明出处。依据这样的材料推测出的结论，其准确程度如何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相关的档案文献（确凿的证据）解密之前，推断斯大林相信美国不会干涉战争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其实，笔者以为，到斯大林同意为金日成开放“绿灯”时，似乎已没必要考察他是否介意美国干预战争了。因为他在做出新决定时就已经考虑好了万一美国出兵干预将如何应对——那就是让和苏联结盟的中国去迎战美国。这就是说，他已为美国干涉的前景准备好了应对预案。《珍藏本》多次强调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在行动前必须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也表明了斯大林对美国干涉前景的充分预测。既然已经揭示出斯大林考虑到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哪怕仅仅是“万一”，那么，还有必要依据非确凿的证据推测他不相信美国会干涉战争吗？不管怎样，《珍藏本》基于多边档案文献进行的阐述，使一个史实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朝鲜战争是由斯大林瞒着毛泽东而批准金日成发动的。正如作者精辟地断言：“在发动朝鲜战争的问题上，不是金日成和毛泽东绑架了斯大林，而是金日成和斯大林绑架了毛泽东。当然，在整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斯大林。如果没有他的同意，金日成既没有胆量也没有能力发动进攻。” 战争初期斯大林为什么一再拒绝中国出兵？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的精心策划下，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美国随之迅速卷入战争，尤其是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他们开始表示要大力支持金日成抗美。随着朝鲜战局的不断发展，北京高层愈来愈关注朝鲜战事。1950年7月，毛泽东对金日成的军事代表明确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对此，金日成不敢直接表态，而是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然而，不到最危急的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在战争爆发的最初几个月，斯大林一再拒绝中国出兵朝鲜。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节，第二版未予阐述，只是推测金日成有对中国担心和防范的心理，而《珍藏本》则在深入研读新获取的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得出了新的研究成果。 《珍藏本》对斯大林这样做的动机进行了十分精辟的分析：“从斯大林同意发动战争的深层考虑出发，可以推断，无论战局在朝鲜南方发展顺利还是遇到困难，斯大林都不愿意让中国插手其间。只要局面还在莫斯科的控制之下，那么北朝鲜全面获胜，苏联自然可以在朝鲜半岛重建一个不冻港和出海口，即使军事行动在南方受阻，苏联仍然可以利用东北亚的紧张局势长期保留在辽东半岛的军事基地。相反，如果中国的几十万军队卷入这场战争，即使取得胜利，又如何保证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控制权？”当然，由这个分析也可看出，斯大林在战争之初反复阻挠中国出兵的前提条件是，无论北朝鲜进攻顺利还是遭遇阻碍，都必须确保朝鲜半岛局势处于苏联的掌控之中。可是，倘若情况有变以致威胁苏联的掌控力时，斯大林该怎么办呢？所以，《珍藏本》指出，当美军仁川登陆、朝鲜局势急转直下时，斯大林面临北朝鲜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严重后果，不仅谈不上苏联对半岛的控制，而且其远东安全势必遭受重大威胁。于是，他在呼吁停火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不得不要求中国出兵援助朝鲜，以武力保证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安全。毋庸置疑，中国武力援朝对苏联和北朝鲜而言都是无比重大的事情。此时中国在中苏朝三角同盟关系中的地位赫然凸显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讲，有关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也正是《珍藏本》第四章要讨论的关键问题。 毛泽东为什么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 若要考察中国如何出兵朝鲜，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便是中央领导人怎样做出这样重大的决策？关于中国出兵决策出台的过程，第二版本来已有深入研究，而《珍藏本》更是补充了许多新材料，对这个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过程，描述得尤为精彩，甚至可以说是扣人心悬！尤其是它讨论了一个在冷战国际史研究领域引起诸多争议的问题：周恩来到底是否反对中国出兵朝鲜？针对俄国学者曼绍洛夫（Alexandre Mansourov）提出的周恩来反对出兵的观点，《珍藏本》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周恩来一直持支持出兵的态度。作者用以驳斥对方的证据除了一些著名学者对军方人士的采访之外，还有一段周恩来的关键讲话，分别来自徐焰和力平的著作。虽然这两位学者在著作中使用的证明周恩来立场的史料皆未注明出处，但是，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身份（徐焰是国防大学拥有较高军衔的学者，而力平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委员、研究员，他们都能够接触到普通学者无法看到的中央高层档案文献），即便相关档案并未解密，《珍藏本》所引用的两位学者提供的史料应该是强有力的证据。若再加上一个客观事实——当时毛、周两位领导人的亲密关系，《珍藏本》对曼绍洛夫观点的驳斥能够成立。这在现有资料条件下差不多可以满足美籍华裔学者刘晓原对此问题提出的要求：需要确凿的档案证据加以证明。 即便有周恩来的支持，出兵决策的最终出台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中央高层绝大多数领导不赞成出兵的情况下，毛泽东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出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做出参战决策的动机是什么？《珍藏本》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以往国内外学术界的“安全说”、“革命说”相比较，第二版对毛泽东决定出兵原因的解释可称作“综合说”，即影响该决策的因素有三个：根据国际分工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由台湾问题引发的对抗美国的革命激情；对国家安全和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忧虑。《珍藏本》依然采用了此“综合说”，非常符合逻辑地把介入战争的异常复杂的因素摆在读者面前。它指出，“随着朝鲜战场形势和苏联态度的起伏变化，中国出兵决策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也不断发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中国决策者必然要审时度势，随机调整决策目标。于是，其决策的动机自然也会出现多方面的考虑”。也就是说，作者强调了一点：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国领导层持十分慎重的态度。这其实与朝鲜战争史专家陈兼的看法不谋而合。陈教授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是否要派遣中国部队去朝鲜的问题上，“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进行了至关重要的仔细考量”。在探讨出兵动机时，除了第二版的三点考虑外，《珍藏本》根据最新研究补充了一个全新的解释：出兵朝鲜还因为中国要维护中苏同盟的战略态势以保障中共政权的巩固，其实就是化解中苏同盟关系中存在的巨大危机，改善两国两党关系。这个是和上一章的相关阐述相呼应的。在作者看来，“即便苏联暂不出动空军，毛泽东也只能选择出兵，否则，刚刚缔结的中苏同盟条约就可能成为一张废纸，新中国所指望的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也不会如期到来。先前中国已经与美国决裂，现在又要得罪苏联，其结果必然会给中共刚刚建立的政权带来极大威胁……他对出兵的深层考虑，无论是对他本人，还是对他的党，乃至对他的整个民族和国家，无疑都是适合的，最终都体现为对美国越过三八线决策所做出的合理反应”。显而易见，这些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在中国出兵决策背后隐含的利害关系，使读者能够完全明了该决策对中苏同盟关系，进而对党、对民族和国家所包含的重大积极意义，更对当今社会上一部分不太理解为什么当时中国要出兵援朝的人有着教育和启智方面的作用。当然，无论从这个新补充的解释还是其他几个原有的观点，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出，《珍藏本》通过分析毛泽东的出兵动机来论证其一直坚持的看法：毛泽东是被迫出兵朝鲜的。“被迫”一词在新提出的看法映衬下，显得更为生动，更易为读者所理解。作者清晰地展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在面临重大国际事务时的曲折复杂的决策思维，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同时，《珍藏本》对毛泽东在出兵问题上复杂动机的探查，亦有力地回应了一位美国学者对第二版英文本所做的评论：“沈志华教授依然太倾向于传统的（自1989年以来）中国的观点：斯大林操纵毛泽东参加（对朝鲜的）干涉。” 斯大林如何处理中朝分歧？在中国出兵援朝后，中、苏、朝三国（以中、苏两国为核心）在战争中是如何进行协作的？三国同盟关系在战争中又是如何维系的？以往国内外学术界，尤其是国际学术界，鲜见有学者利用多国解密档案来集中深入地考察这些问题。《珍藏本》专门在第五章做了全新的研究，绝大部分内容系重新撰写，充分地揭示了以前鲜为人知的朝鲜战争的另一面——社会主义阵营三国之间的关系，其中既有彼此间的密切合作，特别是“中苏同盟在战争中的巩固和发展”，也有中朝之间存在的重大矛盾和分歧。在作者看来，无论是苏联航空兵对志愿军的空中支持，还是苏联对中国的全面援助，乃至斯大林在中朝分歧中“一边倒”地支持中方，都在中苏两国的密切合作中发挥了重大的难以估量的作用。这些细致、独到的研究充分照应了作者在上一章讨论毛泽东出兵动机时提出的新观点，有力地论证了这位领导人深层考虑所带来的良性效果。不过应当指出的是，《珍藏本》在论述美国空军在北朝鲜上空作战的情况时，使用的绝大多数资料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倘若利用美国军方资料或能更具有说服力。此外，美国军方如何评价对手的空军实力？他们又是如何评价“米格走廊”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对对方出动空军所取得战果的切身体验和亲身感受是什么？若有参与朝鲜空战的美国飞行员的口述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就更好了。也就是说，关于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发挥实质性作用的问题，也许使用美国军方的资料，恰能从反面使得论点更有说服力。毕竟，不排除苏联远东空军向莫斯科总部汇报时，存在着虚报战果的可能性。关于中国和朝鲜在战争中的矛盾和分歧，以往学术界的研究十分薄弱，只是零星地散见于一些相关论著和部分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而《珍藏本》利用中俄大量解密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以及其他相关史料，集中考察了战时中、朝在军队的指挥权、是否继续南下作战、铁路管理权、停战谈判的方针以及签署停战协定等几个重大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珍藏本》从事的此项研究可以说在学界尚属首次。通过对这几个问题细致深入的讨论，作者注意到，“在（中朝）所有这些冲突和矛盾中，斯大林始终采取了支持中国的立场。这一现象反映出中国出兵朝鲜的两个结果：第一，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在朝鲜问题上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第二，中苏同盟关系在战争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由中朝之间种种分歧而引出的关涉中苏关系的类似论述，始终围绕着从中苏关系视角考察朝鲜战争这一主题，反映出作者在写作时保持的清晰思路及把握中心论题的能力。同时对中朝矛盾和分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朝关系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对于准确地认知如今中朝关系的趋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争本可以早一点结束吗？如果说第五章是《珍藏本》类似于围棋的“收官”阶段，那么“余论”便是“小官子”阶段——全书的收束部分。就像围棋到此阶段常常也会精彩纷呈一样，“余论”同样非常精彩。作者实际上回答了学者们在从事朝鲜战争的研究时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战争本可以早一点结束吗？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珍藏本》认为战争早就应该结束。但为什么事实并非如此呢？作者非常客观地指出，这和毛泽东在抗美援朝中所犯的一次决策性失误有关。应当注意的是，这个失误不是指毛泽东在危急关头做出的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定，而是说他没有及时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否则，按照《珍藏本》的结论：朝鲜战争本来有可能在1951年初实现停火，并进入停战谈判的阶段。那么，毛泽东为什么没有接受联合国的停火议案呢？《珍藏本》认为真正原因有两个：其一，从军事角度讲，毛泽东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不足，在志愿军处于极度疲惫的状态时依然命令其进攻，“这一决策，不仅在于超越了既定的政治目标，还在于超越了自身的现实条件”。其二，中国缺乏外交知识和国际斗争经验，导致未能把握良机，利用军事以外的手段实现其原有战略目标。除了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外，笔者认为还应当考虑中苏同盟关系对中国领导人决策的深刻影响。在中苏结盟政治中，中国和苏联事实上处于很不对称的状况。虽然有大量的援助属于苏联主动提供给中国的，但后者仍大大地有求于前者，而且是全方位的。这种状况贯穿于战争的始终。无论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怎样考虑，如果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方针确定为不接受“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那么中方自然不会接受联合国提案，这是中苏结盟政治的必然结果。因为在这种不对称的结盟关系中，莫斯科意见的份量最重。斯大林提出的看法，即使中国领导人有其他的考虑，也不能完全背离之。作为同盟中处于弱势的一方，毛泽东也有其无奈的地方，更何况他尤其需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退一步讲，即便确实如《珍藏本》所言，1951年6月以及在此前后其他一系列重大决策中，都是毛泽东的意见起了主导作用，并最终得到苏联和朝鲜的认可，但那已是在战场形势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利的情况下苏、朝的不得已为之，并非军事形势大好时它们领导人所为。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包括苏联意见在内的多重因素促成了毛泽东的决策。当然，只有更多中俄档案的开放才能够解开当时中国拒绝联合国提案这个谜团。 事实表明，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交战双方边谈边打，战争随即转化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在这种状况中，每一方都无法看到胜利的曙光。所以，在全书的结尾处，《珍藏本》颇具哲理地总结道：“60年后回顾这场代价巨大的战争及其结局……在更广阔的政治层面，是否可以说，是朝鲜战争第一次告诫了世人：在大国之间，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核武器之后，战争是不会有最后赢家的！”行文至此，作者经过思维缜密的策划，最终下了一盘十分完满的棋。诚然，《珍藏本》的重要内容并不仅限于上面评论所及。其实，对各阶段具体史实的精彩叙述，在全书中俯拾皆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全书可读性很强，在写作风格上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书中语言非常生动活泼，亦不乏幽默之处；对主要人物（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性格特征的刻画入木三分、惟妙惟肖；描写主要人物的内心丰富活动，也让人感觉历历在目、如临其境，更仿佛作者本人即身临现场。这显然源于作者超凡的想象力。他对主要人物内心世界的把握，恰恰做到了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所说的对所要研究的人的心灵和思想进行“具有想象力的理解”。而这一点正是一名优秀的史学家必备的素质。至今令笔者记忆犹新的是，作者曾向笔者谈论其做历史研究的感受——“确实像侦探破案一样”。正如李剑鸣教授所言，将史学家和侦探“两者联系起来的核心因素，就是想象力”。由此可见，《珍藏本》对人物生动、有趣的描述完全是作者熟练掌握这项技能水到渠成的反映。这样的写作方式亦使得《珍藏本》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以往诸多史学著作干瘪、枯燥的写作风格，颇有耶鲁大学史学大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治史风范，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能够感受到作者思维的跳跃，同时体会到阅读带来的快感。另外，整部著作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作者在处理所有历史事件时，不是凭任何想当然的主观判断，也没有仅仅满足于某些陈述：“某某事情发生于某时某地”，而是尽力去发掘每件事背后发生的原因以及每位领导人行动后面隐藏的动机。比如大家甚为熟悉的林彪为什么未能挂帅出征的问题。以往社会上普遍盛传林彪因忌惮美军实力强大而消极畏战，“称病不出”，然而，历史上真实的情况究竟如何呢？事实果真如此吗？《珍藏本》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作者引用多方史料，包括其本人对一些当事人的亲身采访，仔细考证了这个看似微小实则影响颇大的问题，破除了社会上的旧有传闻，揭示了林彪未能挂帅出征的真正缘由。这种治史精神及态度无疑是优秀的史学作品能够面世所必须具备的一个前提条件，广大读者亦能从得到精心考证的历史中收获更多的东西。因此，《珍藏本》一定会成为朝鲜战争史、中苏关系史、冷战国际史以及现代国际关系史领域学者的必不可少的阅读物，尤其对于研究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及中朝关系的学者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参考文献，也希望那些喜欢外交史和国史的普通读者不要错过阅读这样一部优秀著作的好机会。

非常精彩的一本书，想了解朝鲜战争、五十年代中苏关系和冷战东亚格局的“必读级”作品。 任何重大历史事件很少由单一人物主观意愿决定，而是多方力量互相博弈形成的结果。单一叙事越完美，越要警惕。然而各方决策都存在信息局限与动态权衡。斯大林的态度前后转变，是立足于苏联在远东地缘利益、规避美苏直接冲突的战略算计。金日成渴望民族统一，却低估了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中国的出兵抉择，是在国家安全危机、同盟责任、政权生存多重压力下艰难权衡的结果。 书中揭示了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内部不平等与信任危机的现实。同盟看似理念一致，但大国、小国之间诉求并不重合。意识形态可以构建同盟，但国家现实利益才是维系同盟的底层根基，同盟内部的信息不对称、地位差异，会持续产生矛盾。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国际关系本质也是安全困境下的相互妥协与利益交换。今天的中美、中俄关系，依然逃不开这个逻辑。 不能用“后见之明”去苛责前人的艰难抉择。所有国家级战略决策，从来没有完美选项，只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最优解。代入当时有限的情报、国力处境、国际环境与时代局限去理解取舍，才能读懂历史抉择的沉重与不易，拒绝结果倒推的浅薄评判。 书中冷峻的档案分析，背后是百万志愿军的伤亡、朝鲜半岛的焦土、无数家庭的破碎。作者没有刻意煽情，但数据本身就有力量。 任何战争决策，最终都由普通人用血肉去执行。和平不是理所当然，是无数人用命换来的脆弱平衡。读懂这场博弈，方能读懂大国崛起的代价，更懂得和平的珍贵与重量。

欧洲8个小国（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瑞士、奥地利、芬兰、比利时），共产党员总数由战前的10万多人增至战后初期的70万人。甚至历来规模很小的英国共产党，其党员人数也从1939年的1.8万人扩展到1944年的5万人。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势力最大。到1946年，法共已发展到近100万人，意共则达到200万人。[插图]不仅如此，很多共产党还掌握着武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