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危险：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

很好看的纪实类作品，作为两种制度下的语言翻译。看艺术家在专制国家和议会制国家的待遇。作为异族语言，清王朝是排斥，封闭的。英国是商用为主，开放，自由的。对于翻译的坐席，清朝是作为奴隶为大人翻译，英国是平等地位进行翻译。在语言变换，词汇表达，双方有用拉丁文作第三方译文。对于语言形成的概念和体系，影响了双方的商业，法律，文化的交流。译文的融合和加入，让移民通道更流畅，商业往来更密集。打开了国门，清政府开始了总理事务衙门，京城开了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上的洋务运动，推进了民间资本的商业复兴。对于两个翻译人才，在各国事务上的成长，取决于世界列国竞争的此消彼长。

《翻译的危险》(沈艾娣) •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人生经历提醒我们，在理解其他文化时，语言和翻译无比重要，多年的学习也具有价值，这使得我们能够听懂别人讲话并产生共鸣与理解，进而向他们阐释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 • 不论是小斯当东还是李自标，他们都未被完全遗忘，不过他们在18世纪共同经历的那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早已远去，以至于变得难以想象。到了19世纪晚期，在人们对世界的更大的叙事中，他们的故事已经无甚意义，他们也只会出现在细心的史家的脚注中。他们的生平的确看起来不过是夏日的一片浮云所投下的影子。 (摘自原文) 作者，沈艾娣（英语：Henrietta Harrison，1967年—），英国历史学家、汉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交流史、中国近现代史等。 沈艾娣是剑桥大学纽纳姆学院学士、哈佛大学硕士、牛津大学博士。1999年至2006年间任利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讲师。2006年至2012年间赴美国哈佛大学任历史系教授。2012年起出任牛津大学东方学系教授。她是牛津大学何鸿燊中国历史讲座教授，并曾任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与圣十字学院研究员。2017年，她被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聘为讲座教授。沈艾娣于2014年当选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Wiki) 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的《翻译的危险》（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聚焦18至19世纪中英交往中的翻译问题，揭示翻译如何塑造权力关系与文化误解。书中以马戛尔尼使华（1793）等事件为例，展现译者（如传教士、商人）在清廷与英国间的微妙角色：他们既是沟通桥梁，又因文化偏见、政治干预或语言局限扭曲信息，加剧冲突。书中的两位口译，一位是: 出生在英国，自幼受其父启发而学习中文，后多年参与中英贸易和英国政治的英人小斯当东； 另一位是: 出生在清朝西北边陲城镇凉州，受其天主教家族影响，自幼被送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教廷学习，通晓意大利语和拉丁语的汉人牧师李自标。 他们以个人的翻译影响了马戛尔尼使华事件。 而中英中外交往的潮流，地缘政治，宗教与经济活动，也深深影响了他们的人生。 与其他优秀的历史作品类似，以小人物的亲身经历与视角，窥探悠远与宏大历史的深处。 这正是拨开历史迷雾，了解真相的，启示未来的治学之道。 精彩荐读。 [英]沈艾娣(著), 赵妍杰(译), （2024), 翻译的危险: 清代中国与大英帝国之间两位译者的非凡人生,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如果不是剛讀完《康熙的紅票》的話，我可能會選“推薦”。這本書的選題角度真的很新穎獨特，一般都認為翻譯只需要將對方的語言完整表達出來就可以了，但實際上語言不祇有文字，還有語氣、語境、手勢、表情、態度，翻譯的主觀意識可以有很高的選擇性，既可以選擇如實傳遞，也可以選擇忽略，甚至添油加醋。而譯者每一次翻譯就如同蝴蝶煽動翅膀，看似輕如鴻毛，但對歷史的影響卻可能造成風暴。 但歐美歷史作家基本都有一個通病，寫作的邏輯一點都不通暢，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槌，莫名其妙地提到一個人或一件事，沒有任何前因後果。而前面因為閱讀《康熙的紅票》吃得太好，導致讀這本就如鯁在喉。

天刚蒙蒙亮，山洞外树影婆娑，远处草原在太阳马不停蹄靠近地平线，首先把紫色的光投了过来，给草原蒙上一层神秘而又惊恐的色彩，光影中有猛兽的影子在晃动。西方的天空悬挂着一把曲线十分优美而又锋利的月亮。原始人类甲手里握着一把直刃的石刀，盯着月亮沉思，要是石刀磨成月亮那样，肯定会异常锋利。甲突然激动起来，嘴里不可抑制地发出了“刀，刀，刀”声。原始人乙被吓了一跳，吃肉的美梦被惊醒，看到甲冲他大喊，情不自禁发出了“我曹”两字。甲以为乙听懂了，咧嘴笑起来，乙给了甲一拳头，打晕了甲。 人类说出的第一句话造成了误解。 这种魔咒此后将伴随人类这种生物，不断进化，但依然充满危险。 人类集体生活，狩猎，分食，逃亡，他们发现，只会吼叫咿呀远远不够了，且不说对方接受不准你的意思，吼叫就有多种多样的类型，颇为费解，这带来了矛盾纠纷，甚至危及生命，比如一个人用他们部落的表示身后有老虎的咿呀冲你喊，你还以为他见到你十分激动想要跟你交朋友，结果脖子就被咬住了。 看来，语言需要归纳，统一，标准化了。 语言标准化后，有两个问题依然如影随形。一是，词不达意。即便两人操同一种语言，语言依然无法精准不失真地传递一个人想要表达的全部真实的意思。二是，人类分群体，有部落，后来还分化了国家，他们各自建立了各自的语言系统，而这些语言内部相同，语言与语言之间却依然有天然隔阂。翻译于是应运而生。 同一种语言内部的词不达意会带来危险，遑论跨语言交际。 时间来到十八世纪，当时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和东方帝国中国相遇了。 快速发展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国内市场已不足以满足资本主义扩张的需求，英国急需扩大国际市场。同时，中产阶级、富人和贵族奢靡的生活需要大量来自东方的香料、瓷器、茶叶。 不列颠与大清朝的照面是历史趋势，这一天终会到来。 1792年，马戛尔尼率领使团出发了，向着中国浩浩荡荡而来。船上共有三百五十名水手和五十六名使团成员，其中包括士兵、用人和乐师。其中有一个中国人。 他是个甘肃人，留学意大利二十年。他可能是最早留学欧美的中国人之一，比鸦片战争之后贵族的零零散散的留学和清政府公派留学早几十到一百年。 他叫李自标，十二岁前往意大利。那不勒斯有个中华学院。李自标在那里接受了古典欧式教育，用拉丁语授课，接受了修辞、哲学及后来的神学训练。他是成绩最优秀的学生。 马戛尔尼使团组建时，副手斯当东在那不勒斯学院找到了李自标。思乡心切并且抱着传教任务的李自标接受了邀请。 于是，在面见乾隆皇帝的英国使团中，就出现了一位穿英国绅士服，戴假发的中国人。 李自标除了英国使团翻译这一身份之外，他还是基督教传教士，负有在中国传福音的任务，而当时传教活动在中国被严禁。 因此在翻译官方文件时，李自标夹带了私货。他在马戛尔尼的六条请求中加上了第七条，“基督教法对中华国家全然无害，亦无任何悖逆，因为敬神的人向善，也更易控制。因此我恳请当今圣上准许遍布于贵国四境之内的基督教众安然度日，虔心行教，免受不公之迫害。” 这次私自行为被发现了，幸好没被深究。 日后李自标回忆起来，依然心有余悸：可就连愚蠢透顶的人理解了其中的凶险后也会退避三舍。 在当翻译时，为了尽量避免中英双方接受，有些字词可能被李自标改动过，比如“贡”字被译为“礼物”，​“夷”字被译为“外国人”而非“蛮族”​，以更能让英国人接受。 后来，李自标留在中国，在山西传教。 这本书还并行写了另外一个翻译小斯当东的事。1792年使团中还有一个十二岁的英国少年，小斯当东，他会一些汉语，跟乾隆讲过几句话，成年后成为中英翻译，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商馆（货栈）里担任文书的职务。 小斯当东翻译很少去寻找与某个英语单词一一对应的汉语字词，认为即便在欧洲语言之间严格的同义词也是罕见的，​“两个国家距彼此愈远，两国的习俗和品性则应当愈加不同，两国语言中严格同义的词语当然也就越少”​，他通常的做法是先掌握整体的意思，然后将其以一种能够为听众所接受的方式传递出去。这有利于两国和平交往。反观马礼逊，倾向于直译，产生很多误解，加剧了中英双方间的冲突。 当翻译被附加上外交、政治、军事、宗教、权利等内容时，翻译变得愈加危险。 整体而言，这本书略显啰嗦，讲了很多跟翻译无关的事，但对从翻译这个视角去窥见当时中英之间的关系仍提供了不少灼见和思考。

因为太喜欢了所以看完久久还是反而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说起的一本书。 正如本书所言，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并非中西方文明碰撞的起始，却可能是历史宏观进程之下最具象的一次展现，也随之被定义为两个差异文明之间冲突开始的节点，甚至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经历长达200多年屈辱历史的开端。 对本事件的叙事和观点不乏珠玉在前之作，《怀柔远人》或者《龙与狮的对话》，但惊喜的是作者依然能找到一个刁钻且独特的视角再次回溯这样一场短暂的外交事件之外的，两位小人物在历史大潮中的个人沉浮；或者反过来说，两人的个人经历给风云际会的大历史格外增添了一份近距离观察的波诡云谲和唏嘘感慨。 相比之下，时不时地作为背景补充被提起的小斯当东要比李自标更为人所知。不过本来从出生到生长环境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两人因为马嘎尔尼访华这一历史事件有了时空上的交集也因此有了额外的共同点。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两人都并未接受各自生活环境中的传统教育，在科举依然是读书人最佳出路的时代李自标一直在学习拉丁文等等为了“出国留学”做准备；而小斯当东，也许是他的父亲看到了与东方大帝国贸易的好处，自小就寻求着对中华文化和中文的学习……可以说他们都是自身所处文化和习惯的一个“特殊”的“异类”。 18世纪的大清和大英或者说西方，当然不是首次相遇，早在之前两三百年，就不断以各种形式比如私人贸易在接触和相互试探、了解。如果硬要说马嘎尔尼访华有何特殊之处，以现代的眼光看，它可能是两国间第一次正式的外交访问。 李自标、小斯当东，就是以翻译这样的身份在差异性巨大的两个文明之间担任极其重要但又往往可能没有被重视的工作之中，被记录在宏大历史的故纸之中。 马嘎尔尼访华本身，观念、习惯等等的矛盾与交锋充满了复杂且有趣的细节，但从刚结束之后的情况看来，虽然不能说成功但距离两国最后的剑拔弩张仍然遥远。乾隆对西方的态度也并非刻板中印象的无脑拒绝，而是更加复杂的暧昧不明，但起码并没有明显的抵制和抗拒，这次访问甚至可以称之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历史的急转直下在此时并未发生。 现在的叙事之中，对当时中英对对方的了解和看法依然众说纷纭，但就本书来看，两方都有着身为大国文明的傲慢，以及对对方的不解、偏见和更加实际接触中矛盾的难以调和……似乎没有什么大事，但两国最终在一次次重复发生的矛盾冲突中，滑向战争是一个相对漫长且逐渐的过程…… 当时并不是没有对两方都真正交流、更加了解的人，但权力的结构问题让这些人的声音和更为真实可靠的对方的样子并未能到达真正可以做出决策的人那里。掌握着权力的决策者，得到的大多数是经过了层层过滤的信息——两方都是。如果说这是“失去了的机会”，那么两边也都失去了本来往更好的方向做决定的可能性。 李自标和小斯当东都是当时身在一方也同时对对方相当了解的人，但他们短暂的访华使团翻译的身份，即使见到过并相对熟悉双方的上、中层，但个人的一点微弱声音，未能对最后的历史进程产生影响。 访华结束后，两人基本回到了原来的个人路径之中，李自标开始正式实践他本来的职业规划，深入到山西的山间乡村之中。小斯当东得到访华的“红利”似乎更多一些，他对大清有着浓厚的兴趣，也继续从事了一些文件典籍的翻译。他认为了解一个国家首先要知道他们的律法，于是致力于从事这方面的翻译工作，也同时走上了政坛…… 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奇妙关联之处还有：小斯当东还参与翻译了当时詹纳种牛痘防疫天花方法的小册子，对它进入中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再之后两人的个人经历依然很值得读者唏嘘，李自标之后再未参与过两国的交锋也冲突中，他在山西乡间奉行着自己的理想事业。凭借出色的学识和人格魅力赢得了村民的真心尊重和奉养，也因此在道光时不断收紧的政策中得到保护，过完虽担惊受怕但始终安全的一生。 至于小斯当东，他对中国是有着来过、看过的那样深厚的情感的。在后来铺天盖地的偏见傲慢的言论之中，不断的辩解，但作者写道，他最终还是在发起战争的决议中签下了同意……

我在两种文化中都生活过，多少能理解一点点，东西方不同的文化。如果诚实地说自己的真实感受，我认为，加拿大整体文化氛围更加包容，平和，友善，温暖。简单说，每一个人，无论来自哪个阶层，人，活得像人该有的样子。我刚来的时候，英文不好，一起做小组作业的时候，我很担心自己会拖后腿，但我的本地同学和我说：我们中文也说不好，你不要担心。我当时就被暖到了。我接触到的人，他们普遍可以做到换位思考，为他人着想，这几乎是人的第二本能了。我被人如此温暖善待过，我自然也会想善待他人，像要传递美好。 国内社会这些年很强调情商，情绪价值…我心中一直也有个疑问，当我们心中充溢着爱的时候，能够想到他人的时候，怎么可能会是个没有情商，没有情绪价值的人呢？这些根本不应该是需要学习的技巧，而是人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我们爱别人，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关心别人，体谅别人，由衷赞美别人…. “ 李自标在孩童时便离开了中国西北边远地区的家乡，远赴那不勒斯，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成为一位未来公爵的朋友，在法国大革命的战争中游历欧洲，这样的人生故事世所罕见。斯当东幼年时便见过乾隆皇帝，在18世纪90年代一个威尔特郡乡村看阿辉放他做的中国风筝，用汉语编写了一本帮助把疫苗介绍到中国的册子，这些经历几乎同样出人意料。正是这样的故事向我们展现了我们当今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的起源。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而相互理解并形成跨越文化的长期友情，这样的经历在当时不多见，在今天却较为普遍。”

刚开始读的时候接受不了文风，好听点是过于庄重，难听点就是一股机翻的味道，还好我坚持读下去了。 中文标题有两种含义，第一种翻译本身是危险的，不恰当的或者与原文过于精确的翻译是危险的，翻译作为理应熟悉两边群体的中间人，理应在翻译时作适当的调整以便让双方顺利接受，这就是成功的翻译。这是本书的观点。 第二种是在皇权时期译员的处境很危险，容易成为谈判失败时迁怒的对象，从而遭受杀身之祸。我看了标题原文，应该是第一种意思。 本文的主角是两个人，一个是十来岁就在那不勒斯学习拉丁语、神学的中国人李自标，高光时刻是为第一个成功访问过中国中央政府的英国使团的主力翻译。另一个则是从小学习汉语的小斯当东。 两个人的共同特征其实都是偏离了自己的主流圈子，从而经历了和主流不一样的人生，甚至被主流所排斥。 本来说起中英翻译，第一反应只是清末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努力，实际上早可以到明朝的汤若望，甚至在乾隆时期就接见了英国的使团，本书则帮我们打开这一扇窗，能够看到更早，以及从中间人的角色来理解翻译。

十八世纪的中西洋面上，马戛尔尼使团的帆影里，藏着两个被历史摁在夹缝里的人——李自标与小斯当东。他们手握译笔，却攥着两国博弈的引线，一字之译可化干戈，也能成罪证。大国角力的棋局里，译者从不是传声筒，而是踩在钢丝上的棋手，可百年过后，这些在文明缝隙里挣命的人，终究成了史书脚注里的墨点。不过正是这些微末身影，才拼出了中西碰撞最真实的初章啊🤔 「个人在历史进程中总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但我们都是小人物，对于他人真实的人生经历感到好奇。不论是小斯当东还是李自标，他们都未被完全遗忘，不过他们在18世纪共同经历的那个相互联系的世界早已远去，以至于变得难以想象。到了19世纪晚期，在人们对世界的更大的叙事中，他们的故事已经无甚意义，他们也只会出现在细心的史家的脚注中。他们的生平的确看起来不过是夏日的一片浮云所投下的影子。理解其他文化时，语言和翻译无比重要，多年的学习也具有价值，这使得我们能够听懂别人讲话并产生共鸣与理解，进而向他们阐释我们自己。只有具备了这种关于其他文化的知识，我们才能为我们今日生存其间的、互联互通的世界打造出一个未来。」

原作内容就挺一般，翻译更是难绷。只能说所谓微观史学或许能引起些反思和新思路，但更多的不过是给了一众学者偷懒的借口罢了。作者关注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跨文化经历和翻译生活，视野也为此所束缚，如对道光和林则徐“轻视英夷”的行为和态度就完全用经典叙事来解释，完全没有任何深入探讨的意愿，无疑是让人有些失望的。

外交翻译的危险在于，由于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译者在翻译时获得了极大的发挥空间，比如书中马里逊和小斯当东对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不同翻译。 这种影响力之大足以影响谈判双方的抉择，甚至历史进程。而这样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是隐形的权力，远远高于译者应得的权力。 这就好比一介平民获得了核武器的钥匙，其生活必然是如履薄冰，险象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