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归宿：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

读到最后一句我懂了，写作，是安妮埃尔诺真正的归宿 没有大量阅读的情况下是无法写作的。读着读着，你会发现不知不觉自己似乎也能做同样的事情了。 这就是这本书要表达的，她的阅读启蒙是像🔥一样的妈妈，她的原生家庭，她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怎样由她所出生的社会阶层构建起来的，书中都有提及 我太喜欢这位作家了，她的每本书都值得读 写作是一把刀，她用这把刀，十分细致的解剖了自己，但又挽回了逝去的时光

我在这本书里才真正读懂了埃尔诺，才真正感受到她写作的灵魂和力量，她的文字里的社会学的内核。 埃尔诺被称为“阶级变节者”，她讽刺又抽离地说出自己实现的阶级跃迁，我一度觉得体会到了她的“不连接感”，这种不连接感的学名是布尔迪厄提出的概念，叫做惯习分裂。她在粗糙的原生环境和光鲜、讨论高深话题的新世界中间。在这“不连接”里，她给自己的文字赋予使命，就是让不可见变得可见。她的身份是很好的观察窗口，她能清楚看到统治，包括包裹在语言内的，但她又不想变成赞美或者只表现异化的只会加剧统治的写作者，于是她去掉矫饰的形容词，留下冷峻的平白写作。她留下了看世界的目光。 有秘密就无法完全解放，就不自由，她用写作这把刀剖开所有秘密，在她自己之外，给世界的伤口也剜开，才有机会消毒和治愈。她写母亲所背负的，耻辱或荣光，母亲的爱让我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请在我们脏的时候爱我们，因为当我们干净的时候，人人都会爱我们。她得益于母亲比中产家庭女性更多一些权威的庇佑，可以在阅读和写作里畅游，也用写作近乎疯狂地挽回突然去世的母亲的一部分。也写自己因为有写作的能力也有了统治的可能，在《空衣橱》之后，她意识到这点。更写父母的暴力和恐惧，写出来，就是她的质疑。 书中有一句话，“女性的困难就在于让大众认可她描述自身女性经历的合法性”，我想这种困难不仅是女性问题没有受到关注，而是哪怕被看到了，也有概率不是我们自己的表达。女性被拿显微镜审视的不只是外貌，我们的体验、表述，都可以被检视和轻易否定。 我想我也要渐渐去学习规避掉潜意识里文字的矫饰了，去释放更多的自己，在亲友们的“无条件的积极关注”的滋养下，我知道我是安全的，我不必恐惧。

那天夜里看安妮·埃尔诺的书，读得让我热泪盈眶，她用如此准确又细腻的话语，以自身开阔的眼界来解释写作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写作，在我看来就像把石头从河底捞上来。就是这样。” “写作为的是留下一种目光，看世界的目光。” “这使得写作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去探究这种区隔产生的机制。” “在那之前我从未感受到、更从未如此清晰地感受到我在写作时所做的一切就是在挽回。” 安妮·埃尔诺真的打开了我一种新的视角，原来写作不只是记录、重塑或者创作，也可以是对社会区隔的一种探究，安妮就像是一位有使命感的冒险家。 安妮·埃尔诺说：“我不是写作的女人，我是写作的人。”让我感到震颤，她没有把自己拘泥于性别之中，而是回归原本——一切都是在人在写作。我们应该用更加宽和的目光去看待这些书写者，而不是用性别去圈锢她们本有无限遐思与才情。 在这本书里，我看见安妮·埃尔诺的真实与坦诚，创作中的个人与集体意识，对阅读和艺术的独特见解，她把一直深藏于心的童年秘密说出口来，我一直都认为，一个人能把自己曾经的缄默坦言而出，是需要时间和勇气，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想守护的幽暗。但也有人，在经过岁月的洗礼，人世的变迁之后，她们不再畏惧这些，而是坦荡如砥地面对过去与未来。 “艺术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即使我们并不认为它向我们吐露了这些。这是它的力量，也是文学的力量，电影的力量，绘画的力量。”细细想来，艺术不只是带来短暂的慰藉，它带来的是长久连绵的震颤与共鸣。也许在当下，我并没有真正读懂它所传递出来的，但是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我在寻找某些东西的时候，已经在慢慢地靠近它，并在某一瞬间，与它的思想产生交汇，我相信所有的河流都会流向属于它的大海。

当生活的痕迹一点一点地勾勒成一条线，线条叠加成球状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你前行。 那这点痕迹就要从小时候说起，有个女孩很爱看书:童年小说、国外日记、冰心诗集、散文集......这一点点地痕迹断断续续显现在她的生活里，她喜欢躲在公园角落里看人群，她特别喜欢和人打交道，和人有关的一切都在吸引她的注意。在她22岁的时候，断续的痕迹形成一条线：带她体验到文字的魅力、观察生活的角度、跨越时间的情绪共鸣......这些线条都开始聚焦在一个点上“作家”。 “作家”如充满迷雾的十字路口上出现若隐若现的灯塔，女孩在十字路口拖沓前行，捆在她脚下的是一个个枷锁，我可以吗？我的积累够吗？我能够观察到不同的世界吗？纯粹的爱好在那一刻变得不再纯粹，文字的喜爱被千斤重的枷锁压在心底，堵塞住对世界的灵感一遍又一遍地增加了灵魂的重量！ 与米歇尔·波尔特的对谈：缘分将至，重拾了对生活的喜爱，对未来的努力有了方向！写作是一场积累，当你有了足够的积累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写出自己的东西！ 我们在世界的位置都是我们写作扎实的背景，从其他人称出发，挽回时代的痕迹，构造一座城堡，让每一个走进城堡的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生活的记忆！ 文字是富有生命的石头，作家把抽象的记忆从河里打捞出来雕刻成石头，读者带有独自的经历识别带有自己影子的记忆！ “事实上，如果我没有记录下来，它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前些天在庙里许下的愿望，正在一点点地靠近我，感恩！

摘—— 【走出困境的“写作者”：安妮·埃尔诺】作者 潘彩霞 🌸因“勇敢、冷静而敏锐地揭露了个体记忆的起源、隔阂与集体压抑”，2022年，八十二岁的安妮·埃尔诺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一名小说家的天职，就是讲述事实。”在漫长而艰辛的写作中，安妮直面记忆中的深渊，不妥协，不谄媚，她把自己写进文本，嵌入历史。 二战爆发后，德国入侵法国，轰炸不断，人民流离失所。在乡下避难一个月后，一名孕妇独自骑着自行车穿过德国人筑的防护大坝，终于回到自己那个被洗劫一空的杂货店时，因为蓬头垢面，丈夫没有认出她来。 不久，女儿安妮·埃尔诺出生。从此，这对出身底层社会的父母，唯一的目标就是让女儿跨越阶层，成为“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的一员。几十年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文学改写了安妮的命运。凭借多部作品，她成为法国一流作家，作品被译成多种语言，并在多个国家获奖。 2008年，安妮完成了长篇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一经出版便获得法国当年的“杜拉斯文学大奖”，她的“无人称自传”风格为法国新文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09年，这部作品被引入中国，获得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设置的“21世纪最佳外国小说奖”。 🌱在父母指引下爱上阅读 1940年，安妮·埃尔诺出生于法国诺曼底地区一个叫利勒博纳的小镇，她是家中的第二个孩子，未见过面的姐姐在七岁时因白喉夭折。 父亲和母亲相识于一家工厂。他们同样出身农村，兄弟姐妹众多，同样十二岁辍学开始分担家庭责任，共同的经历让他们很快走到一起。婚后，他们开了一家咖啡馆兼杂货店。能够摆脱“下等人”的生活，不需要与耕牛为伍，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跨越。 正值二战期间，父亲每天骑着自行车去几十公里的地方进货；母亲一边对顾客笑脸相迎，一边硬着头皮去镇政府交税，学着与供货商打交道。杂货店的利润无法维持生存，不得已，父亲又在工地找了一份工作。长久的艰辛中，阶级观念根深蒂固，他们努力改变命运，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安妮身上。 童年时，安妮享受着父母全部的爱，每逢星期天，他们就关上店门去树林里野餐。父亲把她扛在肩上，一路吹着口哨唱着歌。欢笑声中，安妮感受着父爱的温暖。在空袭、饥饿和恐惧如影随形的年代，她的记忆中，更多的是快乐和幸福。 1945年的一天，父亲兴奋地教安妮唱起《马赛曲》，天空有法国的飞机飞过时，他立刻牵起她的手跑到街上：“看，大鸟来了！”那预示着，战争结束了。 在战后重建中，父母逐渐站稳脚跟，生活终于过了贫困线。咖啡店热闹起来。在对上一阶层的向往中，父亲开始有意识地教安妮练习巴黎人的餐桌礼仪，以及面对顾客时的规矩。他苛求全家人都说“标准的法语”，对自己的北部乡下口音感到自卑。 “否则，人家怎么看我们呢？”父亲的意愿是如此强烈，这让安妮经常紧张得头晕目眩。那时，她的噩梦之一就是：父亲强迫她一字一顿地讲出规范的法语，她则张大嘴巴不停地说着。 尽管经济拮据，但父母一致认为，送安妮上私立的教会学校读书是最好的选择。而这，在周围的家庭中，绝无仅有。私立学校代表特殊阶层，那是通往“布尔乔亚”的阶梯。 令父母骄傲的是，安妮在学校的表现非常优秀，她是班里最擅长朗读的学生，她的每一篇作文都能得到褒奖。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她经常被老师叫起来做题。她默默下决心，一定要掌握更多的知识，将来像老师一样博学。唯一难堪的是，在讲台上做题时，老师会拿她的母亲举例:“如果你妈妈卖出十包咖啡……”每当这时，安妮就会意识到，自己与班上那些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是不同的。她没有同龄朋友，既不去同学家玩，也不敢邀请任何同学到家里来玩，唯有在阅读中，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出于补偿心理，母亲给安妮买来大量的书籍，她教导安妮说：“要提高自己的身份，就要武装自己的头脑，只有知识才是最美的，只有书才是最珍贵的。”小学几年中，安妮已经读完了“绿色丛书系列”、一套共十五册的《布吉特》全集，以及多部法兰西文学院推荐的小说。 为了督促安妮学习，母亲和她一起读书，谈论文学。带她去参观古迹、博物馆和雨果家族的坟墓时，母亲总是表现出很高兴、很欣赏的样子，尽管，她对埃及的花瓶并不感兴趣；而父亲，总是努力地克服胆怯，在某一天里，他带着安妮找到市图书馆，踌躇片刻后，勇敢地推开了那扇门。 那天，在静悄悄的大厅里，父亲让安妮自己开口：“我们想借书……” 把安妮培养成知识分子，让她能够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们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这是父母唯一的奋斗目标。 多年后，安妮这样回忆：“在一个阶层分化的社会，对于像我父母这样的底层大众，他们的人生目标就是实现阶层跃升。而读书，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一个通道。” 🌱孤独地向“布尔乔亚”靠近 尽管父母已经竭尽全力，然而，出身底层社会，安妮的成长依然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耻辱。一次旅行让她清楚地认识到，她与“布尔乔亚”之间，竖着一道无形的坚壁。 那年8月，父亲带着安妮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夹在光鲜亮丽的富人们中间，寒酸的衣着让他们自惭形秽。富家小姐们手里拿着旅行指南，包里带着巧克力和点心，而他们的行囊空空如也。在餐厅吃饭时，他们单独坐在一张桌子旁，侍者对他们不予理睬，而这不公正的待遇，仅仅是因为他们不属于那个阶层。住在旅馆时，看到房间里的卫生间、热水和盥洗盆，安妮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她现实中的家，因为缺少房间，她和父母同睡一个卧室，既没有冰箱，也没有浴室，周围是充斥着粗话、酒鬼的贫穷家庭。 回家后，安妮时常想起这次旅行，她开始热衷于玩一个“理想一日”的游戏，幻想自己是一个美丽的少女，生活在一座宽敞漂亮的大房子里。至于吃的食品、穿的衣服、用的化妆品，对它们的认识全部来自报刊的广告。她哼唱着“古巴之旅”，憧憬着遥远的异国，在笔记本上描绘着夜幕下的林荫大道、从未见过的冰淇淋，她用全部的想象力，勾勒着梦想中的美好一天。 “源于我父母的职业，他们经济上的困境，他们过去当工人的经历，我们的生存状态，对我来说，羞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我已经感受不到它，因为羞耻已经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在成长的惆怅中，安妮与父母有了隔阂，她不再喜欢父亲给她讲童年故事，他的思想与她在哲学课上学到的格格不入；她总是不自觉地把母亲和那些有教养的资产阶级太太比较，对母亲的不时髦、不文雅，她甚至感到羞愧。她开始关注国际大事，对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新闻表现出超乎年龄的关切。 孤独地，缓慢地，安妮朝着“布尔乔亚”的世界靠近。她参加“布尔乔亚”青年们举办的家庭舞会，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土里土气。她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未来的艺术家，把少年的反叛写进诗歌。对父母，她收起笑脸，只用写作和自己沟通。 始终如一的，是来自父母的爱。当安妮提出想去鲁昂、去伦敦读书时，他们无条件地满足了她。当大多数十六七岁的同龄人已经成为一名工人自食其力时，为了她能够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母亲宁愿只靠土豆和牛奶充饥；为了不让别人说她是懒虫，父亲的解释里带着自豪与自嘲：“没有人管她，她自己就天生这样好学！”尽管，他永远也不会明白，安妮为什么要学习文学。 在父母的支持下，安妮到鲁昂市读中学。鲁昂代表富裕与现代化，代表文明和智慧，对她来说，那是只有在小说中才能看到的梦幻世界。 中学毕业后，安妮先后考入鲁昂文学院和波尔多大学深造。十八岁那年，她遇到了改变人生的一本书——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通过这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年轻而迷茫的她，开始重新认识母亲，审视女性，这成为她后来走向女性主义写作的契机。 与此同时，羞耻感渐渐远离了。安妮偶尔会邀请一两个大学同学到家里玩，对那些习惯了居高临下的人，她总会事先声明：“你知道吗，我们家很简陋。” 作为回报，那些同学的家门也向她敞开了。安妮感到，自己终于进入这个阶层。 然而，她仍然是孤独的，唯有在读书中，她才能平静地思考。如饥似渴地，她阅读伍尔夫、卡夫卡和福楼拜的作品。她从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中大量吸取知识，在日记本上，她认真地摘录着诸如“幸福是空手徜徉者的神”之类的闪光格言。 自然而然地，安妮决定写小说。二十二岁那年，她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我在二十五岁时没有履行我要写一部小说的诺言，我就自杀。” 🌱“我要写作，是为了向我的出身反击” 在大学，安妮结识了一位学政治的男同学，他们一起讨论萨特和自由，一起去看安东尼奥尼的《冒险家》。男同学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全家人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知识，有教养。在他的影响下，安妮习惯了早餐时一边喝橙汁，一边听巴赫的音乐。夏天到来时，她带着他回到乡下的家中。 那天，父亲脱下工作服，换上只有节假日才穿的新衣服，还特意打上了领带。对这个未来的女婿，他非常满意。而对方那隐藏在彬彬有礼背后的瞧不起，因为兴奋，父亲完全忽略了。 大学毕业后，安妮如愿走进婚姻，丈夫在政府部门任职，她真正地踏进了上层社会。然而，她总是一个人回家看望父母，父母的热情好客并不能弥补丈夫未到的缺憾，他不愿与她同行，这也为他们后来的婚姻悲剧埋下了伏笔。 1967年，安妮通过了一所中学的任职考试，成为一名教师，为学生讲授现代文学。从此，在准备讲义、批改作业、没完没了的采购和两个孩子之间，她忙得不可开交，个人规划不得不让位于家庭规划，写作的梦想离开了她。 尽管已是一个成功的小资产者，但她依然怀念着少女时代读《飘》和《简·爱》时的日子，她在日记里不无担忧：“我担心安顿在这种平静而舒适的生活里，稀里糊涂地就活过去了。”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安妮再次阅读波伏娃的《第二性》。女性主义意识觉醒后，她开始写作自传体小说《空衣橱》。这是一本有政治意识的书，在书中，她写自己出身的世界，也写通过教育抵达的世界。像反对暴力一样，她反对一切文化优势、经济优势。她用写作，向自己的出身反击。 几年中，丈夫在不同的城市任职，家也跟着搬来搬去，安妮的写作断断续续。后来，丈夫升职，他们去了巴黎，安妮调入法国远程教育中心工作。工作终于稳定，感情却出现裂痕，在不断的争吵与和解中，安妮疲惫了，一张财产分割清单宣告了婚姻的结束。 父亲已经去世，安妮把母亲接来同住。不久，她注意到，母亲似乎忘记了如何在餐桌上摆放杯盘；想要熄灯时，她竟然踩上凳子，试图拧下灯泡。直到有一天，母亲冲着安妮很有礼貌地喊“太太”，她才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母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 那段时间，安妮心神不宁，两次和别人撞车，经常有大哭的冲动。一个晚上，她正给学生批改作业时，听到母亲正同幻觉中见到的人说话。在无以言说的哀痛中，安妮在纸上写道:“妈妈独自一个人说话……” 在医生的建议下，安妮把母亲送到养老院。两年后，在她犯罪般的内疚感中，母亲去世了。从此，她失去了与童年世界相联系的最后一根纽带。对着母亲用过的提包、围巾，她以泪洗面，三个星期后，才有勇气重新注视照片中的母亲。 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都离开了，安妮悲不自胜。父母倾尽全力让她远离了底层社会，可正是那个阶层滋养了她的生命，塑造了她的脾气禀性。人在巴黎，她离群索居，只感到“内心的流亡”。 写作的念头是那样强烈，在笔下，安妮怀念着父母，相继完成了小说《位置》《一个女人》。整个过程中，她经常梦到他们，仿佛还能听到母亲拿着针线盒下楼的脚步声。 用细腻、伤感的笔触，安妮把那些奋斗、希冀、矛盾、痛苦真实展露，在《一个女人》中，她说：“我这里写的既不是传记，当然也不是小说，可能是介于文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什么东西吧。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那么孤独，那么虚假。” 🌱只有写作，才是生活 2000年，安妮从教师职位退休。随着年龄增长，她越来越感到，“一切事情都以一种闻所未闻的速度被遗忘”，写一部反映时间流逝的作品变得越来越紧迫。 那年春天，她受邀来到中国，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大学谈自己的写作。在胡同里，在公园中，看到穿校服的小学生、披婚纱的新娘、散步的老人，她都有一种亲近的感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历史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同一个世界上”。 他们对童年、对人生各个时期有着怎样的记忆？安妮联想到自己，那时，她的《悠悠岁月》正在酝酿中。 “只有当我真正地在写作，并且清楚地知道我将完成它的时候，只有那个时候，我是在真正地生活。”从此，她将所有的一切都让位给写作，哪怕是罹患癌症。 从一张张不同时期的照片开始，安妮回顾着几十年走过的悠悠岁月，她把描述底层人群的生活情景当作自己的义务。那些如她的父母一样的人，他们从未有过发言权。 安妮从未忘记，自己曾是一个来自城郊的乡下姑娘，“当我穿过巴黎时，总有一种撬锁而进的感觉，经过那里的豪华精品店都会有陌生感，觉得这不是我的世界。”她深居简出，与巴黎文学界保持着距离，只是为了写“自己真正想写的书”。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部无声影片，从出生时的二战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像摄像机一样，安妮把那些记忆中的画面原版照搬出来。听过的歌，看过的广告，报纸上的新闻，每一个场景，看似不经意，实则都带着时代的烙印。从童年贫困、青年秘密堕胎到婚姻失败、与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母亲的漫长告别，所有的不堪和隐痛，她完全没有回避。 在写作中，安妮首创了“无人称自传”形式，书中的主人公，既是她，也是她们。她的故事，也是她们的故事，是个人记忆，也是集体记忆。书中既有总统选举、政权博弈、国际风云这样的大事，也有来自普通家庭的烦恼和个人隐私。安妮用简约凌厉的文字，以个体的光芒照见历史深处的幽暗，书写了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二战以后的法国民间史。 “写作对我而言，不是用来忏悔，也不是用来坦白，而是一种建筑，一种制造。”2008年，历经多年思考与创作，《悠悠岁月》终于完成，甫一出版便好评不断。这部作品当年便获得法国“杜拉斯文学大奖”，有报纸评论说:“她挖掘自己的记忆，并展现个人记忆与人们集体经历之间的微妙互动。不少读者认为，他们在她书里‘简单的激情’中看到了自己。” 在不断的写作中，安妮越来越顽强坚韧。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根据她的同名自传体小说改编的影片《正发生》荣获第七十八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这部影片讲的是，在堕胎尚不合法的年代，一个青年女子不得不非法堕胎时所经历的种种痛苦。 那是安妮的真实经历。与导演一起回忆那些细节时，她的眼里蓄满了泪水。当时的社会留在女性身上的伤痕，终其一生都没有治愈。 2022年10月，凭借《悠悠岁月》，安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八十二岁的她依旧雄心不减：“我感到了一份新的责任，继续为这个世界的不公抗争。”当有人称她为“女性作家”时，她强调：“我不是一个女性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者。”

当看到安妮·埃尔塔说：“我创作，不是因为我经历了某些事情，而是因为这些事情在他人身上也发生过，我的经历并非独一无二。在《羞耻》《一个男人的位置》《简单的激情》这些书中，我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些经历的特殊性，而是它们无法言说的普遍性。”我才明白在安妮文字下的共鸣，都来自于我们在这里时代下，无论事情千奇百怪，心态上的变化却如出一辙。她的声音不是唯一一种声音，却是我们心中的声音。 她并不主张女权，但却也想在这个社会中得到平等的对待。 她用她敏感甚至有些内向的性格，去敏锐的观察着这个社会的阶级，也试图唤醒那些工人阶级的人们如何克服自身习惯性的活动，去读书，去剧院，去欣赏一切美好的事物。这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也同样适用，并因此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我们今日是该让孩子追求更极致的成绩，还是让孩子们看到的更广阔的世界，更美好的事物，让他们在这个相对富足的世界里有更多的路可以选择，而非走父母辈认知里所以为的路，这往往才是真正社会层级所带来的差别。 我想，安妮所指的社会阶层的跨越，不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找到了一个好的工作，嫁娶到一个家庭富足的对象，而应该是用一种自身改变的方式，去寻求一种自身的富足以便达到自身价值的阶层跨越，这才是最真实最长久的，这便不会使人焦虑与失去工作，或爱人变心而失去一切，当一个人读书、听音乐，学会了欣赏美的事物，那么便有了与孤独作伴的勇气，与热闹暂离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看清一切的开始。 我想无论是安妮的对谈，还是她的小说，于今天都在更实际的告诉我们如何寻求自己，以便用自我去应对风云变化的社会而依旧恬静从容。

一口气听完 “母亲就是火” 好有共情 82岁获诺奖 简单 直白 写作是归宿 是纪录 一个时代的群体

2026-1 有一个问题萦绕在我的心头很久：在我的生命走到尽头的那一天，我要如何向我自己、向他人叙述我的一生？ 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写作方式。安妮的写作方式很独特，将自己视作一个无关的客体，只观察、描绘，而不加以评判，是对是错，留给其他人完成，这部分对叙述者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写作是非常主观的，尤其是当主语是真正的“我”时，情绪和经历对笔者的影响实际上是一个不容易被察觉的困境。 翻开了十几年来断断续续的日记，不难看出我已经从那个容易将情绪视作生活第一要事的小姑娘长成了一个能够在日记中客观评述自身行为的大人。回看开始记日记的自己，将每日发生的大小事一一记录，很多细节我早已遗忘，看到文本的记录之后还是能够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但有些片段已经被我完整删除。在这世界生活的第26年，有时候看向自己，总是容易陷进一个偏袒和苛责两相矛盾的语气中，因此，将自己视作客体进行审视是一个新的课题，也许更会是一种新的记录巧思。 摘抄： 1.写作对我来说只能是这样：通过我所经历的，或者我在周遭世界所生活的和观察到的，把现实揭露出来。...它们有助于实现我自己对文学的期许：带来更多的认知和更多的自由。 2.真实性通常是慢慢呈现的，有迂回、有修正、有调整，在已经说过、已经写过的话语间寻找一种似乎总是稍纵即逝的新意。 3.在所有真实存在的地方中，写作是唯一无形的、无法确定的地方，但我相信，它以某种方式包含了所有地方。 4.如果我没有记录下来，它就像没有发生或一样。 5.同样也有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粗俗且低级的快了和幸福所留下来的印记，但我知道它所蕴涵的力量：节日、聚餐和歌谣。...这些快乐显然和智力上的快乐相去甚远，但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6.她摆出一副守护人的姿态，不仅守护我的身体，更是守护我的未来。 7.对一些事情闭口不谈，这是一种存在方式。 8.她的选择，不论正确与否，是好是坏，都是自己做的决定。 9.孩子的痛苦源于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他们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更高的教育，更加幸福，能够过得“比自己好“，“你以后肯定比我们强”，这是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但同时，父母又希望孩子不要改变，还是他们熟悉的样子，可以和他们一起为同样的事情开怀大笑，可以和他们一起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不会甩开他们，而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接受教育成长和保持一成不变。 10.当我们抛开艺术价值，竭力去回想我们度过的所有文字，看过的所有电影和绘画作品，我们能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渴望什么，我们可以深入自己的故事。 11.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并去觉得实在用我的皮肤、乳房和子宫组写作，而是在用我的头脑，用我的意识、记忆和抗争的文字去写作！我不是一个写作的女人，只是一个写作的人而已！ 12.这不是女性的错，只是社会的错，当时社会没有为女性提供任何解决反感，从而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的自由。 13.因为受到所处环境的局限，他们大多数人一眼便看到了自己的现在和未来。 14.写作让我感兴趣的，不是我自己的生活，而是去探究这种区隔产生的机制。 15.观念不是先导的，它是之后才产生的，源于那些对实实在在的事物的强烈记忆 16.在这个充满变化和不确定的世界，由于自我的消散还有集体记忆的淡去，每个人都渴望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痕迹。 17.意象本身也会用旧，但总要撕破表面的伪装，让人看到现实的真相。 18.现实蕴藏的奥秘，需要我们不断探究。我们可以为了生活而生活，期望幸福、追求幸福。但对有些人来说，他们正在经历的或曾经历的、他们的所见所闻都还是未解之谜。没有什么事不言自明的，总之你必须努力去理解、去了解经历所赋予你的东西。这就是写作——旨在认知且处处显露出对真实和现实的认知。 19.文学不是生活，它事或者说应该是对混沌生活的阐释，使之变得清晰而深刻。 20.写作时要面对的，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全部。 21.打开一本书，其实就像推开一扇门，置身在一个对读者而言会发生点什么的地方。 22.擦拭餐具、整理衣物、查阅邮件，但这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 23.我们如何能在完全融入当下社会的同时以不同于主流观点的方式进行思考。 24.我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些经历的特殊性，而是他们无法言说的普遍性，当无法言说的东西变成文字，它便具有了政治性。

一个人要走到哪里，才算真正的归宿？ 安妮用大半生的写作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写父母，写童年，写那个在诺曼底小城开杂货店的家，写她如何通过教育逃离了自己的阶层，又如何在写作中一次次回去。这本书里，她谈论母亲、父亲和自身的思考，谈论写作之于她的意义。她说，“我一直觉得，写作就是介入世事”，“写作，是我真正的归宿”。我理解的这个“归宿”，首先是自身的容身之处，先通过写作找到自己的位置，让自己安顿下来。 在解决完让自己安顿下来这件事之后，安妮并没有停留在享受“属于自己的小幸福”里。她说，“我不想这么活，也不想让我爱的人们这么活。”她开始把眼光放向社会，用写作这把刀，试图剖开一个切口，引起更多人思考，再进一步去改变这个世界的切口。她谈论对未来、对年轻一代的看法和担忧，她在十七年前就写下年轻一代“不存在了”的观察。当然，她也承认，改变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应当摈弃彻底决裂的想法，不去幻想一场革命，而是去寻找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姿态。 她说：“我不相信一本书能一下子改变社会秩序，也不相信它能立刻引发思维方式的转变。但是，写作能让人更深刻地认识世界的真相，也可能不会。”她不确定写作能改变什么，但她确定写作是她唯一能做的方式。或许就是这种不确定但还是要做的姿态，才让她的文字如此扎实、有分量。

作者睿智 真实，把无法言说的童年 人生经历诉以文字。看书也是获得一种态度，一种目光，看世界的目光。 我总在两者之间 ◆ 同样也有那些常常被认为是粗俗且低级的快乐和幸福所留下来的印记，但我知道它所蕴含的力量：节日、聚餐、歌谣。这些快乐显然与智力上的快乐相去甚远，但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 我很晚，在我四十五岁时，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习惯摔门，喜欢狠狠地扔东西，而不是轻轻地把它们放下。显然，我是从我母亲那里继承了这种暴力形式和不受控制的身体力量。 ◆ 但通常，秘密都会被泄露 我的母亲，就是火 ◆ 尽管普通人家的女性比中产阶级的女性在家里有更多的权威，但他们这种夫妻模式在我周围还是比较少见的。 ◆ 但让我越来越难以忍受的，是宗教的律法支配着她的生活。 书是神圣的东西 ◆ 女主人公斯佳丽·奥哈拉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自己作出选择。她的选择，不论正确与否，是好是坏，都是自己做的决定。因此我并不会因为喜欢过这部小说而感到羞愧 ◆ 您瞧，所有这一切我都记得，因为这是一种幸福。我母亲曾是一位图书的分享者。 ◆ 我记得我还给她看过卡夫卡的《变形记》，但这本书让她读得云里雾里。 ◆ 书对你有益，而我不需要它们来生活。” ◆ 希望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不会甩开他们，而这是一个两难的困境，接受教育成长和保持一成不变 我不是写作的女人，我是写作的人 ◆ 甚至在今天，与男性经历相关的写作题材，比如战争、游历等，仍受到极度重视，而那些女性特有的经历，比如生育，却向来鲜有关注。 捞出河底的石头 ◆ 那就是把我童年世界和我现在所处世界之间的那种撕裂感写下来。 ◆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揭露一个人被改造成另一个人、被改造成自己所出身阶级的敌人的机制。这是对文化的质疑，质疑一种文化形式对个人的影响，这种个人与出身文化的分离 ◆ 只有记忆和文字才能让一切重现。我喜欢看老照片，它们背后有某种时序，或许是死亡的时序？ ◆ 照片无法挽回过去。 ◆ 如果你无话可说，我希望你保持沉默！ ◆ 2026/06/09发表想法 ◆ 写作不是为了留名，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声。写作为的是留下一种目光，看世界的目光。 ◆ “风格”是什么？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发出的难以言说的声音与语言，或是与语言的其他形式达到的和谐统一。是成功地将这种由童年、由人生经历形成的声音诉诸笔端。 实事求是 ◆ 细想一下，似乎我每本书的缘起都能找到一些让人感到危险的东西。这肯定和一些隐晦的事情有关，我不知道。 ◆ 我不相信一本书能一下子改变社会秩序，也不相信它能立刻引发思维方式的转变。但是，写作能让人更深刻地认识世界的真相，也可能不会。 ◆ 我向来属于低劣种族”，受他影响，我也用了“种族”这个词，也因为我觉得“种族”一词比“阶级”更能凸显我身处一个被统治的世界。 ◆ 我觉得这是写作之于我的意义，是深入社会现实、女性现实和历史现实，是通过我的个人经历深入我们的集体经历。 ◆ 总之，你必须努力去理解、去了解经历所赋予你的东西。这就是写作——旨在认知且处处显露出对真实和现实的认知。 ◆ 文学不是生活，它是或者说应该是对混沌生活的阐释，使之变得清晰而深刻。 写作，是一种状态 ◆ 写作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是要去建构一个客体，而不是解放被压抑的话语 ◆ 在写作中我热爱的是行动。写作对我来说并不是一种忏悔，它与忏悔毫不相干。不是忏悔，也不是悔悟，而是建构，是创造。 ◆ 在写作之前，我喜欢做点家务，或者写一封我觉得很紧急的信，但我所做的一切完全都是刻意的。我擦拭餐具，整理衣物，查阅邮件，但这一切只是在拖延时间。我在生活，却没有活在当下的事情中 ◆ 总的来说，知识分子得以远离肉体劳碌，不知劳形之苦，本已是莫大的幸运。 时间的流逝 ◆ 但年轻一代所代表的炽热、好奇乃至希望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普遍的衰老、谨小慎微，甚至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与日俱增的对他者的恐惧。害怕陌生人 ◆ 从1970年代起，一切都爆发式增长，我们进入了一个杂乱过剩的世界，也就是说，我们难以理解变化的事物和行为。 ◆ 工人阶级的孩子逐渐被淘汰出教育系统，这种现象从未停止，然而除了对此感到惋惜之外，从未有人想过改变这个局面。 ◆ 社会对这些移民出身的年轻人有着不明说却真实存在的歧视 真正的归宿 ◆ 乐观”和“悲观”这两个词都是问卷调查用语，在我的眼里，它们没有任何实际含义。唯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办？ ◆ 享受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小的幸福，照顾好这世上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角落，这就足够了。像这样，我们就能过得很好，或许吧 ◆ 在《羞耻》 《一个男人的位置》 《简单的激情》这些书中，我想要强调的不是这些经历的特殊性，而是它们无法言说的普遍性。当无法言说的东西变成文字，它便具有了政治性。 ◆ 写作必须传达出那种通过教育和羞耻施加在叙述者德尼丝身上的漫长又不可见的暴力。 ◆ 谈论写作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话题或许我更擅长。因为，如果我被逼到无言以对，那毕竟是我感觉最能发挥自己所长的地方。写作，才是我真正的归宿。 -- 来自微信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