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磊
近些年来,婚姻对社会分层的影响备受社会分层研究者的关注。本书运用社会排斥和社会结构化两个解释机制,探究了中国社会中的教育婚姻匹配对社会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层结构开放性的影响。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上,本书发现在市场转型与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教育同类婚分布结构呈现两极化趋势;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具有高度的同构性,从而导致收入等与教育相关的资源与机会在家庭层面出现了优势阶层的“强强联合”与弱势阶层的“劣势累积”,由此拉大了社会收入差距。在对社会分层结构开放性的影响上,本书发现经由联合型结构化和自源型结构化两个机制,教育婚姻匹配所导致的社会分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夫妻代内中和代际间愈演愈烈,出现了“优者愈优,劣者愈劣”的马太效应,社会分层结构的固化程度由此不断加深。
「一曲阶级固化的挽歌。」 我国在统计学上其实是个很特殊的国家,世界人口中只有中印处于同一层级,即突破了14亿大关;接下来则是美国、印尼、巴基斯坦都处于3亿人层级。所以在社会学统计里会因为庞大样本出现大量极端社会现象和极端数据,本质上是各种氛围会扩散更多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导致后果无法预测。 社会的本质是什么?是人的关系之和,是个体获取资源供自己使用的集合秩序。 人为什么会存在?因为利己,但存在并不完全等于利己,存在分为理想性(超越性)和利己性;正如教育可以分为学术(超越性)和找工作(利己性),婚姻可以分为爱情理想(超越性)和工作(利己性),学历可以分为学术门槛(超越性)和资源门槛(利己性)。 在前社会主义经济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受限于地域、家庭等,社会氛围更倾向于平均主义;在改革开放后,我们接轨全球化体系,大量的工厂投资、新兴财富赛道爆发,整个社会开始流动了起来,于是新的秩序共识开始凝聚。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包办等传统的婚姻陋习被法律所禁止,个人获得了择偶婚配的自由,然而数千年来延续而下的“门当户对”及其相关的“般配”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在前国家社会主义时期,婚姻的缔结强调政治面貌、家庭出身、阶级成分上的般配。改革开放后,人们则更强调男女在文化水平、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方面的般配。般配的婚姻历来被给予“才子佳人”“天作之合”“比翼双飞”“龙凤呈祥”等美誉,而不般配的婚姻则常被认为是畸形的。」 教育同类婚是一种时代性特色,在改革开放后稀缺大量人才的背景下,它才与经济性形成了强相关。 但教育并不是一个独立单纯的概念,它可以依托政治提升为文化性,作者引用了三个有趣的代表:美国、中国和丹麦。虽然都有义务教育,但美国的特色在于自由经济性更高,中国处于暂时与经济性和文化性相关,因为国家推动的义务教育是有强制性的文化基础保障,而丹麦的社会福利保障了教育更多是为了文化性。 1995年考上本科是跨越阶层;2005年考上本科且专业不是特别冷门,大概率能衣食无忧;2015年考上好专业好学校,那可能会有不错的成就;2025年即便是考上好本科好学校也很难。 因为社会岗位并不是无限制供应的,它已经趋近饱和了。任何一国家发展都是如此,工作岗位稀缺就教育投资蓬勃发展,饱和就开始静止,除非科技产业突破带来新的活力,新增大量岗位;当下中国尤为严峻,就是因为那庞大的数量级可能会导致氛围指数级扩散。 本书很粗略的整理了那段时代的特征,以教育同类婚和经济性数据表明了当下马太效应的两极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已经开始数据失真了。在此之上是一个更进阶的课题,如硕士博士之间,如各种文理工社之类的教育回报率。 「虽然中国的高等教育收益率较高且没有明显贬值,但是高等教育层次内部的收入差别却较大。中国的高等教育层次包括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学历层次,不同学历层次的收入明显不同。此外,同一学历层次中不同专业、学校类型和等级层次也会对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而这种现象在高中、初中等其他教育层次基本没有。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同类婚家庭在内部收入差距上要高于其他类型的家庭,当其数量迅速增加并在所有家庭类型中占比最大时,全社会的家庭组内收入差距便会扩大。在组间和组内差距都扩大的情况下,家庭总体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扩大。」 至此在这个时间段,高等教育会逐渐成为一种文化性,与经济性逐渐脱钩。
教育和婚配是代际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这几乎是不平等研究领域的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