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普通德国人，1945—1955【译丛64】

战后的德国，一个充满占领者、被释放者、流离失所者、被疏散者、逃亡者以及背负着战争罪行的人。他们掠夺、偷窃、造假身份，为了活下去，一切从零开始。可这么做行吗？当一个国家秩序荡然无存之际，社会要如何在这般的混乱中重生？人们要如何在这样一个“他人即恶狼”的“狼性时代”里重建生活？生活秩序的丧失、家庭的四分五裂、饥饿贫困的威胁、战争罪恶感的阴影、对大屠杀的沉默、死里逃生的狂喜——第三帝国的余波持续影响着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度。 本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日常生活文化史及人民精神史，聚焦二战后十年间德国人的战后生活，尤其是其精神心态和情感生活。作者抛弃高屋建瓴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框架，从普通人的日常出发：清理废墟的动员，物质匮乏与黑市的经验，及时行乐的追求享受，人口大迁徙的遭遇，女性的自主意识，盟军的再教育，经济起飞的奇迹，“重塑思想”的文化政策，艺术和设计风尚的变迁，以及日常生活中德国人如何集体回避战争的罪责感。战后德国大众生活混乱失序中充满了多重面向，人们既有对战争的悲伤和自怜，又有立刻重新出发的求生欲，有为了生存下来的不择手段，也有劫后余生、渴望生命的及时行乐。哈拉尔德·耶纳对战后最初的十年做出了一个崭新的全景描述，通过它能以新视角重新理解战后德国的复苏与德国人日常生活的真实面貌，也能了解德国如何以及为何能够从险恶的法西斯思想彻底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

经历了战争的创伤后，普通人如何同时面对负罪感和受害者的身份？ 根据这本书的记录讲述，许多心理和行为看起来其实是一种代偿，比如很多人也会强调自己的受害，强化受害者身份，其实不少德国人会刻意诉说自己的苦难来淡化愧疚，他们也确实在战后受到盟军，尤其苏联军队的暴行入侵，许多德国妇女被苏联士兵强J，在《1945：零年》这本书里也有讲述，还有同为M系列的《奥斯维辛》更是讲述了战后苏联是如何“整治”德国普通民众的，非常惨，对于德国普通人来说，当初打仗是为了一个领袖，但后面，他们想保护的只是自己的德国，想保护的只是自己家里人，这种情感可能再自然不过 但是就像末日审判一样，惩罚的到来也是新秩序的一部分，这种痛苦到底怎么安放才是？如果我是当事人，也不会想到要去承认这一切，相比之下，同样是战后普通人状态的一本书《活着回来的男人》是另外一种典型，他不仅非常“心里健全”，甚至还有正义感，感受到了同为战俘的吴根熊所遭遇的不公，并选择支援他，联名向日本政府发起诉讼，这也是我佩服的一种，但这已经不是普通人了，更代表不了日本普通民众 可能普通人在面临这种连国家都可能随时破灭时候，只是凭着过往的经验来思考如何应对，哪里想的那么多的愧疚自责？在无政府状态下，甚至道德自洽都难做到，自然，抢劫黑市交易都有，再正常不过 但德国普通人还是很有信心重建家园的，而作为女性作家的耶伦对准的正是战后德国女性群体，这部分写的非常出色，正是她们的形象让德国走出阴霾 比如回到重建工作，在瓦砾清除工作以及家园恢复方面，被称为“瓦砾姑娘”的女孩子，投身清理5亿立方米建筑瓦砾的工作，她们不仅搬运瓦砾，还清理分类砖头以便循环利用，这些行为成为重建家园的基础，并且作者非常肯定女性突破桎梏的综合能力，比如作者提及女性不仅能从事开火车，还有操作机床等原本属于男性的工作，还在战后一边照料孩子，一边通过黑市交易为全家筹备物资，包办家庭内外事务，这对于当时活下来非常重要，她们还借助妇女委员会参与公共事务，推动了《基本法》中“男女平等”条款的确立，这都是战后的荣光，当然另一方面也导致情色活动的激增，美国大兵来到这里，各种画面，还是很开放的，但这都是为了生活，而许多德国女性也希望去经历更多情感身体上的激情，这里不得不讨论一下《朗读者》，我个人觉得电影处理比较理想化，尤其结尾汉娜得知自己曾经作为集中营看守而愧疚难当选择自杀，但这种处理实在太理想化了，一定是自杀吗？虽然历史阴影下普通人的挣扎矛盾和悲剧是一部分，但我们应该也尊重人性应该有的追求，反而《狼性时代》里的女性更为正常，也正是她们作为战后德国的精神象征，是她们奔波于废墟之上，从而让民众重建自我认同，为德国走向新生活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撑，而她们在极端匮乏的物质条件与失去亲人的精神创伤下，依旧顽强维系家庭与社会运转，这份韧性也成为激励整个德国走出阴霾的重要动力。 当然战后民众普遍陷入愧疚与创伤的双重心理困境，不愿直面罪责的心理是普遍的，他们要么将纳粹说成与德国文化无关的“怪物”，要么以自身遭战争重创为由，认为苦难已抵消罪责，但在这种重建过程里，包括知识分子也好，德国民众舆论还是积极反思的，而德国的坚韧严谨，团结协作等民族精神，在战后的物质重建以及历史清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理性反思很多，这里就像雅思贝尔斯《问责论》里说的，“这将是“一项共同的激动人心的任务，不再做我们恰好曾是的那种德国人，而是成为我们尚不是但应是的那种德国人，在我们先辈的召唤中而非在民族偶像塑造的历史中浮现的那种德国人。”雅斯贝尔斯呼吁德国人将被动卷入的境遇转化为主动的觉醒和承担，而背靠的就是德国民族的历史传统

太好看了！第三帝国三部曲之后强烈建议续上这一本～德国战后的方方面面都讲得透透的！战后的德国人以压抑、逃避、隐藏为自己的罪责开脱，所以推翻纳粹政权后原本该来的革命并没有到来。极度的压抑让战后针对个人的清算期拖延至60年代才由子女一代“接手”，挑明了父辈所做的一切。结尾和后记让我把很多关于德国战后的书都联系在了一起，喜欢～～

二战德国失败，军民死亡800万（其中580万军人），被俘军人850万，遣送德国人2200多万（而俄国人死2700万）。 德国全境几乎所有城市被炸毁，经济崩溃，人民流离失所。在美英法苏的统治人，清理废墟，安排难民，发放食品券，鉴别纳粹余孽，镇压抢劫，实行配给，恢复生产，做了大量工作，体现他们的仁慈理性人性和德国人的韧性服从和能耐。美国人发行了总计500吨，面值57亿德国马克的钞票，打击黑市，重振经济。马歇尔计划拯救德国于脱离水火之困。在大多数德国人傲慢无比地拒绝个人罪责的同时，他们又是如何摆脱当年扶持纳粹政权上台的那种心性的呢？ 1945年夏美军在柏林查获了纳粹党员登记卡片，据此编写了"who was NAZl"，这使得德国的这些纳粹分子夜不能寐。好在当时四国同盟把他们分为主要责任者，责任者，轻微责任者，追随者和免于责任者，涉及300万人，真正的坏人才12500人（而我们的比例是万分之五要被杀的），1937年前入党的统统开除公职，去纳粹化，阿登纳政府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那些被纳粹死忠粉残害的德国民众竟然几天内就收起了长刀，化干戈为玉帛，似乎非常时期成了同命鸟。不计仇不报复。赦免，使德国人重生。 对时代精神而言，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向何方。本书要告诉读者的是，好的制度能使坏人变好，回归正常。德国和德国人就是被文明国家拯救并获新生的一个例子。“只有走通了过去才能进入未来，否则你们将无法拥有未来。”(Ihr, die Ihr in die Zukunft geht, müsst durch die Vergangenheit gehen, sonst habt Ihr keine Zukunft)这话对于任何人任何国家同样适用，我们需要彻底的自我革命，去走通走顺，去补课。 最后，我响应译者呼吁，为世界的和平，为人类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文明延续祈祷。 以上写于2026年6月9日晚9点09分。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普通德国人，1945—1955》内容总结 《狼性时代》是德国资深媒体人、文化批评家哈拉尔德·耶纳的非虚构历史著作，斩获2019年莱比锡书展非虚构类图书奖，是一部聚焦二战后1945-1955年德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文化史与民众精神史。全书跳出冷战政治、经济奇迹的宏大叙事，以普通德国人为核心，拆解了“战败即新生”的“零点时刻”神话，深度描摹了第三帝国覆灭后，德国人在秩序崩塌、道德失范、罪责重压、生存绝境中，从“他人即恶狼”的野蛮生存状态，逐步完成社会重建与精神挣扎的完整历程，也解答了德国如何从法西斯主义转型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深层命题 。 一、核心概念：何为“狼性时代” 书名中的“狼性时代”，脱胎于纳粹战败前希姆莱、戈培尔鼓吹的“狼人行动”，但耶纳重新赋予了其核心内涵： 1. 它并非指纳粹残余的武装抵抗，而是形容1945年德国战败后，国家机器与法律秩序全面崩塌，社会陷入“自然状态”，生存成为第一法则，人与人之间陷入“他人即恶狼”的对立与博弈。 2. 这一时代的核心特征是道德底线的全面松动：为了活下去，普通人偷窃、掠夺、伪造身份、黑市交易成为常态，宗教与传统伦理对行为的约束彻底失效，连科隆红衣主教都公开为生存所需的偷窃行为松绑，衍生出了专门指代这类行为的德语词汇“弗林森”。 3. “狼性”同时指向德国人精神层面的双重性：既有废墟之上野蛮生长的生存韧性，也有面对纳粹大屠杀罪责时，集体性的沉默、逃避与自我合理化，将自身塑造成战争受害者的精神防御。 二、全书核心叙事与内容框架 全书以十章篇幅，从生存、社会、情感、政治、文化、精神六大维度，全景式还原了战后十年德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与心路历程，核心内容可分为四大板块： （一）解构“零点时刻”：战败不是新生，而是绝境的开端 耶纳开篇便推翻了德国历史叙事中“1945年5月8日是与过去彻底切割的零点时刻”的主流认知，指出纳粹的余波从未因战败消失： - 法律与行政层面，纳粹时期的大量法令、条例仍被占领当局沿用，曾经的纳粹精英依旧活跃在企业、大学、政府机关，仅仅抹去了希特勒授予的头衔。 - 物质层面，战争在德国留下了约5亿立方米的瓦砾，城市近乎瘫痪；食物配给制形同虚设，英美占领区成人每日仅能获得不足日常所需65%的热量，1946-1947年寒冬，普通人每日的食物仅有半咖啡勺糖、指甲大小的脂肪与两个土豆，饥荒与严寒成为常态。 - 秩序层面，战败后的德国聚集了数千万流离失所者：1000万战俘、900万疏散的城市居民、1250万从东部领土被驱逐的难民、近千万被解放的在押人员，超半数人口在故土之外流浪。住房短缺、物资匮乏直接导致犯罪率飙升，抢劫案激增800%，社会彻底陷入失序。 （二）生存与社会：废墟之上的人性百态与社会重构 这一部分是全书的核心，耶纳以大量日记、信件、档案为素材，还原了普通德国人在绝境中的生存选择，以及社会结构的颠覆性变化： 1. 瓦砾中的生存：女性成为重建的核心力量 战后男性劳动力严重短缺，柏林废墟清理高峰期，2.6万名女性参与劳作，男性仅9000人，“瓦砾女神”成为战后德国的标志性符号。但耶纳同时戳破了这一符号的神话：所谓的优雅劳作多为媒体摆拍，女性参与重体力劳动的核心动力，是能获得更高的食物配给，而非所谓的“英雄主义”；甚至为了应付差事，她们会将碎石直接丢入地铁通道，加剧了重建的难度。 2. 黑市：市场经济的“野蛮预科班” 配给制的失效让黑市成为德国社会的核心流通渠道，仅柏林就有60个黑市，超三分之一的商品流通通过黑市完成。香烟取代贬值的帝国马克成为硬通货，从食物、煤炭到纳粹纪念品、药品，一切都可在黑市交易。黑市既让无数德国人熬过了饥荒，也彻底重塑了德国人的经济观念：无规则的丛林博弈让他们对“社会市场经济”产生了极致的认同，为后续西德的经济奇迹埋下了伏笔。 3. 家庭与两性关系的彻底颠覆 战争让德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出现“六女争一男”的局面，女性在战后独力承担起养家、重建、育儿的全部责任，经济与精神独立性大幅提升。而从战场归来的男性“回归者”，则普遍陷入严重的精神困境：长期的战争让他们无法适应日常生活，与家人隔阂深重，在能干的妻子面前丧失尊严，被女性群体普遍认为是“性别的失败”。传统的父权家庭结构彻底崩塌，两性关系、婚恋观念、性解放思潮都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4. 社会撕裂：从“民族共同体”到互相敌视的陌生人 纳粹时期鼓吹的“民族共同体”彻底瓦解，从东部被驱逐的难民被本土德国人辱骂为“波兰穷鬼”“东普鲁士杂种”，即便同是战争受害者，也互相排挤、敌视；同胞之间互相提防偷窃配给，邻里之间互相举报，曾经的“民族同志”变成了虎视眈眈的“恶狼”，社会信任体系彻底崩塌。 （三）精神与罪责：集体沉默下的创伤与逃避 这是全书最具深度的部分，耶纳精准剖析了战后德国人的精神世界，解释了“大屠杀沉默”的社会心理根源： 1. 双重精神困境：创伤与愧疚的撕扯 战后的德国人同时背负着两种矛盾的情绪：一方面是战争带来的巨大创伤，饥荒、流离失所、亲人离世、家园被毁，让他们普遍陷入精神空洞，迷信、巫术、信仰治疗师在这一时期大行其道，人们试图通过非理性的方式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另一方面，集中营暴行的逐步曝光，让他们背负着沉重的集体罪责感，却又无力直面与承担。 2. 集体性的罪责逃避：自我受害者化 面对纳粹的滔天罪行，绝大多数普通德国人形成了一种集体默契：将自己塑造成希特勒的受害者，以此推卸战争责任。他们反复强调自己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却对犹太人的遭遇集体沉默；当汉娜·阿伦特向德国人表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时，对方的第一反应不是关心其遭遇，而是滔滔不绝地诉说自己在战争中的苦楚。 3. 不彻底的去纳粹化：从清算到妥协 盟军主导的去纳粹化运动，最终以全面妥协告终：545个陪审法庭对90多万人进行审判，最终仅有2.5万名纳粹分子被认定有罪，其中仅1667人被定为“主要责任者”。随着冷战拉开序幕，美苏都急于争取德国的支持，去纳粹化迅速让位于社会稳定与经济重建。1949-1954年，西德接连出台多部大赦法案，逐步消除了去纳粹化的影响，大量前纳粹分子重新回到政府、司法、企业的核心岗位。 4. “压抑”成为集体心理选择 耶纳用精神分析的“压抑”概念，解释了这一时期德国人的集体心理：对于普通德国人而言，纳粹的历史遗产太过沉重，既无法直面自己曾经的盲从与同谋，也无法承担大屠杀的道德罪责，唯有通过“压抑”与遗忘，才能从历史的深渊中破茧而出。这种集体沉默，成为战后十年德国社会最核心的精神底色。 （四）重建与转型：从废墟到民主国家的十年之路 全书的后半段，耶纳梳理了德国在战后十年的重建与转型，解释了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如何在十年内完成经济复苏与民主制度的落地： 1. 盟军的“再教育”：民主理念的强行植入 美英法苏四大占领国，通过纽伦堡审判、媒体管控、教育改革、文化审查等方式，在德国推行“去纳粹化”与民主“再教育”。但耶纳指出，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造存在深刻的矛盾：去纳粹化与民主化如同“互相仇视的姐妹”，彻底的清算会导致社会人才断层、经济瘫痪，而妥协的去纳粹化，又会让纳粹的余毒留存。最终，盟军的再教育为德国民主制度奠定了框架，但真正的民主转型，仍需德国人自身完成。 2. 经济奇迹的萌芽：从黑市到工业复苏 1948年的货币改革，终结了黑市与恶性通胀，为西德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以大众甲壳虫汽车为代表的德国工业，从纳粹的军工厂转型为民用工业核心，沃尔夫斯堡的大众工厂成为德国经济复苏的标志，也成为战后德国男性重新找回社会角色的核心场域。1955年，第一百万辆甲壳虫汽车下线，标志着德国正式走出战后的生存绝境，迎来经济腾飞的起点。 3. 文化冷战与民主审美：重塑德国的精神内核 冷战背景下，艺术与设计成为东西德意识形态博弈的战场。西德拥抱抽象艺术、现代主义设计，将其作为民主、自由的象征，与东德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形成对立；包豪斯风格的复兴、功能性设计的普及，不仅重塑了德国的工业与审美，更将民主、理性的理念融入日常生活，完成了对纳粹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反向清算。 4. 十年终局：从狼性时代走向稳定社会 到1955年，德国的经济复苏、社会秩序重建基本完成，民主制度逐步落地，“狼性时代”正式落幕。但耶纳同时指出，这十年留下的遗产从未消失：对历史的压抑与沉默，最终在1968年德国青年运动中彻底爆发，年轻一代向父辈发起了关于战争罪责的全面质问；而这十年中形成的市场经济理念、民主共识、社会福利体系，也奠定了此后数十年德国的发展根基 。 三、全书核心结论与历史价值 1. 核心结论：战后德国的复苏，并非源于“零点时刻”的彻底新生，而是普通德国人在生存绝境中，以“狼性”的生存本能完成了物质重建，又以集体性的历史压抑完成了社会与政治转型。这种“先生存、后反思”的路径，既让德国快速走出了战败的深渊，也留下了长期的历史与精神后遗症。德国的民主转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道德觉醒，而是一个漫长、矛盾、充满人性挣扎的渐进过程。 2. 历史价值：本书打破了“二战终结=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叙事，填补了宏大历史中普通个体的视角，让读者看到了纳粹主义的余波如何渗透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精神世界；同时，它也以德国的经历，回答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一个经历了极端时代、背负着集体罪责的民族，如何在创伤与愧疚中，重建生活秩序、道德底线与民主制度。也正因如此，本书成为研究战后德国史的经典著作，被翻译为12种语言，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广泛讨论 。

对不同的人来说二战欧洲战场结束的「零点时刻」定格在不同的时间：在亚琛——这座被美军占领的第一座德国城市，零点时刻在1944年的10月。在往东640公里的柏林，久违的平静在1945年4月30降临。而德国的无条件投降声明则签署在5月7日。「零点时刻」虽然是二战重大转折点的直接证明，但战争的余波并不会如时针一般干脆轻快地跨过12点，然后将过往一切全部清零。战争结束甚至不意味着旧秩序倒塌——为了维持德国的运转，大学课堂和国家机关里，仍有许多纳粹精英活跃在岗位上。而新秩序的建立还遥遥无期，这是一个无人时代：无人负责，无人拥有，无人保护。这本书关注的不是战后秩序的重建，也不是德国是否应该被原谅，而是战争废墟中的普通人如何在这样的无人时代活下去，和他们“肇事民族”的身份一起。 摄影师拍摄的清理城市废墟瓦砾照片里，是妇女承担了绝大部分体力工作，而不是那些带着失败感和无力感从战场上归来的男人；黑市里毫无顾忌的抢劫偷窃和充满爱心的分享并行不悖，也有女性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资投向盟军的怀抱；秩序与城市的崩溃让享乐的能量前所未有的强大，既然大难不死，既然未来未知，那不如尽情沉迷在一场又一场的舞会里；还有那些战俘难民，过于庞大的人数规模让遣返进程缓慢，母国人民对他们的怀疑和排斥也让他们在战争结束后依然无家可归。 在如何面对“肇事民族”这一问题上，战后德国人民表现出来的却是普遍的逃避与沉默。“战争中大家都是受害者”，包括德国人自己。是希特勒欺骗和背叛德国人民的信任，而纳粹主义就是毒品，让德国人被迫变成了毫无意志的顺从工具，参与了纳粹的令人发指之举。即使在私人记录里，德国人也几乎不提战争中自己或亲人对纳粹体制的支持。整个社会出现了默契的空白，求生的本能屏蔽了罪恶感。直到几十年后的奥斯维辛审判，成长于战后的新一代年轻人才开始了对自己父母辈们的道德清算。 清算会带来历史余波的平静吗？也许会，也许只是让历史以另一种方式延续在我们的集体意识里。

战后德国，决定冷战格局的关键十年 一个道德观崩塌、『他人即恶狼』的时代 聆听德国与德国人的真实声音 在第三帝国的阴影下如何重建生活、重拾人性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普通德国人，1945—1955》，仿佛触摸到一片尚未冷却的废墟。作者以近乎考古学家的细致，挖掘出战后十年间德国社会的精神褶皱——那些在瓦砾中求生的道德困境、在饥饿中扭曲的生存伦理、在狂欢中释放的历史焦虑，共同编织出一部令人震撼的“非典型重生史”。当我们将这段历史与日本战后的集体叙事对比时，更会发现：所谓“反思”，从来不是道德选择题，而是权力、文化与人性博弈的修罗场。 一、废墟的双重隐喻：自我救赎与罪责遮蔽 书中描述的柏林市民对瓦砾清理的狂热，曾让我误以为这是某种集体忏悔的仪式。但深入阅读后才发现，那些沾满尘土的双手，既是重建家园的工具，也是掩埋历史的铁锹。当德国人将5亿立方米废墟转化为象征新生的混凝土时，他们实际上在完成一场精妙的符号置换——物理废墟的清除，成了精神废墟的美化。这种“劳动救赎”的逻辑，与日本战后“一亿总忏悔”的泛道德化策略何其相似！不同的是，德国人用物质重建的实绩置换道德责任，而日本人用全民忏悔的虚妄稀释个体罪责。 那些在黑市中如狼般争夺生存资源的身影，更撕破了“反思”的温情面纱。书中柏林女秘书白天跳舞、夜晚倒卖尼龙袜的割裂人生，恰是战后德国精神世界的缩影：当生存成为最高道德，罪责便成了奢侈品。这种“狼性哲学”让我想起日本战后“饥饿同盟”的街头求生，但德国人的“丛林法则”最终被驯化为社会市场经济的燃料，而日本的生存焦虑却固化为右翼叙事的温床——或许，制度的彻底瓦解与重建，才是道德救赎的前提。 二、流浪者叙事：身份重构中的历史诡计 7500万流离失所者的命运，是全书最具刺痛感的篇章。被驱逐者即便金发碧眼仍遭辱骂的荒诞，暴露出民族认同的脆弱性。当东普鲁士难民将返乡之路改写为“个人奋斗史诗”时，他们不仅重构了身份，更改写了历史记忆——“受害者”身份的集体建构，成了卸下加害者包袱的完美工具。这种叙事策略，与日本将广岛原子弹创伤上升为“全民受难史”的路径如出一辙。但德国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用制度化的民主转型（如《基本法》第一条）将“受害者”身份升华为普世价值，而日本始终困在“天皇—国民”的封闭叙事中。 书中流民在候车室用行李箱搭建临时家园的场景，让我想起本雅明笔下的“历史的天使”——他们背对未来，眼中只有不断堆积的废墟。这种姿态或许解释了为何德国能在经济奇迹中完成“道德腾笼换鸟”：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于未来时，过去自然成为被封印的暗箱。 三、狂欢与沉默：精神分裂的战后一代 科隆玫瑰星期一游行的彩带与废墟间的探戈，构成了战后德国最吊诡的文化图景。书中柏林青年在防空地下室跳摇摆舞的描写，让我看到人类在绝境中迸发的原始生命力。但这种狂欢何尝不是另一种逃避？当美式消费文化（如甲壳虫汽车）与抽象艺术（如肾形桌）共同构建“去纳粹化”符号时，文化转型成了政治反思的替代品。这与日本用动漫、科技重塑国家形象的历史修正主义异曲同工，只不过德国将文化工具升华为制度共识，而日本始终陷在传统与现代的叙事撕裂中。 最令人深思的是“沉默的罪责回避”与“无力哀悼”的辩证。当汉娜·阿伦特批判德国人的道德麻木时，或许忽视了黑市交易中那套精密的生存伦理——在饥饿面前，忏悔是比犯罪更沉重的负担。这种集体心理防御机制，在日本的“沉默的大多数”身上同样清晰可见，但德国通过代际更迭（如1968学生运动）实现了部分突破，而日本的历史断层至今未被真正跨越。 四、历史的幽灵：当艺术成为政治解药 书中对抽象艺术的剖析，揭示了战后德国最隐秘的统治智慧。当肾形桌取代万字徽、无调性音乐冲刷掉瓦格纳的遗产时，这种“非政治化的政治”完成了对纳粹美学的切割。但吊诡的是，这种“去历史化”的文化策略，本身就成了新的历史叙事。正如日本用“物哀美学”包装战争记忆，德国用现代主义设计重构国家身份——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在暧昧中沉沦，后者在转型中重生。 读至结尾“狼性时代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论述，我突然意识到：所谓“反思”，从不是道德自觉的产物，而是权力结构、地缘政治与文化基因共谋的结果。德国能在冷战中通过制度重建获得“救赎许可证”，而日本因天皇制延续陷入历史闭环——这或许才是“反思差异”的本质。当合上书页，那些在废墟上跳舞的德国人、在靖国神社鞠躬的日本政客、在历史教科书前争吵的东亚民众，仿佛都成了同一面镜子中的碎片，映照出人类面对历史罪责时永恒的困境：我们究竟在反思历史，还是在重构生存的合法性及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不用纠缠于十年浩劫的反思及批判，上面的问题就是答案。

社会失序时，人们为了生存，会变成人狼的状态。 本质上，我不觉得人会真正反思，因为即便那些被纽伦堡判处死刑的人，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加害者，他可能会觉得自己做的对，或者辩说自己也是受骗者，更不用说更广泛的纳粹党员了。 所谓的德国人对历史的反思，其实更多的是下一代人，他们没有那种罪孽参与者的背负，本质上跟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反思一样，或许这种书写因为能够迎合主流价值观而得到名和利也难说。 不论怎么反思，战争不会消失，以现在的情况看，经济局面继续恶化，谁也不知道巨大破坏的战争什么时候爆发。 任何时候，不要高看人类。 所谓高等动物，文明，不过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的金。 即便物质丰富的时代，人类也离丛林法则不远，更何况如果全球性的失败，人吃人的齿轮一开，结果不可收拾。 不过，大概率，一场魔幻般的战争结束，人们好像做了一场梦，之后的生活逻辑其实还差不多。

#读书 《狼性时代：第三帝国余波中的普通德国人，1945—1955》，[德]哈拉尔德·耶纳。五星。 看食贫道《战后八十年》弹幕推荐的讲德国战后的书。 《战后八十年》里涉及了一部分日本战后处置对现代社会造成的影响，例如从战时慰安妇、防波堤到现代风俗业比如牛郎、援交和视频等，以及侵华日军后代在讲述父辈PTSD的时候也会承认侵略事实，以及下跪。因为日本战后处置由美国单一国家完成，因而从保留战时天皇这个选项开始就按照美国维持在亚洲的势力这个角色需要的方向塑造。因为是国内团队拍摄以及国内观众，必然地大篇幅突出情绪。 从弹幕开始忽然对完整的战后处置产生了兴趣，于是找这本书来看。 这本是比较全面且深刻的社会学，对比《菊与刀》单纯对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分析还要深刻。大概因为菊与刀是前期调研分析，而这本则是真实战后处置以及影响的记录，类似不可复制的社会实践记录，事实总是比预测来得要震撼，更不用说被它观察的不止有德国，还有安置德国的各个战胜国。 它从战后的遗留的物质（瓦砾）处理和物资紧缺讲起；讲到被不同国家分区治理的策略观念不同，例如苏联将德国平民视作被纳粹蒙蔽的人，而美国默认德国全员纳粹预备役。 爱情和重回故里里既讲到德国幸存者对战败士兵的看法以及歧视，甚至妻子看到几年未见的军人丈夫回到家庭也是碍手碍脚，丈夫PTSD也无法重新像男主人一样统治家庭，离婚率结婚率飙高，也会讲到德国女性和负责安置的美国士兵的感情流动，以没有道德评判的视角去看以及这部分对民族融合甚至减少战后创伤的影响。 讲到战后交易体系，因为管控严格又配给不够的混乱状态下促成了强有力黑市的诞生，以及被黑市重塑的人与人的信任或怀疑关系，英美主导的德国货币改革。以及后续的工业兴起比如汽车制造、文学和艺术的走向，犹太人的民族性。 为何德国战后可以反纳粹而日本并没有相似的反思，可能来自它们根本性不同，德国是反思的因为没有信仰了，所有民众以及曾经军人都可以把自己视为受害者，将造成屠杀的邪恶的自体外包给纳粹，但日本因为信仰还保留甚至被刻意保护了，所以并没有这样的反思时刻。 整体看完感觉，乐观主义视角来说，无论发生过什么，人类或者文明作为群体的适应能力是极强的，被一百次杀死可以一百零一次断尾重生，而且，这些经历不会被忘记，而是会以对群体的影响亘古存在下去。 以下节选： 1.保持思想的开放性是面对复杂与高速变化的时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保持一种非功利的兴趣：对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本身充满兴趣，真诚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经验。 2.这些为数不多的画面有着如此强烈的视觉感，使它们如同不断重复的无声片一样构成了公众对战后头几年的记忆。可这么一来生活的另一半就被忽视了。 一般来讲，年代离我们越是久远，对往事的记忆就会越发变得柔和，但是战后岁月的情况正好相反：在回顾之时它们变得越发阴暗。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德国人普遍有着将自己视为受害者的需求。很多人显然认为，对1946年至1947年间那场着实可怕的饥荒之冬的描述越是黑暗，他们的罪责最后就越加显得微不足道。 仔细倾听，我们会听见笑声。 3.离开了苦难之后的快乐，就无法理解苦难本身。逃离死亡将有些人变得失神冷漠，而将另一些人推入了前所未有的、爆发式的生存喜悦。生活秩序的丧失、家庭的四分五裂、旧关系的丢失，然后人们又开始了新的组合。如果一个人只剩下年轻和勇敢，他就会把混乱当成游乐场，他每天都得在那里寻找幸福。 4.赫尔穆特·科尔曾用“晚生之福”来形容下一代人可以相对轻松地谈及这段历史，然而曾经经历过的恐怖也未尝不是一种恩赐。人们遭受的轰炸之夜、战后最初几年严酷的饥饿寒冬，以及每天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求生奋斗，让许多德国人顾不上回想过去。他们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这让他们免去对真正受害者的思考，成了他们不幸中的万幸。因为一旦全方位思考触及这场在人民的名义下、借由其容忍与视若无睹所犯下的系统性大屠杀，任何一个良知尚存的人几乎都会丧失生活所需的勇气和力量，去度过战后的艰难岁月。 求生的本能屏蔽了罪恶感——这是1945年之后值得研究的一种集体现象，并且该现象必会深深动摇对他人的和对自身本质的信任感。在意识排挤和扭曲事实的基础上，两个分别以各自方式既反法西斯主义、又值得信赖的社会是如何建立的呢？这就是本书通过对战后十年各式极端挑战以及奇特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而力求探究的一个谜团。 尽管诸如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的日记或者欧根·科贡(Eugen Kogon)所著的《党卫队国家》(SS-Staat )打破了这种意识排挤，但直到1963年开始的奥斯维辛审判之后，许多德国人才开始面对那些犯下的罪行。在他们下一代人的眼里，单单由于这一推迟行为就足以使他们的父辈颜面尽失，即使纯粹从物质利益上而言，他们的孩子正因如此获得了极大的好处。1968年的年轻一代和他们知识界的同道所发起的那场代际冲突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它充满了苦涩、愤懑还有自负。 5.与1968年的转折时期给人延续至今的印象相比，战后时期其实曾有过更多的争议、它的生活姿态更加开放、那时的知识分子更具有批判性思维、民意更加丰富多彩、艺术更具创新性、日常生活更具有矛盾性——这一切都是在为著此书做研究时一再被发现的事实。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可以解释为何战后的头四年相对而言是一个历史记忆中的盲点。在历史研究的各标题章节之间，这四年成了一个无人时代，通俗地讲就是没人负责的一个时期。学校教材里有一大篇章是关于纳粹政权的，它以国防军的投降而终结，另外一个章节讲述的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历史，它始于1949年。在其他方面，教科书顶多侧重货币改革和柏林在1948年6月至1949年5月间的封锁作为那段两个德国建国之前的历史。而就历史叙事而言，战争结束后与相当于联邦德国经济“大爆炸”的货币改革之间的那几年是一个被丢失的时代，因为它缺乏一个机构的主体。我们的历史叙事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把国家作为政治主体的民族史的结构。而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巴黎才是当年一起决定了德国1945年之后命运的四个政治中心——对一部民族历史来说这并非一个有利的前提条件。 6.美国摄影记者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不带丝毫同情地、理性地看待这些在尘土中劳作的姐妹们。她于1945年在柏林的一篇旅行报道里写道：“这些妇女构成了为进行城市清理而组织的人力传送带的一部分，她们非常熟练地用慢镜头的速度传递着装满碎砖头的铁皮桶，让我觉得她们好像确切地计算出了最低工作速度，好在以这速度完成这个工作的同时，为自己不多不少地挣得每小时72芬尼的工资。” 的确，最初的那些没有协调好的瓦砾清除行动并不高效。在某些情况下，瓦砾中的妇女只是把碎石块扔进附近的地铁通道里，使得人们事后不得不再次艰难地把它们运出来。1945年8月，柏林市政府联系了各区办事处，命令他们制止“失去控制的铁皮桶链”。那些“原始的清理工作”必须停止，即时起清理工作必须在建筑当局的监督下专业地进行。 7.“专业的大规模瓦砾清理”包括建立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德累斯顿人立即铺设了七条这样的窄轨，40辆全部被赋予女性名字的机车穿梭行驶。 “专业的大规模瓦砾清理”包括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运输系统，好让市内的瓦砾可以运到城外的垃圾倾卸场。为此，人们使用了农业惯用的窄轨铁路：在临时铺设的轨道上用小型火车头拉小货车。德累斯顿人立即设置了七条这样的窄轨。例如T1号轨道从“城市中心清理区”通往奥斯特拉区(Ostragehege)的倾倒处。40辆全部被赋予女性名字的机车穿梭行驶。虽然由于轨道铺设粗陋曾导致过脱轨事件，但总的来说运转完美，有主副两线、运营中转站、提炼和倾倒点。近5000名员工负责这条奇特的铁路，这条铁路穿过德累斯顿被大火烧尽的废墟，就像穿过幽灵般的无人岛一样。官方宣布德累斯顿废墟清理结束于1958年，这也是这条铁道最后一次运行。但并非所有区域都被清理完毕。尽管市中心的大部分地区早在1946年就已被清扫干净，以至于埃里希·凯斯特纳能够在45分钟之内穿过市中心却没有经过一栋房子，但直到1977年，即战争结束32年后，德累斯顿最后一支清理队伍才停止了他们的工作。 瓦砾的量改变了城市的地貌。在柏林，战争导致的堆石使城市北部由大自然形成的冰碛石堆往南延长了。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有时每天多达800辆卡车在前国防学院的空地上倾倒着瓦砾，以至于这座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魔鬼山的人工山成了西柏林的最高点。 8.瓦砾的量改变了城市的地貌。在柏林，战争导致的堆石使城市北部由大自然形成的冰碛石堆往南延长了。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有时每天多达800辆卡车在前国防学院的空地上倾倒着瓦砾，以至于这座后来被形象地称为魔鬼山的人工山成了西柏林的最高点。 对废墟的处理还影响了不同城市未来的经济发展。1949年法兰克福虽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成为联邦共和国的首都，日后却能成为“经济奇迹之都”，这从其清除废墟的作为就初露端倪。法兰克福人向世人展示了他们用瓦砾赚钱的本事，尽管最初看起来好像毫无进展。当其他城市鼓励居民用手中的铲子立即开始清理时，法兰克福政府却用科学的方法通过分析、思考和试验来启动此事。 9.法兰克福的化学家们发现，燃烧瓦砾可以提取出会分解成二氧化硫和氧化钙的石膏，在工艺流程的末端，人们可以得到作为水泥添加剂出售的抢手的烧结浮石。 市政府与菲利普·霍尔兹曼股份公司(Philipp Holzmann AG)一起成立了瓦砾回收利用公司(TVG)，虽然对瓦砾清理的作业晚于其他城市，但却更高效。在建造起了大型处理瓦砾的工厂之后，那些在其他城市堆积如山的细碎石也可被用于重建。正如人们今天所说的，这是一种公私合营的经济结构，法兰克福由此成功地使它的重建成本低于所有其他城市，并赚取了可观的利润。TVG从1952年开始盈利。今天法兰克福的天际线展示出的城市繁荣显而易见始自当年法兰克福的废墟。 当重建家园成为一种狂热的活动时，许多德国人的创造力因而被激发。当时的清理工程很快地被称作“蚁丘工程”。 10.在1947年拍摄的电影《我们头顶的苍穹》(…und über uns der Himmel )里，汉斯·阿尔贝斯(Hans Albers)身着风衣穿过柏林的废墟，他吟唱道：“风从北方吹来，把我们吹来吹去。我们变成了什么？海边的一小堆沙。”摄像机在瓦砾沙漠上方转动镜头，一小群人在瓦砾中忙碌，随后越来越多的人蜂拥而至，到处都在锤击、分类、敲打，碎片被装上运输小火车。“我们的生活如同沙砾被风暴席卷，风暴把我们狂扫下梯子，仿佛轻盈的尘埃。”在澎湃的管弦乐伴奏下，合唱团加入了：“但我们必须继续下去，我们要从零开始。”——“啊”，汉斯·阿尔贝斯呼喊般地唱着：“啊，让风继续吹吧！”镜头再次旋转在瓦砾之间，这时观众在镜头快闪的片段里看到微笑的人们在他们破碎的世界里重振家园。影片以对主的祷告结尾：“请饶恕我们的罪孽，就像我们原谅我们的罪人一样。请引领我们不要陷入诱惑，而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我们之前从未如此等待着被救赎”，露特·安德烈亚斯——弗里德里希也曾经在她的日记里赞叹道。《我们头顶的苍穹》属于那类所谓的废墟电影。影片的主要部分提供了对柏林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描述，它展示了苦涩的贫困和黑市赢家的暴富。它的结尾却是对重建家园的神化。雄伟的劳动奋斗、神圣的英雄集体、超人的使命，所有这些都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并促进团结。为了在清理瓦砾的人群里找到一个有鼓舞作用的劳动群体，全球电影股份公司在这部电影里以电影修辞的方式使英雄主义满血复活。 然而，当这部电影受到观众及大部分电影评论者的广泛好评时，虽为数不多但还是有一些人对此类修辞手法表示出恐惧。《电影邮报》(Filmpost )的评论员就感到被唤起了他对一部再也不想看到的宣传片的记忆：“这种在不真实场景重压之下的建设大合唱，就像一种对哈兰电影的怪诞纪念——它的不可信可以和电影《柏林某处》(Irgendwo in Berlin )的不真实结尾有得一拼，那里展现了一群国家劳役团(Reichsarbeitsdienst)的年轻人在进行训练。不，这样的电影我们不要再看了，永远都不要。” 11.在这片废墟风景里，建筑设计师奥托·巴特宁(Otto Bartning)看着“这幅被战争突兀地发掘出来的潜滋恶长的病魔画面”，它正公开地被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些残垣断壁默默地凝视着我们，仿佛它们不是在爆炸的轰响中崩塌，而是出于内部原因而倾塌。我们能够并愿意背负所有的负担和仓促，被恶魔纠缠着，不假思索地去重建那一整套揭示着残忍冷酷并将我们的生存技术化的机器体系吗？我内心的声音说，不！” 许多人都有那种废墟才展现了世界真实面貌的感受。他们背着相机进入瓦砾场，拍摄了“警世照片”——所有在废墟中拍摄的景象都被媒体以“警世照片”作为标题印刷出版。当然，他们都想以此展现他们眼前的恐怖场面。然而，即使像德累斯顿那些被摧毁烧焦的恐怖场面，也没有击破其中一位摄影师从灾难中获取更多灵感的雄心。在被炸烂的德累斯顿艺术学院，他在瓦砾中偶然发现了一具曾经作为临摹和研究对象的骷髅，它和废墟相当匹配：它有灵活的关节，骨架看起来特别怪异，它可以弯腰支在一根棍子上作跑步状，或者可以有力地伸出一条腿，就像被魔鬼追逐一样。 这位名叫埃德蒙德·凯斯汀(Edmund Kesting)的摄影师把这具骨架摆出一副在巴洛克式的废墟中跳舞的模样。他的同行理查德·彼得(Richard Peter)把这具骷髅的手臂和腿分开到一个特定的位置，使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来德累斯顿收尸的死亡之神。这两位摄影师当然明白，此时到处可见的压抑景象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加强性表述，但是德累斯顿那令人惊愕的场面使他们禁不住要用这样不拘一格的方式来“进一步刻画”。 理查德·彼得的《从市政厅高塔俯视德累斯顿》(Blick auf Dresden vom Rathausturm )是德国不折不扣的废墟摄影作品。这张照片经常也被称为“雕像的控诉”(Eine Skulptur klagt an)。它以鸟瞰的视角展示了被摧毁的城市。在作品的右前方立着一位石雕的天使，他用一个绝望的手势指向这座遭洗劫的城市。这是一个有3米高的雕塑的背影，它站在市政厅塔楼的长廊上，高度令人眩晕。为了让雕塑进入画面，使其站在整个被炸空的城市面前，摄影师不得不尝试很多次。他搞来一个4米高的梯子，透过塔的窗户向下看那雕像。他的努力是值得的：“两天后我弄到一架罗莱反转相机，第三次爬上了无尽的塔楼，创造出带有控告姿态的石雕照片——用了一整个星期的艰辛和来回奔跑。这个图像已经成为世界名作，给我带来丰厚的报酬。它被偷盗过无数次，也被模仿过好多次。”顺便说一句，那位经常被提到的照片里的天使并非天使，而是波尼塔斯(Bonitas)——寓言中善良的代表。 12.没过多久就有摄影课程被推出：门外汉在专业摄影师的指导下爬过碎石山坡，把奇特的画面用吸引眼球的方式纳入镜头。这可比开着敞篷车在荒原里拍照刺激多了。透过炸烂的窗户营造出一种纵深感，垂挂在那里的天花板制造着一种悬念，一块弯曲的铁丝网创造了一种节奏和结构感，这样的画面久驻人们的脑海。即使60年过后，连卡塞尔(Kassel)的摄影师瓦尔特·蒂梅(Walter Thieme)去世时的追悼标题仍是：“废墟摄影师逝世”。 在瓦砾堆里玩耍的孩子们、恋人们，当然还有时装都相得益彰。当有些人依然在废墟里居住的同时，其他的一些人却在那里展示着战后第一款晚礼服。在慕尼黑一家完全被摧毁的名为安娜斯特(Café Annast)的咖啡馆里面，时装摄影师蕾吉娜·雷朗(Regina Relang)展示着一件华丽的白色塔夫绸连衣裙，前景里的那个藤条沙发已经四分五裂，模特儿担忧的目光投向似乎随时都有可能会塌陷的天花板。对于这幅完美的废墟时髦图片来讲，模特儿疑问的眼神在此处可谓画龙点睛之笔。 一个被瓦砾碎片淹没的城市提供了包罗万象的有关无常的主题，尤其是在天主教城市里，人们从巴洛克式精雕细琢却又徒劳无益的建筑雕塑中重新获得了熟悉的性感力。在赫尔曼·克拉森的画册《炉中之歌》的序言中，作家弗兰茨·A.霍耶尔(Franz A. Hoyer)就被摧毁的科隆写道：“以前未被看到的美在这种破坏中显现出来，比如某些建筑形式的美，这听起来几乎像是无稽之谈，可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残缺的躯干比完整的让人能领略到更多的形状和丰满度的理由。比如圣科伦巴教堂里的圣母像恰好以此新状态‘赢得’了完美。几个世纪前创作它的那位艺术家难道不是把它创造得太过完美，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令人觉得有些许的可疑之处吗？” 大家真得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正如美国和英国士兵从科隆所报道的那样，这是让那些即使身经百战的士兵们都会震惊不已的一个场景，有人在这里居然富有哲理地认为哥特式雕塑的完美主义本身是有被人“轻度质疑之处”的！这无疑与历史的盖棺定论一样，它用尽了一切力量去纠正和彻底涂改了画面。仿佛中世纪有志者创造的完美雕塑现在就活该躺在污泥里：“尤其是建筑和设计上的自负，它以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巴别塔式的妄自尊大掩盖了多少相当成熟的建筑和雕塑艺术，而又有多少直到现在才体现出它们真正的被隐藏之美！” 13.东欧的犹太正统派鄙视慕尼黑犹太人的世俗取向和“德国人化”，认为他们与巴伐利亚人毫无差异。东欧来的犹太人不认同慕尼黑犹太人是“真正的犹太人”，指责他们背叛犹太教，因为他们想留在杀人犯的土地上。在慕尼黑的犹太人眼中这一争端变得尤其具有威胁性，因为它也触及了他们战后赔偿的要求——东欧犹太人与国际犹太组织一致认为纳粹窃取的所谓“无继承者财产”，应归入大部分被灭绝了的犹太社区的共同财产而被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共享，而不只属于德国的幸存者。 14.在不来梅有50％的民居被炸毁，一次轰炸中就令5万人一夜之间无家可归。街上张贴着告示：“我们无力再接纳任何人！禁止移民！” 盟军为此设立的“移民委员会”打算将这1200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大部分安置到农村。他们故意拆散那些想在异乡尽可能待在一起的移民团伙，以促进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在漫长的徒步旅行中，许多来自同一村庄的难民团基本上保持着完整。由于难民和当地人的关系日趋紧张，盟军担心会发生武力冲突和暴乱。无论是在巴伐利亚州还是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州(Schleswig-Holstein)，当地人有时强烈反对这些移民入住，导致流离失所者只有在机枪的保护下才能进入给他们指定的住所。在对这些人困境的置若罔闻上，农民们的固执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牛。 15.无论有多少个家他们都觉得不够。失根之痛继续绵延，安逸的家园成了一种执念。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很快就让“舒适的四面墙”作为家的比喻变成了被众人取笑的怪诞词——这也难怪，对很多人来讲，乡间道路在很长的时间里作为噩梦之地留在了记忆里。在小说《禁区》里，作家汉斯·哈贝这样描写了路上发生的一切： 就像一只饱食过度的胃，战俘营把多余之物全都呕吐了出来。而他们的样子也真就像那些呕吐之物。战败的尊严在这里就仅仅是尊严的失败：衣衫褴褛的残兵败将步履蹒跚地挣扎着返回自己被征服的国家。这支军队，他们曾经一直在路上，在法国和波兰、苏联和比利时的路上。前进时他们曾经一起，而后退时只能每人独自后退。前进时道路支撑着他们，而后退时他们支撑着道路。 这漫长的徒步之路成为神话。 16.在同时代的照片中即使作为劳动中的瓦砾妇女，战后的德国女性看上去都令人惊异的美丽。即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只要还有最简单的护肤用品，“爱美”的需求从未减弱，而与此同时那些回归的男人们一般给人看上去就是一副破落的样子。不过这很容易被改变。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回归者到家后不久就显示出的内心荒芜。 典型的回归者是一个坏脾气、不知感恩的汉子。如果家里还有沙发的话，他就懒懒地躺在沙发上，让那些曾经对他盼望多时的家人受尽折磨。当然他也痛苦着，只是他天天让他身边的人体会着他痛苦的程度。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人曾经预料到，他们回家时会面对一个被轰炸过并被占领着，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国家。尤其这是一个被掌握在女人手里的国家。他并没有为他妻子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也把家经营得那么好而高兴，相反却为此闷闷不乐。因为即便是他的妻子也变了。一个先是在海军服役，最后由于受重伤而被安排到人民冲锋队的士兵，以一种令人心生同感的坦诚述说着他为何无法和妻子相处：“我用了很久才明白，在我不在家的日子里，她已经学会了说‘我’。她老说‘我有’‘我是’之类的话，而我就说，‘对不起’‘我们有’和‘我们想’。我们慢慢才开始有了相互接触。我们其实几乎不认识对方。我们曾经算了一下，在我们认识的七年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到底有多久。结果是只有231天。” 一个大城市即使没有男人也照样可以运转，在战争年代女人们得出了这一经验。她们开过有轨电车、吊车，切割过螺纹钢，辊压过铁皮，接管过公共行政部门，经营过企业，尽管在那里最苦的活儿不是由她们而是由强迫劳工干的。她们学会了修理自行车，安装屋檐水槽和修好电路。战前男人们在他们的特权性职业中运用的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窍门，都被这些女人变成了毫不稀奇的门道。她们还学会了自己做出最重要的决定。为了把自己的孩子们安排到亲戚附近，她们不惜和疏散部门抬杠，她们介入到学校事务之中，并把家务活公平合理地分配给了孩子们。她们告诫那些希特勒男孩大队长别太过分，并试图驱赶他们头脑里那些“种族优越感”的荒诞念头。她们行使了权威，展示了刚硬，也经常把她们的孩子当作可以商量存活之道的伴侣，即便他们其实还太过年幼。 没有父亲使许多家庭成为一个彼此更加相依为命的利益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战后持续的混乱里依然有效。女人们利用孩子们的灵活机动与他们的足智多谋，而孩子们则从其母亲那里学会了长远的眼光。幸运的话他们彼此的天赋正是相得益彰。孩子们抢劫和偷窃，母亲们则修理好其偷盗之物，在邻里间打听需求，进行买卖和交换。很多孩子在黑市里比他们的母亲更老练，以至于让他们去偷窃是一件危险性较低的事。少教所人满为患，因此根本不用害怕被拘捕。在废墟瓦砾间没人能比孩子们逃跑得更快，和真正的惯犯比起来他们大多能成为漏网之鱼，并且既不会被警察也不会被盟军士兵当真。 在这个道德的灰色地带，许多事之前看来是错误的，如今为了赤裸裸的生存却不得不去做，但很多母亲还是会对她的孩子们进行道德教育，好让他们依然心存善意。从事后来看，这些母亲把这份艰巨的任务完成得很漂亮。因为从统计数字看，正是这一代的孩子后来成了雄心勃勃、奋发向上的年轻人（与那群1945年还在襁褓里的那一代正相反），这是当时谁都未能预见到的事。这是战争及战后年代的母亲们最引以为豪并令人惊喜的成就之一。 17.剩女拯救了男权——物以稀为贵 在战后的年代，女性的性主动其实是受到了当时人尽皆知的女性过剩这一现象的推动。漂亮的女人很多可是男人却很少，而且这些男人的状态也是令人哀叹的：他们瘸着腿拄着拐杖，气喘吁吁还吐血。当然，像汉斯·泽恩克尔(Hans Söhnker)以及迪特尔·博尔舍(Dieter Borsche)这类的优雅男人不单单存在于电影屏幕上。可是这类硕果仅存的男人被几十个女人争夺。这正是多数女性的担忧，它们被大街上男人稀少的画面所证实。在1945年夏天的一个新闻片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对明显生活优越的年迈夫妇在柏林瓦砾堆旁的菩提树下大街散步。这位老先生一次又一次地被年轻女士搭讪，以至于他年迈的妻子不得不费力地将这些女人赶走。估计这个场面是人为安排的，但它却将该现象描绘得如此有声有色，使它在人们的脑海里如同幽灵般挥之不去。 在战争中阵亡的德国士兵的数量远超过500万。还要加上直至1945年9月底仍然在西方战胜国的战俘营里的650万男人。另有超过200万的被俘士兵在苏联的兵营里忍饥挨饿。直到1950年性别比率依然为1362名女性对1000名男性。乍一看人们还不觉得这有啥可大惊小怪的，可是如果把目标集中到适婚年龄群组来看，问题就尖锐化了。凡出生于1920年至1925年之间的年轻男性，至少五分之二已战死疆场。大城市的性别比例从数字上看尤其明显失衡。正如在柏林口口相传的那样，六女对一男，总之这非常接近所感受到的事实。 “六女争一男，六女争一男”，这个经常被重复，具有暗示力的句子在1948年首次上映的废墟电影《柏林谣》(Berliner Ballade )里几乎贯穿了整个声带，有时这是一个预言，有时则是一种恐惧的臆想。在电影里格特·弗勒贝(Gert Fröbe)饰演一名瘦弱不堪的战争回归者，像一个惊诧不已的幽灵一样穿行在被摧毁的城市里。在柏林中部的瓦砾沙漠中，他居然还真找到了他家的房子。房子虽破却还矗立在那里，可是他的住所早已成了“霍勒太太的情爱中心”，他被授知了新的道德风俗。于是奥托这个角色只得重新逃亡，在柏林东奔西撞，并且被超现实的意象所折磨，即六个健硕的女人争夺着他那瘦弱的身体。“女性过剩，女性过剩！”这句画外音回荡在影片里。有一晚奥托被这个声音吸引到了柏林的一个公园，那里挤满了情侣，就像50年后的爱情大游行。他们坐在树下或树墩上，有一对还奢侈地拥有一辆美国的吉普车。这对男女使足了力气交谈，却彼此前言不搭后语，她用德语努力描绘着婚礼的场面，而那个美国大兵则用英语讲述着他父亲在底特律的屠宰厂和罐头厂，他们彼此听不明白，却各自掏心掏肺地喃喃自语。“成千上万颗心在寻找爱情，可众人却如此孤单。”当这个回归者继续在公园里瞎撞时，影片的声带发出微弱的背景音乐。“成千上万颗心依然孤独，而寻找却从不停止。”然而即使是“我有一张旧的防空袭床，那里的美梦妙不可言”这样的诱惑性呼唤，依旧无法让一个饱受惊吓的普通人去跟一名放浪女子滚床单。 18.在困难时期女性之间久经考验的团结渐渐消失。随着第一波初级富裕的到来和刚与男人定型的关系，女性间的不信任也在滋长着。当初在舞池里通过击掌共同分享稀少的男性舞伴的情景已成为过去，尤其是那些因丈夫阵亡而守寡的单亲少妇们更是有抢走别人老公的嫌疑。一位阵亡士兵遗孀的女儿回忆道：“对我来说，看到自己的妈妈如何被那些‘健全’家庭所避开是一种很糟糕的经历。她日后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们这些阵亡将士的遗孀反正不会被那些夫妇们所邀请。我们完全被排除在外。人们多多少少地避开我们这些单亲女性’。……毫发无损的人们把自己和饱受摧残的人群分开，没有丈夫的女人成了边缘人群，被治愈好的人群和受到永久性伤害的人群之间的鸿沟是无法逾越的。我的母亲只能和其他的战争寡妇们建立起友情。” 随着气氛恶化程度的上升，生活正常化的程度也同步提升着。紧跟着离婚浪潮的是结婚的浪潮，刚刚建立的家庭搬入新建的公寓并开始稳固有序的生活。而这时候还是单身的人们很可能永远就是孤身一人了。 战争结束后的离婚率是战前的两倍，并于1948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同时寻求新伴侣的人数也在增长。在离婚浪潮的后面是前所未有的婚礼繁荣景象，它导致了1950年“婚介市场近乎资源耗尽的状态”。处于1922年至1926出生年龄段的男性几乎达到了100％的结婚率。与此平行的是妇女在劳务市场中机会的下降：男人又重新恢复了“一家之主”的地位。 19.1952年由阿图尔·玛丽亚·拉本纳尔特(Arthur Maria Rabenalt)导演的电影《阿尔劳娜》(Alraune )[插图]里，希尔德加德·克内夫扮演的阿尔劳娜直接将四个爱人推向了死亡。在电影里她代表了人性中的原罪，而她对此却无能为力：比如当一个健壮的工头在她窗下的一口井前冲洗裸露的上身时，她挑衅地用樱桃扔他；还有她手持马鞭站在她下一个受害者面前，以及她伤心地坐在水塘边，因为又有一个人死了，这真令人难以置信。最后她并未驶入幸福婚姻的港湾，让一位有钱的阔佬当成宝物般供奉着，而是带着她的孤独执着地进入了影片黑暗的结局。 战争的特征总是在情爱之中再三凸显。在好男人优雅的面具下隐藏着攻击性和狂妄。在1951年5月出版的男性杂志《他》(Er )里有一篇名为《情场军校》(“Kriegsschule der Liebe”)的文章。 20.美国的军队领导层曾下令其士兵要行为端正，但对德国人则要着重不表示出友好。在其占领方针里他们将德国平民形容为阴险，恶毒和危险的禽兽不如者，在能够以信任感接近他们之前，必须要经历一场严厉而且持久不懈的再教育过程。这和苏联人不同，根据其法西斯理论他们将德国人民看作是纳粹权力精英的牺牲品，美国人则始终强调了纳粹政权的群众性本质。对他们而言，大多数的德国人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及出于信仰的病态凶手。 21.在寻求一个美国大兵的行为里也隐藏着一种文化或亚文化因素。对这些年轻的妇女来说，这意味着从德国的生活方式，从这种时常束缚着她们的污浊环境中解脱出来。大多数的德国历史学家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愿去想象人们对陌生的异国事物的渴望，也不愿意去想象可能正因如此才使得美国士兵具有吸引力。在他们看来，人们不仅仅出于对巧克力的喜爱，而是可以出于其他原因而受到美国士兵，甚至是黑人士兵的吸引，这是根本无法理喻的。对这种通敌行为，“纯粹的物质匮乏”是唯一能被人所接受的动机，把此类事件看作是对民族的背叛，这类冲动似乎依然沉睡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一旦谈到战后时期的妇女，历史学就开始运用统计数字。历史书中充斥着大量关于经济局势、就职以及在党派和协会里参与工作的数据和表格，却很少谈及生活的乐趣。这种将和盟军士兵的交往缩减到纯粹的物质层面上的狭隘看法，把女性变成了悲惨生活中的被动角色。假如更深入地关注她们对美国人的狂热，那至少会部分地承认她们是自己生活的主体。然而即使是女权主义学者，也更乐于把女性看成是牺牲品而无法从其欲望中获得什么乐趣。 这也使后来的人们很难认识到，这些美国士兵的情人们是德国与美国友好关系的先行者。事实上在走向西方的漫长路途中，她们就是先驱，是我们共和国走向自由化的先锋人物。就从精神上让德国人复员的过程而言，她们不带政治色彩的，纯私人性质的行为使我们忽视了她们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无论那些在兵营四周的村庄出现的舞场有多么的破旧和无趣，正是这些薇罗妮卡·多谢们替过去的历史画下了重重的句号，她们做得如此彻底并往往充满了很多爱意。 有关被占区里的爱情故事的想象力如同星星之火蔓延开来：在汉斯·哈贝的小说《禁区》中一位美国犹太籍的少校爱着一个纳粹高官的夫人：在他流亡国外之前，早在学校里他就爱上了她。一名来自得克萨斯州带有受虐倾向的军官看上了一个集中营指挥官的妻子。一位德裔贵族小姐给一位美国上将当家佣。不过一旦其夫人驾到，就有好戏看了。 22.现代社会的人们认为好感和算计之间的交织早已被克服了；而这篇《女性》文章所指出的正是它的依然存在。在对婚姻伴侣的选择中，战后年代的艰难使对物质利益的算计再次以无以复加的清晰度浮出水面，甚至经常是以史前级别的维度出现。至于一段关系是出于困境还是出于单纯的爱情才建立起来的，并不是其中最令人关注的，而是两者之间这种兼容并蓄而又难以调和的度。玛尔塔·希勒斯的日记就提供了一个最简单粗暴的例子。在军事高层里找一个领头狼来保护自己免受那些平庸粗野之狼的紧追不舍，她的这个冷酷决定符合远古时代的择偶方式。在兵荒马乱年代里找到了某种保护，使她自己都很吃惊的是，感激之情如何变为一种温柔的依赖之感。而这就是狼性主宰的时代；这位女性作者自己感受到这是动物本能的遗传，它在交配行为中得到延续并保证了她本人的生存。 把自己理解为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汇集之地的杂志《对》(Ja )在1947年6月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与盟军相处之道》(“Umgang mit Alliierten”)，它主张在战败者和占领者之间要有一种“更为开放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应是减少军事胁迫，并且更多地要靠被“希特勒主义所践踏的”人性。在薇罗妮卡·多谢的身上，作者看到了一个作为占领者和德国人之间和睦相处的榜样： 无数妇女和少女在对方的怀抱中发现了这样的关系。这是可以想象的最人性化的联系。我们不带任何幻想地知道，多少在战争年代无法被满足的渴望——丰足的厨房，历经战争保持下来的好身材，在此时此地要比人性之美德占据着更为优先的地位。还有营养更为丰富的午餐以及秘密搞到的食品救助包裹，决定了许多和盟军士兵的新关系，这些在人类的临时过渡期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这种带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既隐晦又非正统的混杂思想中，这位作者将占领区士兵的爱情看成了“马歇尔计划”(Marshallplan)的一种色情对应物。只有那些因为“缺少机会、天赋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无法走上这条通往盟军的自然之路”的人，才会对此类关系持有异议，并因其嫉妒和怀疑心而危害“对世界的普遍理解”。所以，对理智的强调和政治觉醒的悲怆齐头并进——这是一个深谙机会主义的疯狂宣言。 假如细看统计数据，也就明白了爱情与算计是怎样亲如姐妹、不可分割的。尤其在农村，这类“以利益为导向的择偶”变得十分明显，农民之间的传统理性婚姻本来就一直是代代相传的维持生计的组成部分。1000万被驱逐者试图在巴伐利亚和德国北部村庄根深蒂固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在这些乡县里，选择配偶的半径以前仅限于当地居民，而现在这里涌入了一半的西里西亚人和波莫瑞人。结果呢？虽然有过很多爱情和交往的故事，但是仍然很少发生一个年轻的农民把一位可怜的新来落户的姑娘娶为妻子这样的事。说到底，娶一个带着一份丰厚嫁妆的当地农民的女儿才更值得。相反，被驱逐者中的男性情形则完全两样。他们在农村婚姻市场上很抢手，因为有了他们，家里就又增加了一个劳动力。此外，农民的女儿嫁给一个简朴知足的流离失所的男子时，还能省下一部分嫁妆。被驱逐的男人们尽最大所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尽管有着本土宗族主义的想法，但他们宁愿嫁入德国北部的农民家庭，也不愿把自己与那些曾一起逃亡，一无所有的女子捆绑在一起。被驱逐者中的女性才是婚姻市场的绝对输家，统计学清晰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从浪漫的角度来看，德国人彼此之间这种对婚恋的患得患失令人恶心，但这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反感，反而是女性对战胜国成员的献身却被看作是一种腐败的背叛。 23.最要紧的就是别让它们落入他人之手。经常会听人说起，人们稍后一旦略微恢复理智，就在回家的路上直接把这些曾用拳脚抢来的东西扔掉了。 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曾经报道，在法制完全真空的日子里，被抢劫的物品价值高达好几百万盟军马克。据说在储存仓库里人们在糖粉里踩踏，奶酪从货物火车站滚到马路上：“贪婪再也无法遏制。”[插图]在阿兹贝格地窖[插图]里葡萄酒桶被撬开，多名估计喝得烂醉的妇女淹死在地窖中深及膝盖的酒里。多么怪诞的死亡啊！她们在战争中幸存，却在终于到来的休战中死于红酒的海洋里。 对几天几周后到底会发生什么的极度不确定感导致了过度疯狂的抢购行为。人们碰到什么就攫取什么，而同时自己的战利品又很快被身边的同胞所掠夺。为了缓解压力，盟军的军事行政管理部门主动打开已被占领的储存货仓，任人洗劫。 24.在其1946年7月18日刊载的社论中，《时代》周刊主编恩斯特·萨姆哈伯(Ernst Samhaber)确认了“丛林法则”的生效。他认为：“在德国，我们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里。”在一个世界里，人们尽量仅仅依靠自己的食物配给卡挣扎求存，在另一个世界中则充斥着黑市交易和非法的勾当。“只需在德国主要城市乘坐有轨电车或火车，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区分这两个世界的人。我们看到了来自货币价值世界的那些消瘦、饥饿的面孔。这是些不幸的人，他们几个月以来必须依靠每天1000卡路里维生，是一些体内耗空和有着饥饿性水肿样子的人。在他旁边坐着来自有形资产、以物易物世界里的人，我们甚至不必说‘黑市’，他身体溜圆，充满活力并且轻松愉快。今天，在电车中点上一支雪茄烟的任何人都属于这个超越法律规则的世界。”萨姆哈伯继续说，世界上一直有两个世界，但是在过去，这些不法之徒会寻求黑暗的保护。“今天这个地下世界跻身到了光天化日之下。更糟糕的是，它对残余的有产阶级世界有着一种危险的吸引力。这个无法无天的幽灵在四处游荡，吞噬着曾经隔离着混乱与秩序的那一堵越来越狭窄的墙。” 25.当境外人士将德国的崩溃视为德国人重新社会化的机会时，境内的德国人却刚刚开始对德国陷入集体性犯罪而感到担忧。当现今的我们如此轻描淡写地说出“肇事民族”这个词时，德国人曾觉得自己是在战后才成为罪犯——因为他们偷窃了土豆和燃煤。至于他们仅仅在德国就洗劫了50万犹太人，将他们驱逐出其住所并且最终杀害了他们中的16.5万德裔犹太人，在所有的针对战后法制意识之沦丧的思考中，这些事实根本就没有被作为众多理由之一而被提及。在战后这一时刻，根本就没有一个人会想到，他们所惧怕的文明之沉沦在这之前其实早已发生了。 而生活还是一如既往地前行。被泯灭的良知做出一种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饥饿指挥着下一个脚步，对那些流民的恐惧重新激发了康德所言的绝对范畴律令并修改了道德本身的力量。扎普——扎拉普、倒弄东西、获取猎物、弗林森，这些都是用来相对化和自我原谅的词汇。在将他人之物占为己有时，人们在偷和盗之间做出了细微的区分，这两者之间的权衡利弊只是用来捍卫自己的占有物。同样是一块燃煤，假如它被一个人所私自占有，那么比起在货车上属于一个抽象机构的燃煤，它就会受到更多集体的法制意识的保护。那个从货车上将燃煤拿走的人只是在弗林森，而那个从私人地窖里拿了的人就是在偷窃。这些战后年代的人们喜欢把自己比作动物，有好有坏：从农田里拿走土豆是积攒粮食的仓鼠，从囤积粮食者那里抢走食物的人就是鬣狗。在仓鼠和鬣狗之间徘徊的是那头令人难以捉摸其社会属性的狼，哪怕是一头失群的孤狼也和一整群狼一样臭名昭著。 尽管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大部分元素都随着战争的失败而消失了，可是看来毫无政治意义的“操守”却作为准绳被保留下来。“操守并不排斥机灵和狡诈”，1952年库尔特·库森贝格在其为《新报》杂志所写的，几乎如同挽歌般的关于战后苦难的回忆文章中提道：“就在这种近乎强盗一样的生存环境里依然盗亦有道，它也许比今天的铸铁一般的良知更具有道德。……［我们的］任务是：不忍饥挨饿但也不失体面。一个母亲拿走女儿［配给份额下］的一小袋食糖。一个主人和客人分享自己最后一点脂肪，不去想自己明天靠什么度日。那个时候要行善事比起今天更难，却更让人有幸福感。每一次奉献都是从自己的口中夺粮……神圣的圣马丁到处都有。” 在困境中产权其实并未消失，而是被重新定义。对于民众的正义感而言，所有无法被确定为某具体个人的财产都被划入广义上的公共财产之中，并被他人看成可被征用之物。即使是寓所门上的姓名牌也只能对这个公寓提供有限的保护。一个房客的长期缺席导致家具和家用物品的所有权受到侵蚀，从而转为共同财产。这位所有者可能早就在战争中丧生；对许多人来说，搬入其居所，在那里寄居下来就像是自我执行的非手续化的行政资助一般。国家已如此分崩离析，以至于每个人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国家的执行者。 26.一尊希特勒的半身雕像被一名黑人士兵买下，而人们因此感激涕零地换取到了三板巧克力时，那一刻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去纳粹化的时刻，比任何演讲或布道坛上的讲话都更加有效。 27.就在有些人靠做黑市买卖果腹，并越来越穷之际，另一些人却像唐老鸭一样游弋在钱堆里。美国士兵通过转售为他们进口的粮食，使自己的军饷增加了十倍。他们通过一个从港口到军营的大规模精细分配系统运作，而且几乎所有级别的军官都参与了。英国人、法国人和俄罗斯人按照相同的方式运作，但数量略少些。 德国的倒爷们组织得并不比他们逊色。人们在黑市可以搞到被倒卖的工业和手工业品，这都是被经销商和生产商从正规市场中扣留下的商品。例如，在1948年3月，布伦瑞克警察在一家贸易公司的墙壁之间发现了2.8万听罐头肉。在汉堡，缉获了3.1万升葡萄酒，148吨水果和15吨咖啡，这里只是截取了每天非法出售产品的极小部分。在市场上，也有几乎不回避任何非法手段的地地道道的犯罪分子，他们会大规模伪造食物配额卡或抢劫发放这些配额卡的处所。然后，这些配额卡在黑市上被成捆地销售。它们是过生日时很受欢迎的礼物——好比如今亚马逊礼券的雏形。但是，要获得这样的爱心礼物，就必须与这些在黑市上起着主导地位的各类奇葩人物打交道。这些人总是打扮光鲜，即使有点不合时宜，他们总是在嘴角叼着香烟，鞋子擦得锃亮，将帽子调皮地推到脑后或拉低，时髦得从头顶到脚心，就这样他们四处闲逛，把自己当成汇集信息和各种商品需求的情报中心。 单单在柏林就有60个黑市地点，它们起始于最出名的亚历山大广场，直至红灯区较小的黑市。据物资局的估计，在柏林至少有三分之一，有时甚至高达一半的商品流通是通过非法黑市完成的——这个比例明显表明，对战后年代的德国人来讲这些不免偷偷摸摸的采购行为是无法避免的。 人们一旦进入黑市，就得跟人打交道，对人的鉴别能力就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一个由“怀疑文化”主导的、培养人性甄别能力的速读学校。人们必须仔细打量对方，在其脸部表情上找出值得信任或值得怀疑的信号。人们就是这样尝试着寻找残存的正派和公平，假如连这些都没有的话，任何生意都是无法长期存在的。只有在黑市里，卖方才会经受比商品本身更细致的检验。 要接近这些黑市的转运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黑市没有固定的摊位，除了少数例外，例如慕尼黑著名的默尔大街(Möhlstrasse)，沿着这条街有一长排破烂的小屋和棚屋，它们一点都不起眼，尽管里面堆满了大量的商品财富。其余情况下黑市只是由人组成的。他们在那里走来走去，偷偷摸摸地告诉别人他们可提供的货物。或者他们成群地紧紧站在一起，人们需要一些勇气才能挤入其中。一些参与者看上去特别奇装异服，尤其是那些想交换珠宝的妇女们。她们直接将饰物戴在身上，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柜台，从而避免了自己与陌生人的直接对话。在集体记忆中保留下来的还有商人的长大衣，大衣的内衬上附有成排的手表、珠宝、奖章等类似物品。为了提供这些商品，他们将大衣打开的姿势很像暴露狂的猥亵举止——这也是由黑市引出的众多性联想之一，这使得对黑市的造访成了一件令人不堪的非礼之事，抑或正因如此黑市才格外吸引人。 黑市注定是一个必须近距离接触的环境，许多参与者对此感到不适但仍须克服。新来的人都会感到尴尬或无所适从。交换者之间的距离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们形成了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阴谋圈子，使其他人感到被排斥在外。人们不得不先设法挤入这个圈子，才可以让自己很快地和他们一样近距离地窃窃私语。挤得最紧的是在检查货物的那一刻，人们用手指触摸并嗅探着。怀疑是对的，因为所提供之物经常被伪造或早已过期。人造黄油中混杂着车辆润滑油，袋装土豆中经常被掺入石头，不可食用的漆木油被充当食用油出售，而烧酒有时来自医学和自然历史机构的解剖展示玻璃瓶，里面原先保存过各种器官、胎儿和动物。而且没有地方可以让人投诉。也许正是多年后对这些经验的反省，联邦共和国后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国家之名委任机构对产品做比较和测试的国家，这个机构就是商品（货物）测评基金会 28.重演人类发展史上的货币交易对黑市而言更为实用。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传统货币在这里被香烟所代替。由于禁止在士兵和平民之间进行美元交易，并且由于即将进行的货币改革，帝国马克变得愈加不安全，因此香烟代替了钞票。香烟成了战后时期的贝壳类货币。它们的价格虽然波动不定，但依然是那几年较为可靠的确定性之一。作为货币它其实非常适合：体积小，易于运输，堆叠和计数。它像捆成一捆的钞票一样以小包的形式出现。作为其本质之一，它比货币更具有稍纵即逝的特征：就在吞云吐雾之间，那些换来的香烟使家产灰飞烟灭。即使到处可见它们在烟熏火燎，实际上它们却总是奇缺。作为支付手段，香烟本来就具有的超强魅力更增添了一种超常感。 29.由于香烟被当作货币使用，吸烟者就如同一个烧钱的人。吸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愈加成为一种活在当下的快感，它让人战胜了对未来的思虑。女性也想分享这种逍遥之感，这一来，“德国女人不吸烟”的口号终于成为过去。1948年货币改革后，超级性感的女人出现在香烟广告中，她们像自恋的蛟龙一样呑云吐雾。1950年，来自巴伐利亚州蒙特哲拉(Montgelas)家族的一位伯爵夫人像同谋者一样对杂志的读者们微笑着说：“一个把舌头都抽麻了的人是永远无法品尝出一支费纳斯香烟的味道的。” 不过一开始，人们对此事就持以较为务实的态度，甚至认为香烟可以暂时抑制饥饿。这也是德国在官方压力下种植越来越多烟草的另一个原因。在苏联占领区，战后一年中烟草的种植面积增加了60倍。这个举措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它既削弱了黑市贸易，又安抚了饥饿的人们。 30.对于德国人来说，黑市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种学习经历。在充满怀疑和好奇心的氛围里，这是一所学习与人沟通的学校。对于当年在纳粹统治下被狂热化的集体观念来讲，它所提供的极端市场经验是一种彻底的修正——这是被大家长期铭记的一个教训。历史学家马尔特·齐伦贝格(Malte Zierenberg)写道，黑市的这种无规则化“奖励了狡猾之人并惩罚了软弱者”，它创造了一个经济领域，“在那里显然人再次变成了他人的狼”。对50年代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性猜疑正是发源于此，其腐朽本质来自不信任。还有50年代那令人感到诧异的对秩序的崇拜，其根源也来自非法贸易对人的逼迫。然而，其他人则看到了其带来的机会而不是对自己的强迫：“在配额制导致的饥饿海洋中，它看上去是自由，是个人进取和求得生存的最后堡垒。 31.当一位衣着破旧却依然贵气十足的女士背着一个有着12个支角的鹿头走近一个男人并向他兜售时，市场创造出了一种‘虽然凌乱却大胆的诗意氛围’和一个‘凝重的超现实主义’。”  柏林黑市上的男孩骄傲地分享他们最主要的硬通货：幸福牌香烟。 只有将它与其对立面，即通过食品票券建立的管理系统联系起来看时，黑市才具有彻底的指导性意义。一方面是原始市场力量的野性博弈，另一方面则是人均配给量的理性分配。一个人在两个不同系统之间的平衡动作着，总是在同一天经历这两种情况：短缺经济下的国家管控和不受限制的无政府式市场自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分配逻辑都有各自极其严重的缺陷。这种每天都要用艰苦实践体验出来的社会学，解释了西德人后来对“社会市场经济”体系所表现出的坚定忠诚，该体系从1948年成为新成立的联邦共和国的专利口号。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像是一个魔法公式，因为它调和了两个方面：一个关注每个人都能获得基本所需的照顾国民的国家和一个由需求控制并着眼于客户利益的自由市场体制。 短短几年的黑市确保了“社会市场经济”成为世世代代的忠诚信条。该体制“之父”路德维希·埃哈德(Ludwig Erhard)，联邦共和国第一任经济部部长，继阿登纳尔之后的第二任总理，成了经济起飞的标志性人物。他那巨大的头颅立在一个相当厚实的身体上，中间几乎没有脖子，从耳朵正上方开始的偏分头；聪明和狡猾隐藏在巨大的舒适感之中。他最有特色的标记：抽雪茄。从路德维希·埃哈德起，香烟货币的时代就标志性地结束了，香烟终于可以摆脱其无法负荷的社会代码意义。而埃哈德的丹内曼(Dannemann)粗大雪茄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新时代的标志。人们不再火烧火燎地抽着烟头，好像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似的，而是悠悠然地吞云吐雾。 32.克里斯·豪兰照着命令打开了信封并宣读道：“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事政府颁布了第一个重组德国货币体系的法律，该法律于6月20日生效。迄今有效的货币根据本法退出流通。新的货币叫德国马克。原有货币，即帝国马克从6月21日起失效。” 几个月以来，许多德国人都在期待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人们一次又一次地传言着货币的停止使用。因为没有人再信任帝国马克了，所以每个还持有过多帝国马克的人都试图将其换成实物资产。除了数百万遭受饥饿之苦的人之外，还有很多德国人拥有花不完的帝国马克，他们花天价过着其实非法的奢侈生活。对帝国马克的不信任导致商人们囤积了越来越多的商品，以待有着更多未来前景的新货币出现的那一天。在1948年的初夏，由于不断流传着关于这未知一天即将到来的各种谣言，商店几乎空无一物。 现在这一刻终于来临。这一天当中，英国三军广播电台的听众们逐渐得知有关该程序的详细信息。他们可以在6月20日那个星期日到食品配额卡的发行地点，以60帝国马克换取每人40德国马克的人头定额。一个月后，他们将以一比一的交换比例再获得20德国马克。而其余的帝国马克现金资产将变得毫无价值：1000帝国马克只能换得65德国马克。 就这样，大约93％的帝国马克的存量被无替换销毁。储户们只剩下其原先财富的6.5％。人们对于这个“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财富没收”的抵制却颇为克制。根据《明镜》周刊的一份报道，只有黑市交易者表现出对这项改革的抗议，他们本能地精确预见到了此项改革的效应。在截止日期的前一天，“大约40个黑市商人在科隆中央火车站前游行。他们戴着白色鸭舌帽，带着骆驼牌香烟、烧酒和写着‘黑市商贩求改行培训！’的大海报。星期天下午，他们气愤地站在科隆埃格施泰因城门（Eigelsteintor，类似特里尔的罗马式黑城门）前，分别以60芬尼和30芬尼的价格兜售美国香烟和德国的博斯克牌(Bosco)香烟。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周日，生意几乎无人问津。” 33.货币改革在心理上的影响如同一个辉煌的起跑点。仅仅在德国人感到自己有可能或必须从头开始的三年之后，货币改革似乎第二次重设了历史的时钟。几乎没有人能逃脱这一精心策划的开端的魔力。这次重启在大众心理上的成功还包括一个平等因素：货币改革通过为所有公民配备相同的60马克财产，令其积蓄极度贬值，就像在大富翁游戏中一样使大家一起“回到起点”，它就此创造了一个机会均等的魔力，这是联邦共和国至今仍然具有约束力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乎没有其他实体能像大众汽车那样对此做出更为雄辩的讲述，尽管（或者正因为）大众汽车是阿道夫·希特勒最喜欢的项目。 沃尔夫斯堡，人工种植园 甲壳虫汽车承载着这头狼。直到进入60年代，每辆大众汽车都在它引擎盖上携带着一匹狼行驶。更准确地说，是“一只金色的，长着蓝色舌头的，回眸凝视的狼”，它在“一座大门紧闭的银色双塔城堡的城垛围墙上向右走去”。沃尔夫斯堡市(Wolfsburg)的法规明确规定，在每个甲壳虫的引擎盖上都得可以看到沃尔夫斯堡的市徽。它看上去有着恰到好处的古旧，但其实它是直到1947年才被美术老师和徽章学家古斯塔夫·弗尔克尔(Gustav Völker)设计出来的。因为沃尔夫斯堡的一切都不是古老的，甚至连名字都不是。这个叫沃尔夫斯堡的地方是在战争结束后才存在的，更确切地说是从1945年5月25日那一天开始的。在那之前，它被称为“法勒斯雷本(Fallersleben)附近的KdF汽车之城”，1945年，甚至连那里的居民也不认为它是一座城市。就连真正的居民也无从谈起，因为沃尔夫斯堡的那些破破烂烂的营房所在地在1938年之前只不过是田野、树林和草地。人们说，沃尔夫斯堡的每个人都是外来者。 34.在向北部推进期间，他被任命为心理作战师新闻部的负责人。1944年9月占领卢森堡后，他立即接管了技术上极为强大的卢森堡无线电广播电台，并使其成为一个诱导敌方的出色要塞。10月底，亚琛成为第一座被占领的德国大城市。从那时开始，哈贝被命令应立即在每个被征服的主要城市创办一份报纸，以便让美国人获取社会主流媒体的话语权。他最重要的搭档是里奇男孩汉斯·瓦伦贝格(Hans Wallenberg)——前《柏林午报》(B.Z. am Mittag )主编的儿子。1945年4月起，从《科隆信使报》(Kölnischer Kurier )开始，16家新报纸在其所在城市停火后就立即开始运营出版。这只有通过一个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复杂流程才能得以实现。这16家报纸的编辑部取材受命于哈贝指挥下的一个中央编辑部，它坐落在巴特瑙海姆被没收了的布里斯托尔酒店。报道手稿每天都通过飞机或吉普车运到各地的报社编辑部。 35.带有可移动桌面的肾形桌：桌面下可放电唱机和收音机。它纤细、分开的桌腿和之前实心橡木的“帝国总理府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轻简式居住对穷人和富人产生了同样的影响力。为了视觉上的轻便感，克诺尔国际家具公司(Knoll International)昂贵而优美的书架完全省去了侧面的支撑板。 36.作为犹太人不得不于1933年逃离德国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当时是犹太文化重建组织的董事，她曾经为好几个美国机构报道过“纳粹统治的后果”。她和阿多诺同样于1949年从美国回到德国，这位曾经流亡海外的女士——即使只是进行为期半年的访问——亲身经历了德国人无法谈及对犹太人迫害的事实，并将此看作是一个对她本人存在的否定。在被四方政府所控制的柏林，她体会到很多自由精神而且几乎没有感到丝毫对战胜国的敌意，她确认那里的公民依然“对希特勒恨之入骨”，但她对柏林之外的德国其他地方的精神面貌感到震惊。广泛的冷漠、普遍缺乏感情和明显的冷酷无情只是“一种最为明显的表象，它的内部原因是一种时而粗暴的拒绝，即不愿对过往真实历史给以正视和接受”，这种拒绝根深蒂固、顽固不化。深重悲伤的阴影笼罩了整个欧洲，可是它偏偏没有笼罩在德国。在这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而忙碌的对现实的抵抗。这个被社会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米切利希和玛格丽特·米切利希日后所称的“无力哀悼”的状态将德国人变成“一群活着的幽灵，语言、论证、人的目光和人心的悲哀都无法触及他们”。 作为一种判断，汉娜·阿伦特的个人印象字字句句都是具有毁灭性的，因为它将战后的德国人从具有承担刑事责任能力的理性国际社会中除名，并把他们归并到了僵尸的领域。汉娜·阿伦特就在这群庸庸碌碌的尸体中独行——人们可以猜测到她在德国，尤其是在“［纳粹］运动之都”慕尼黑所感受的这种恐怖感。 在她的德国交谈对象中，汉娜·阿伦特找不到一个依靠支持。她形象地描写道，每当她向人表明自己是犹太人时，德国人的滔滔不绝如何瞬间卡壳。“通常接下来会有一个短暂的尴尬；随后，他们不会提出‘您离开德国之后去了哪里？’这种关乎个人的问题——也没有像‘您的家人当时遭遇如何？’这类的同情表示——紧接着的是一长串关于德国人吃了多少苦头的叙述。” 37.要理解那几年里德国人之间奇特的、完全无精打采并毫无激情可言的抱团现象，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陪审法庭程序的一个特殊之处：举证责任倒置。不是检方必须要提出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而是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的清白。这就从理论上排除了因缺乏证据而导致的无罪释放。这样做的理由其逻辑是令人信服的：一个纳粹党员仅仅因为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成员的事实就已使自己有罪，现在要证明自己无罪，那么他就必须自己来陈述理由。 38.奇迹般的自圆其说 大多数德国人集体同意将自己视为希特勒的受害者，这对于数百万被杀害的受难者而言是一种难以承受的狂妄。从更高的历史正义角度来看，这个主要通过对加害者的宽大处置而做出的自我卸责，对受害者而言是令人愤慨的。但对于西德建立的民主制度来说，这却是一个适宜的，估计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先决条件，因为它为新的开始奠定了精神基础。正是由于坚信自己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人们可以借此卸下自己对这个已灭亡的政权曾有过的全部忠诚，而且他们不必为此感到不光彩、怯懦和投机取巧。无论东德还是西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得不将自己置于旧敌的保护之下，这就使得这样的观点更加成为必要。无论是在东德的德俄两国之间的友谊，还是联邦德国与西方盟国之间的友谊，这两段友谊的构建都借助于这种受害者叙事，而这种叙事的登峰造极之处在于，德国人最终声称他们在1945年获得了解放。 由于坚信自己曾被纳粹欺骗和利用，每个纳粹分子意识形态里的那个炽热信念看起来似乎早已被烧毁殆尽，而且他们能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置于民主的号召之下，就仿佛他们通过对自己刻苦的反省就已奇迹地完成了自身的去纳粹化。这个在社会科学中被称为“受害者角色的自我认定”(Selbstviktimisierung)的说法，即以无以复加的言辞互相冠以的受害者命运，使大多数德国人不再认为有义务直面承担以他们的名义所犯下的纳粹罪行。 39.哲学家赫尔曼·吕贝(Hermann Lübbe)在1983年恰如其分又带着悖论地将这一现象称为对过去的“交流性沉默”(kommunikative Beschweigen)，正是这一现象使之前坚定不移的千百万纳粹分子得以融入一个在宪法和自我认知上已使反法西斯主义成为共识的社会。吕贝将这种沉默清醒地描述为一种“将战后的民众转变为联邦共和国公民的社会心理上和政治上的必要媒介”。他的这一说法被理解为对历史的压抑排挤进行辩解，并遭到了强烈的抗议。然而近些年来，一些专注于对纳粹罪行及其否认罪责的政策一丝不苟地重新评估的历史学家们也提出了这样的论点：“对大批‘追随者’的政治赦免和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不仅必要而且也是无法避免的。” 在德国联邦议院的第一次讲话中，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就已谈及了这个关于对“有些错误和失足”给予赦免的问题，“这些都是由于战争以及战后混乱所导致的艰巨考验和诱惑”的后果：“如果联邦政府坚定不移地让过去成为过去，坚信许多人从主观而言不曾犯下严重罪行的话，那么它在另一方面也会坚定不移地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教训来面对那些动摇国家生存的人。” 40.阿登纳是一个勇敢的反纳粹主义者，他在第三帝国多次受到迫害并曾经被捕入狱。当他任命法学家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为总理府主任时，就把他所理解的宽大处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了。作为《纽伦堡法案》[插图]的撰写人之一，格洛布克在排斥和迫害犹太人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50年，他在联邦政府决策高层的重现引起了联邦议会一场激烈的争论，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令人感到羞耻的阻止刑事处置和妨碍司法执行的政府措施。面对格洛布克在总理府任职所引发的众怒，阿登纳曾做出这样的回答：“除非你有干净的水，否则你不能把脏水倒掉。” 41.由于我们对种族灭绝的行为记忆犹新，以至该记忆已成为德国文化的本质核心。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年的政治家和媒体为最难卸责的战争罪犯开脱时的那种理所当然的态度实在是令人惊诧不已。 他们甚至毫不遮掩地谈及“为去纳粹化的受害者提供赔偿”，或将被囚禁的战犯改称为“因战争而受到审判的人”。这和联邦总统特奥多尔·豪斯在1949年所说的“集体耻辱感”相差甚远。这种耻辱感最迟在争取退休金时就停止了。例如，前纳粹官员们成功地做到让他们为该政权工作时应得的退休金待遇不受一丝削减，即使是党卫队成员的犯罪行为也让他们从中获得了相应的养老金积分。当盟国起初拒绝了他们的退休金要求时，这些前纳粹精英们将其视为严重的侮辱。年轻的联邦共和国只能通过更正所谓的胜利者的正义来赢得他们的忠诚。回顾这种为纳粹罪犯重返社会甚至为他们的“补偿”而斗争的不屈不挠，以及这项政策所获得的广泛认可，不得不令人对当时大多数人的民主化能力产生怀疑。但是，他们政治上的代表并不接受这种反对意见；对他们来说，大赦的呼声并不意味着纳粹主义的延续，而代表着一个重新开始的坚定意志。对时代精神而言，一个人来自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走向何方。可是，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又怎么能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呢？如果不深究过去——包括法律意义上的深究——难道不是每个新的开始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吗？这些为纳粹凶手赦免的呼吁也许是出于同谋共罪的感觉（这也许是最善意的诠释），亦出于这些囚犯为大多数人代罪而受铁窗之苦的顾虑。《基本法》第131条规范了那些被解雇的纳粹公务员在社会上的重新融入，它的通过并未被当作纳粹思想的获胜而让人们喜大普奔，这说明了民众潜意识中的共同责任感。与之相反，对战争“责任者”的接纳则发生在一个心照不宣的前提之下，即他们的纳粹主义就像社会多数群体的纳粹主义一样已经消亡。幸运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人对此进行深究和验证。靠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顺应潮流的宽大态度和良好的经济形势，旧日纳粹精英中的顽固分子得以受到遏制，虽然他们对规范的民主化始终感到如芒在背。 总之，大多数人对赦免的要求如此强烈，以至于社民党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将自己局限于务实的缄默不语。去纳粹化和民主化就像一对彼此仇视的姐妹。她们谁缺了谁都是无法想象的，但她们却又相互排斥。如按照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来看，一个名副其实的去纳粹化过程不曾有过，但是假如没有去纳粹化的发生，一个适度彰显民意的稳定的民主制度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走投无路，如果不是靠着对历史记忆的压抑和排挤，人们根本不可能从中破茧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