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迷思：压力文化中的心理创伤、疾病和疗愈

🎈即使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恶习也不会成为美德；即使人们犯过那么多错误，错误也不会变成真理；即使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精神疾病，也不能说明这些人是理智的。 ——艾里希·弗洛姆 🎈“文化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有毒的，既能育人，又能杀人。” 🎈疗愈不是确定的，而是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在地球历史的当下，疗愈也是必需的。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学到的一切都让我相信，我们都有疗愈的潜能。 🎈由于我们以碎片化的方式思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碎片。这种观察的方式导致我们把世界变成了真实的碎片。 ——苏珊·格里芬 🎈创伤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是发生在你内心里的事情。 🎈创伤是一种精神上的伤害，这种伤害存在于我们的神经系统、心理和身体中，并且在最初事件之后一直存在，随时都可能被触发。创伤是诸多苦难的结合，是由伤痛本身及伤痛强加在我们身体和灵魂之上的残余负担所共同组成的：让我们忍受无法排遣的情绪；决定了我们应对痛苦的模式；让我们在无意之中，不可避免地活在那些悲惨的、夸张的、神经质的剧本里；而且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伤害。 🎈如果不修通创伤，它就会让我们困在过去，剥夺我们当下的多彩生活，限制我们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创伤迫使我们压抑心灵中受伤的、不受欢迎的部分，从而分裂了我们的自我。在我们看到并承认创伤之前，它会阻碍我们的成长。 🎈创伤会损害一个人的价值感，破坏他的人际关系，妨碍他欣赏生活本身。在童年早期，创伤甚至能干扰大脑的发育。我们之后也会看到，创伤是人的一生中各种疾病的诱因和促成因素。 🎈情绪并非来自思考的大脑，而是来自与生存有关的古老大脑结构。情绪是生命与发展的动力与保障。强烈的愤怒会激活战斗反应；强烈的恐惧会启动逃跑反应。 🎈应激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威胁的直接反应，另一种是由外部压力或内部情绪因素引起的长期状态。急性应激是一种必要的反应，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身心健康，而慢性应激是持续不断的，会破坏身心健康。 🎈缺乏人际关系与吸烟、酗酒等风险因素一样致命，甚至超过了缺乏身体活动和肥胖带来的危险。 🎈我们不仅仅是存在着，而且是“相互依存”(interare)的。“没有独立的实体，”他写道，“只有独立的表象，而这种表象只有相互依赖才有可能存在。” 🎈事实上，基因并不是生命的语言，就像胡乱排列的字母或随机排列的词典不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音阶不是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的独奏一样。要使字母或单词成为语言，必须经过排列、发音、拼写变化、用标点表示停顿、强调或淡化。就像积木一样，基因组成了生命的语言，但只有通过表观遗传学的作用，基因才会被激活、强化，或者沉寂下来。 🎈换言之，经历决定了我们的基因潜能最终会如何表达出来。这就是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的字面意思就是，在基因的“上面”）领域的核心。 🎈症状通常出现在我有个人问题或情绪问题的时候。 🎈应激激素对免疫系统的扰乱作用，是患癌症的风险因素，这早已不是科学上的秘密。我们也看到了压力与创伤是炎症的主要驱动因素，而炎症是“癌症制造机”中的另一个核心部件。 🎈许多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炎症，它就像疾病发展的养料一样。我们发现，当人们感到威胁、不安全时，尤其是长时间有这种感觉时，身体就会本能地启动炎性基因。 🎈“人性的本质就是，我们不会特别受到我们本性的约束。”如果说我们会受到什么东西的约束，那可能就是人类的多样性；尽管听起来可能很奇怪，但我们神奇的适应能力也可能是一种负担。由于我们的本性很容易受到影响，所以不同的环境就会唤醒不同的我们——从良善到糟糕。 🎈我们的身体里有一些基本的需求和潜能。我们的天性如何展现，取决于这些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这些潜能是否得到了鼓励。这个道理适用于整个生命周期，但在发育过程之中最为重要。 🎈如果情绪是认知的基石，那么关系就是这块基石之下的地质板块。 #“心灵的主要建筑师是情感互动，而非智力互动。” 🎈要真正‘养大’一个孩子，就要让这个孩子充分实现他（她）作为一个人的潜能。 🎈心中怀着无条件的爱：这种态度能让孩子明白，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威胁到你们的关系，即使这种行为会引起一时的愤怒或需要纠正。有了这样的态度，我们甚至就能从更大、更宽容的视角看待孩子的“不当行为”——也许这种行为表达出了一种未被满足的需要，一种未得到倾听的交流，一种未经处理的情绪。 🎈1. 依恋关系：孩子需要与那些负责照料他们的人拥有深刻的接触感与联结感。 🎈2. 依恋中的安全感：可以让孩子放松下来，不必付出大量的努力，也能做真实的自己，呈现自己本来的面貌。 🎈3. 允许孩子感受自己的情绪，尤其是哀伤、愤怒、悲伤与痛苦。换言之，就是有保持脆弱的安全感。 #“情绪是成熟的发动机，如果孩子失去了柔软的感受，就会陷在不成熟的状态里。” 🎈情感上的安全感是成熟的先决条件，而这种安全感是在安全的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有一个基础，那就是无条件的价值感。一般而言，一旦孩子完全被同龄人的世界所吸引，他们就失去了主要与成年人建立联结的安全感。 🎈为什么逃避脆弱会阻碍成熟？自然界中没有什么事物能够不经过脆弱的过程就“成为自己”：最粗壮的树木想要成长，就需要长出柔软的嫩枝，正如最坚硬的甲壳动物也必须先脱壳、变软才能长大一样。我们也是如此：没有脆弱的情绪，就没有成长。 #逃避脆弱就是逃避自我。 🎈“欲望无疑是被制造出来的，正如那些用来满足欲望的商品一样。我们消费我们的需要，却不知道我们以为的‘需要’，其实是人为制造的。” 🎈如果我们迫切希望缓解所有这些状态所代表的痛苦……成瘾就会向我们发出呼唤。因此，痛苦就是核心的主题。难怪人们经常谈论成瘾给他们带来的良性麻木效果：只有处在痛苦中的人才渴望麻木。 作为一种逃避自我的努力，成瘾的内在逻辑就是不可逃避的感觉。我的处境实在无法忍受。放我出去。 🎈成瘾的三个主要特征是： • 能带来短期的解脱或愉悦，进而使人产生渴望； • 能给自身或他人带来长期的痛苦； • 无法停止。 🎈“基因决定了一个人对环境的敏感程度，环境则影响了一个人的基因差异的重要性。” 🎈“当环境改变时，一切就都改变了。” 🎈慈悲心是通往另一种重要品质——勇气的大门。 🎈“只有当人们感到同情的时候，”A. H.阿玛斯写道，“他们才会允许自己看见真相。”没有安全感，真相就不具有疗愈的力量。 🎈同情并不是要对任何人产生温暖的感受，包括对自己。这是一种态度，不是一种感受。感受会自行来去，态度则与之不同。在任何情绪状态下，态度都是可以催生、产生和培养的。这里所说的态度，就是始终对我们所注意到的任何事物保持不评判的态度。 🎈回顾过去不是为了沉湎于过去，而是为了放下过去。释迦牟尼说，当你知道自己的痛苦如何产生的时候，你就已经走上了解脱的道路。 🎈如果我们不能接纳自身的价值，即我们是值得疗愈的，那么疗愈就不可能发生。 🎈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由善意铺就的，而是由缺乏目标所铺就的。你越是更换标签、重新归因、更换焦点、重新评估，就越能自由地重新创造。你怕挫折吗？你猜怎么着？你肯定会遇到挫折。这就是生而为人的真相。 🎈归根结底，你能赠予世界的最美好的礼物，就是做你自己——这既是你的礼物，也是你的成就。 ——A. H.阿玛斯，《自我的真相》 🎈如果你要对这种与鸟、鱼、树、山和天空的疯狂爱恋负责，你就会有更多的驱动力、更多的引导。 🎈“在寻找属于你的特殊真相时，只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那就是学会耐心地倾听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到自己的路——这是你的路，不是别人的。” 🎈‘理性上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 🎈创造性是真实性的一种体现，是写作能力的近亲。 🎈一个人只能从这个角度来创造：“无论事情看起来如何，都有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要看清事物的原貌，就必须愿意，甚至渴望抛弃我们的幻想。 🎈感恩遇见

-_-和《空洞的心》不同，《健康的迷思》更關注文化缺陷（a toxic culture）給人帶來的痛苦。作者認為，西方的社會結構、信念體系和價值觀組成了一個“有毒”的環境。這個環境就像是一個被污染的培養皿，每個在裡面生活的人都中毒而不自知。毒素的類型包括但不僅限於嚴重的內疚、自我厭惡（如內疚、羞恥、自我排斥、自欺、自毀）以及對情緒的否定和壓制。最喜歡第四和第五part。第四part除了講女性生存狀態外還聊了美國政治生態對國民的影響——特別是一個人格有缺陷的政客對國民的影響（此處作者吐槽了川普的瘋並指出希拉里堅強背後的創傷）。第五part最療癒，也是我最喜歡的。其實療癒是一種方向，不是目的地；是地圖上的一條線，而不是一個點。它是一種自我尋回，讓人格從殘缺走向健全。 另外，慈悲和憐憫是不同的。 “慈悲”(compassion)這個詞來自拉丁語，意思是“一同受苦”。無論我們能否切身體會到他人的痛苦，最初級的慈悲心確實意味著與他人一同受苦的能力。這也意味著能夠意識到他人的掙扎，並且為之感動；他人的掙扎對你來說不是一種毫無情感色彩的事實。它和憐憫最大的不同有兩個:一是對他人的觀察視角(慈悲是平視，憐憫是俯視)，二是有沒有先入為主(只能看到自己願意看到的部分，表面同情實則自憐)。 就像作者說的那樣：“在某種程度上，憐憫總是帶有某種對於自己或他人的先入為主的看法。慈悲能指引我們制定出最好的社會政策，而憐憫不會為任何人賦予權力。如果我憐憫你，我就必須將我們兩人放在不平等的角色上，從想象中的高處俯視你的不幸。即使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之間確實存在著權力的差距（比如種族或經濟等級導致的差距），把這種差距看作我們之間永遠的基本事實，對我們兩人都沒有好處。對自己慈悲同樣是必要的，但它也有不健康的一面：‘沈湎於自憐情緒’就是一種舒適而泥濘的陷阱，讓人永遠為自己感到難過。自憐能給人一種安慰，因為這是把自己看作一個不幸的人，被命運所擺弄。自憐會強化我們心中的觀念，讓我們沈浸在傷痛里，阻礙我們為自己的看法負起責任，從而破壞了療癒過程。相比之下，對自己慈悲不會否認事物原本的樣子，也不會用層層觀念包裹住傷痛；它會說‘我很痛苦’。”

2025年读笔🖊️： 和月亮一起读《健康的迷思》，和她共读就像一场共渡，是一种精神上的互文与通感，我们共同面对迷思，也一同走向解惑之路，与作者对话，与彼此交换心得，也借此与内在的自我坦诚相见，感谢这些连接，让阅读本书的意义更为丰盈。 事实上，在初读阶段，我们一致认为标题里的「健康」或许更适合翻译为常态/如常，英文原名也确实为《The Myth of Normal》，因为书里反复阐述的底层逻辑是：许多被我们归类为“个人心理健康问题”的病症，其根源恰恰在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背离了人类本性的社会环境中。 我甚至觉得这一个小小的词义转换，恰恰是理解这本书的钥匙，与其去追问“你为何无法适应？”不妨凌厉地反问：“我们所适应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正常’？这个‘正常’本身，健康吗？” 如果滋养我们的土壤本身是贫瘠甚至有毒的，那么在其中生长出的痛苦、焦虑、成瘾与身心疾病，就不再是脆弱的标志，而是生命在扭曲环境中所做出的、可理解的生存反应。 作者Gabor Mate作为一个医生，不仅仅具备从医者的人文关怀，还试图将个人成长、身份认同与公共健康、社会文化深刻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完整认知闭环。 我由衷佩服作者搭建这本书的体系时所付出的苦心、智慧和情感，能时刻感受到阅读过程中他试图传达给我的深切共情，他在关注个人福祉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联系，也一直在带领读者理解我们为何会变成今天的自己，理解我们的身体如何忠实地记录了我们所有的战斗与逃亡，理解我们的情绪与病痛，不仅仅只是私人要面临的事情，更是时代与社会在我们身上投下的影子。

读到第四部分有感： 随着年纪的增加，我逐渐发现这个世界没有所谓“公平”可言。任何“主流文化”的存在，都天然地形成对少数群体的一种暴政。 “如果一个人对自我的定义是由他人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自我意识是由“我不是什么”来决定的，而不是由“我是什么”来决定。这样一来，“我是谁”就成了我对于自身定义的反应，这始终是对其他事物的反应。” 有人曾告诉我：“这个世界不拯救任何人，但也不会伤害任何人”。我想这是一种自我道德，通过对主体性的践行，形成了一种对外界与自我生命的中正的态度。但《健康的迷思》 告诉我们这个真相更宏大的另一面——人类（资本主义）文明正在系统性地，持续地制造创伤，并使处于创伤中的群体陷入结构性的不利地位，这种处境真切地影响着个体的健康。 言说一种不被看见的处境，需要面对难以想象的羞耻和危险，而更多的情况是：“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生气，就不会去和有责任的人交涉（更别说向环境/大他者本身归因），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哭泣，我们吃东西，我们有1000种不同的方式来安抚自己。” 这背后有一个极荒谬的原因——人类通过定义“健康”这件事本身，把一部分人驱逐出“健康”之外。如果说我们关于健康的观点本身，就来自经济/社会系统运行下的幸存者偏差，那么我们缺乏相应的语言、视野来看见自身和他者的处境，也就不足为奇。 如作者所言：“我开始相信，在当下困扰我们精神与身体的慢性疾病背后，是西方文化本身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不仅导致了我们的痛苦，更关键的是，还导致了某些意识形态上的盲点，让我们无法看清自身的困境，无法对此采取更好的行动。” 因此，人类社会的一个相对真相是：“这个社会系统的运转是一种天衣无缝的循环：这是一种建立在错误信念上的文化，这种信念与我们是谁、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有关；这种文化创造了一种打压我们基本需求的环境，培养了一群痛苦的人，这些人与自我、与他人、与意义都失去了联结。只有少数人会获得权力——尤其是那些拥有某种早期应对机制的人，这些应对机制使他们否认现实，拒绝与他人共情，害怕脆弱，屏蔽自己的是非观，并且不愿意过于仔细地审视自己。在这样的社会里，他们统治着大多数人——被愤世嫉俗和异化压得透不过气的人，这些人会放弃真实的本能和集体的诉求，以交换虚假承诺带来的虚假依恋，以及让他们感到安慰的个人魅力” 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作者对创伤造成的疾病、生理后果的强调，是非常深刻的。或许它不能唤醒当前的文化，无法重塑资本社会对健康的理解偏误（对心理健康的整体性忽视），但它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宏观的视角：当整个社会和外界都无法关注、拯救这些部分时，个体所必须做的，是承担起完整的自我照顾的责任，（这其中包括被社会忽视的许多部分）。发现并承认在过去和现在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寻求一切可获得的资源，来关爱自己的健康。 这充满了哀悼。 以及：“在寻找属于你的特殊真相时，只有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那就是学会耐心地倾听自己，给自己一个机会，找到自己的路——这是你的路，不是别人的。”

本书下面这段我将反复背诵： “别那么敏感。”人们常听到这句话。换句话说，这意思就是：“别做你自己。”基因上的弱点并不会注定使人患上疾病，但可能会赋予一个人敏感性，让他与那些更有抵抗力的人相比，更容易受到生活变迁的影响，而这种作用绝不是微不足道的。 敏感的人感受更多、更深，更容易被压力压垮，这不仅是主观现象，也是生理现象。例如，猴子和人类都会遗传到促进某种大脑化学物质（如血清素）产生的基因，这些基因会使二者更容易受到消极经历的影响；也可能恰恰相反，会使其更容易受到积极经历的影响。（当然，敏感性也是一个连续体。） “基因决定了一个人对环境的敏感程度，环境则影响了一个人的基因差异的重要性。”顶尖遗传学家R. C.列万廷(R. C. Lewontin)说，“当环境改变时，一切就都改变了。”有些人会感到更痛苦，因此需要加倍努力地逃避到精神疾病或成瘾所代表的适应行为中去。他们需要更努力地屏蔽、解离、将自我分裂成各个部分，或者产生幻想，从而解释他们无法忍受的现实。但是，这远远无法说明他们患有遗传性的神经生物学疾病。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儿科、精神病学教授托马斯·博伊斯(Thomas Boyce)将这些孩子形容为兰花：“他们对环境非常敏感，这使他们在逆境中特别脆弱，但是在有支持性、抚育性的环境中，他们却异常活跃、富有创造力，并且能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样的“敏感”基因，在有压力的环境中可能会增加人的心理痛苦，但是在积极的环境里，却可能有助于增强心理弹性，提高幸福感。如果没有被虐待或鄙视毁掉，这些敏感的人就有可能变得更敏锐，更有洞察力、创造力、艺术天分和共情能力。 我们当中那些最敏感的人，为文化做出了一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在一生中承受了最强烈的痛苦。敏感可能是最典型的组合套餐：既是天赋，也是诅咒。 在读这段之前，只是有模糊的感觉，读完这段后我确信：我是很容易受到生活变迁影响的人。当环境改变时，一切就都变了。大学四年在离家六百公里的地方，公共浴室、潮湿没有烘干机（大三才安装）洗衣服像农民种地——听天由命、中午不午休、课程很多、没时间吃饭、生活失控……如文中所说，我“需要加倍努力的逃避到精神疾病或成瘾所代表的适应行为中去，需要更努力的屏蔽、解离、将自我分裂成各个部分，或者产生幻想从而解释无法忍受的现实。” 文中说：人越是没有安全感，就会越关注物质上的东西。由于物质主义承诺满足人们的欲望，但反而制造了空虚的不满足，所以它导致了更多渴望。这种大规模的、自我延续的成瘾循环，正是消费者社会用来维系自身的一种机制：利用它产生的不安全感来维系自身。他们的目标是推销装在瓶子里的幸福。 确实啊，买泡泡玛特、买周边，都是在买装在瓶子里的幸福。买的时候会有多巴胺增加的愉悦，并没有满足感。买完之后就意识到我只不过花几百块钱买了一堆有颜色的塑料、有颜色的铁皮。我其实并不需要也并不喜欢泡泡玛特以及游戏周边，但当时还是买了。虽然愉悦和幸福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但两者烧的是不同的神经化学“燃料”：愉悦利用的是多巴胺和阿片类物质，两者都能在短期内激增，而满足感依赖的是更稳定、缓慢释放的血清素系统。 文中说，人们对于女性的期望与要求：女性所特有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那些“由她来提供”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关注、情感、钦佩、同情、性以及孩子（即社交、家庭、生殖和情感方面的劳动）；……还有避风港、抚育、安全、安抚和安慰”。这些东西与男性特有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些特权“是他应得的”：例如“权力、声望……等级、名誉、荣誉……身份地位、阶层攀升的机会，以及地位较高的女性的忠诚、爱和奉献给他带来的地位”。 女性自动地为男性伴侣提供母亲一般的照料，这种情感成了许多异性恋关系的隐形黏合剂：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关系动力，说明了性别社会的结构是多么顽固，我们对这种结构的依赖有多深。 文化所赋予她们的责任，即安抚男性的焦虑。 确实啊，身边家庭里的男性像长不大的孩子，随便发脾气，不合他心意就摔摔打打。家庭里的女性一直在安抚丈夫，保护子女不被家暴。 文中说，通往地狱的道路不是由善意铺就的，而是由缺乏目标所铺就的。你越是更换标签、重新归因、更换焦点、重新评估，就越能自由地重新创造。 确实啊，我这辈子最缺的就是目标，那种非做不可的决心。因为缺目标，所以总是半途而废。 文中说，人格特质，除了能反映真正的、天生的气质与特点，也能表现出人们小时候适应其情感环境的必然方式。它们最初是一种求生的方式。 “情商低”、不会看眼色的人是否意味着小时候不需要通过读空气来讨好大人、适应情感环境以及求生？其实不会来事儿也没什么，现在A说B情商低，大部分情况是因为B做的事不符合A的利益，让A不舒服了。 文中说，虽然，与自我失去联结、失去真实性带来的个人压力可能跨越阶层的界限，但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所带来的非稳态负荷，给那些在政治上丧失权力、经济上穷困潦倒的人带来的负担是最沉重的。 虽然痛苦不可比较，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富人有富人的痛苦，痛苦可大可小，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度量衡，但是富人起码没有因为穷带来的痛苦。虽然穷人也没有因为富带来的痛苦，但俗话说得好 有钱能使鬼推磨，可没钱………… 文中我喜欢的句子： ✔️为什么一个孩子无法集中注意力、坐立不安、不专心、心情烦躁：焦虑、家庭压力、对不感兴趣的东西感到厌倦、不愿拘束地坐在教室里、害怕被霸凌、专制的教师、创伤，甚至出生月份也有影响，信不信由你。 ✔️即使药物（在某些情况下）能带来可观察到的好处，我们也不应该从中推断，精神疾病已被证明是源于大脑的生物化学问题，甚至生理紊乱是由基因引起的。 ✔️承担父母的哀伤并不是孩子天生的责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儿童、青少年与父母之间的角色颠倒，除非这种颠倒非常短暂，否则不仅是父母病态的表现，也是孩子生病的原因。 ✔️不确定性、冲突、缺乏掌控感和缺乏信息等心理因素，被认为是最有压力的刺激，能导致HPA轴强烈地被激活。 ✔️他们鼓励女孩展现自己的性魅力，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的、新生的自我表达方式，而是作为一种吸引并留住伴侣的手段，或者作为一种在压迫性权力结构中为自己“赋能”的手段。 ✔️流行文化的一个社会功能就是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不去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 ✔️推动现代娱乐业发展的英雄崇拜和情感投射，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创伤中提炼出来的超级燃料。 ✔️“沉湎于自怜情绪”就是一种舒适而泥泞的陷阱，让人永远为自己感到难过。自怜能给人一种安慰，因为这是把自己看作一个不幸的人，被命运所摆弄。自怜会强化我们心中的观念，让我们沉浸在伤痛里，阻碍我们为自己的看法负起责任，从而破坏了疗愈过程。 ✔️如果你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这种沉溺于获得、自我安抚、自我辩解、羡慕、无知和无意义活动的生活，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工作压力、多任务、社交媒体、实时新闻、多样化的娱乐来源，所有这些东西都会使我们迷失在各种想法、狂躁的活动、新奇的小玩意和无意义的谈话里。我们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所吸引，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必要的、鼓舞人心或令人振奋的，也不是因为它们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或者为生活增添了意义，而是因为它们抹杀了当下。荒唐的是，我们攒钱买下最新的“省时”设备，是为了更好地消磨时间。对当下的觉察已经成了一件令人恐惧的事情。晚期资本主义很擅长迎合这种对此时此刻的恐惧感。 ✔️婚姻对男性的保护力度是对女性的五倍。 ✔️我们习惯于把疾病看作一种需要摆脱的东西，或者是要与之战斗的敌人，比如我们会说“抗癌”。 ✔️没有选择，就没有罪责。（点名不粘锅） ✔️大量研究表明，当父母有压力的时候，他们对孩子的耐心就会减少，对孩子的惩罚也会更严厉。压力会削弱他们保持平静、做出回应、与孩子保持情感共鸣的能力。最近，一些顶尖研究者所撰写的一篇文献综述指出：“在父母所处的压力更大的环境中，孩子不仅受到的保护更少，更容易受到环境压力的伤害，而且更有可能与照料者建立起容易引发压力的关系。” ✔️对抚养儿童有害的社会环境有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暴力、贫困及父母和子女面临的其他经济压力、关系破裂、恶劣、绝望、偏执、疏远——所有让家庭和社群失去信心的东西”。他还写过“许多其他难以察觉但同样严重的事物”。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成年人离开孩子的生活”。在人们眼中，这种对于进化规则的公然破坏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我们甚至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更糟的是，我们误认为这是生活的自然状态。 群体与家庭关系弱化会自动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我们的孩子必须在别处寻找他们所需的依恋。 ✔️除了阻碍成熟之外，屏蔽脆弱的感受还会强化空虚感。这样会助长无聊感，损害真正的亲密关系，破坏好奇心与学习能力，使人不愿关注当下，并通过竞争性的活动、时时刻刻的背景噪声、危险的社交情境与行为，以及对消费品的渴望来追求强迫性的过度刺激，并通过精神活性物质来试图逃避现实。 ✔️公司强加给孩子的一切都有负面影响：包括预先定制好的游乐类型、电子游戏、大规模生产的玩具、小工具、以同伴为中心的线上平台，以及针对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过于浮夸和肤浅的电视节目；而且，那些光鲜亮丽、缺乏灵魂、带有色情意味的性描写也变得越来越普遍，青少年甚至更小的孩子都能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些东西。 ✔️在人们眼中，有些正常而自然的道理之所以会形成，不是因为它们对人有好处，而是因为那是对人们的期望，那些特质和态度有助于维系我们的文化。然后，这些东西都会被奉为“人性”，偏离这些规则的行为则会被视为异常。在多数情况下，如果真实的驱力没有觉醒（往往是最原始的觉醒），人们就会按照证实主流思想的方式去发展和行动。 ✔️所有成瘾的动机都可以归结为逃避对自我的束缚。我所说的束缚是指内心中的那种单调的、长年累月的不适感和孤独感。然而，在层层“正常”的表面之下，这种疏离的不适感可能会令人十分不安，以至于到了折磨的地步：一种始终觉得自己的不正常、无价值、有缺陷的感觉。 ✔️种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源于种族主义者扭曲的想象。 ✔️研究表明，最多只有大约25%的人口健康得益于医疗保健。人口健康的50%是由社会和经济环境决定的。

《健康的迷思》编辑手记这本书在北美是现象级的畅销书，英文版封面很有冲击力，我们本来也想直接采用英文版的封面，联系外方后得知封面图版权属于一位乌克兰设计师，而因为俄乌战争，这位设计师联系不上，只好按已有套系重新设计了封面。 作者加博尔·马泰医生在国内声名不显，上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是作为一位犹太人就巴以冲突发声。出生于匈牙利的他一出生就遭受了二战中纳粹残害犹太人之苦，曾满心支持犹太复国，但在巴以冲突中，他坚定地谴责以色列对加沙的暴行。 一本关于健康的书，一位医生，竟有了一种与人类文明的脉搏起伏相连的宏大感。 是的，宏大感。很难想象，一本关于健康的书，一开篇就讲什么是心理创伤，为什么我们大都带着创伤，以及创伤如何影响我们的健康。这便是这本书的基调，它不会告诉你怎么食补，怎么养生，怎么锻炼，怎么改善睡眠；它所传达的是一种更深层，或者说更宏大，或者说更系统的健康观——身体-心理-社会三位一体，我们所在的社会文化，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所处环境的种种，都会影响我们的心理，进而影响健康。 于是你会读到，你的健康如何在出生前就受到影响。马泰医生甚至讨论了西方医学如何把分娩病理化，把孕妇当作病人看待，从而给孕妇和新生儿带来本可以避免的压力甚至创伤。还讨论了当下流行的种种“育儿经”所隐含的问题——它们往往立足于往某个方向改造孩子，而不是尊重孩子的需求和天性。 于是你会读到，社会文化如何通过传递压力悄然抹杀我们的生命力。童年创伤的一大来源便是父母被生活的压力占据了太多注意力，而无法投注足够的注意力给孩子和孩子的需求。除此之外，我们鼓励竞争而非合作，鼓励自立而不鼓励表达情感的文化，造就了现代特有的生活方式——缺乏时间，缺乏锻炼，缺乏安全感，缺乏家庭联结，缺乏社群归属感，并且频频受到社交网络的侵蚀，这些都是心身健康的杀手。 于是你甚至会读到，马泰医生对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心理创伤的剖析。我们总是带着戏谑和调侃谈论特朗普的种种离谱操作，但通过一种视角看看时事政治、国际形势、人类文明的走向如何对我们个人的心身健康产生影响，或许更有意义。 这是一位年逾80岁的医生，把自己对身体、心理、文化、社会、政治方方面面的所见、所思，完整记录呈现的杰作。这本书一定会让你对身心健康以及人类种种境况都有全新的（甚至是颠覆性的）认识，以及感受。（感受很重要！） 对我来说，让我震撼的是，马泰医生并不是心理学家，却对现代人的心理状况有着细致入微的体察和描绘，又能带来超脱心理学的跨学科视角。记得在出版第一本马泰医生的作品《空洞的心》前，我本来在作者简介里写的头衔是【心理治疗师】，马泰医生审核时专门提出，他不是心理治疗师，而是【医生】。他确实是一位医生，但他是一位特别的医生——他意识到病人需要被倾听，但医学实践中医生从来不问病人的心理和生活状况，这是有问题的。于是他开始和病人约谈，一次一个小时，听病人讲自己的人生故事。这种模式持续了超过30年，马泰医生成了一位最懂心理学的内科医生。 这本书中文版取名叫《健康的迷思》，因为它最终落脚点是健康，希望能帮助关注健康话题的读者找到这本书。它的英文名叫The Myth of Normal，直译应该叫【正常的迷思】，所谓正常，就是没有疾病，没有“异常”。马泰医生不断强调的一点是，正常的标准是社会文化赋予的——一方面，西医认为没有疾病就是健康，但我们都带着心理创伤，背负着生活的重压，身处在不乏冷漠和疏离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中，我们怎么能称得上健康？另一方面，有没有可能，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我们告诉自己“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并不“正常”，反而正在侵害我们的心身健康？ “都市牛马”的“正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或许是像螺丝钉一样不带感情地工作、遇到冲突就下意识回避、每晚刷手机停不下来、一直要有待收的快递、周末没有能一起逛街的朋友…… 就我个人而言，最近两个月来，我需要时不时看音乐播放器、耳机、乒乓球底板的测评，不断确定下一个“猎物”，不断寻找新信息来说服自己这个“猎物”值得或不值得追寻，甚至花钱买下一个然后再寻找下一个“猎物”，才能让工作显得不那么心累，让生活显得不那么乏味。 这是正常的生活吗？这是正常的，但这是不健康的。当我被“猎物”困扰时，我失去了和自己真实的联结，我本可以有更好的方式来真正满足自己的需求。 我并不责怪自己，只是庆幸读了这本书获得了一些看见。理解即疗愈，希望你也能通过阅读这本书，重新审视原以为“正常”的生活，获得真正的健康和疗愈。 最后还想安利一下马泰医生的纪录片《创伤的智慧》，最近发现这部片子已经被多位知乎答主列为心理学必看纪录片了。（B站上有搬运）

《核心观点浓缩：打破健康迷思，回归生命本真》 序言 健康的本质迷思 现代医疗技术持续进步，但慢性病、心理痛苦却愈发普遍，根源是高压、压抑、人际疏离的现代有毒文化。世人追捧的常态化生活模式，实则在持续催生身心疾病。真正的健康不能只看器官、化验指标，必须结合身心状态、人际关系、社会文化整体审视。 第一部分 身心与人际的联结本质 1. 创伤不止重大灾难，长期情感忽视、隐忍压抑、无法言说的隐性痛苦同样属于创伤，会直接改变大脑功能、激素水平与免疫系统，为慢性病埋下隐患。 2. 情绪是真实的生理事件，长期压抑情绪的本质是阻断、压抑身体的求救信号，绝大多数消化疾病、免疫疾病、慢性疼痛均是情绪压抑的躯体化结果。 3. 人际关系具备直接的生理影响力，孤独、冲突、冷漠的关系会形成慢性压力，持续损耗神经与免疫体系，诱发各类疾病。 4. 基因并非命运，童年逆境、代际创伤会通过表观遗传改变基因表达，创伤可跨代传递。 5. 类风湿、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病，核心诱因是长期自我否定、愤怒压抑、情绪内耗，最终导致免疫系统紊乱、自我攻击。 6. 疾病不是单一器官损坏，而是长期身心失衡的动态发展过程，所有身体症状都是身体未被看见的痛苦与失衡状态的提醒。 7. 童年为了生存形成的讨好、顺从、压抑真我的假我模式，让成年后依恋需求与自我真实需求持续冲突，形成终身持续性压力。 第二部分 创伤的生长：童年与成长的认知扭曲 1. 人类天生需要安全依恋、情绪真实表达、自主空间、人际连接、生命意义。而现代社会将人工具化，驯化出高效压抑、孤立内耗的人格，完全违背人类天性。 2. 童年被看见、被回应、被允许脆弱、情感被滋养是身心健康的基础。情感缺失会造成不安全依恋、低自尊、情绪调节障碍，是成年后心理问题、慢性疾病的根源。 3. 创伤始于出生之前，孕期母亲的情绪压力、家族代际创伤，会直接影响胎儿神经与免疫系统的发育。 4. 过度医疗化的分娩模式、母婴分离、人为干预恐惧会破坏人类早期原生依恋，埋下身心隐患。 5. 现代高压焦虑、过度控制、情感疏离的育儿模式会延续父母未疗愈的创伤，形成代际创伤传递。 6. 童年的情感虐待、忽视、羞辱、被迫懂事等隐性伤害会重塑大脑压力系统，导致成年后应激敏感、焦虑抑郁、躯体疾病高发。 7. 大众眼中隐忍、讨好、过度负责、回避冲突的“优良性格”本质是创伤后的生存防御策略，这类人格高度关联癌症、自身免疫病、慢性疼痛等身心疾病。 第三部分 完整疗愈：从个人蜕变到文化重构 1. 疗愈的核心不是消除过往创伤，而是看见、承认自身痛苦，停止自我攻击，接纳并回归真实的自我。 2. 疗愈七A法则：接纳现实、觉察身心、允许情绪流动、表达真实自我、建立人际边界、承担人生责任、构建真实温暖的人际连接。 3. 重新定义健康：真正的健康绝非指标正常、无病痛、符合社会标准，而是身心舒展、自我真实、关系温暖、生命有意义。 4. 个人疗愈无法脱离环境，效率至上、过度竞争、情感隔离的有毒社会文化是群体性身心疾病的底层根源，疗愈最终需要倡导尊重生命、共情连接、忠于真实的生命型文化。 结语 现代社会的所谓“正常生活”是催生疾病的病态常态。所有身心疾病都是提醒人们跳出工具化、压抑化生存模式的信号。生命的终极健康，是敢于挣脱规训，活出真实、舒展的自我。

以“健康”为代价的“正常”，值得吗？！ 这个五月，读了加博尔·马泰的《健康的迷思：压力文化中的心理创伤、疾病和疗愈》。用“振聋发聩”来形容，可能略有夸张，但书中的观点和论述，对我们当下“健康”的理解和认知确实具有颠覆性。 一，我不得不放慢阅读速度，反思，面对：我是不是错了？！ 我50岁了。我的体检报告依然简洁，完美，至少那些指标这样告诉我。但这些所谓的“正常”有没有掩盖什么？做对了什么？又做错了什么？ 这本书尖锐的指出：疾病不是偶然的个体悲剧，深层的心理创伤、社会压力与身体疾病的联结让人类陷入困境，而主流文化对此视而不见，现代医学“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疗模式、认知模式并未有质的飞跃。我们追求的“正常生活”，以及种种社会性的压力，恰恰是许多身心疾病的根源。 二，阅读的过程是沉重的，那么多孩子抑郁了，包括我自己的孩子。我们做错了什么？ “现代化”的医疗，功利性的育儿，让身心的联结崩塌。书中第一部分通过神经科学、免疫学和表观遗传学的研究，证明心理创伤会直接扰乱生理机能。例如，童年依恋关系的缺失可能引发慢性炎症（第5章），而社会孤立会重构大脑的应激反应（第3章）。当个体无法在压抑的环境中保持真实自我，身体便以症状发声。 书中的第二部分剖析了现代文化如何系统性破坏人的基本需求，扭曲了孩子的成长，儿童的天性被强制适配工业化社会的效率逻辑（妈妈们的口头禅“快点！快点！”是不是很能说明问题？）。这种扭曲延续到成年，形成成瘾（第15章）或精神疾病（第17章）等“异常”——它们本质上是痛苦的无意识表达。 三，反思“异常”，我做对了什么？ 如果“社会性”是痛苦的，包括那些显而易见的种族歧视，显性或隐形的阶层压迫（第22章）和性别角色（第23章）不仅是心理负担，更通过慢性压力侵蚀身体健康。作者质疑了将问题归咎于“个人脆弱”的主流叙事，指出社会病态（第21章）才是集体创伤的推手。 如果说我现在的状态还算“身心健康”，是不是因为我在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坚持做真实的自己，拒绝被动的社会化，始终保持好奇心，同理心，慈悲心，接纳自己，直面自己内在的情绪。……？ 作者的疗愈方案涉及社会变革与自我觉醒的双重路径。书中反复强调：真正的健康需打破对“正常”的盲从，承认创伤的社会根源，并重建身心与环境的和谐。（其中有些内容确实算是对我的某些作法的“肯定”[偷笑]）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无情地撕开了现代文明的伤口，却也暗含希望——当我们停止将痛苦视为“异常”，疗愈便已开始。 希望每一位准备打开本书的读者，都拥有健康的未来！

没有ISBN国际标准书号的数据，靠谱吗？还老贵了，提及了“多发性硬化”《健康的迷思：压力文化中的心理创伤、疾病和疗愈》 作者：[加]加博尔·马泰 [加]丹尼尔·马泰 译者：姜帆 出品时间：2025-06-11 联合策划：机械工业出版社 和MS有关信息摘抄于此，求点评！ 序言 为什么“健康”是一种迷思 （以及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即使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恶习也不会成为美德；即使人们犯过那么多错误，错误也不会变成真理；即使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精神疾病，也不能说明这些人是理智的。 ——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 ) 在这个有史以来最执着于健康的社会，并非一切都好。 健康与幸福已经成了现代的执念。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各大行业，都依赖于人们持续地投入——精神与情感投入，更不用说还有金钱上的投入。这些行业希望人们无休止地追求吃得更好，看起来更年轻，活得更久，或者仅仅是减少身心症状。在杂志封面、电视新闻报道、无处不在的广告，以及每天涌现的大量网络内容中，我们会不断地受到“重大健康新闻”的狂轰滥炸，所有这些东西都在推崇这样或那样的自我改善方法。我们会尽力跟上这种潮流的步伐：我们服用补充剂，加入瑜伽馆，不断改变饮食方式，掏钱做基因检测，制订预防癌症或痴呆的策略，寻求医疗建议或替代疗法，以便治疗身体、心灵与灵魂的疾病。 然而，我们集体的健康却在不断恶化。 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该如何理解，在现代世界中，医学的智慧与先进性似乎已经达到了顶峰，而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精神疾病，以及成瘾问题？此外，我们为什么没有警醒起来，甚至没有引起注意？暂且抛开新冠疫情这样的情况不谈，我们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方法，预防和治疗困扰我们的诸多疾病？ 作为一名从业30多年的医生，我做过从接生婴儿到管理姑息治疗病房等诸多工作。在工作中，我总是会为个人、社会与情感环境之间的联系感到惊讶——我们在这些环境里生活，健康与疾病也产生于这些环境。这种好奇心，或者我应该说是痴迷，让我最终开始深入研究前沿科学，那些科学巧妙地概述了上述要素之间的联系。我之前的书探讨了其中的一些联系，因为这些联系会表现为特定的疾病，例如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癌症、各类自身免疫性疾病以及成瘾。我还写书探讨过儿童发展，因为童年是我们生命中最具决定性的发展时期。[插图] 本书将目光投向了某些更为宏观的东西。我开始相信，在当下困扰我们精神与身体的慢性疾病背后，是西方文化本身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不仅导致了我们的痛苦，更关键的是，还导致了某些意识形态上的盲点，让我们无法看清自身的困境，无法对此采取更好的行动。这些盲点在西方文化中无处不在，甚至成了我们这行的职业病（这太可悲了），终致我们无视自己的健康与社会情感生活之间的联系。 换言之，慢性疾病（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功能或特征，而不是一种障碍；这是我们生活方式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神秘的反常现象。 本书英文副书名中所说的a toxic culture，可以代表环境污染这样的事情。自工业时代以来，污染就无处不在，对人类健康有着极大的危害。从石棉颗粒到失控的二氧化碳，我们身边确实存在着相当真实、有形的有害物质。我们还可以在更现代的、流行心理学的意义上去理解“有毒”，也就是负能量、不信任、敌意和极端思维等现象的蔓延——毫无疑问，这就是当前西方社会政治的典型现象。 我们当然可以将这两种含义纳入讨论中，但我所说的“有毒文化”指的是某些更广泛、更根深蒂固的东西：由我们身边的社会结构、信念体系、假设和价值观所组成的整体环境，这种环境必然会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社会生活会影响健康，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但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需要认识到这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关键的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受到了不断增大的压力、不平等以及气候灾难的推动——这些仅仅是几个比较突出的因素。我们对于健康的所有概念必须从“个人”走向“全球”。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应该如此。用文化历史学家莫里斯·伯曼(Morris Berman)的话说，全球化的资本已经成了“包围着整个精神世界的全面商业环境”。[插图]鉴于本书强调心身的统一性，我想补充的是，这种全球化也构成了一个全面的生理环境。 我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我们的社会与经济文化会带来长期的压力，这些压力给人们的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变得越来越严重。 这里有一个我认为很有帮助的比喻。在实验室里，培养液(culture)[插图]是为了促进某种有机体的生长而特意制作的生物化学液体。假设，要培养的微生物的初始健康状况和遗传良好，只需要合适的、维护良好的培养液，就能让这些微生物快乐、健康地生长繁殖。如果这种有机体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出现病变，或者无法茁壮成长，这要么是因为培养液遭到了污染，要么是因为一开始就用错了混合液。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完全可以称这种液体为有毒的培养液——不适合它本应培养的生物，或者更糟糕的是，反而会威胁这些生物的生存。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电台主播、社会活动家、作家汤姆·哈特曼(Thom Hartmann)断言：“文化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有毒的，既能育人，又能杀人。”[插图] 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目前的文化视为一场实验：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证明了哪里可能出现问题。尽管这种文化带来了丰富的经济、科技与医疗资源，但它却导致无数人因为压力、无知、不平等、环境恶化、气候变化、贫困和社会孤立而患上疾病。这种文化让数百万人过早地死于我们知道如何预防的疾病，或者死于我们有足够资源来消除的贫困。 在美国，这个历史上最富有的国家，有60%的成年人患有一种慢性疾病，如高血压或糖尿病；超过40%的人患有两种或更多的此类疾病。[插图]差不多有70%的美国人至少在服用一种处方药；超过半数的人在服用两种。[插图]在我的祖国加拿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那么在“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当中，有多达一半的人将在几年内患上高血压。[插图]在女性当中，具有潜在致残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的诊断比例多得不正常。[插图]在年轻人中，与吸烟无关的癌症似乎也呈上升趋势。肥胖症，以及它所带来的多种健康风险的发生率在许多国家都在上升，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尤其是美国——超过30%的美国成年人都符合这个标准。近年来，墨西哥在这个不值得羡慕的方面超越了北方的邻国：每小时就有38名墨西哥人被诊断出糖尿病。由于全球化，亚洲正在迎头赶上。“中国已经进入了肥胖症的时代，”北京的儿童青少年健康研究者季成叶说，“患病率的增长速度令人震惊。”[插图] 在西方世界，心理健康诊断的数量在青年人、成年人和老年人中不断攀升。在加拿大，抑郁症和焦虑症是增长速度最快的诊断；在2019年，超过5000万美国人（超过美国成年人数的20%）有过一次精神疾病发作。[插图]据一项近期国际调查的作者所说，在欧洲，精神障碍已经成了“21世纪最大的健康挑战”。[插图]有数百万北美少年儿童在服用兴奋剂、抗抑郁剂，甚至抗精神病药，这些药物对发育中的大脑有何长期影响还有待发现——这实在是一场考察化学物质会如何控制年轻人的大脑和行为的危险社会实验。新闻网站ScienceAlert上，2019年有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文章标题，这个标题所说的问题令人一目了然：《美国儿童自杀率飙升，但没人知晓原因》(Child Suicide Attempts Are Skyrocketing in the US, and Nobody Knows Why)。[插图]根据《卫报》(Guardian )近期的报道，英国的情况同样严峻：“英国大学生的焦虑、精神崩溃与抑郁正在激增。”[插图]随着全球化的浪潮席卷全球，迄今为止在“发达”国家出现的这些问题，正在新的地方蔓延。 困扰我们的气候灾难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健康危害，一种更大的危害（如果还有这种可能性的话）——比广岛原子弹爆炸以来的核战争所带来的生存威胁更严峻。2021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对气候变化的担忧，与年轻人认为自己没有未来、人类注定毁灭的想法是有关系的。”这些研究者调查了42个国家的1万多人。除了被成年人背叛和抛弃的感觉，这种对气候灾难的沮丧与绝望“也是一种长期的压力源，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产生重大、长期和愈演愈烈的负面影响”。[插图] 如果把我们自己比作实验室里的有机体，上述以及其他的糟糕现象都清楚地表明，我们的培养液（文化）是有毒的。更糟糕的是，我们已经习惯了（更确切地说，是我们已经适应了）许多困扰着我们的事情。这些事情已经变成了“正常”的（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了）。 在医学工作中，“正常”一词指的是我们医生所追求的状态之一，它为健康与疾病划清了界限。“正常水平”和“正常功能”是我们治疗或补救的目标。我们还会根据“统计常模”来衡量成功与失败。我们会向忧心忡忡的患者保证，这种症状或那种副作用是完全正常的，“在意料之中”。这些都是“正常”一词的具体、合理用法，能让我们现实地评估问题，以便朝着正确的目标努力。 本书英文书名所指的“正常”(normal)不在上述之列，而是一种更隐蔽、更有害的“正常”——非但不能帮助我们迈向更健康的未来，反而扼杀了我们追求健康的努力。 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人类天生就能习惯事物，尤其是当变化逐渐加深的时候。“常态化”这个新词指的是，我们会通过这种机制，习惯从前不正常的事物，导致我们不会再察觉这些事情。那么，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正常”通常意味着“这里没什么可看的”：一切正常，无须进一步调查。 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已故的文学大师、作家、散文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曾在一场毕业典礼的演讲中，用一则有趣的寓言作为开场白。这则寓言很好地说明了“正常”带来的麻烦。这个故事讲的是两条鱼正要穿过水中的小路，正遇上它们同类的一位长者，这位长者愉快地和它们打招呼道：“早上好，小伙子们。今天水怎么样？”两条小鱼继续向前游了一会儿，最后其中一条鱼看了看另外一条，说：“水到底是啥？”华莱士想让听众思考的一点是：“最明显、最普遍、最重要的现实往往是最难以看到和谈论的。”他承认，从表面上看，这句话可能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成年人的日常生活中，陈词滥调可能事关生死”。 他可能阐述的就是本书的论点。确实，每个人的生与死，包括他们生活的质量，以及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寿命，都与现代社会中的许多“最难以看到和谈论”的方面息息相关；这些方面就像水之于鱼一样，太大，离我们又太近，导致我们无法去审视。换言之，那些在我们看来很正常的日常生活现象，正是最需要我们仔细审视的。这就是我的核心论点。我的核心目标就是提供一种看待和讨论这些现象的新方法，把它们从背景带到前景，这样我们就能更快地找到急需的补救之道。 我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许多被认为是正常的东西既不健康也不自然，要满足现代社会对于“正常”的标准，在很多方面来看，就是要服从那些极其不正常的要求——从我们天然需求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种要求在生理、心理甚至精神层面上都是不健康和有害的。 如果我们能开始看清，许多疾病本身并不是残酷的命运，也不是某种邪恶的谜团，而是一种意料之外的结果，是不正常、不自然的环境所造成的正常结果，那么将对我们如何处理与健康有关的一切事情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我们当中那些患病的身体与心灵将不再被视为个人的病理表现，而是一种活生生的警告，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社会的错误上，并认识到，我们对于健康的普遍信念与假设，事实上都是虚假的。如果我们能清晰看待这些病症，它们也可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让我们看到如何才能扭转这种趋势，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世界。 与缺乏先进的技术、充足的资金或新颖的发现相比，西方文化对于“正常”的扭曲观念才是让世界变得更加健康的最大障碍，这种观念甚至让我们无法根据已知的事实采取行动。在最需要看清事实的领域，也就是医学中，这种观念尤其会蒙蔽人们的视野。 由于表面上的科学倾向，当前的医学范式在某些方面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经验性知识，这就犯下了两个错误。这种范式将复杂的事件简化成了生物学，将精神与身体分离开来，几乎只关注其中之一，而认识不到它们本质上的统一性。这一缺陷并不意味着医学取得的无可争议的、奇迹般的成就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玷污许多医学工作者的善意，但确实严重限制了医学科学能做的好事。 阻碍我们卫生系统的最顽固、最严重的失败之一就是无知（要么是真的不知道，要么是事实上的、主动的忽视）——对科学已经证实的东西的无知。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活生生的人不能被分割为独立的器官与系统，甚至不能被分割为“精神”与“身体”。总的来说，医学界一直不愿意或不能理解这些证据，并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方法。那些新科学（其中大部分在概念上并不那么新颖）还没有对医学院的教学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心怀善意的医疗服务者依然在辛劳地摸黑前进。许多人最终不得不自行摸清事实真相。 对我来说，摸清真相的过程始于几十年前，当时我凭借着一种直觉，开始做医生标准工作流程以外的事情，不满足于了解症状表现和病史等枯燥问题，而是询问与患者疾病有关的、更大的背景信息：他们的生活。通过他们的生与死、痛苦与康复，以及他们与我分享的故事，这些患者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我很感激他们。最核心的一课，与科学证明的完全一致：健康与疾病不是特定身体或身体部位的随机状态。事实上，疾病是生活整体的表现，而这种表现不能孤立地加以理解：这种表现会受到环境、人际关系、事件和经历的共同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疾病脱胎于这些因素。 当然，我们有理由庆祝过去两个世纪以来惊人的医学进步，以及在人类健康的许多不同领域内取得的巨大进步，并赞颂那些先行者不知疲倦的毅力和超群的智慧。仅举一个例子，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数据，自1988年以来，脊髓灰质炎（一种可怕的疾病，仅在两三代人之前，曾导致无数儿童死亡、残疾）的发病率下降了99%以上；今天大多数孩子可能从没听说过这种疾病。[插图]即使是较新的流行病，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从“死刑”降格成为可控的慢性疾病——至少对那些能得到正确治疗的人来说的确如此。尽管新型冠状病毒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但其疫苗的快速发展也可以被视为现代科学与医学的胜利之一。 这些好消息（它们的确是很好的消息）的问题在于，它们助长了一种令人安心的信念，让人以为我们总体上在朝着更健康的生活水平迈进，这让我们陷入了一种虚假的被动。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远不能遏制我们当代面临的健康挑战，我们只是勉强跟上了其中大多数挑战的步伐。通常我们最多能做的是减轻症状，无论是通过手术还是药物，或者双管齐下。尽管医学上的突破很受欢迎，尽管研究的成果也很丰硕，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缺乏事实性知识，也不在于缺乏技术或手段，而在于我们肤浅、过时的观念无法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我在这里的目标是提出一种新的观念，我相信这种观念能为更健康的新思维范式带来巨大的可能性：一种对于“正常”的新看法，这种看法能够培养出我们最好的自己。 本书内容围绕着影响我们健康的原因、相关因素和后果展开。我们从人类生物学的内部层面开始，然后考察我们的身体、大脑和人格发展的密切关系，之后我们将向外探讨我们集体生存的最宏观的维度。沿着这条路，我将阐释我们的身心健康与我们的感受、我们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或信念，以及生活是否满足了我们人类必要的需求等因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创伤是现代生活经历的一个基本层面，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忽视或误解，所以我会先给出一个基本定义，为接下来的一切奠定基础。 在本书的每一部分，我的任务都是揭开常识与公认的智慧的面纱，考察科学研究与观察所告诉我们的东西，从而揭露让我们维持现状的迷思。正如我之前的书一样，科学知识及其对健康的启示，是通过真实的故事以及案例研究阐释出来的——许多人慷慨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疾病与恢复健康之旅。这些故事，有的会令人稍感惊讶，有的令人难以置信，有的令人心碎，有的则鼓舞人心。 是的，鼓舞人心。因为所有这些难以接受的信息都有一个令人振奋的推论。如果我们能清醒地看待我们的文化对健康与疾病的“常态化”观念，意识到这其实并不是事情本来的样子，也不是命中注定的样子，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大自然为我们设计的道路上来。因此，本书的副书名中有“疗愈”(healing)一词：一旦我们下定决心看清事实真相，疗愈（从根源上讲，这个词的意思是“恢复健全”）的过程就可以开始了。这并没有承诺会有奇迹般的治疗方法，只是承认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超乎想象的、恢复健康的可能性，只有当我们面对并揭穿那些有关“正常”的误导性迷思[插图]，那些我们在不知不觉间习以为常的迷思，这种可能性才会显现出来。如果疗愈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是可能的，那么对于我们整个物种来说也一定是可能的。 疗愈不是确定的，而是可能的。毫不夸张地说，在地球历史的当下，疗愈也是必需的。这些年来我所看到的、学到的一切都让我相信，我们都有疗愈的潜能。 第2章 生活在非物质的世界里：情绪、健康以及身心统一性 除非能够加以测量，否则科学不会承认某种东西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拒绝考察情绪、心智、灵魂或精神等“乌有之物”。 ——甘德斯·柏特(Candace Pert)博士，《共鸣：情绪分子的奇妙世界》(Molecules of Emotion ) “我36岁那年，他们说我的乳腺癌还处在很早期。”卡洛琳说，她是宾夕法尼亚州波克诺山的居民。这个诊断是30多年前的1988年下的。肿瘤经过了手术和放疗。几年后，卡洛琳的左髋关节和股骨出现了新的恶性肿瘤，她需要做紧急关节置换术；外科医生还不得不切除了她的大部分大腿骨。“当时，他们说我只有一两年的寿命了，”她回忆道，“我的两个儿子都很小，一个八岁，一个九岁。我现在刚满56岁，所以我打破了他们的所有纪录。” 在这期间，卡洛琳接受了多次化疗。在我们谈话的时候，癌症已经到了采取姑息治疗的阶段，已经扩散到了她的右髋关节和大腿。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能指望她的情况比目前的预后好到哪里去了；[插图]尽管如此，这位两个孩子的母亲依然对事情的现状表现出了深深的满足。毕竟，她没想到能有20年的时间来抚养自己的孩子。“你知道的，”她若有所思地说，“看着自己生命的有限，听着他们说我还有12～24个月的时间……我对医生说了很多不敬的话，然后又说，你知道吗，对不起，我需要10年时间把孩子养大成人。” “不敬的话，”我重复道，“你究竟说了什么？” “我说了很多脏话。我说了‘去你的统计数据’。” “真不错，”我说，“这种态度大概有助于延长你的生命。”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卡洛琳大笑起来，“我说，‘去你的统计数据。我需要那么多年来把他们养大成人’。他离开了办公室。他不喜欢我说话的方式。他以为我是个疯癫粗俗的女人。我常常想去找那位医生，他后来搬到加利福尼亚去了，我想告诉他，我的儿子现在一个24岁，一个25岁。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读研究生，另一个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但他振作起来了，在毕业时获得了三个学位，上了院长嘉许名单。” 对那位毫无防备的医生大发雷霆，这并不符合卡洛琳的性格。她一辈子都是个标准的好人，总是避免冲突。“我的处事方式是始终做一个照料者，被人需要，总是去拯救别人，很多时候都是在伤害自己。”她告诉我，“我从来不想和任何人起冲突。我总是必须成为那个负责任的人，确保一切正常。”卡洛琳表现出了所谓的“超自主型自给自足”(superautonomous self-sufficiency)[插图]。顾名思义，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对于向任何人提出任何要求都有一种夸张的、过度的厌恶。 简单说明一下：没有人生来就有这样的特质。这种特质一定源于对发展性创伤的应对反应，始于童年早期的自我克制。这种压抑会导致长远的代价，我们会在第7章更深入地探讨这个过程。 “我开始相信，几乎所有的疾病，即便不是以心身为基础的疾病，都包含一定的心身因素。”神经科学先驱甘德斯·柏特在她1997年的《共鸣：情绪分子的奇妙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柏特所说的“心身”(psychosomatic)，与现代人把疾病贬低为神经症的假象（常常带有嘲弄的意味）的看法不同。相反，她说的这个词有着严格的科学内涵：与人类的心灵（心理与精神）和躯体（身体）的一体性有关。她在实验室里对这种一体性做了大量测量和记录。她说得很对，她的发现有助于推动“行为、心理学与生物学的结合”。[插图] 认为心理与身体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这种想法并不新鲜；要说起来，新鲜的反而是有许多好心的医生都心照不宣地认为身心是分离的，并且按照这样的信念行事。尽管缺乏西方的神奇技术和发达的科学知识，但世界各地的传统治疗方法早就默认了这种统一性。尽管西方医学人为地将这两者分开，但大多数人仍然知道（哪怕只是在直觉层面上知道），他们的想法和感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人们会很自然地推断，哪些生活压力导致了一个人长溃疡，哪种精神紧张导致了头痛，或者哪些未经处理的恐惧导致了惊恐发作。我们不仅在观察个别的症状时会这样想，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观察大多数疾病的时候。由于关系问题、经济担忧或其他长期困扰而产生的情绪不安会给身体带来负担，因此可能导致疾病。 柏特创造了“身心”(bodymind)一词来描述这种一体性。专门介绍她工作和思想传承的官方网站特意注明，这个表述“故意不使用连字符，以强调其组成部分的统一性”。身体和心理虽不是一回事，但也不能分开来理解。我们可以忽视或否认这种悖论，但无法逃避它。自从柏特的开创性工作问世以来，情绪的生物学因素——那些她曾哀叹无足轻重的“乌有之物”已经被深入研究并记录在成千上万的独创性研究中了。其中有些研究值得一看，但要记住，每个研究都只是这些相似而令人信服的发现的冰山一角。 1982年，在伦敦举行的第四届国际癌症预防与检测研讨会上，有一项德国研究指出，某些人格特质与乳腺癌有着很强的关系。研究者对56名入院接受活体组织检查的女患者进行了性格评估，比如她们的情绪压抑、合理化、利他行为、回避冲突，以及在卡洛琳身上看到的那种超自主型自给自足。仅根据访谈结果，访谈者和“盲审”的评判员（没有和女患者有直接接触）都能对高达94%的癌症患者，以及大约70%的良性病例做出正确的诊断。[插图]此前，伦敦国王学院医院的一项英国研究也表明，具有乳腺癌肿块的女性会表现出“严重压抑愤怒和其他感受”的典型特征，其“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也就是同时接受活体组织检查，但发现有良性乳腺肿瘤的女性。[插图] 2000年，《癌症护理》(Cancer Nursing )杂志调查了压抑愤怒与癌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经常引起癌症护士等许多人群的注意：“不知为什么，护士们有一种直觉，认为这种‘和善’是有害的。现在（这种）观点得到了研究的支持。”[插图]这些护士的见解让我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克利夫兰诊所的两位神经科医生在巴伐利亚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插图]的论文。[插图]诊所的医务人员也发现，他们的ALS患者非常和善——和善得过了头，以至于在大多数情况下，医务人员能准确预测患者会不会被诊断出这种疾病。“恐怕这个人得了ALS，她人太好了。”他们会在患者的病历上匆匆写下这样的话。也可能会写：“这个人不可能得了ALS，他不够好。”神经科医生看得目瞪口呆。“尽管（医务人员）与患者接触的时间很短，而且他们形成观点的方式明显缺乏科学性，但事实证明，他们的意见几乎总是正确的。”医生说。 我采访了这篇论文的资深作者阿萨·J.威尔伯恩(Asa J. Wilbourn)博士。“这几乎是普遍现象，”他告诉我，“在那种评估过许多ALS患者的实验室里，这已经成了常识——我们的确做过大量的案例。我想，任何与ALS患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很明确的现象。”从那以后，这种坊间传闻得到了更正式的研究证实，正如一篇神经学期刊论文的标题所示：《“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患者通常都是好人”——经验丰富的医生如何看待ALS患者的人格特征》(“Patients with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Are Usually Nice Persons”—How Physicians Experienced in ALS See the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Patients)。[插图] 一项针对前列腺癌患者的研究发现，压抑愤怒与自然杀伤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的效率下降有关，因为这种细胞是抵抗恶性肿瘤和外来入侵者的一线免疫系统。这些细胞在对抗肿瘤的过程中能起到关键作用。[插图]之前的研究发现，即使在相对较小的压力下，健康年轻人的NK细胞活性也会降低，对于那些情感孤立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情感孤立是慢性压力的重要来源。 哀伤也有着重要的生理维度。英国《柳叶刀-肿瘤学》(Lancet Oncology )杂志上有一项颇有启发性的研究，该研究描述了在某些情绪（如丧亲之痛）下，心理因素对免疫系统、激素和神经系统之间的复杂通路的影响。在调查了因事故或军事冲突而失去成年儿子的父母之后，该研究的作者发现，这些父母的淋巴与血液恶性肿瘤（血液、骨髓和淋巴结的癌症），以及皮肤癌和肺癌的发病率增加了。[插图]战争会置人于死地，似乎深刻的情感丧失也会。哀伤不只会引起癌症，也会引起其他疾病。一项丹麦的全国性研究发现，哀伤的父母患多发性硬化的风险是正常人的两倍。[插图]（尽管有这些令人信服的证据，但我仍然不认为失去所爱的人本身会构成健康风险，无论这种事有多么令人悲伤。我认为健康风险取决于人们如何处理他们的丧失，包括他们可能会寻求和得到哪些支持。不仅是这些事件本身，情绪反应和处理情绪的方式也会影响我们的生理机能。） 仅仅是2019年《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 )上的一项研究，就应该会让每位临床医生走上探索身心医学的快车道。该研究发现，患有严重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是无创伤的女性的两倍。[插图]哈佛大学（这项研究就是在这里做的）的公报网站Harvard Gazette称：“研究结果表明，较为严重的PTSD症状，比如容易被普通的噪声吓到，或者回避可能会使人想起创伤经历的线索，可能与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升高有关，甚至在创伤事件发生的几十年后依然如此。”创伤症状越严重，癌症的侵袭性就越强。 哈佛大学的这项研究进一步提供了惊人的证据：无论是在疾病还是健康状态下，情绪压力与我们的身体状态是分不开的。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抑郁与卵巢癌的患病风险上升有关。也有研究考察过压力的影响：在腹腔内被注射卵巢癌细胞的实验小鼠之中，那些受到情绪恶化（如限制身体活动或隔离）影响的小鼠，其肿瘤生长和扩散的速度比没有受到限制的、集体饲养的小鼠高得多。[插图]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推测，压力可能会“抑制对于细胞无限增殖的关键防御能力，从而促进卵巢癌的发展”。换言之，压力可能会使我们的免疫系统失去控制和消灭恶性肿瘤的能力。 这种问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PTSD的范畴，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压力与创伤会影响许多并不符合PTSD诊断标准的人。2005年，芬兰研究者在《英国精神病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Psychiatry )上发表了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该研究发现，经历过“生活事件”（相对于普通的压力与情感丧失，如关系、工作问题，而这些问题不足以让人获得正式的诊断）的人，比那些经历过更明显的创伤（战争或灾难）的人会出现更多类似PTSD的症状，如噩梦或情感麻木。[插图] 哈佛大学关于卵巢癌的论文指出了一些有前景的治疗方法，该文章表明，那些PTSD症状有所缓解的女性（可能是由于她们接受了有效的心理治疗），患上恶性肿瘤的风险低于症状明显的女性。这样的健康观念把情绪当作真实的、有意义的“实在之物”，思考这种健康观念在预防与治疗方面的潜在价值及其社会影响，实在是令人兴奋。 虽然所有这些思想转变都很及时，相关科学研究也很新颖，但这些原则并不是新鲜事。1939年，在《美国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的一篇医学毕业班演讲中，索马·魏斯(Soma Weiss)博士告诉他的听众：“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在每种疾病中都发挥着作用，但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发挥着主要的作用。”[插图]这位受人尊敬的匈牙利裔美国临床医生补充道：“在治疗患者的时候，精神因素与化学和物理因素一样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不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理论家，而是作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病理生理学与药物治疗学（使用药物治疗疾病）的实践者。哈佛医学院为纪念魏斯设立了一个年度研究日，使他的精神得以延续，但他的整合性观点，以及支持这种观点的大量科学文献，仍然让传统医学思维感到费解。“从历史上看，一个人在哈佛大学追求身心方面的研究，会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很大的风险。”这所久负盛名的机构里的一位著名医生兼学者最近这样告诉我，“这种情况正在开始改变，但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插图] 确实很难。我在演讲时经常对听众说，如果他们在过去五年内看过神经科医生、心脏病科医生、呼吸科医生、风湿病医生、肠胃病医生、皮肤病医生、免疫学家，那就举起手来——“只要你看过任何一种专科医生。”我说。许多人举起了手。我继续说道：“如果这些专家问过你童年时的压力或创伤、你与父母的关系、你目前的人际关系质量、你的孤独程度或得到的陪伴水平、你的工作满意度以及你对工作的态度、你对老板的感觉或老板对待你的方式、你的快乐或愤怒体验、任何当前的压力，或者你对自己这个人的感觉，请继续举手。”在挤满数百人的房间里，举起的手通常可以用一只手数过来。“然而，”我补充道，“那些没有被问到的问题与你们大多数人去求医的原因有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如此，随着现代研究证实了传统智慧，我们对这个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晰。有一门（相对）较新的科学——心理神经免疫学，为身心的统一描绘出了无数种途径。该学科的研究领域包括情绪、神经与免疫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压力会如何引发疾病。甚至“联系”这个词也会引起误解：只有完全分离的实体才能联系起来，而现实是，上述三者是一体的。这门新学科有时也被称为心理神经免疫内分泌学（这个名字甚至更加拗口），它建立在我们人类所有组成部分的统一之上：心理、大脑、神经、免疫系统以及激素系统（也就是负责“内分泌”的部分）的统一。这些部分可以分开研究，但如果不着眼全局，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任何一个。从大脑皮层到大脑的情绪核心，再到自主神经系统；从免疫系统的固体或液体部分，到激素器官与分泌物；从应激反应系统到内脏……所有这些都是一体的。 进化赋予了我们本能、情绪、复杂的行为，以及分化的器官与系统，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各部分之间的这种统一性。无论我们的心理有多复杂，其基本内容（我们的想法、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信念、感受或被压抑的感受）都对我们的身体有着重要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还是坏。相反，从成为受精卵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体所经历的一切都必然会影响我们的想法、感受、知觉与行为。简而言之，这就是心理神经免疫学的核心思想。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研究证明了大脑的恐惧中枢（杏仁核）与心血管疾病之间是有关联的。一个人感知或承受的压力越大，杏仁核的静息活动水平就越高，他患上心脏疾病的风险也越大。杏仁核过度激活与心脏问题之间的关联，主要是由骨髓活动水平与动脉炎症的增加而导致的。[插图]情绪压力对心脏的影响更为普遍。2012年，哈佛医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工作压力大的女性，其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比工作压力小的女性高出67%。[插图]同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童年遭受过性虐待的男性，其心脏病发作的概率会增加两倍。[插图]这些研究者的自然假设是，受虐待的男性更容易做出高风险行为，如吸烟与饮酒，这也是他们心脏病发作率更高的原因。令研究团队惊讶的是，虐待本身的影响更为直接，完全独立于高风险行为因素。 应激的作用机制 理解应激及其机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身心的统一性是如何在身体组织内发挥作用的。 与类似的疼痛反应一样，应激是所有生物都有的强制性求生功能。一旦激活应激反应，我们的应激系统就会立即赋予我们能量，帮助我们应对或逃避威胁我们或我们照料的人的安全与健康的事物。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全身活动，几乎涉及所有器官与系统。 应激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威胁的直接反应，另一种是由外部压力或内部情绪因素引起的长期状态。急性应激是一种必要的反应，有助于维持我们的身心健康，而慢性应激是持续不断的，会破坏身心健康。例如，情境性愤怒就是急性应激起到积极作用的例子——请想一想自卫或设置人际边界的例子。这种反应会让我们的思维更敏捷，行动更迅速，四肢更有力。相比之下，长期的愤怒则会使全身一直充满应激激素，而这些激素存在的时间超过了合适的限度。久而久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应激激素过剩都会： • 让我们焦虑或抑郁； • 抑制免疫； • 助长炎症； • 导致血管狭窄，助长全身的血管疾病； • 助长癌症的发展； • 让骨骼变薄； • 让我们抵抗自身的胰岛素，诱发糖尿病； • 导致腹部肥胖，增加心血管与代谢问题的风险； • 损害大脑中重要的认知与情绪回路； • 使血压升高，增加凝血，增加心脏病发作或中风风险。 在我们的身体系统中，负责平稳而经济地处理压力的中枢被称为“HPA轴”。这个缩写指的是连接下丘脑(hypothalamus)、垂体(pituitary gland)和肾上腺(adrenal gland)的通路与反馈回路。下丘脑是我们大脑中间的一个小而关键的区域，负责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平衡的状态，垂体位于我们脑干的顶部，肾上腺则位于我们的肾脏上方。你可以把这个通路想象成连接三个主要市区中心的繁忙交通要道，其间到处都是入口坡道、出口和交叉路口，这样你就能大致理解了。 尽管人类远远超过几乎所有其他动物，可以在多种外部环境中生存，但我们的内部环境必须维持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生理状态范围之内。我们的体温、血液酸度或血压、心率以及许多其他身体指标都受大自然的约束，必须保持在固定、不可改变的范围之内，否则我们就会死亡。 著名美国应激研究者布鲁斯·麦克尤恩(Bruce McEwen)[插图]让“稳态应变”(allostasis)一词变得广为人知，这个词指的是身体在面对变化的环境时，保持内部平衡的努力。这个词是由希腊语的allo（意思是“变化”）与stasis（意思是“维持”“停止”）的组合；这两个词结合起来，我们就得出了“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意思。我们不能没有稳态应变，所以我们的身体会竭尽全力维持这种状态——如果压力一直没有减轻，那么就算会造成长期损害，身体也依然会坚持稳态应变。麦克尤恩将这种施加于我们身体调节机制的压力称为“非稳态负荷”(allostatic load)。这种压力会导致身体过量而长期释放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两种应激激素，还会导致神经紧张、免疫功能障碍；在许多情况下，会导致应激系统自身的衰竭。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HPA轴的基础结构在生命早期就已经形成——从在子宫内就开始形成，一直持续到童年早期。在这个脆弱的时期，承受压力或虐待都会终生损害应激-激素系统。我们不断地看到，如情绪等所谓非物质的“乌有之物”产生了物质性的、明确的、决定性的影响。 在可能的情况下，减少压力，如关注情绪（无论是明显的还是压抑的情绪），照顾好我们的心理健康，都会对身体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尽管医生拥有令人羡慕的生理学与技术专长，但总的来说，所受的训练并没有给予他们关于身心统一的古老智慧与新科学的启蒙教育。医学专业人士通常不会鼓励（甚至可能反对）人们相信自己的直觉，而直觉往往是身心信号的结合。 燃烧的记忆：格伦达的故事 格伦达就遇到了这样的事情。她现年58岁，来自蒙特利尔。30年前，她因为患有严重的克罗恩病而切除了部分肠道。克罗恩病是一种溃疡性的、痛苦的肠道炎症性疾病。2010年，格伦达得到了更多的坏消息：她被诊断出了二期侵袭性乳腺癌。在癌症康复的过程中，她恢复了被压抑的记忆：她想起了小时候遭受强奸的事情。“通过写日记和做梦，”她告诉我，“童年的潜意识记忆开始浮现，并伴随着严重的惊慌与恐惧。”由于害怕知道真相，她曾试着不去回想那些记忆，但这些记忆并没有消失。“每当创伤记忆浮现出来的时候，”她继续说道，“都会伴随着非常本能的情绪，以及身体上的消化道症状，包括消化不良、恶心和肠胃疼痛。” 这些记忆十分令人痛苦，甚至足以让听者的肠胃也跟着搅动起来。八岁的格伦达和一个更小的朋友遭到了那个街区的四个十几岁男孩的轮奸。第一个做出反应的人是她的母亲，她把格伦达赶进了屋里。格伦达说：“然后她把我直接放进了浴缸。她说，永远不要跟任何人讲这件事，再也不要提起这件事。妈妈说，这将永远是‘我们的小秘密’，然后就让我上床睡觉了。” 在她53岁的时候，这些记忆重新浮现出来时，就像“醒目而清晰的图像”一样，她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在浴缸里时的情景，而她的母亲就蹲在一旁的地板上，“试图洗掉强奸的痕迹”。我温和地问格伦达，她有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据，来证明这些恢复的记忆。她点了点头。“我姐姐记得那天她进过浴室。她刚回到家，就听到我母亲在痛哭，于是她过来打开了门。我当时正背对着她，她问，‘格伦达怎么了’，我母亲说，‘没什么，她会没事的。出去’。（我姐姐）告诉我，我当时看起来乱糟糟的——母亲从来不让我们这样蓬头垢面地出门，而且我全身都在发抖。” 为了保护自己，格伦达花了一辈子时间隐藏自己的直觉，而这种直觉现在开始进入了意识层面。仿佛那个浴室里的场景还不够有冲击力似的，这种直觉又产生了另一段视觉景象。“在恢复那段浴室里的记忆之后，”她说，“我就看到了我的身体，我是透明的……我看到了我的整个消化系统，从口腔到直肠。我的整个消化系统都出现了红肿的溃疡。那里有一股燃烧、流动的熔岩，就像火上浇油一样。这让我很愤怒，这个景象对我来说就像指引一样，告诉我，这两件事是有关系的——那次强奸和我的克罗恩病。”即使你不是精神分析师或诗歌教授，也能看出这个“怒火中烧”的岩浆图景是格伦达的愤怒和痛苦的有力写照。她必须把这种愤怒和痛苦埋藏在自己内心的最深处，因为她的母亲完全无法在情感上支持她。 格伦达的“视觉景象”不仅仅是一种贴切的比喻，而且有着很好的科学解释。现在相关的研究越来越多，这里只引用其中的一项调查：“有坚实的证据表明，童年创伤事件会显著影响炎症免疫系统……制造一种潜在的分子层面的途径，而早期创伤会通过这种途径，导致受创伤者在以后更容易患上精神与身体疾病。”[插图]格伦达的许多医生，甚至包括她的精神科医生（用她的话来说，这个精神科医生“很喜欢讲科学和医学”），都没有问过她的精神困境背后是否可能会有相关的童年经历。 甘德斯·柏特认为，心灵是“在身体的细胞、器官与系统之间无意识传递的信息流……这种信息的传递发生在意识的层面以外”。因此，她断言道：“我们所知的心灵是非物质的，但它其实有着物质基础，也就是身体和大脑。”她所说的“非物质的”(immaterial)并不是这个词在英语中通常表示的“无足轻重”或“无关紧要”的意思。恰恰相反，心灵与大脑不同，不是一种物质实体：我们不能把它拿在手里，也不能把它放进试管或培养皿中，甚至不能直接“看”到它。然而，心灵却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和后果。 我们今天有机会创造一种兼顾多种层面的医疗保健制度，这种制度能够正视“乌有之物”对于“有形”的身体的影响——我们现在对后者非常了解。“非物质”的心灵与它的“物质基础”（大脑和身体）就像在不断地跳舞一样，它们的关系既亲密又复杂。 经过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种身心之间的舞蹈所涉及的远不止一个人内部的两个“舞伴”：还有一种重要的、被低估的人际因素。毕竟，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必然存在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之中。如果我们想清晰而准确地认识人类的健康，就必须扩展我们对“身心”的理解，认识到他人的心灵和身体也会对塑造我们的健康（甚至我们的自我意识）造成许多影响。事实证明，身心的统一性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的范畴。 第5章 身体的哗变：免疫系统的叛乱 很多时候，当我感觉糟糕的时候，却不得不假装感觉很好。 ——维纳斯·威廉姆斯(Venus Williams) “我好像把自己弄伤了，”美玉[插图]前一阵子告诉我，“我本来一切正常，可后来我在跑上楼梯的时候摔了一跤。我把脚趾给磕到了。”她的热情、顽皮和幽默在说话时自然地散发了出来，还带着某种自豪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对于受伤这种痛苦的遭遇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反应。但对于7年前的美玉来说，在对抗重力的剧烈运动中遭受这样的伤害，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她在27岁时被诊断出患有硬皮病，尽管接受了主流医学能够提供的所有治疗，她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残疾了。她住在波士顿地区，在西方医学最神圣的场所之一接受了评估和治疗。 硬皮病(scleroderma)的名称源于希腊语，意味“坚硬的皮肤”。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为使人衰弱的关节炎症，以及痛苦的结缔组织紧缩。这种疾病有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名字叫系统性硬化症，因为硬化组织的累积可能发生在许多器官中，包括食道、血管和肺。在美玉的身上，她的手、肩膀和膝盖都出现了令人痛苦的肿胀。“疼痛无处不在，”她回忆道，“我全身都疼。”不久，她就不得不辞去了哈佛大学的一位著名学者的助理工作。她以前每分钟能打120个词，现在却觉得自己的双手像爪子一样僵硬，几乎瘫痪了。2014年我第一次采访她的时候，她面容严峻，似乎戴着僵硬的面具，紧绷的嘴唇几乎盖不住她的牙齿。她几乎认不出来当时的自己——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她截然不同，现在她很爱笑。 在患病的前几年里，美玉只想结束自己的生命，那时她只有30岁出头。她需要面对判了她死刑的诊断，需要轮椅才能行动，没有帮助甚至不能下床，预计自己活得越久就会越痛苦，于是她调查了借助医疗辅助自杀的可能性。“如果我生活在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我会符合所有的申请条件。我的痛苦令人难以置信，”她告诉我，“没有任何预后的结果能让我有理由继续活下去。我很快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如果再等下去，我就会被困住，甚至连按按钮都做不到。” 如今，美玉完全不服用任何药物，却能独立行走、旅行、去野外远足——这违背了所有传统的医学逻辑。她目前正在写自己的回忆录，尽管她每分钟只能打50个词：与她不久之前的状态相比，这是真正的胜利。 硬皮病是80多种叫作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相关疾病之一，每一种这样的疾病都代表着患者体内在进行着一场内战。实际上，自身免疫就是指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在攻击它本应该保护的身体。这种疾病的具体表现形式，取决于哪些组织或器官成为这种毁灭性的内部叛乱的目标。如果神经系统遭受攻击，就可能表现为多发性硬化；如果肠道遭受攻击，就会表现为乳糜泻或炎性肠病，比如克罗恩病或溃疡性结肠炎；如果关节和结缔组织受到攻击，就会表现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或硬皮病；如果皮肤遭受攻击，就会表现为银屑病或自身免疫性湿疹；如果胰腺受到攻击，就会表现为1型糖尿病；如果肺部受到攻击，则会表现为肺纤维化；如果大脑受到攻击，也许就会表现为阿尔茨海默病。在许多情况下，会有几个身体部位同时受到影响。影响着全球数百万人的慢性疲劳综合征（也被称为肌痛性脑脊髓炎），也是最近加入这个名单的著名疾病之一。 几乎所有自身免疫性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组织、器官和身体部位受到炎症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一线治疗措施往往首先是使用抗炎药物。如果像布洛芬这样的非甾体抗炎药，或者像类固醇这样“重武器”效用不够，医生就可能会开一些抑制身体免疫活动的药物。 由于疾病首先影响了美玉的关节，医生认为她得的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他们开的药是类固醇：实验室制造的、类似天然应激激素皮质醇的物质。皮质醇是肾上腺在面对威胁时分泌的一种物质。最后，类固醇和免疫抑制剂的失败将美玉推向了自杀的绝境边缘。她的医生已经没有什么药可开了。（应该补充的是，美玉的病情非常严重，她的康复完全出乎意料，而且根据标准的医学思维，这实际上是无法解释的。我联系了她在波士顿的家庭医生，向他核实了细节。） 尽管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症状通常具有高度的破坏性，会让人十分痛苦，但在一开始这些症状可能很模糊，难以确定——虽然对于受到这些症状困扰，并寻求证实与支持的患者来说并不那么模糊，但对于寻求准确结果的医生来说的确如此。因此，这些症状往往很相似的疾病有时不会被医生发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网球明星维纳斯·威廉姆斯的经历也是如此，她的疾病表现为手部肿胀、持续疲劳和关节畸形：这些症状对任何人来说都很吓人，对精英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我去看医生，但从没有得到过任何答案，所以我别无选择，只能带病坚持。”她告诉一位报社记者。“你几乎会习惯所有这些症状，”她说，“你会告诉自己，别去管它。坚持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开始怀疑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是不是疯了。”[插图]她最终被诊断出患有干燥综合征，这种疾病主要影响那些产生水分的腺体，使人口干、眼干，但也会导致许多器官功能失常，比如肺、肾脏、胰腺和血管。和许多其他人一样，威廉姆斯终于了解到，她身体上的痛苦有着一些客观的原因，甚至有一个名称，这让她松了一口气。 在美玉的案例中，做出诊断的责任落在了患者自己身上：在互联网时代，这是一种并不罕见的角色互换，尤其是在医生已经放弃的情况下。“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僵硬，”她回忆道，“就像经历了木乃伊化一样，就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正在逐渐变成一具木乃伊。疾病在我的身体里不断扩散，痛得难以置信……他们给我开了类固醇，告诉我只能维持病情，因为关节炎永远无法治愈——是不治之症。我坚持要做硬皮病检查，就这样我才发现了自己的诊断，此时距症状出现已经过去了六个月。” 自身免疫性疾病是医学界最大的未解之谜之一。大多数自身免疫性疾病都被认为是“特发性”的，意思是“原因不明”。当然，如果不能确定疾病的原因，我们治愈或逆转疾病的努力就会受到阻碍。在许多情况下，抑制症状（或者在有些情况下，手术修复或切除受损组织）是现代医学最有效的做法。这些措施的确会使许多人的症状得到可喜的缓解，但无法扭转病情的发展，而且会让许多人处于长期恶化与残疾的境况下，就像美玉那样。 尽管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这种前景不明的情况令人不安，但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些疾病还带来了许多其他令人头疼的问题。 第一个谜团是，为什么这些疾病变得越来越频发。在许多西方国家，从乳糜泻到炎性肠病，从红斑狼疮到1型糖尿病，甚至包括过敏等疾病的发病率都在稳步上升，这让研究者感到很困惑。[插图]“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患病率……在发达国家急剧上升。”2016年《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一篇文章指出，“据估计，每13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患有这些使人衰弱的、往往是终身性的疾病。”[插图]在英国，克罗恩病的确诊人数在1994～2014年增加了两倍多；[插图]在1999～2010年，加拿大儿童患炎性肠病的比率每年增长7%以上，使我的国家成为世界上这种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插图] 这种趋势立即否定了常见的医学解释：遗传原因。无论遗传如何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遗传在某些情况下会起到一些作用），但从逻辑上讲，遗传都无法解释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原因。“基因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生改变，”美国自身免疫性相关疾病协会主席弗吉尼亚·拉德(Virginia Ladd)2012年接受Medical News Today网采访时表示，“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迅速增加……显然表明环境因素在起作用。”[插图]换言之，环境中有某种东西，或某些东西的组合正在使我们的身体发炎。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我们听到“环境因素”与疾病联系在一起时，我们往往会想到众所周知的物质因素，如空气污染、含铅油漆和手机辐射。有一个有趣但未经证实的理论认为，垃圾食品的消费增多，是全球自身免疫性疾病患病率上升的原因。[插图]研究还没有发现这样的联系。[插图]不管怎样，要充分理解健康和疾病，就需要对“环境”这个词有一个更为全面的认识：一种生物心理社会学的认识。 第二个谜团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分布在性别上有着高度的倾斜。大约70%～80%的患者是女性，对于她们来说，这类疾病是致残和致死的主要原因。例如，女性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性是男性的三倍；受红斑狼疮影响的女性更是高达男性的九倍。美玉所患的系统性硬化症在女性当中的发病率是男性的三倍。[插图]更令人惊讶的是，为什么多发性硬化（一种慢性、令人严重衰弱、可能持续终生的神经系统疾病）的性别失衡会越来越严重。 在20世纪30年代的加拿大，这种疾病的性别比例大致持平；如今，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的女性比男性多出了两倍。[插图]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种趋势。“丹麦女性的多发性硬化发病率正在上升。丹麦女性患多发性硬化的风险在过去25年间增加了一倍多，而男性的患病风险几乎没有变化。”《丹麦医学杂志》(Danish Medical Journal )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还有，与拉德博士所说内容一致的是：“对于这种流行病学上的变化，其解释应该在环境中去寻找，因为基因只能解释一小部分多发性硬化的风险。这种变化太快了，以至于无法用基因的变化来解释。”[插图] 在照顾美玉的专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询问过她的在患上这种重创她生活的疾病之前的状况，无论是身体状况还是情绪状况。尽管有大量研究表明，压力、创伤和炎症之间存在联系，尽管数十年来已有多项研究探讨了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和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之间的这种关联，仍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这种可能的研究思路不仅没有被深入探索，而且在主流圈子里似乎也是一种禁忌。“在谈论这些问题时，我感到有些不自在。”美国最知名教学医院的一位风湿病专家这样告诉我，“自从毕业之后，我大大改变了自己的工作方式，因为我开始在患者身上发现压力与疾病的发作之间存在关联，也发现了心理和生理创伤在他们的疾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担心同事疏远她（离谱！），这位医生要求匿名。她亲眼看到自己的患者取得了“显著的好转”——在康复的方面，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患者能完全摆脱药物。然而，她却觉得她在自己的行业里是个叛徒。“我身边全是在大学里受人尊敬的同事，他们都是科研人员，但没有人关心这些事情。”听了这番话，我想起了那位哈佛大学的医生，他告诉我，追随这种思路的医生要“自担风险”，但他的确认为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如果就连偏离正统医学的医生也会感到害怕和被人误解，那么患者会有什么感受呢？西方医学工作中有另一个令人遗憾的特点（不是普遍存在，但我们经常能看到），那就是权力的等级制度：把医生看作地位崇高的专家，把患者当作医疗的被动接受者。尽管医生兢兢业业、心怀善意，但这种失衡会损害患者对于自身健康和疗愈过程的能动性。有关患者生活的重要问题无人问询，而患者又缺乏足够的自信，不能坚持认为他们对于自身的直觉和见解有助于治疗过程——更不要说能否指导治疗过程了。 如果在美玉出现这种痛苦症状的时候，她的医生能问这些问题，他们就会知道，美玉在生命的第一年里就经历过两次严重的遗弃。美玉生于韩国的一个单亲家庭，在她六个月大的时候，她妈妈就把她送到了孤儿院。一岁时，她被一对信仰福音派基督教的夫妇收养并带到了美国，他们按照最严格的方式来抚养她。在不到十岁的时候，她的养母有过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在美玉十几岁的时候，她父亲在一次宗教忏悔中向她承认，在她童年早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对她进行性虐待，从她两岁时就开始了。她完全压抑了这些记忆，把这些记忆与所有相关的感受（痛苦、恐惧和愤怒）都隐藏在了意识的表面之下。我们会在后面讨论治疗的时候看到，美玉那不可思议的康复，那货真价实的死前复活，都归功于她直面了这种埋藏已久的伤痛。 在她不敢去感受的情感墓园之上，美玉建起了一座引人注目的大厦：一副积极进取的面貌。这种精神面貌不仅让她免于绝望，不再忽视自己的需求，还帮助她取得了她不敢想象的成功。作为世界知名教授的助理，成年后的美玉觉得自己的工作压力很大，她还会习惯性地背负起身边每个人的紧张与压力。“在那种环境里，我真的不像我自己。”她说，“我总是不得不伪装成一个比真实的自己更能干的人。”在我多年的实践与教学经历中，我见过许多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他们有一个共同且反复出现的主要特点，那就是隐藏在内心中的痛苦，再加上这样的功能亢进。 就在她痛苦的关节炎发作之前，美玉正处在一段复杂的恋爱关系中，这段关系中的许多起伏波折给她的精神造成了伤害，最终以痛苦的分手告终。她一生中所有不让自己感受的痛苦，所有对被抛弃的恐惧，都表现在了她对失去这段关系的反应里了。这是一种全身的哀伤反应。同样地，训练有素的、治疗她硬皮病的专家也认为，她从童年到现在的任何一段经历都不算是可以接受的证据。“我的身体真的就像一个战场，而我正在节节败退。”美玉告诉我。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共鸣：长期以来，我一直把自身免疫性疾病想象成一支入侵自己祖国的强大军队，一场针对自己身体的暴力反叛。实际上，由于没有意识层面的情绪出口，情绪也得不到解决，美玉强烈的情绪发动了叛乱，表现为她组织里的炎症。 最近，微生物学家开始讨论“神经源性炎症”，即由神经系统放电引发的应激性炎症；而我们现在知道，神经系统深受情绪的影响。[插图]有一项出色的研究发现，早期逆境（比如美玉在童年时期遭受的创伤）与成年后的炎症有关系。美国近期的一项研究发现，童年时期的情感与肢体虐待会使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病风险上升一倍多，而且炎症是患这种疾病的可能途径之一。[插图]其他研究还发现，压力与免疫系统受损之间有着更多的联系。[插图]2007年，英国科学家发现，在童年时期受过虐待的成年人，其肝脏中产生的某些炎症信号物质（例如C反应蛋白）在血液中的水平更高，在排除了个人行为与生活方式等影响因素的情况下仍是如此。研究者写道：“童年虐待是一种未被研究过的、独立的、可以预防的成年期炎症风险因素。”[插图]他们谨慎地补充道：“炎症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性中介，将早年生活中的逆境与成年后的不良健康状况联系了起来。”此后的许多研究证明，这句话可以把“可能”两字去掉。 有些医生指出，类风湿性关节炎与某些人格类型或人格特点有关。我们会在第7章更多地讨论人格，但是为了避免误解，这里有必要简短地澄清一下。我们所说的人格特质，除了能反映真正的、天生的气质与特点，也能表现出人们小时候适应其情感环境的必然方式。人格特质能反映出一个人的许多东西，但无论他们有多认同这些特质，这些东西都既不是固有的，也不是不可改变的。这些特质也不是性格上的缺点；虽然它们现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困难，但它们最初是一种求生的方式。 早在1892年，出生在加拿大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伟大医生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后来由于他对英国医学的贡献，被维多利亚女王封为爵士）就已经注意到“这种疾病与震惊、担忧和悲伤有关”。许多年后，1965年的一项调查报告了易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普遍具有一系列自我克制的特质：“强迫性的、自我牺牲式的利他，压制愤怒，以及过度关注社会接受度。”[插图]加拿大自身免疫性疾病专家C. E. G.罗宾逊(C. E. G. Robinson)博士在1957年写道，他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经常会非常努力地在工作和私人交往中取悦他人，并且会要么隐藏敌意，要么不直接表达敌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完美主义者。”疾病的发作往往是由压力引起的。他睿智地补充道：“处理慢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情绪问题，往往需要花费与治疗关节或全身性疾病一样多的时间……我认为对许多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来说，情绪与心理方面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插图]在罗宾逊博士发表这番言论的40年之后，美国研究者也发现，在一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女患者中，人际压力的水平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插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来自加拿大一个草原省份的朱莉娅，她现年42岁，在29岁时就被诊断出患有类风湿性关节炎。她在一场机动车事故中被追尾，第二天感到左肩有些疼痛，但很快就好了。只不过她全身各个关节一次又一次地疼痛起来，这种转移既令人迷惑，又难以预测。“我的某个关节疼痛起来，然后疼痛就消失了。”她告诉我，“后来，突然之间我26个关节都疼痛发炎了。”血液检查发现，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一项指标飙升，明确了诊断。她的情绪特征与研究文献中所描述的“高度负责、压制愤怒”的性格一致。这些特征是在她的原生家庭里形成的：她有一个酗酒的父亲，还有一个在情感上依赖他人的母亲，而她不能向母亲透露自己被一位家庭好友性侵的经历，这个朋友也伤害了朱莉娅试图保护的妹妹。 朱莉娅的主治医生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内心世界。这很重要吗？因为罗宾逊博士和其他人发现，这种人格模式是可以逆转的，因此，也许这种疾病同样可以逆转。尽管医生说她的病情必然会恶化，但朱莉娅现在没有症状，也没有服用药物。“这两天，我和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进行了一次美好的对话。说起来，我都想哭了。”她对我说，“我很好。”这样的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这句话在朱莉娅的案例里那么深刻呢？我们稍后会再次探讨这些“美好的对话”，就在我们讲到疗愈的时候（见第27章）。 哀伤与烦恼：米蕾、比安卡和多发性硬化 米蕾今年51岁，是一名来自土耳其的医生，目前在加拿大一家医院担任临床试验协调员。她在18岁时首次出现了复视，也就是看东西重影，但由于没有先进的成像技术，她一开始没有被诊断出来。“我去看了眼科医生，他说，哦，这只是暂时的。”她回忆道，“所以我服用了六周的皮质类固醇，然后症状就消失了。22岁时，这种症状又多次发作。每次我看我妈妈的时候，都会看到重影。我到另一个城市学习时，一切正常，但当我回到伊斯坦布尔，每次见到我妈妈时，症状都会再次发作。”24岁时，米蕾做了一次磁共振成像检查，被确诊为多发性硬化。在移民到加拿大之后，她的症状消失了好几年。但在她怀孕期间，她的丈夫在生意上陷入了困境，开始辱骂她。“他对女性有一种愤怒和仇恨，”她说，“他会把这种情绪投射到我身上。”一种压力会引发另一种压力。“他赚的钱不够雇人，所以我要从早上到下午去医院工作，然后从下午到午夜都得去照看商店。我生孩子后，情况变得更糟了。他大喊大叫，非常生气。他总是贬低我，嘲笑我，奚落我。”最终，米蕾离开了这段婚姻。多年后，她又见到了父母。见到父母之后，她很快就不能走路了——从那以后，这种情况就一直存在。童年时期给她留下的恐惧和愤怒曾经被她压制了，但相关的情绪线索在她回家之后被触发了，进而导致她的神经系统发炎。 多发性硬化也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与这种病相关的个人经历、童年逆境与压力的决定性影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研究。第一个阐释这种疾病的人是法国医生让-马丁·沙可(Jean-Martin Charcot)，他有时也被称为现代神经学之父。他在1872年提出，多发性硬化是由“长期持续的哀伤与烦恼”造成的。与他同时代的、年轻一些的医学巨擘威廉·奥斯勒对类风湿性关节炎也有一样的看法。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信息支持了沙可的开创性见解。1958年在蒙特利尔两家医院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大多数多发性硬化患者都是在不幸福的家庭中长大的。婚姻不和、家庭破裂、酗酒、缺乏父母关爱都是不幸福的原因。”绝大多数人在发病之前都承受过长期的情绪压力。导致疾病复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压力，比如“对财务问题的担忧、不幸福的家庭生活、责任的增加。这些因素无论是单独发挥作用，还是与疲劳、过度努力、过度工作、事故、受伤、分娩等其他因素一同起作用，都会导致同样的结果”。[插图]十年后，另一项研究（提出“生物心理社会”这个词的乔治·恩格尔教授也参与了这项研究）也发现：“大多数患者……报告称，在症状出现之前有过造成心理压力的经历，那些症状最终导致他们被诊断出多发性硬化，这些发现得到了（能找到的）家庭成员的证实。”[插图] 相关证据不断地涌现出来。经历过重大生活压力的多发性硬化患者，其发病率几乎增加了三倍。[插图]最后，2013年在葡萄牙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发表的一篇大型文献综述发现，多发性硬化患者身上有着一系列模式，包括： • 在发病前6个月至2年内出现过较多的不良压力或创伤性事件； • 压力与疾病的复发存在累积关系，即经历一次生活压力事件后，复发风险会增加一到两倍；经历3次或以上生活压力事件，风险会增加4倍到近6倍； • 有过童年创伤史，其童年创伤是一般人群的两到三倍； • 一般来说，他们较少关注自己的情绪，因此保护自己免受压力影响的能力较弱； • 社会支持能减轻生活压力的影响。[插图] 多年来，我采访了数十名多发性硬化患者，其中许多人是在我看到这类研究的很久之前采访的。我目前还没有发现不符合这些普遍性结论的例外。让-马丁·沙可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说的“长期持续的哀伤与烦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疾病的产生与严重性。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也是如此，在几乎所有的案例中，都明显存在着某种童年模式，导致人们过度尽责、高度负责、对自身的需求保持情绪上的克制——他们在患病前也承受过压力，比如人际冲突、家庭危机、关系破裂或工作上的额外职责。 对于比安卡（和米蕾一样，她也是个医生）来说，她的多发性硬化的第一个症状也是重影（复视）。现在她已经37岁了，她第一次产生症状还是在20多岁的时候，那时她正在为学校的考试忙得焦头烂额。她在线上聊天中告诉我（她在布加勒斯特的家中，而我在温哥华）：“多年以来，在我出现重影症状的时候，我要么是在准备考试，要么在工作上有很多压力，职业上的压力。我还有些其他症状，比如麻木和刺痛。我总结出了规律，症状通常出现在我有个人问题或情绪问题的时候。”与医学的预期相反，比安卡学会了让疾病为她服务。面对我们多数人都自然会认为是不幸的情况，她学会了与这种疾病做朋友，并让自己接受这种疾病的指引。“我这一辈子都在过度补偿，努力工作，试图取悦他人。”她告诉我，“得了多发性硬化之后，我终于有理由放松下来，专注于我自己了。” 为什么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增多 遗传没能找到答案，对难以捉摸的“环境因素”的搜寻仍在继续；在现代世界，这样的环境因素肯定很多。[插图]然而，我相信，有一个这样的因素是很明显的、无处不在的，而且可悲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炎症的治疗能为我们提供重要的，甚至明显的线索，帮助我们了解炎症的起源，这个线索可能有助于解开“这些疾病到底从哪里来”的谜团。我们医生经常会对皮肤、关节、大脑、肠道、肺、肾等处的炎症使用大剂量的合成应激激素。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理由：尽管激素有许多潜在的危险副作用，但通常能减轻或改善症状。然而，我们很少想到要问问自己，或者问问患者，压力本身是否可能，仅仅是可能，与我们正在治疗的疾病有关。 有大量证据支持这种观点。最近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瑞典研究表明，患有与压力相关疾病的人，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要高得多。[插图]值得注意的是，那些用SSRI类药物（使用最广泛的抗抑郁剂[插图]，其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百忧解）治疗过与压力相关的精神疾病的人，患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较低：用甘德斯·柏特博士对于人类心理与生理的相互作用，以及情绪在疾病中的作用的观点来说，这就是身心现象的明确证据。 这种现象也不仅存在于人类身上。在2013年的一项研究中，实验室小鼠承受了为期三周的压力，旨在模仿“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多种压力事件”。小鼠承受的压力就是，将它们浸泡在冷水里，向它们的方向喷洒掠食者的气味，让它们忍受强光、活动限制或隔离——这些都是持续时间长短不一的、不可预测的压力，它们无法轻易适应这些压力。研究者称之为“慢性可变压力”。暴露在这种压力下的小鼠，产生致病性自身免疫的风险升高了。换言之，更有可能产生针对自己身体的免疫活动。[插图] 我相信，在我们当下的西方文化中，生活让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成了实验中的小鼠，忍受着我们无法控制的“慢性可变压力”。[插图] 这里有必要警告读者：在强调生平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时，我们必须注意避免指责与内疚。“有些人将红斑狼疮视为外部的攻击者，”一位患有红斑狼疮的英国女性写道，“但我更愿意认为这是我自找的……过度的奋斗、总是生活在紧张的情绪里、太多的压力。然而，不管后果如何，我都不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这种疾病也就是我。”[插图] 这种观点是有一定智慧的，但我也从中听出了一种毫无根据的自责，以及十分典型的自我关怀的缺乏。没有人是他们的疾病，也没有人生病是自找的——不会是有意识的、故意的，或是罪有应得的。疾病是几代人的痛苦、社会境况、文化境况、童年创伤、背负着人们的压力与情感往事的生理状况的结果，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与身体和心理的环境相互作用。没错，患者通常会表现出根深蒂固的人格特质，但这种人格并不能代表我们是谁，我们因此而患上的疾病也不能。 然而，即使这位英国作家犯了一个错误，即完全与自己的疾病认同，但她仍然巧妙地引导了我们去思考一系列深刻而有意义的问题。对于我们在本章中看到的这种慢性的、自我攻击的病症，作为“外部攻击者”的疾病是否根本就不存在？[插图]万一疾病实际上不是一种静止的实体，而是一个代表了具体情况下的真实生活的动态过程呢？有哪些新的（或旧的）治疗途径——主流医学观点不可想象的治疗途径，可能从这样的观念转变中发展出来？ 第6章 疾病没有实体：疾病是一个过程 癌症不是细胞的疾病，就像堵车不是汽车的疾病一样。研究一辈子内燃机也不能帮助任何人理解我们的交通问题……堵车是车辆与环境之间的正常关系出了问题所导致的。无论车辆本身能否正常运行，都有可能堵车。 ——大卫·史密瑟斯(David Smithers)爵士，《柳叶刀》(Lancet )，1962 V，原名伊芙·恩斯勒[插图]，因著有《阴道独白》而在20世纪90年代声名鹊起。《纽约时报》称这部戏剧“可能是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政治戏剧”。她在戏剧上的巨大成功促使她开始从事社会活动。作为一个无畏的女权倡导者和捍卫者，她走遍世界各地，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刚果共和国目睹了大规模强奸与厌女暴行造成的血腥后果。 对V来说，政治问题就是她个人的问题。在她令人心碎又极为出色的回忆录《我，在世界的身体之中》(In the Body of the World )中，她提出了一个十分坦率又深刻的问题：“我患上强奸癌了吗？”从很早的时候起，她父亲就对她实施了性侵，并且持续了许多年——长期的侵犯加上严重的情感虐待，以及后来可怕的肢体暴力。与此同时，由于她的母亲被自身童年苦难的遗留问题所困扰，所以对这种情况一直视而不见，或是保持沉默。年幼的伊芙觉得，与自己的父亲有染，是在“背叛”自己的母亲。“当你的父亲对你实施乱伦时，作为一个孩子，你会感觉自己是个叛徒，”她在线上采访中告诉我，“我的母亲因此憎恨我。她憎恨我，是因为他如此喜爱我。”有害的自责是受创伤的孩子所承受的折磨之一。V在很多时候都厌恶自己，就像其他许多早年间遭受虐待的受害者一样。 “我是怎么得上病的？”她是这样描写自己的癌症的，“是因为57年来每天担心自己不够好吗……是因为操心要如何在麦迪逊广场花园里装满1.8万人，或者在超级巨蛋体育场里塞满4万人吗……是因为多年来，在数百个小镇里的每次演出、演讲之后，总有200多个女人排着队，给我看她们的疤痕、伤口和战士般的文身吗……是因为郊区的草坪上有杀虫剂吗……是因为我的第一任丈夫和我的好友出轨吗……是因为我和已婚男子偷情吗……是因为我没有设置足够的边界吗？还是因为我给自己设限太多？” 我问她现在是怎么想的，V笑了笑，其中也许还有些讽刺的意味。“我认为是上述所有因素共同导致的。”她说，“但我认为，如果说有一个根本原因导致了我的疾病，那就是缺乏足够的认识——我没有深入地处理我的创伤。”然后，她对疾病的本质做了深刻的评论：“疾病不是一种东西。它是能量流，是电流；是当你在没有觉醒或缺乏联结感时产生的进化与退化，而此时创伤基本上掌控了你的生活。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疾病是一种东西，因为这样会让它变得像是一种有形的物体，而它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精神和情感上的状态。” 这种来之不易的领悟提出了一些陌生的，但可能很有意义的问题。她写道：“如果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并非处于（疾病的）某个状态中，而是处在一个过程中，那会怎样呢？如果癌症就像失恋、找到新工作或者求学的经历一样，是一个老师，那会怎样呢？如果人们不会因为某些‘晚期’的诊断而抛弃你、定义你，而是将你看作一个正处于某种能够深化你的灵魂、敞开你的心扉的转变过程之中的人，那又会如何呢？” V能够从接近晚期的诊断中幸存下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代医学的不懈努力与高超技术，包括多次复杂的手术与化疗。但在她看来，这并不是拯救她生命的全部原因。她自己对于疗愈的看法，为这些治疗手段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她不把疾病看作一种“东西”、一个外在的敌人，而是把它看作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她生命中的一切——现在、过去和未来，而且她甚至将疾病视为一位老师。 不只是战争 我们习惯于把疾病看作一种需要摆脱的东西，或者是要与之战斗的敌人，比如我们会说“抗癌”。（而我要郑重声明，这场“抗战”离胜利还差得很远。）[插图]我们告诉自己，有朝一日，有了足够的研究，我们这个社会终将“战胜”癌症，将其彻底消灭；与此同时，我们保持着一种顽强的反抗态度，就像那个流行的话题标签“#去你的癌症”所表达的那样。我们的日常用语表达了我们斗志旺盛的态度：我们会听说朋友或家人正在勇敢地与“多发性硬化做斗争”，或者正在抗击某些其他疾病；他们要么在斗争中获胜，要么“屈服”于病魔。 这些战斗比喻之所以如此吸引人，可能是因为这些用语的力量感与我们的愤怒与绝望感很相称；然而，这些话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有用。在之前的一本书中，我引用了加拿大肿瘤学家卡伦·格尔曼(Karen Gelmon)的话。她是乳腺癌领域的领军专家，她对于用军事用语来描述癌症护理与研究持怀疑态度。“身体里出现的是一种流动的问题，有流入也有流出，”她说，“你不能控制它的每一个方面。我们现在需要明白，有些事情你可以影响，有些事情你无能为力。这不是一场战争，是一种寻找平衡与和谐的推拉现象，是要将冲突的力量揉成一个面团。”[插图]我注意到，她所说的“流动”与V的说法非常相似：一位女士的说法源自她的专业知识，另一位的说法则源自来之不易的亲身领悟。 除了战争宣言之外，还有一种更普遍的误解蒙蔽了我们对于疾病的看法：“我有癌症。”“她有多发性硬化。”“我侄子有注意缺陷障碍。”每一句这样的话中都蕴含着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即存在一个独立于疾病这种东西之外的我（或某个人），而这种疾病为“我”所有——就像“我有一台纯平电视”这句话的意思一样。这就好像在说，这是我的生活，而那边那个东西，就是入侵我生活的疾病。从这个角度来看，疾病是某种外在的东西，有着自身的特性，独立于患病的人而存在。考虑到这种看法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是时候换一种新观点了。 我们已经看到，激素、免疫、神经、分子、细胞内、表观遗传学等无数作用途径，让我们的生理与情感、心理、灵性、社会生活密不可分。在V看来，导致最终差点儿杀死她的过程的主要根源是创伤和压力，这种看法与现代科学完全一致。英国人进行了一项长达50年的研究，对近1万人进行了追踪调查，也就是从他们出生开始一直追踪到50岁。该研究发现，虐待、社会经济劣势、家庭冲突等早年逆境会大大增加人们50岁之前患上癌症的风险。经历过两次或更多这种逆境的女性，在中年时患癌症的风险会增加一倍。[插图] 研究者写道：“这些发现表明，癌症风险可能与生命早期暴露于压力环境，或接触压力事件有关。”他们再次小心翼翼地使用了“表明”与“可能”这样谨慎的语言。就我的临床感受而言，尽管我很关心人们是如何生病、如何康复的，但这样的研究结果（尽管在多项其他研究中反复出现）并不是在表明什么，而是急需我们的关注。应激激素对免疫系统的扰乱作用，是患癌症的风险因素，这早已不是科学上的秘密。我们也看到了压力与创伤是炎症的主要驱动因素，而炎症是“癌症制造机”中的另一个核心部件。正是因为如此，遭受过性虐待、肢体虐待的女孩，在成年后患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风险要大得多。子宫内膜异位症是一种痛苦且常会致残的疾病，会增加患卵巢癌的风险，而卵巢癌的起源常常超出了传统医学思维所能理解的范围。[插图]从心身、心理神经免疫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难题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插图] 我要再次提出一个对这个主题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把疾病看作整个有机体的失衡，而不仅仅是分子、细胞或器官遭受入侵，或因为病理原因而变性的表现，又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把西方研究和医学的成果应用于一个系统框架中，寻找导致疾病、促进健康的所有相关因素与条件，又会发生什么？ 像这样改变看待疾病的视角，将会彻底改变我们行医的方式。我们不会再把疾病看作一个有形的实体，认为它将它的恶意强加于我们的身体；我们要处理的是一个过程，一个与我们的个人经历、生活环境、文化背景都密不可分的过程。这种思维方式上的改变有很多可取之处，不仅是因为它考虑了人际生物学。如果我们不再把疾病看作一种有形的、自主的、具有固定发展轨迹的事物，如果我们能得到恰当的帮助，并且愿意审视内在和外在的因素，我们就能开始在对待疾病的问题上发挥能动性。毕竟，如果疾病是我们生活中某些东西的表现形式，而不仅仅是生活的残酷破坏者，那我们就有选择的余地：我们可以寻求新的理解，提出新的问题，也许还能做出新的选择。我们可以获得我们应有的地位——成为这个过程的主动参与者，而不是继续做疾病无助的受害者，只能依赖医疗工作者为我们带来奇迹。 疾病本身既是过往事件的“高潮”，也是未来事态发展的指针。我们的情感因素，包括我们与自己的关系，可能是未来的有力决定因素之一。例如，研究已经证明，在获得诊断时的无助与绝望，会对患有乳腺癌的妇女的生存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在十年后依然如此。[插图]相反，抑郁症状的减少则与更长的生存时间有关。[插图]甚至有一项研究发现，在常规巴氏涂片检查中发现宫颈异常，需要进行活组织检查的妇女中，在诊断前对生活持悲观态度的人更容易被诊断出癌症。[插图]对于男性来说，那些倾向于压抑愤怒的人，其免疫系统对于前列腺癌做出反应的能力会减弱。[插图]另一项前列腺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会降低那种风险。[插图] 史蒂文·科尔(Steven Cole)博士[插图]是一位著述颇丰的研究者，他的研究为这种疾病的发病过程带来了启示。“我们现在知道，疾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告诉我，“是发生在我们体内的一个生理过程，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影响这个过程会以多快的速度达到临床水平……我们对疾病了解得越多，就越不清楚人什么时候有病，什么时候没病。”当然，在关于“正常”的迷思当中，这种细微的差别是难以理解的：你要么“生病”，要么“健康”，你是什么情况应该很明显。但实际上，疾病与健康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没有人会突然“患上”自身免疫性疾病，或突然“患上”癌症，尽管疾病也许会突然被我们发现，并造成巨大的影响。 几年前，《纽约客》(New Yorker )刊登了一篇题为《我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Me?)的文章，这篇文章用令人感同身受的第一人称描写了另一种“特发性”[插图]自身免疫性疾病。[插图]这篇文章也完美阐释了疾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我生病了，”作者用一种痛苦的幽默感写道，“就像海明威所说的破产的方式一样——‘逐渐地，突然地’。从一个角度来讲述我的故事，那就是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至少6年，直到最后我看的所有医生都相信我病了。还有一种说法，这场病是从2009年开始的，我母亲在那一年去世了，我的压力很大，一种难以承受的疲惫感压垮了我，我的淋巴结疼了好几个月，然后一项检查表明，我最近感染上了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 这个疾病过程的显著特征是：病程较长，专业人士对于身体检查、血液检查或影像学检查中缺乏特异性标记物感到困惑，突然出现的人际压力，而这种压力最终导致了疾病的全面爆发。在文章的最后，作者透露了一个关于这种致命疾病的重要线索，这个线索本应该给她的医生发出信号：“今年5月，在进行了多次磁共振成像检查之后，我的内分泌科医生推测，我的下丘脑患有一种‘特发性’疾病，可能无法治愈。” 线索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下丘脑是身体和大脑的应激系统中枢，是免疫活动的关键调节器，也是自主神经系统的核心。下丘脑是我们的情绪功能的生理数据的传感器，因此也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与自己的关系的传感器。它会把恐惧、丧失、哀伤和压力转化为我们血液、器官、细胞、神经、淋巴结、信使化学物质以及整个有机体中分子内的各种反应。因此，从更宏观的人际生物学角度来看，这位作者的病可能根本不是特发性的，而是慢性与急性压力的结果，这是可以理解的。即使现在的医学技术无法治疗这种问题，它也不一定是无法疗愈的，如果我们用更明智的、基于科学的视角看待疾病过程与心身统一性之间相互关联的复杂性，那就更是如此了。 说回癌症，科尔博士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激活人体的应激反应，可能会促进肿瘤的生长与扩散。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他们发出的警告一样：“压力本身并不会导致癌症；然而，临床与实验数据表明，压力与其他因素（如情绪、应对机制和社会支持）能显著影响促进恶性细胞生长的基本细胞过程与分子过程。”[插图] 这就引出了一个关键点。压力不会“导致”癌症，原因很简单，我们体内随时都有潜在的恶性细胞。人体内包含超过37万亿个细胞，这些细胞处于发育、成熟和衰退等各个不同阶段。恶性转变时有发生，这是细胞分裂的偶然产物。在正常情况下，有机体的防御可以消除这些恶性转变对于健康的威胁。例如，我们从尸检中得知，许多女性都有乳腺癌细胞，就像许多男性都有前列腺癌细胞一样，但这些人从没有患上过癌症。问题是，是什么驱使这些细胞发展为临床疾病？是什么让免疫系统无法成功应对内部威胁？这就是压力的推动作用：比如，通过向血液循环中释放炎性蛋白，从而损伤DNA，并且在恶性转化过程中阻碍DNA修复。这些蛋白质被称为“细胞因子”(cytokine)，它们还可以使那些在正常情况下抑制肿瘤生长的基因失活，使支持肿瘤细胞生长和存活的化学信使发挥作用，刺激为肿瘤提供养分的血管分支，并破坏免疫系统。即使从细胞和分子的水平上看，疾病的产生也是一个多方面、多步骤的过程。 1962年，英国著名癌症医生大卫·史密瑟斯发表了一篇颇有前瞻性的论文。他将癌症视为一个过程：不是细胞个体失控的疾病，而是环境失衡的表现，“仅仅是一个长得多的环境因素的发展链，没有明确的起始点”。他写道，医生和研究者并没有认识到癌症“重要的动态特性”；他们看到的是静态的后果，而不是发展变化的过程。[插图]史密瑟斯指出，细胞的活动“只有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它们的任何活动都不能仅通过细胞内部反应的规律来解释”。此后半个世纪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充满预见性的论断。 “我现在对因果关系有了更复杂的看法。”史蒂夫·科尔告诉我，“如果你得了一种疾病，那么肯定有一系列的事情出了问题。其中有些因素可能与你的基因有关，有些可能与你接触的病原体有关。其中有些因素与艰苦的生活有关——这种生活方式会对身体，以及原本具有复原能力的组织造成损伤和破坏。最好把疾病看作一种多步骤的因果关系……许多疾病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炎症，它就像疾病发展的养料一样。我们发现，当人们感到威胁、不安全时，尤其是长时间有这种感觉时，身体就会本能地启动炎性基因。” 自医的医者 长期感到威胁与不安全，正是妇产科医生莉萨·兰金(Lissa Rankin)从小就有的感受，而医学训练让她的这种情绪状态有增无减。她的书《使命的解剖学》(The Anatomy of a Calling )用一段噩梦般的叙述开头：作为一名住院医生，她必须整夜从一个产房赶往另一个产房，处理一个接一个艰难的分娩病例，支持四个婴儿全部夭折的父母，同时上级还要斥责她没能很好地压制自己的哀伤，即使在女更衣室里也躲不过这顿骂。“医生，”她写道，“成了控制自己情绪的大师。如果我们感到哀痛，或者有人伤害了我们的感受，又或者我们感到伤心的时候，我们不能哭泣。”我近期和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医生谈过。“在医学院，”她告诉我，“我的外科教授一直在对我进行性骚扰。一直如此。我只能忍受……我从来没有去找过医学院院长，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也没有要求保护，因为那是我伤痛的一部分——他们不允许我寻求帮助，不允许我‘需要过度关注’，不允许我抱怨。” 27岁时，兰金医生因为一次痛苦的心动过速被送进了她所在医院的冠心病监护室，而常用的无创干预措施对她不起作用。接受电击治疗后，她的心率恢复了正常，然后她被直接送回了工作岗位。到了33岁，她已经在服用好几种药物，治疗多种疾病，包括治疗高血压和心悸的三种药物，还有抗组胺药和类固醇（这也是一种应激激素），每周还要注射一针治疗过敏的药物。医生告诉她，她余生要一直注射这种药物。她还接受了宫颈异常（一种癌前状态）的治疗，但手术后不久疾病就复发了。一直以来，没有医生问她有什么压力，从而诱发了免疫问题，促进了恶性肿瘤的生长（这听起来很熟悉）。 现在，兰金医生已经完全康复了，不用再服用任何药物。在她身上，疗愈与传统的医学治疗无关，完全要归功于她在指导下进行的个人转变——这是她在35岁时开始的一段旅程，当时她几乎想要自杀。“在我辞职后的六个月内，我就停止了所有药物治疗。”她说。她现在是一个母亲，一名治疗师，也是一个研讨会的主持人，还是几本书的作者。她的关键领悟在于，她认识到她的整个生活就是她的几种疾病的基础，既包括身体疾病，也包括心理疾病；这些疾病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她与世界互动的动态过程的表现。“我一直是一个典型的好女孩，成绩优异，名列前茅，总是努力发展我的才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是为了被别人接纳。”她告诉我。她发现，这种时时刻刻的压力体现在了她的身体问题上。她必须放下。 正如莉萨·兰金意识到的那样，对疾病所代表的过程保持开放的心态，可以带来很多好处。疾病可能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客人，但表现出一点点的好客，欢迎这个不速之客（可以这么说），不会让我们付出任何代价。这样甚至可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弄清楚为什么这位客人会前来拜访，以及它可能告诉我们哪些与我们生活有关的事情。 第23章 社会的减震器：为什么女性的情况更不利 我的许多女性患者不知道如何用健康的方式表达愤怒。她们被压制的愤怒导致了她们的抑郁。我相信，也导致了其他医学症状。 ——朱莉·霍兰(Julie Holland)，医学博士，《暴躁的婆娘》(Moody Bitches ) 本章要解开一个明显的医学谜团：为什么女性远比男性更容易患上慢性身体疾病，为什么她们更容易被诊断出精神疾病？我会说：“这显而易见。”因为根据我们对身心统一性和我们的生物心理社会性本质的理解，答案就在我们眼前，而且完全是可想而知的。我们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完全是因为我们把父权文化中的“正常”视为理所当然。尽管几个世纪以来，女性一直在反抗和进步，但父权文化往往有着明确的权力作为支撑，也会受到男性下意识的影响。 我所说的“我们”，不仅指我的医学行业和整个社会，也是指我自己——统治性别阶层中的一员，还有这种从属关系灌输给我的条件反射。事实上，对于性别平等，我嘴上说的话，比我有时做的事情要漂亮得多。一直以来，我需要（并且未来同样需要）一位非常坚强而坚定的女性——我的妻子蕾，来不断地提醒我（我需要的提醒太多了，远远超出了她的义务），在我们的个人关系中存在这种不够理想的现实。环顾四周，我感觉到，在我们的文化中，这种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无意识交流每天都在发生，在这一点上，我和蕾也不能免俗。这种情况对两性都是有害的，但对于女性的身心健康尤其有害。 健康方面的性别差异是真实存在的，然而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女性更容易患上慢性疾病，甚至早在年老之前就是如此。而且，她们健康不良和残疾的时间也比男性更长。“女性的情况更糟糕。”一位顶尖的美国医生近期写道。他指出，女性患慢性疼痛、偏头痛、纤维肌痛、肠易激综合征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风险要高得多。[插图]第4章已经谈到，女性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可能性是男性的3倍，女性患红斑狼疮的可能性则高得离谱，是男性的9倍，多发性硬化的男女患病比例几十年来一直在上升。女性患与吸烟无关的恶性肿瘤的可能性也更高。即便是肺癌，吸烟的女性患这种疾病的可能性也比男性高出一倍。[插图]女性患焦虑症、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可能性也是男性的两倍。[插图]“我们正在创造一种完全不正常的新常态。”纽约精神病学家、作家朱莉·霍兰在我们的访谈中说，“大概有1/4或更多的美国女性正在服用精神药物，但如果加上安眠药和抗焦虑药物，这个比例就更高了。在随便什么员工会议或者家长会上，都有大约1/4的人，也许更多，每天都要吃药来调节他们的感受和行为。”阿尔茨海默病和痴呆症似乎对女性的影响也更大，就像对美国黑人的影响一样。[插图] 单就最后这一点，就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它确实包含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告诉了我们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毕竟，本书一直在探讨发展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以及压力和创伤所带来的生理影响。本书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那就是这种情绪困扰会经常引发炎症，以及其他形式的生理、精神伤害，这一点在科学上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能会问自己，各种肤色和阶层的女性，以及黑人群体，有哪些相同的负担和压力？对我来说，答案很明确：他们在西方文化中都受到了特殊的针对，这个文化不尊重人，反而贬低、扭曲甚至强迫人们压制真实的自己。如果这个评估是准确的，那我们就可以预见，随着各种压力相互交叉、相互叠加，疾病的发病率也会上升。事实的确如此，而且这种上升是巨大的。[插图] 在上一章中，我们探讨了种族主义与不平等的生理嵌入，也探讨了由此引发的健康差异。在这里，我们顺理成章地要审视女性在父权社会中的压力。这些压力也会影响身心，对身体所有系统造成严重破坏，其中包括免疫系统。 在多伦多的一次卫生会议上，我见到了一位精力充沛的消防员。我姑且称她为莉兹，她当时38岁，来自曼尼托巴省，她向我讲述了她的健康问题。当时，她已经因为克罗恩病离职将近一年了。这是我们在第2章格伦达的故事中提到过的一种肠道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症状包括疲劳、便血和腹绞痛。在病情好转之后，莉兹又出现了创伤后应激的症状：令人衰弱的恐惧、可怕的幻想、失眠。“我每天都会发抖。”她对我说，“我很害怕一些事物，但我完全没有理由怕这些东西。我对自己产生了不信任，不知道自己在很多情况下会做何反应。我会突然哭起来，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比如在公共场所的时候，或者在做事的时候。我有过自杀的念头。我用大量酒精来控制这些症状，于是我开始每天喝酒。” 不出意外，读到这里，读者应该已经知道，莉兹有过早年创伤。她在七岁时遭受过性虐待，这种侵犯在她的童年和青春期里多次发生。我们知道，性创伤是精神和身体问题的风险因素，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受到这种创伤的影响。女性在童年之后，在私人生活与职业生活中都会不断面临性骚扰的威胁，这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不再是一个秘密了。虽然“#MeToo”倡议的出现，为这一社会祸患带来了必要的关注，但这种情况长期以来一直存在。我妻子16岁的时候，曾在一家冰激凌店工作。有一次，老板（年纪大得足以做她祖父）和他儿子跟在她后面，她听到老板对儿子窃笑道：“我很乐意上了她。”“我很震惊，很恶心，很不舒服。”蕾回忆道，“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法，但感觉很恶心。这完全是一种物化。我自然地保持了沉默。”或者，可以说这是不自然的，但无论如何，对于女人和女孩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经历，以至于是完全“正常”的。全世界都是如此。[插图]在这样一个性欲化的、充满威胁的环境中，广大女性的自我意识该如何才能避免遭到肯尼思·哈迪博士所提出的“攻击”（他认为这是种族主义给人留下的最深刻的一种印记），如何才能避免这种“被攻击的自我意识”给自己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损害？[插图] 我们越来越多地听说女性在警察和消防等传统的男性领域中所面临的危险。除了所有应急人员都会面临的次级创伤风险之外，工作中有害的男性气质也给莉兹造成了伤害，导致了她的肠道炎症和精神痛苦。如果她表现出脆弱的迹象，对她经常目睹的悲剧感到难过，她就会遭到嘲笑和蔑视。“那是个男人味儿很重的环境。”她回忆道，“如果你有任何问题，你就是个负担。特别是，如果你是个女人，如果你谈论那些问题，你就会被看作懦弱的人。他们会对你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以某种方式骚扰你。他们会把卫生棉条扔在我床上。我都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它是一种极具女性气质的象征。”这样的霸凌也会伤害人的身体和精神。2017年对女性消防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工作中的骚扰和威胁与自杀意向及更严重的精神症状有关，[插图]这一发现在其他不由男性主导的职业中也同样适用。人们不仅精神健康受到了损害，身体健康也受到了损害。[插图] 对于任何有感知的动物来说，对攻击的一种健康反应是愤怒，这是大脑中进化出来的愤怒系统的功能，其目的是捍卫我们的边界，无论是身体边界还是情感边界。[插图]我的朋友朱莉·霍兰博士在本章题词中谈到，女性的愤怒被压制了，这损害了她们的健康。这与我对抑郁症、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患者的观察是一致的。西方文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缺失，那就是不能自然、自发地说“不”，这种现象并不仅局限于女性，但对女性的影响的确更广泛、更强力。这种情况比刻意压制愤怒的影响更深刻。我之前已经指出，压抑（相对于压制）是在没有清醒意识的情况下发生的，即健康的感受被排斥到了意识的层次之下：眼不见，心不烦。“好女人不会有任何不好的情绪。”霍兰写道，“如果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生气，就不会去和有责任的人交涉，或者用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哭泣，我们吃东西，我们有1000种不同的方式来安抚自己。”[插图] 持续的、性别化的社会教育强化了童年早期的自我压制。许多女性最终选择自我沉默。这种行为的定义就是“倾向于封闭自己的想法与感受，以便维持安全的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这种对自身真实体验的长期否定可能会致命。有一项研究对近2000名女性进行了10年的追踪调查，结果发现，那些“报告称在与配偶发生冲突时，经常或总是把感受藏在心里的女人，在后续随访期间的死亡风险是那些总是表露感受的女性的四倍多”。[插图]在家如此，在工作中也是一样。另一项研究表明，面对缺乏支持性的老板，压制自己的愤怒（如果自我表达会冒着失去工作的风险，那这就是对环境的自然适应）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插图] 回想一下第5章和第7章中提到的那些容易患病的自我克制的特质：强迫性的、自我牺牲式的利他，压制愤怒，以及过度关注社会接受度。在各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患者身上，都会发现这些人格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现今文化灌输给女性的。“我会否定自己这个人，否认自己的欲望、愿望。”消防员莉兹说道，“我不会关注我需要什么。其他人都比我重要得多。我的工作比我的任何顾虑都重要。我根本不会倾听自己的心声。”[插图] 女性扮演的角色之所以会损害她们的健康，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优先考虑他人的需求，而“不倾听自己的心声”。这是一种被医学忽视，但影响很糟糕的现象。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社会上的那些“正常”现象给女性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损害。下面会详细探讨这个问题。 [插图] 对女性的性欲化，是损害健康的另一个根源。因为你对别人的利用价值而被人重视，是一种对自我的攻击。女孩和女人更有可能受到这种伤害，她们甚至可能相信这种伤害中所蕴含的一种诱人观念，即性欲化能赋予你权力。加拿大著名创作型歌手阿兰妮斯·莫利塞特告诉我，在她作为年轻流行歌手和电视名人的时候，当男性给她的关注开始带有情欲的意味时，她产生了一种“权力的陶醉感”。她回忆说：“无论我到哪里，我的理智，或者是我的自我意识几乎都在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可以利用的权力，这种权力是通过被物化、被性欲化得来的。从某种角度上看，别人觉得我很有吸引力，或者对我犯下法定强奸罪，让我产生了一种赋能感，这种感觉很诱人。[插图]对我来说，这种经历中有某种东西，让我觉得很像权力。这就是一种年轻人的看法，‘嘿，只要能获得权力，我管它是从哪儿来的’。”请注意，莫利塞特所讲述的时代，是在线上平台出现的几十年前。现在，年轻女性在这种平台上向订阅者（绝大多数是男性）提供各种露骨的“内容”服务。《纽约时报》（而且是商业版）的一个标题清楚地说明了这种现象：《失业，在网上贩卖裸露内容，可依然身陷困境》(Jobless, Selling Nudes Online, and Still Struggling)[插图]。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网络色情中接受了第一轮性教育，这些内容实在是随处可见。我说的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情色作品，也不是你继父收藏的色情杂志。据社会学家、《被绑架的性》的作者盖尔·丹斯所说，当今最流行（即最有利可图）的网络色情在业内被称为“狂野派”(gonzo)，这类作品主要是“风格强硬、带有身体惩罚意味，并且贬低、矮化女性的性行为”。[插图]这种作品充斥着肢体暴力，在情感上充满敌意，接触这种性描写的孩子年龄也越来越小——大多数资料显示，第一次接触这种色情制品的孩子平均年龄在11岁左右。 女孩们必须同这种把性和屈从混为一谈的有害观念做斗争。丹斯指出，女性和青少年杂志越来越多地发表各类文章，帮助女性学会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取悦他人（通常是男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文化上的转变。他们鼓励女孩展现自己的性魅力，不是将其作为一种自然的、新生的自我表达方式，而是作为一种吸引并留住伴侣的手段，或者作为一种在压迫性权力结构中为自己“赋能”的手段。一方面，我们把充满虐待意味的性视为正常；另一方面，我们又在社交媒体上不断地寻求关注，两者共同导致的结果是可怕的。与此同时，色情制品却教许多男孩把快感与支配，以及对温柔情感的排斥联系在一起。当然，压制脆弱的情感是男性创伤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样必然会导致对他人失去同情心，尤其是当别人拥有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每一起约会强奸案或未经同意的性侵犯都体现了这种无情。 [插图] 人们（准确地说，是女性）早就已经认识到女性在父权文化中所背负的负担，以及这种负担如何破坏和限制女性对于真正自我实现的渴望。1792年，33岁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出版了她那部十分激进的著作《为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她观察到，女性“在获得任何力量之前，就被赋予了一种人造的角色”。[插图]差不多整整200年后，不屈不挠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想家安德烈娅·德沃金(Andrea Dworkin)准确地描写了父权制度下女性身体的生命力的生理维度：“自我的丧失是一种生理上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一种心灵上的剥削；这种生理现实是极端的，令人不寒而栗，既损害了女性的身体完整性，也削弱了它正常运作和生存下去的能力，这并不是夸张。”[插图]我不确定德沃金是否知道她的说法背后的科学依据，但她说的“并不夸张”，是完全正确的。 用德沃金的话来说，这种自我的丧失之所以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不但要满足家人的经济和生理需求，还要承担情感照料的责任，并且这种责任会让她们付出代价。事实上，在西方文化中，照料孩子的任务主要落在了女性身上。现在有个词叫情绪劳动，这个词很好地表达了这种充满压力、外界强加的责任就像工作一样累人。可以说，这种众所周知的“女人的活儿”是“永远也做不完的”，这些任务比家务和分娩更为繁重。 女性常常充当情感的黏合剂（也可以说是结缔组织）。她们将核心家庭、大家庭和整个社群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女性患上真正的结缔组织疾病的可能性远高于男性，包括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纤维肌痛，以及多种类似疾病，这并非巧合。这些疾病，就像大多数慢性疾病一样，反映了我们一直在探讨的社会影响，而不仅仅是个人的生理问题。 众所周知，照料他人的压力会削弱免疫系统。比如说，照顾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人（绝大多数是女性），其免疫功能会明显下降，伤口愈合能力较差，更有可能患上呼吸道疾病。与各方面相似，但无须照料他人的人相比，他们患抑郁症的可能性也高得多。[插图]免疫力并不是照料者压力所影响的唯一功能。研究发现，照料有情绪问题的儿童，其母亲皮质醇指标会出现异常，血液检查表明，母亲们的代谢功能较差，而且她们的体脂分布也不健康。[插图]第4章已经谈到过，她们的端粒也更短，这是早衰的征兆。 照料他人并忽视自身的情绪与需求，这样的期望是令人窒息的。在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这种期望的影响只增不减。《母亲是社会的减震器》(Mothers Are the ‘Shock Absorbers’ of Our Society)是2020年10月《纽约时报》的头条。一项针对已婚女性的调查发现，照顾孩子是主要的压力来源，女性在很大程度上把她们的沮丧内化了。研究者发现，母亲们并没有要求配偶多做家务，“而是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自己，并认为自己有责任减少问题——采用的方式包括辞职、开始使用抗抑郁药，或者忽视自己对于新冠的担忧”。[插图] “所有这些额外的工作都在损害女性的健康。”英国作家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Caroline Criado Perez)在她的获奖著作《看不见的女性》(Invisible Women )中说。这本书讲述了几乎在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甚至医疗等所有方面都存在的、以男性为导向的隐性偏见。她举了一个男女家务分配不均的有趣例子：“我们早就知道，女性（尤其是50岁以下的女性）接受心脏手术后的预后比男性更差。但直到2016年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表之后，研究者才将女性的照料负担视为这种预后差异的一种影响因素。因为他们发现，做过搭桥手术的女性往往会立即回到她们的照料者角色中去，而更有可能有人照顾男性。”[插图] 我们的社会用一种几乎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方式，强化了男性的这种观念：他们有权得到女性的照顾。我指的是，女性自动地为男性伴侣提供母亲一般的照料，这种情感成了许多异性恋关系的隐形黏合剂：这是一种非常传统的关系动力，说明了性别社会的结构是多么顽固，我们对这种结构的依赖有多深。有些男人只有在得不到照顾的时候，才会意识到他们受到了照顾，并且在这种照顾被收回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怨恨。例如，当他们的女性伴侣忙于其他事情的时候，比如生孩子时。许多女性向我抱怨，哪怕只是在她们感冒时，她们的丈夫都会变得疏远而严厉。我在与家庭的工作中观察到，如果丈夫要求伴侣提供母性的能量，孩子就可能失去母亲的关注。（不用说，如果父亲在伴侣关系中扮演婴儿的角色，他与孩子之间的稳定的情感共鸣也会受到损害。）在通常情况下，母亲失去活力，或者出现身体/情感上的症状，就表明她们的身体在反抗过重的负担，这会给她和依赖她的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我承认，我“在与家庭的工作中观察到的情况”，与我自己家里发生的事情一样，尤其是在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也不能摸着良心说，只有过去才是这样的。我采访了蕾，她是这个领域的世界权威专家。“就好像你的情绪是我的责任，而我却忽视了这种责任。”她说，“你用消极的眼光看我，好像我有什么问题似的。我开始质疑自己。我在你身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我开始感到抑郁、疏远、孤独。我积攒了许多怨恨，这种压力真的很大，而且也很令人沮丧。”接下来是专家的诊断。“我认为这是一种对母亲的愤怒，男人一感到沮丧，这种愤怒就会爆发，而且是发泄在女性身上。”蕾总结道，“她必须让男人开心。男人总觉得他的愤怒和沮丧是女人的责任——她对他来说只是一件物品。” 当我和朱莉·霍兰博士交谈时，她断言道，女性患上的焦虑和抑郁比例如此之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吸收了男性的焦虑，也接受了文化所赋予她们的责任，即安抚男性的焦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的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是为两个性别的人吃的。“女孩会接收到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信息，告诉她们与人为善的方式就是逆来顺受，寻求共识，确保每个人都高兴。”她说，“你知道，男性在她们身上会看到自己母亲的影子。我亲眼看到我妈妈为我爸爸做这些事情——做饭、洗碗、洗衣服。他在晚饭后会看报纸……而女性承担了别人的痛苦。当我第一次和伴侣杰里米约会的时候，我记得自己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感到悲伤或害怕，我想带你走向光明’。”朱莉说这话的时候，我点头表示理解。半个多世纪以前，蕾也承担了同样的任务。也许我应该说，她承担了同样的“负担”。“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你身上的光明，”蕾回忆说，“我也看到了你的阴影。我要治愈你；我要驱散黑暗。”至少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项不令人羡慕的任务。 康奈尔大学哲学副教授、当代女性主义哲学家凯特·曼恩(Kate Manne)在《不只是厌女》(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法去理解人们对于女性的期望与要求：女性所特有的商品和服务，也就是那些“由她来提供”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关注、情感、钦佩、同情、性以及孩子（即社交、家庭、生殖和情感方面的劳动）；……还有避风港、抚育、安全、安抚和安慰”。这些东西与男性特有的特权和特殊待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那些特权“是他应得的”：例如“权力、声望……等级、名誉、荣誉……身份地位、阶层攀升的机会，以及地位较高的女性的忠诚、爱和奉献给他带来的地位”。[插图]我们很容易看出，哪一类人会拥有并产生更多的自我压制、牺牲和压力。也请记住这一点，曼恩所描述的是地位相对较高的女性。还有许多其他女性，除了要扮演既定的性别角色之外，还要在贫困、单亲家庭和种族歧视的重压下苦苦挣扎。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相互交叉的不幸给健康带来的代价。 [插图] 谈到父权时，我指的不是男性个体刻意造成了这种现象，甚至也不是在说，他们对此有清晰的认识，而是说存在着这样一种权力体系。虽然父权很古老，伴随着文明的曙光而兴起，但资本主义已经惬意地按照它的需求调整了父权制度——我们在经济、政治、所有社会机构以及家庭中都看到了这一点。即使男性从这个给予他们特权的体制中获得了可疑的“利益”，他们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当我把我的妻子贬低为一件让我满足的物品时，我将自己置于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里？一个无能的、依赖他人的孩子。他的情感幸福取决于妈妈是否愿意满足他想象中的需求。这个孩子有一副成年人的身躯，昂首阔步，大声抗议，生闷气，对他的照料者提出各种要求。他从不知足，也不满足。伴侣双方都是无能为力的，只不过各自的方式不同。 男性的痛苦也是父权循环的一部分，既是结果，也是原因。尤其是对脆弱的禁忌，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都是非常有害的。愤怒对男性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难过、哀伤或“软弱”则是不被允许的，但这些情绪其实只是意味着人们承认了自身的局限性。许多退伍军人不得不克服这种父权制度的禁忌，因为他们深受痛苦、抑郁、自杀意向和创伤后应激的其他症状困扰，如果他们不让脆弱的情绪自由流动，就无法疗愈自己。有害的男子气概，就像对女性的压制一样致命。这种男子气概会通过许多途径置人于死地，包括酗酒、其他物质成瘾、工作成瘾、暴力、自杀[插图]，而所有这些都是对脆弱、哀伤和恐惧的防御或逃避。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会通过切断联结来‘把男孩变成男人’。”心理治疗师特伦斯·里尔(Terrence Real)说，“他们要学会与自己的感受、与自己的脆弱、与其他人断开联结，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独立自主。这是一种创伤，是一个隐藏的伤口，因为这就是我们文化的规范。这几乎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理解的创伤。”在里尔的《我不想谈这件事：克服男性抑郁症的秘密传承》(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Overcoming the Secret Legacy of Male Depression )一书中，他讲述了男性的脆弱，以及对男性敏感的否认。“在我看来，脆弱既与创伤有关，也与对人类本性的禁止有关。”他对我说，“（有害的）男子气概的本质就是没有脆弱。你越脆弱，你就越‘娘’。你越不脆弱，你就越‘爷们儿’。所以，人类的脆弱，这种纯粹的人性弱点就被压制了。男人试图达到一种非人的标准，并且因为一次又一次达不到这种标准而感到困扰。”听着里尔的这番话，我想起了那些把卫生棉条扔到莉兹床上的男消防员，也明白了他们在试图因为脆弱而羞辱她，就像他们为自身的脆弱感到羞耻一样。 “我治疗的那些人都是行业领袖，他们在外部世界很成功，可他们的个人生活却很糟糕。”里尔说。男性的统治地位需要两性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且从各方面来看，这种代价都大于收益。 第27章 可怕的礼物：以疾病为师 在与乳腺癌的斗争中存活下来的经历，重新定义了我是谁、我该怎样生活……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在照顾身边的人。从那时起，我开始把自己放在第一位。以前我脑海中有些声音在告诉我，无论我做什么都不够好。现在，我终于让它们闭嘴了。 ——谢丽尔·克劳(Sheryl Crow)[插图] “这两天，我和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进行了一次美好的对话——说起来，我都想哭了。”我们在第5章时曾听到朱莉娅这样说。从表面上看，这话有些奇怪，而且不太可能。我们更容易将一种有可能致残的疾病视为可怕的威胁，需要避免它、压制它或者与之对抗，而不是将其视为亲密的、肯定生命价值的伙伴，这样难道不是才更自然吗？然而，正如我将在本章中讲述的故事那样，也正如我在工作中遇到的许多其他故事一样，朱莉娅在遭遇疾病时找到了价值与意义。有些人（这样的人还不少）甚至把他们的疾病称为珍贵的礼物。我采访了一位名叫威尔·派伊(Will Pye)的年轻人。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就是《脑瘤这件幸事》(Blessed with a Brain Tumor )。“这是冥冥之中的一件礼物，让我的灵魂开始疗愈、转变、觉醒。”他对我说。朱莉娅和威尔产生的深刻领悟，与传统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他们把疾病本身视为疗愈的媒介，或者至少将其视为一个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他们不仅疗愈了疾病，还以某种方式通过疾病学会了疗愈。 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希望任何人得到疾病这种“礼物”。如果可以避免的话，我不愿意引导任何人走上这条转变之路。对于下面提到的那些勇敢的人来说，这只是他们人生的必经之路。我也不会想当然地认为，如果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拥有内在的力量、勇气、信任和智慧来应对我的疾病。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愿意从他们的事迹中学习，他们的痛苦就能教给我们许多关于疗愈的东西。 请记住我们在第25章提到的疗愈与治愈的区别。我亲眼见过一些人病情逆转，寿命超出了最糟糕的预后；我也在其他地方读到过这样的病例。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并不是病情的好转，而是变得健全的过程。疾病给予这些人的礼物是疗愈，而不是治愈。治愈是无法保证的。疗愈则不同，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我们都有疗愈的机会。疗愈是一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感到自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整体，无论我们的肉体上发生了什么。疗愈不是终点：它和疾病一样，是一个过程。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疾病恰好是促使人们走上疗愈之旅的老师。 无论生病与否，我们都不需要等到情况变得如此危急，才开始自己的这趟旅程。 [插图] “在和你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对话的时候，你们都会说些什么？”我问朱莉娅。她在低剂量服用一种药物的同时，加入了心理治疗、冥想和其他形式的自我练习。十多年来，她的病情没有恶化，血液指标也有了显著改善，很少有疾病突然发作的时候。“它对我说话的时候，”她答道，“我没有把它看作必须克服的东西，或者是什么大麻烦。我只是真切地感受了它。我和它坐在一起，对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好奇我压制了什么东西。” 我们已经知道，在充满虐待的原生家庭里，朱莉娅变成了一个极其负责的“好”人，她会压制自己的感受，来保护其他人的感受。她继续说道：“我会自我探索，‘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想知道。就在两周前，我的下巴肿得要爆炸了。我知道这只是在提醒我，我应该允许一些不好的情绪产生，我听进去了。我躺在床上做了一个小时呼吸练习。做了一些正念冥想。我没有为此感到不安，只是保持好奇。第二天肿胀就真的消失了。我不需要调整我的药物。我从不调整。” 与我们文化习俗相反，朱莉娅感谢了她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救了我。”她说，“这是我的身体在说，‘醒醒，醒醒。内心压抑着这么多的脾气和愤怒，对你没有好处’。脾气和愤怒并不是我想要保持的感受，但我确实把它们视为向导，它们能让我知道，生活中的某些东西失去了平衡。我现在一年可能就发作一次（关节炎）。当疾病出现的时候，我只是接纳它的存在，并且我有些事情是我可以做的，我可以从它那里学到更多东西。”这深刻地证明了接纳与能动性结合在一起的力量——这是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疗愈的两个核心原则。 我决不会说，富有慈悲心的自我探索是朱莉娅健康的唯一原因，也不会说她的药物治疗没有好处。我们所看到的是，疾病引导她做出了自我转变，并且随后她的认识、平静、快乐、健康和生活满意度都有了提高。她从疾病中学到的东西，也促使她在专业上获得了成长。“它给了我很多。”她说，“它让我拿到了硕士学位，成了一名心理学家，让我进入现在的领域——我的专长就是疾病中的慢性疼痛。”这次谈话发生在三年前。她最近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她在过去的12个月里，“没有吃药，这是16年来的头一回，而且没有任何症状”。 对于我的朋友，心理学家理查德·施瓦茨来说，朱莉娅的经历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理查德开创了一种应用广泛的治疗形式——内在家庭系统疗法(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IFS理论将人格视为各个独立“部分”的混合体，每个部分都是对生活事件的反应。“内在家庭”是所有这些不同方面的集合体，有些部分相互矛盾，有些部分相互合作。在朱莉娅的案例中，她在童年承受的情感虐待和性虐待导致了她的脾气和愤怒，而这些情绪就是“被放逐者”：小时候，她不能充分感受自身的各个方面，因此这些部分被压抑了。“友善”、成绩优异、高度负责的人格面具代表了“保护者”，其目的是维持他人对她的爱与认可。在她心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部分在渴望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那就是IFS所说的“真我”(Self)，也是我在第7章所说的“源于自身独特而真实的本性的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就是身体通过各种情绪和身体线索想让我们寻回的东西。症状与疾病是身体在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偏离了自己的本心。 “我的经验是，如果我们的某些部分无法与我们沟通，它们就没有太多选择，但它们确实能够影响身体。”理查德对我说，“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医学症状。如果我们让来访者关注症状本身，对症状产生好奇，并提出问题，他们通常就会遇到那个用症状来传达信息的部分。这个部分在试图以某种方式表达自己，因为来访者拒绝用其他方式倾听它。当他们真正开始倾听这个部分的时候，症状往往会消失，或者会有很大的好转。”这正是一项研究的发现。这项研究将IFS应用在了一组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的身上。当人们开始倾听自己的“部分”，倾听自己的身体时（就像朱莉娅自己学会的那样），他们的主观体验，如疼痛和自我关怀都有了改善；许多客观身体参数，比如疾病的血液指标和关节炎症也都有了好转。[插图] 我们也在第5章讲到过，罗马尼亚医生比安卡一直在与自己的疾病进行亲密的对话。你可能还记得，当她在工作或个人生活中感到压力时，也就是当她承担了太多责任，或者忽略了自己在这两个领域里的需求时，多发性硬化就会发作。医生曾告诉她，她需要终生服药，但她已经放弃了药物治疗，现在她的病情很稳定。尽管磁共振成像检查结果仍然显示，她的中枢神经系统里有炎症的迹象，但这种炎症已经许多年没有恶化了，她也没有任何症状，除非她以某种方式忽视了自己。在这种时候，她会感到皮肤麻木，她认为这种感觉完美地体现了她可能不允许自己感受的情绪。“这就是警报，”她说，“它在告诉我，‘好了，停下。做回你自己吧’。我就是这么做的。在那一刻，我会停下来。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学会了当我有这种感觉时，哪怕只有一点点，就要停下来。我要放松，冥想，去看看我的感受，看看它在告诉我什么。当我发现那种感受是什么（也许是某种情绪痛苦，也许是我在为某件事感到悲伤，也许是某种创伤诱因把我的思绪带走了）的时候，我就会做回我自己。我一发现那种情绪，症状就会立即消失。” 比安卡现在主要与多发性硬化患者一起工作，其中大多数人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并且所有人都像过去的她一样，表现出了过度补偿的倾向，用她的话来说，这种倾向曾让她专注于“优秀与成功”。 [插图] 2003年，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语言病理学家唐娜·泽梅纳克(Donna Zmenak)被诊断患有宫颈癌。这件事发生在她生活中的巨大压力之后，这些压力包括争夺三个年幼孩子的监护权，这是一场长达三年的艰苦斗争。肿瘤妇科医生建议泽梅纳克立即接受彻底的子宫切除术，包括切除子宫和一些韧带，以及骨盆和阴道上部的多个淋巴结，然后再接受放射性疗法。她拒绝了。“我告诉外科医生，我不想那样生活，我的内脏都被掏空了。他说我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他也可以做一些决定。于是他当场就让我出院了。” 患者不愿听从专业意见，外科医生就与她分道扬镳，这是可以理解的。他竟然因此贬低患者，这是不可接受的。我想起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说《癌症楼》(Cancer Ward )。书中有一个抗拒治疗的患者，发出了愤怒的呼声：“你凭什么认为你有权替别人做决定？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权利，一种很少带来好处的权利吗？你应该小心点儿。没有人有资格这么做，医生也不行。”[插图] 一整年，唐娜一直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遵循排毒饮食计划，服用补充剂，并且和一位专门研究营养学的医生一起合作。那段时间结束时，医生告诉她，癌症已经扩散，如果不做手术，她只剩下六个月时间了。听到这个消息，她非常震惊。她再次拒绝了。在采访她的过程中，我很难理解她的信心与决心从何而来。即便事后我知道她的故事有个圆满的结局，我依然很难理解。“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你能做到’。”她解释道，“我认为我内心的声音，比我周围那些给我最好建议的人更有价值。我知道他们尽力了，但我觉得那些建议对我来说不是最好的。作为一个年轻女人，尽管我很想活下去，但我不想活在那样的身体里。在我生命的那一刻，我知道生活质量对我来说比长寿更重要。” 泽梅纳克开始了为期六个月的内外朝圣之旅：她去看了治疗师，这些治疗师教了她瑜伽和冥想等练习。她咨询了那些已经走上自己道路的前癌症患者。与此同时，她还读了彻丽尔·坎菲尔德(Cheryl Canfield)写的《康复之本》(Profound Healing )。坎菲尔德也是一名癌症幸存者，她拒绝接受传统治疗，并且远远活过了可怕的死亡预后。她见到了坎菲尔德，后者现在是加州的一名催眠治疗师和健康顾问。泽梅纳克总结道，在与坎菲尔德相处并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她从坎菲尔德身上学到了“接纳、自主和真实”的价值观。她说：“她教会了我这些，而且她也教会了我如何圆满地死去。回家之后，我觉得这个家都不一样了，我再也没有回到以前的生活方式。” 重要的是，唐娜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事关她要如何度过余下的生命：忠于自己，即便她的直觉违背了医生、家人和朋友的意见。“如果我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我的孩子应该了解我是谁，真正的我。”她记得当时这样对自己说过，“这种想法总是让我想哭。我记得那个时刻。我说，‘你知道吗？我不要再那样活下去了。我接纳这一切。我要做我自己，我要快乐地活下去’……我是认真的。我给自己画了一条底线，我再也没有像过去那样生活。”她意识到了自己有些夸张，于是很快纠正了自己，“我只是个普通人，我经常掉进那个陷阱。但我很快就出来了。” 在经历了六个月的心理、情感和灵性之旅后，泽梅纳克从另一个妇科医生那里听说了同样的预后，这次的措辞甚至更加令人担忧。这位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她必然会死，随时可能会死，而且“死得很惨”。“这一次，我知道癌症已经没了。”她回忆道，“我对他说，我认为我不再患有癌症了；事实上，我还想再要一个孩子……他看着我的伴侣说，‘她不仅永远不会有孩子，而且永远不会看到孩子长大，甚至活不到生孩子的时候。作为她的伴侣，你需要说服她立即手术，因为这并不轻松’。然后他看着我说，‘你必须为你周围的人着想。想想你的孩子。你必须想想你的伴侣’。”多年来，唐娜为了取悦他人而自我压制，这种自我压制正是促使她患病的原因之一，这位医生却敦促她“为周围的人着想”，这对唐娜来说颇具讽刺意味。 不久之后，泽梅纳克进行了多次活体组织检查和扫描，结果都表明她的子宫、腹部和淋巴结里都没有癌症的迹象了——她满怀信心地接受了检查，她完全相信自己已经克服了癌症，但她也同意，如果事实证明她错了，她就接受手术。她回去找外科医生讨论检查结果。“我走进办公室，坐在椅子上，面带微笑，而他说道‘你为什么还没上手术台’，他很生气。我说，‘你没听说吗？我没病了’。他说，‘你没有痊愈。你得了癌症，你永远都是癌症患者。癌症会回来的，我们需要立即做手术。你不能自行痊愈。这是不可能的。别骗自己了。你没有痊愈’。我只是站起身来，说道，‘反正我是不会回来了’。就这样。我走了，再也没有见过他。” 从那以后，唐娜有时会给这位外科医生寄圣诞贺卡，包括在她的第五个孩子（现在已经12岁了）足月顺产之后——这是另一项医生向她保证是不可能的壮举，因为她做过锥形活体组织检查，导致子宫开口不稳定。“在第一张圣诞贺卡上，我说，‘请不要跟任何人说不可能。因为我还活着，我还在这儿，我就是这么做的’。”她从没有收到过回信。 我联系了泽梅纳克的家庭医生南希·艾布拉姆斯(Nancy Abrams)，向她核实了病史的所有细节。“我目睹了整个过程。我有记录。”艾布拉姆斯医生说。“她做了所有那些事。突然之间，她的癌症就没了。我真正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些肿瘤学家不想知道这些人是如何治愈自己的？她成功了。她又生了另一个孩子，这是第五个，而且是顺产。当时她有一个超级大的禁忌证——锥形活体组织检查。她的宫颈甚至都应该是不正常的，没有办法让她继续怀孕，可她做到了，却没有人说，‘哇，她是怎么做到的’。” 这种好奇心的缺乏是常态。肿瘤心理学家凯利·特纳的书《奇·愈：癌症全面缓解的九种力量》(Radical Remission )谈到了许多癌症患者的预后非常糟糕，但仍然能够康复。在和她交谈的时候，我想知道，在她研究的那些患者（打破卫生专业人士糟糕预测的人）看来，医疗护理人员是否愿意倾听他们的疗愈经历。“很遗憾，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是否定的。”特纳答道，“我调查过的绝大多数人都对我表示感激，‘你是第一个对我为什么康复感兴趣的医生……有卫生相关学位的人，你是第一个……我曾试图告诉肿瘤医生我在做的事，但他不想知道’。我总是听到这样的话，我真的很伤心。”杰弗里·雷迪杰(Jeffrey Rediger)[插图]博士在为他的著作《自愈的概率》(Cured: The Life-Changing Science of Spontaneous Healing )做研究时，也注意到了这种冷漠。他在书中记录了100多个“自发性缓解”的病例。“医生最多只能说，‘坚持下去，起作用了’。”他说，“但他们从不好奇患者是怎么做到的。” 我能理解某些医生的沉默。即便是像我这样熟悉心身统一性、十分欣赏人类精神力量（只能这样理解唐娜·泽梅纳克这样的病例[插图]）的人来说，要理解这种与传统医学期望和经验大相径庭的传奇故事，也是很有困难的。很少有人能效仿她；事实上，如果没有她那样的内在资源和真实意愿，任何人都不应该那样做。她的故事教给我们的，不是任何人都应该跟随她的激进选择，而是我们能够培养接纳生活真相的能力，在各种情况下都要寻找自己的真相的真实性，以及对于任何事情都能选择自己的反应的能动性。在四个A中，还有一个A是健康的愤怒，这在唐娜的宣言中体现得也很明确：“反正我是不会回来了。”她的自我发现之旅还没有结束。“我每天都在努力保持真实。”她说。 [插图] 埃丽卡·哈里斯(Erica Harris)博士是我遇到的另一个独特的人，她有着强烈的决心——自主的决心。在过去十年里，她接受的医学治疗比我们大多数人几辈子加在一起都多，包括强化型化疗、全身放疗、骨髓移植、双肺移植、因慢性肝炎而长期住院、因皮肤癌而反复接受切除手术，这些只是最显眼的几个例子。如果没有有效的医学干预，她早就死了，现在也不可能活下去。有效的药物能确保她的生存，但她得付出高昂的代价。“我的右眼失明了，”她最近给我写信说道，“患上了没完没了的皮肤癌，失去了一半的下嘴唇，患上了骨质疏松症，终生免疫抑制，35岁时（她现在44岁）就绝经了，3次中风，需要不断注射免疫球蛋白，还得输血。由于癌症，我甚至失去了曾经幸福美满的婚姻。然而，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幸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我真的很幸运！”尽管她不得不放弃身体健康，但她没有放弃她的活力和生活乐趣。事实上，对她来说，这些东西变得更充盈、更深刻，而且远不像其他东西那样，容易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 作为一名技术娴熟、广受欢迎的运动员脊椎按摩师，哈里斯医生曾经健康得不得了，她在工作中从来都不遗余力。“我对我的运动员客户充满了热情。”她对我说，“我热爱帮助他人。比如，他们一直训练个不停，在比赛前几个月受伤了，但只要能看到他们充满喜悦地冲过终点，我的内心就觉得再辛苦都是值得的。可以说，我有点儿工作狂。” “也许可以去掉‘有点儿’。”我插嘴道。 “没错。”她表示同意，“我的诊所发展得非常快。当常规时间都被约满时，我觉得真的很难放任别人的痛苦不管。我很早就开始上班，很晚才回家。人们开始注意到，我一直在生病。我每个月至少要得一次链球菌性咽炎。我下背部有严重的椎间盘突出，影响了我的右腿，但我依然会去诊所工作。我步履蹒跚，依然在试图帮助别人克服痛苦，但我忽视了自己的痛苦。我喜欢忙碌，喜欢忙碌带来的一切。” 如果说，她的人格喜欢过度劳累，但她的身体不喜欢。35岁那年，哈里斯带着两个孩子外出游玩，她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当时，”她回忆道，“我站在水族馆门前。我是两个婴儿的妈妈，仍然在给小的那个喂奶。那天我做过一个非常常规的血液检查。此刻我接到了实验室打来的电话，说话的人的语气很紧迫、很恐慌。‘是埃丽卡·哈里斯吗？你得马上去最近的急诊室。’我被诊断出一种非常严重的急性髓系白血病，还是一种很罕见的类型，通常只有老年男性才会得。”由于预期结果通常很好，她接受了两个疗程的化疗。但这两个疗程都没有起效。 2012年，有人建议哈里斯进入了一家姑息治疗机构，那家机构告诉她，每天输血可能维持她的生命，但不会超过两个月。她不愿屈服于这个可怕的诊断，于是她排除万难，留在家里照顾年幼的孩子，并且每天都去医院输血。她还继续在她的情感疗愈道路上前行。就在这凶多吉少的两个月结束之前，她和医生都惊讶地发现，她的病情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缓解。“那段时间真的很难。”她对我说，“我不确定我为什么能活到今天，但我真的相信，这是因为我从内心改变了自己，让自己去真实地面对此刻发生的一切，也去面对了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我给了自己足够的空间去表达所有的想法。” 就像唐娜·泽梅纳克一样，哈里斯练习了瑜伽和冥想，并且接受了营养学的治疗。但最大的改变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允许自己去感受自身全部的情绪，改变了一生的压抑模式。她完全沉浸在了自己的哀伤之中，流下了绝望的泪水。“我第一次住院期间，我看着孩子们和保姆一起回家，”她回忆道，“我想自己开车带孩子回家。我想自己给他们做晚饭。我想自己哄他们上床睡觉。我转过身来，不看窗外，背靠着墙，瘫倒在了地上。我抱着膝盖哭了起来。我哭啊哭啊，好几天都没停下来。”病房的精神科医生（占统治地位的医学文化的一个显著代表）来参加了她的会诊。“她走进病房，”埃丽卡微笑着说，“穿着一身夏威夷印花长裙——我一点儿也没夸张。她大概是这么说的，‘我要去夏威夷了，但我可以给你开一些治抑郁的药，不管你需要什么都行。我听说你一直在哭’。我真正需要的，只是有一个空间来体验我所有的情绪，不再伪装——第一次没有任何伪装。我需要感受这一切带来的伤痛。” 自她得到仅能存活60天的临终诊断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尽管健康反复出现问题，但哈里斯充满活力，精力充沛，养育着两个孩子，成功地把他们带到了青春期，并且，她还在积极地鼓励并帮助其他人走上疗愈之路。我们（她和我）还计划有一天要一起工作。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现代医学奇迹与自我转变力量的结合。如果缺了其中之一，就无法取得这样的结果。 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家杰弗里·雷迪杰博士研究了许多从癌症晚期和其他致命疾病中“奇迹般”康复的病例。他告诉我，在他看来，身份认同的转变是关键所在，正如泽梅纳克和哈里斯所经历的那样。“这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他承认，“但归根结底，那正是疗愈的根源。这些好转的人，真正改变了对自身的信念，或者他们对世界的信念。”这也是我的观察结果，无论患者得的是什么病：癌症、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者像多发性硬化、肌萎缩侧索硬化等神经系统疾病。[插图]有些人拒绝接受医学治疗，比如唐娜·泽梅纳克；还有些人不接受治疗就活不下来，比如威尔·派伊和埃丽卡·哈里斯。无论属于哪种情况，这些人都自愿地、勇敢地褪去了第二层皮肤——适应与自我克制等特质的混合体，我在讲依恋与真实性的第7章中谈过这一点，这也属于艾里希·弗洛姆所说的“社会性格”。这个过程虽然痛苦，但最终令人兴奋。作为老师，疾病的作用在于，引导人们质疑他们对于自身的所有想法与感受，只保留那些对他们身心健全有益的东西。 凯利·特纳博士在写作关于“奇迹”疗愈的书时，也有过类似的发现。她的主要发现之一，就是重新找回自己真实的身份认同是至关重要的。“我访谈过的每个人都说，他们不会用任何东西来交换这段经历。”她对我说，“因为现在的他们更圆满了。他们感到身心健全，更加快乐，更加感恩，他们不想变回经历苦难之前的自己。我敢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告诉我，他们现在和刚刚踏上这段旅程的时候已经完全不同了。”我之前提到过，特纳也说过，她的许多受访者都希望，他们能在患病的几十年前就学到同样的经验教训。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我们能否在生活迫使我们学习之前，就获得那些领悟呢？我们是否必须“承受真相的痛苦”？ “每个时刻都是宝贵的，”埃丽卡回忆道，“那时候，我需要深入我的内心，反思所有的层面，我一生都没有过这么深刻的反思。我终于意识到，在做运动员脊椎按摩师的时候，我的身体一直在大声尖叫‘不要’，而我却忽视了它。疾病是我最好的老师。” [插图] 我对坎菲尔德给唐娜·泽梅纳克的建议很感兴趣，于是我联系了坎菲尔德。从医生曾向她保证，她的子宫癌已经到了晚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几十年。当我得知，她已经接受了死于这种疾病的可能性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当我开始写《康复之本》时，”她对我说，“暂定的书名是《圆满的死亡》(Dying Well )，因为我认为，就算医生告诉我的不一定是真的，但多半是真的。即便我不是必定死于这种癌症，这种可能性也是很大的。我开始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在41岁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段意料之外的旅程。这段旅程意味着我要早早抛下自己的身躯、家庭和我所爱的人。我想最后再做一件事，写一些东西，来帮助我弄清该如何走这条路，也许还能帮助我之后的其他人。结果，我不得不改掉书名。圆满的死亡所需要的东西，也正是好好活着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疾病教给我的东西。” 我也和威尔·派伊聊了聊促使他写出《脑瘤这件幸事》的经历。这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子在31岁时被诊断出恶性肿瘤。在20岁患抑郁症的时候，他常常想象自杀，用枪指着自己的脑袋，而他的肿瘤正长在这把枪所指的位置上。他听从了内心的指引，并且在神经外科医生的同意下，他将手术推迟了两年。他采取了医学上所说的“观察等待”，同时进行了高强度的自我疗愈练习，直到癫痫发作——这表明肿瘤的体积增加了。于是他切除了肿瘤，然后接受了放射性疗法。此时，派伊刚刚活过了这种脑癌的预期生存期限。[插图]尽管医生告诉他，他终生都要服用抗癫痫药物，但他已经七年没有服用这些药物了。他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然而，正如他的书名所言，他坚持认为这种疾病是一件幸事。他告诉我，这个诊断让他醒悟过来了。 “你有了什么领悟？”我问。 “一个领悟是，生命是有限的。疾病能让我更直观、更容易地理解死亡的真相。虽然在理智上，我们都知道死亡，但在心理上，我们会回避或者无视死亡的现实。诊断出来之后，我在和人交谈的时候，会意识到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与这个人说话。这就创造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体验——共处、倾听、关怀。是的，这是一种彻底的转变。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会做一个练习，充分意识到这一刻、这一天、这副躯体、这次呼吸的可贵之处。” 我们的文化非常厌恶死亡，甚至也很厌恶衰老。想想看，有多少产品的目的都是消除或“逆转”年老体衰的迹象，这些迹象是身体上的线索，提醒了人们生命是有限的。这在另一种意义上说明了，疗愈是一趟逆流而上的旅程：这趟旅程必然包括，全心全意地接纳我们必然会死，并决心充分体验走向人生尽头的每一刻、每一天。 几年前，我曾举办过一次静修，前来参加静修的人，有着各种健康问题，从精神痛苦（如成瘾、抑郁）到身体疾病。参与者中有一位64岁的老人，我在这里称他山姆。他患有晚期肌萎缩侧索硬化，这是一种神秘的、使人瘫痪的、致命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他的病属于所谓的“延髓起病型”(bulbar onset type)，这意味着受影响的不是他的四肢，而是说话、咀嚼和吞咽的肌肉。“我……来……这儿，”他用嘶哑、微弱、缓慢的声音对大家说，“是因为……我想……活。”根据他的描述，他在病前的人格，与我见过的每一个患这种疾病的人一致：即我们之前所说的“超自主型自给自足”，这种人会封闭自己的感受，不愿意（几乎到了恐惧的地步）向任何人寻求帮助或情感支持。 经过一周高强度的自我探索、与其他参与者的亲密对话（他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及几次很有启发性的治疗，山姆说他有一些重要的话想说。“当我第一次说我想活下去的时候，”他说，他的声音明显更有力、更洪亮了，“我的意思是我想活得久一点儿。我现在不这么想了。我仍然想活下去，但我现在知道，‘活着’不是指时间，而是指质量。我很想活在我生命中每一刻的当下，充分体验我经历的一切，我以前从未这样做过。”一年半后，他去世了，与他的预后一致。在那次静修之后的几个月里，山姆会给我发来感谢和庆祝的信息（在他去世后，他的家人也会发这样信息），因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能够在自己身上找到活力、爱和快乐，并且能够在与亲近的人相处中表现出来。 山姆的死，不能用日历上的数字来衡量，而是要通过他能找回自我的哪些方面来衡量。在我看来，他的去世最接近所谓的“善终”。他的病没有治好，但他得到了疗愈。如果没有疾病的主动邀请，他最重要的各个自我部分，可能依然是支离破碎的、不和谐的，而他将这些部分融合成了和谐的整体。他还找到了一种方法，在原本很容易被视为残酷的、破坏性的或毫无意义的事情（正如许多人将死亡视为“不凑巧”的疾病）中，发现了肯定生命价值的意义。正如山姆的家人在后续交流中所说的那样，他所发现的意义在他去世后依然存在，并且对家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趟旅程的目的，”威尔·派伊对我说，“就是在挑战中发现礼物。它促使我练习并培养了一种能力——有意识地选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意义。” 这种挑战，以及通过参与挑战而获得的关于自我的礼物，正在耐心地等待着我们每个人。这份礼物就藏在我们当下生活中发生的每件事中。我们所面临的选择是，现在就拿起那份礼物，还是等待更紧迫的学习时机。

《健康的迷思：压力文化中的心理创伤、疾病和疗愈》一书以跨学科视角揭示了现代社会中疾病与心理创伤、社会压力之间的深层关联，并提出了一套颠覆传统的健康观。以下是核心内容的提炼： ​​一、核心观点：疾病是压力文化的产物​​ 1. ​​创伤与基因的交互​​ 心理创伤会通过表观遗传学机制改写基因表达，压力则能重塑生理结构。例如，童年情感忽视或虐待可能导致免疫系统紊乱，最终引发慢性病或自身免疫疾病。 2. ​​身心分离的代价​​ 主流医学过度关注生理症状，却忽视情绪、人际关系与社会文化对健康的影响。书中指出，职场压力、社会对“完美人设”的追求，以及代际创伤的传递，共同导致了现代人的身心割裂。 3. ​​疾病的隐喻性​​ 疾病并非偶然的个体悲剧，而是社会系统性问题的“身体化”表现。例如，抑郁症常源于长期的情感隔离，而焦虑症则与权力关系中的隐性压迫相关。 ​​二、主要内容框架​​ 1. ​​身心联结的天性​​ • 人类天生依赖情绪与身体信号生存，但碎片化思维阻碍了这种联结。 • 案例：格伦达的故事揭示了情绪压抑如何引发躯体化症状（如胃痛、失眠）。 2. ​​成长中的社会性扭曲​​ • ​​童年创伤​​：母婴分离、过度医疗化分娩、数字媒体侵蚀等，导致儿童依恋关系断裂。 • ​​性格塑造​​：社会规训将“坚强”等同于压抑脆弱，形成“社会性格”以适应效率至上的文化。 3. ​​社会系统的健康侵蚀​​ • ​​资本逻辑的伤害​​：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职场剥削、环境破坏与孤独感蔓延。 • ​​性别与种族差异​​：女性因父权制压力更易患慢性病，种族歧视则加剧身心疾病的不平等分布。 4. ​​疗愈的路径​​ • ​​自我觉察​​：通过“同情探询”练习重新联结身体信号（如识别忽略的疲劳、疼痛）。 • ​​关系修复​​：重建真实的人际纽带，打破“社会性病态”（如冷漠、功利主义）。 • ​​系统变革​​：推动医疗、教育领域从“疾病治疗”转向“创伤知情”模式。 ​​三、批判与启示​​ 1. ​​对医学范式的挑战​​ 书中质疑精神疾病“生物学决定论”，指出诊断标签可能强化患者的自我否定，而非促进理解。 2. ​​文化反思​​ 西方社会对“脆弱”的污名化，本质是对人性复杂性的否认。疗愈需从个体扩展到集体，例如通过原住民智慧重新定义“健康”为身心与社群的和谐。 3. ​​行动呼吁​​ 作者强调“痛苦即适应”，疾病是提醒我们审视生活意义的信号。疗愈不仅是康复，更是通过接纳创伤，重构与自我、他人及世界的联结。 ​​四、争议与价值​​ • ​​争议点​​：部分观点（如“所有疾病皆源于创伤”）可能过度简化复杂病因，但书中通过大量病例（如美玉的自身免疫疾病经历）提供了实证支持。 • ​​独特贡献​​：将神经科学、心理学与社会学整合，为理解健康问题提供了跨学科框架，尤其对高压人群（如医护人员、职场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背景解读 为了准确解读《健康的迷思》的创作背景，需要了解作者加博尔·马泰和丹尼尔·马泰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以及他们如何结合神经科学、心理学与社会文化视角来探讨健康问题。此外，需分析2025年出版时的社会环境，包括压力文化、心理健康议题的流行程度，以及该书如何回应当代医学范式的局限性。 正在搜索：加博尔·马泰 丹尼尔·马泰 健康的迷思 创作背景 加博尔·马泰和丹尼尔·马泰在《健康的迷思》中的创作背景涉及多维度因素：加博尔作为加拿大知名医生，凭借其临床经验和学术成就（如获加拿大勋章），长期研究心理创伤与健康的关系；丹尼尔作为其子，延续家族医学传统，共同以跨学科视角（神经科学、心理学）解析疾病成因。2025年出版正值全球压力文化加剧、慢性病高发的背景下，书中对“社会规训”“职场压力”的批判呼应了当代医学范式的局限性，而加博尔的犹太身份与社会活动进一步赋予作品人文关怀的深度。 首先，我得仔细看看用户提供的资料，包括书籍的基本信息、作者简介、其他相关资料以及书籍大纲。用户希望了解这本书的创作背景，所以我需要从这些信息中提取关键点，整理出一个结构清晰的回答。 首先，注意到这本书是由两位作者合著的，加博尔·马泰和丹尼尔·马泰。加博尔·马泰是加拿大知名医生，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专注于慢性疾病、心理创伤等，而丹尼尔·马泰的信息较少，但可能作为合著者提供了其他视角。需要强调他们的专业背景如何影响书的创作。 接下来，书籍的出版时间是 2025 年 4 月，属于较新的作品。内容简介提到书结合了神经科学、心理学和真实病例，探讨压力文化对健康的影响，特别是心理创伤如何导致疾病。这可能意味着作者们基于现有的研究和临床案例，结合跨学科的知识，形成了书中的观点。 用户提供的其他资料中，有关于加博尔·马泰的其他著作，比如《空洞的心》，其中他讨论成瘾问题，认为成瘾是普遍现象而非疾病。这可能与《健康的迷思》中的观点有联系，比如身心分离、社会压力等主题。需要指出作者之前的研究如何为本书奠定基础。 另外，书籍大纲显示内容结构庞大，涵盖身心联结、童年影响、社会文化因素等。这说明创作背景可能包括对现有医学范式的批判，以及对社会结构对健康影响的深入分析。作者可能受到社会心理学、神经科学发展的影响，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形成综合性的观点。 用户资料中还提到书中尖锐批评主流医学范式忽视情绪和人际关系对健康的作用，这可能反映了作者对传统医学的不满，以及推动整合医学的意图。同时，书中强调社会对效率的追求导致身心分离，这可能与当前社会的快节奏、高压环境相关，作者试图通过书中的分析唤醒对这种文化问题的关注。 此外，作者简介中提到加博尔·马泰关注慢性疾病、成瘾和注意缺陷，这些专业领域的问题可能在书中被整合，用来支持压力与疾病关系的论点。而丹尼尔·马泰的具体背景信息较少，但作为合著者，可能提供了理论或研究支持，比如在表观遗传学或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贡献。 还需要注意书籍的创作动机，可能源于作者们在临床实践中观察到的病例，发现传统医学无法解释某些健康问题，从而促使他们从更广泛的社会、心理角度探索原因。例如，书中提到的案例，如自身免疫疾病与情绪的关系，可能来自作者的实际治疗经验。 另外，用户提供的资料中有关于书名的信息，原名为《The Myth of Normal》，翻译为《健康的迷思》，这提示作者们旨在挑战人们对“正常”的传统认知，指出社会对正常生活的定义可能实际上是有害健康的，这也是创作背景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结来说，创作背景可能包括以下几点： 1. 作者的专业背景和临床经验。 2. 现有医学和社会问题的观察与批判。 3. 跨学科研究的影响（神经科学、心理学等）。 4. 社会文化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分析。 5. 之前研究的延续，如成瘾、创伤对健康的影响。 6. 推动整合医学和社会变革的意图。 《健康的迷思：压力文化中的心理创伤、疾病和疗愈》的创作背景可从作者背景、社会观察、学术研究及个人实践经验等多维度解读： 一、​​作者的专业积淀与学术脉络​​ 1. ​​加博尔·马泰的医学实践​​ 作为加拿大知名医生，加博尔·马泰深耕慢性疾病、心理创伤与成瘾领域数十年，曾获加拿大勋章。他在临床中发现，许多重症患者的共同特征是长期压抑情绪、难以拒绝他人需求，导致身心失衡。这一观察成为书中“创伤改写基因表达”的核心论据之一。 他的前作《空洞的心》提出“成瘾是普遍人性光谱”的观点，与本书“身心分离是疾病根源”的论述一脉相承。 2. ​​跨学科研究融合​​ 书中整合了神经科学、心理学与真实病例，例如通过表观遗传学解释童年创伤如何影响免疫系统，或结合依恋理论分析人际关系对生理结构的重塑。这种跨学科视角源于作者对传统医学范式的反思——主流医学过度关注生理指标，忽视情绪与社会因素。 二、​​社会文化批判的驱动​​ 1. ​​效率至上的病态文化​​ 作者指出，现代社会对“效率”与“完美”的追求导致个体陷入工具化生存：职场中的隐形权力压迫、家庭中情感联结的断裂、教育系统对儿童天性的压抑等，均被归因为“身心分离的集体困境”。 2. ​​隐性流行病的揭露​​ 书中将代际创伤、情感隔离称为“看不见的流行病”。例如，母亲孕期压力可能通过表观遗传影响胎儿神经发育，而职场中的慢性压力则通过免疫系统“叛乱”引发疾病。这些现象在高压社会环境中愈发普遍。 三、​​临床实践与理论突破的碰撞​​ 1. ​​病例研究的启示​​ 作者以自身诊疗经验为例：一名女性因长期压抑愤怒患上自身免疫疾病，其症状实为身体对情感忽视的“警示”。此类案例促使作者重新审视疾病与心理创伤的关联性。 2. ​​对传统医学的反思​​ 书中尖锐批评医学将疾病简化为“个体悲剧”，忽视社会结构与文化叙事的影响。例如，精神疾病诊断常将患者标签化为“异常”，而非探索其背后的创伤史与社会支持缺失。 四、​​创作意图：从诊断到疗愈的转向​​ 作者希望通过本书打破“疾病 - 治疗”的二元框架，提出​​“以疾病为师”​​的疗愈观：疾病是身心发出的求救信号，而康复需回归真实自我、修复人际纽带并挑战扭曲的社会叙事。这一理念在第五部分“走向健全之路”中通过 4A 品质（觉察、接纳、行动、联结）和慈悲心原则得到系统阐述。 五、​​时代背景与读者共鸣​​ • ​​后疫情时代的健康焦虑​​：慢性病与心理危机频发，但医学进步未能缓解这一问题，促使公众反思健康本质。 • ​​社会联结的瓦解​​：孤独感、物质主义盛行，书中对“脱节”现象的分析直击当代人精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