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

这本书给我的启发还是非常大的，让我重新审视了“新女性”形象背后的意识形态以及“新女性”形象传播对女性处境的影响。本来简单地以为，“娜拉”形象、“新女性”形象一定是有助于当时的女性摆脱封建传统压迫，向实现独立自主靠近的。但作者犀利地指出，“新女性”形象反倒成为了一种新的枷锁，女性在新与旧的巨大裂隙之间被两面夹击，因为“新女性”形象的传播、阐释等过程都是由男本味大叙事推动、并服务于大叙事的。大叙事下的真实女性地位与处境，以及个体女性命运，向来不在”新女性“形象塑造的考虑范围内。 本书结构框架清晰，流变分段合理。作者引用了大量当时的报刊等一手材料，文献准备比较充足。只是我本以为本书会涉及到“娜拉”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呈现与流变，可作者几乎没有用到文学材料，我觉得这点是比较遗憾的，如果可以加上，或许能够让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丰盈。 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我认为这本书可能有哪些问题。阅读前半段时，我一直是比较惊喜的，可读到后面，觉得作者一直在用大量材料论证类似的结论，那就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男本位大叙事，共同推动了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并掩盖了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一直也没有别的结论出现，论述不够简要精当。 此外，作者似乎有一种性别本质主义的倾向，女性特质的便是个人化的，个体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等命题便是反女性特质的，性别叙事和大叙事之间也存在着能指与所指的绝对割裂。如此这样的出发点，便使得作者缺失了对新女性形象的复杂性的探讨，女性在接受新女性形象的过程中的主动性何在？难道由男本位推动的新女性形象，便无法在女性在对其的接受过程中发生变化吗？以及，作者局限在知识分子女性的探讨上，对于新女性形象对底层女性的影响，也触及太少。 不过考虑到这本书是在二十多年前初版的，还是非常不错了。希望学界有人能继续探讨这个命题。

【2024-75】“娜拉”在中国 今天看到有些软件把母订单母集之类的词全部改成了父订单父集，没由来的想起这本娜拉里的一段，关于它最初在国内演出后激发的千层浪。 以前我对民国文人对娜拉的认可支持是意外的，我不认为在那个三妻四妾的年代男性文人意识里认可了女性的独立自主。哪怕写下娜拉出走之后的鲁迅先生，以现代眼光来看，对许广平的婚后生活也充满禁锢。以胡适为代表的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只是从娜拉身上看到了新国民应有精气神，这点延伸出的各种论战，最后甚至无关娜拉自己。 我一直觉得《玩偶之家》应该是中学阶段女学生的必读书籍。闲来霸总小说看多少都无妨，只是总归要有人告知这个世界不是糖果小屋。更何况，娜拉的故事还有原型。 又想起书中提到，这戏在国内演出时，有很多男性观众在观看过程中愤而离席，比如徐志摩。得我会心一笑。 阅读过程中时不时觉得，娜拉来到民国引发的骚动，如果（曾经的）话剧九人能拍一个戏中戏该多么精彩。

一本主要讲述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相关内容的书籍，之前看过《五四婚姻》《五四女性》这两本书，再来看这本，很多地方便得到了串联，也相互印证。 作者旨在揭露近代中国多种反传统的男性本位大叙事，是如何发挥娜拉的意象来塑造因势而变的新女性形象，以为其服务。 第一章“召唤娜拉”，主要探讨清末民初的知识界，如何宣传利用娜拉的形象，并将其转换为塑造中国新女性形象的资源，以及易卜生思想在欧美的发展。当时中国国难当头，救亡图存之际，“兴女学”“废缠足”这类思想，本质上都是利用女性来实现宏大的解放民族的叙事。关于废缠足这一点，最近听杨芮老师和Alex的播客也都有提到，强制性地让缠足已久的女性放足，并当街展示，这根本是不把女性当人看的表现，完全是国家的工具。 第二章“自救娜拉”，阐述启蒙觉醒大叙事，如何为中国人迎来以“自救”为特质的娜拉形象。但娜拉现身中国之际，并非以新女性的姿态，而是以新人的形象被宣扬的，这抹去了娜拉的女性本位意识。“易卜生皆有创造与书写《娜拉》，所带给西方社会及妇女的解放与发展空间，被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萎缩并固定化为具有单一模式特质的‘出走’”。娜拉从进入中国开始，她的诠释权，就被男性所夺取。这里作者也引用了王政老师的观点，“五四男性知识分子所以热切投身宣传女权，在于他们想在此种他者危机的转变中再现自身”，其实说来说去都是利用。作者在这一章中的观点极具洞察力，“五四”新时代有意无意忽略易卜生的娜拉走出的是“夫”家门，而把她的行为当作冲出“父”家门、抵抗旧阍因的典范。中国娜拉走出父家门之后，才可能进入易卜生笔下娜拉所处的初始位置。走出夫家被五四知识分子变成走出父家，完全是一种回溯的落后。 第三章“抗婚娜拉”，主要是走出包办阍因的新女性形象。这里就和之前看的《五四婚姻》连上了，这些所谓的支持自由恋爱反对包办阍因的男性知识分子，实际并未反抗家长，自身懦弱落后至极。“五四新女性企图走出家庭，走出传统，其结果是困处于社会不平等的对待，与包装自由糖衣的婚姻里”。不少新文化人（点名鲁迅）只敢在文字上倡导妇女解放的思想，实际自身遵守命令娶妻，另谈恋爱也对该新女性实行束缚，看不到一点想让她经济自由之意。“五四时人笔下的娜拉，多为复数的、集体的。其中的女性声音，多半是模糊而缺乏个人特质与主体性的”。 第四章“志业娜拉”，阐述平权解放大叙述下女性主动参与工作的相关情况，志业娜拉或许能努力做一个人，但这个“人”却仍是男本位的。“花瓶”“摩登女子”这样的称呼的出现，以及一些人对她们的批判，完全是恶性循环。“中国抗婚娜拉演进为志业娜拉后，在社会的变质表现，除了具有不事生产特质的‘花瓶’之外，还有被视为家庭万物延申的摩登女子”，看到本章对她们的描述，我真的难受至极。因为对摩登女子的批判，又进一步造成复古风潮的到来，可谓讽刺至极。 最后作者做出总结，“西方社会对《娜拉》剧作的整体结构、象征含义与个别人物思想，曾有诸多一轮省思。中国社会，却高度集中于娜拉最后的出走举动”，“大叙述之于女性解放，如水之于舟”，出走被当作女性必须履行的任务，但出走的后果，只有女性自己承担。“妇女从人身言行到生涯发展，都成为国家机器动员各种力量来干预和指导的客体”，“由上而下的妇运总是受限于大叙事框架。那女平权法律，能被迅速给予，也可被轻易拿走”，这句话不仅限于五四时期，通过看王政老师《寻找国家中的妇女》可以得知，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女权运动的处境依然是这样，因为这是一个男权的政党。 娜拉的精神，放到现在依然不过时，我们都是娜拉。 真的挺推荐的，作者很多地方的观点都很精辟到位，让我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知，很扎实的一本书！

1918年，《新青年》首次出版专刊“易卜生号”，正式将娜拉介绍给国人。此后，娜拉引发的社会讨论不断，更是成为新女性的代表。娜拉的叙事，激励了许多觉醒女性走出家门，去追求为妻为母之外的个人价值。但是，许慧琦在她的著作《“娜拉”在中国》中指出，“娜拉”形象在中国的衍变，使得“娜拉”精神有时并不完全为女性服务，无法使女性从当时的困境中解脱。 在本书中，一个核心问题贯穿始终：为何一个以女性觉醒为原型的符号，最终成为男性主导的现代性规划的附庸？通过对1900-1930年代“娜拉”形象本土化过程的考察，作者揭示了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点出新女性论述背后的结构性矛盾——看似进步的性别解放运动，实则是男性精英以“启蒙觉醒”“自由婚恋”“平权解放”等宏大叙事，对女性主体性的系统性收编，将女性解放收编为现代化工程的组成部分。 1.发现娜拉-国族自强叙事（清末民初）：探讨了清末民初中国新女性意识的萌芽发展，分析了国人如何将易卜生笔下的国外女性形象转化为中国新女性形象，并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从发现娜拉的角度分析了娜拉在中国的突破与传统的关系。强调女性对强国保种的责任，将解放与民族救亡绑定。 2.自救娜拉-启蒙觉醒叙事（五四时期）：聚焦于民国初期五四新女性的形象，强调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传入，以及青年男女突破传统束缚的努力，展示了娜拉在“五四”运动中的反传统能量及其对女性解放的影响。此时期呼吁女性独立却忽视其独特经验，强调女性摆脱“玩偶”身份，却未挑战传统性别角色，以男性视角定义“人性解放”。 3.抗婚娜拉-自由婚恋叙事（20-30年代）：讨论了20年代自由婚恋背景下，抗婚娜拉的形象如何成为女性争取婚姻自由的象征，揭示了女性在婚姻自主方面的斗争与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之间的矛盾。此时期聚焦自由婚恋，将女性困境简化为反抗包办婚姻，却忽视婚姻制度本身的父权本质，缺乏保障女性权益的社会条件。 4.志业娜拉-平权解放叙事（北伐至抗战前）：分析了30年代平权解放背景下，志业娜拉的形象如何体现女性为国家、民族和社会奋斗的精神，探讨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面临的挑战。此时期将女性解放纳入国家革命，要求女性参与职业与国族事业，为集体事业牺牲个体诉求，却以“社会贡献”之名强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 1930年代为妇女涉及的出路虽不同，却都以民族、国家为前提，要求妇女放弃个人自由的选择权，以成全国家的集体解放。可是，妇女解放果真能在民族、社会、阶级解放后，便自然地相应而至吗？在延安，丁玲笔下的莎菲女士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取而代之的是“劳动妇女”典范；建国后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口号，肯定女性劳动价值，却忽视了家务劳动，无形中造成“职业-母职”双重剥削。 书中指出，“娜拉”在中国，主要是被再现为一个去性化的新女性形象，不过是男性企图解决自身或社会问题的理想人格投射。这种“去性化”操作，使娜拉成为男女皆可效法的“新人”，看似以两性平等为目标，但无形之中认同了男性中心的价值体系，以男性价值为衡量标准，掩盖了女性在婚姻、母职中的结构性困境。既不符合真正女性平等的要求，也不能真正带来两性的平等和女性的自由。中国的娜拉论述与娜拉式的出走，并未对中国女性有效地启发基进女性主义式的女性主体意识。 近代中国女性及其形象，不断在革命的语境中被塑造——因为她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武器。在革命的背景下，女性跳出了封建家庭进入社会，跳出了封建社会进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可惜的是，这样光荣的成绩，是以消融性别意识为代价的。女性始终无法以自己作为主要关怀点，来争取真正“做一个（女）人”的自主权。 百年来，女性始终在男性指导的路上徘徊。无论是清末的"贤母良妻"、五四的"新女性"还是延安的"革命伴侣"，本质上都是男性精英设计的身份模板。变化的只是规训的形式，而非权力的本质。真正的女性主义不应是新的道德律令，而是将定义新女性的话语权夺回到女性手中，意识到“做一个人”同时也要“做一个女人”，保持“”性别麻烦”的开放性。 鲁迅提出的“娜拉走后怎样”之问，百年后依然振聋发聩：当女性走出原生家庭或婚姻牢笼，是否真的能摆脱更深层的结构性压迫？经济独立只是第一步，社会观念、职场歧视、家庭分工等隐性枷锁仍如影随形。 作者提醒我们，女性解放不应仅是女性的单方面觉醒，而需男性共同参与对性别文化的反思与重构。要想真正地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突破男性本位的叙事话语体系，挑战传统两性分工的性别权力关系。“从象征意义上来说，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唯有打破以往僵化的性别角色与性别权力关系，才是对男女两性的双重解放，真正实现两性间互信互谅、共同成就。 “那就要等奇迹中的奇迹发生了。”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也太有趣了！作者从“娜拉”社会形象的演变来解读中国近现代女权思想的变迁。 娜拉在中国可以被大致归为三种形象。五四初期的自救娜拉，她的女性特质和独有的女性困境被知识男性有意抹去，模糊成“具普世意味的新人理型”。她只是反礼教传统的工具人，而男性群体的性别优势和传统的性别分工从未被挑战。抗婚娜拉出走摆脱了封建家长，却把解放寄托在自由恋爱上，后来才发现不过是从一个火坑跳进另一个火坑。到了30年代的志业娜拉，女性被鼓励走进职场、投身国族，却仍被期待兼顾事业与家庭，这份双重负担今天也不算过时，可以说是新时代的贤妻良母。在当时主张“妇女回家”和主张“娜拉出走”的两派，口径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国家强盛、民族生存。女性的主体性完全被民族大叙事淹没。 这一切的根源在于，近现代中国的女权始终是男性本位的女权。用书里的话说，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它鼓励女人“变成和男人一样的人”，却从不鼓励男人做女人的事，更从未把矛头指向男性群体本身。所以社会一出问题，被召唤回家的永远是女人。为何男性职场表现差，就没有人要男子回家当贤夫良父？问题从来不是女性在家还是在社会更有贡献，而是女性总比男性更容易被剥夺选择的自由。作者的结论是“光要女性出走并不够，还得要男性回家”。 而我想更进一步。女本位的女权思想里根本没有男人的位置，只有作为女性的自我和其她的自我。这也正是过去这一年我女权思想上最大的转变。行烟烟上展开讲讲时被问到《零诺》里一个男性角色的塑造，她直接说“我不想谈，这不重要”。我知道争取基本的女男平权在现实生活里仍然道阻且长，但在我的精神世界里，这场清算已经完成了。我甚至没有精力留给愤怒，只想全心去展望和创建我全女的生活。用烟宝的话来说，践行一种“将情绪、时间、精力、陪伴与生命全部交给女人”的生活方式。

花五个小时读完此书后，内心有种难以言喻的感受，这种交织着痛快与气闷的奇异感受已经许久未有了。在阅读过程中，有时想拍案叫好，有时又气得想一扔了之，但不弃书的习惯还是支撑着我把它读了下来。读完后冷静下来细想，发觉这本书其实能够在很多方面给我启发，不仅是在知识层面的，更是在论文写作技巧以及思考方式层面的。所以整理成文，以防遗忘。 一、史料 阅读此书最大的收获，在于接触了大量此前未曾留意的史料，作者的功底非常扎实，这仅从那长长的参考文献便可见一斑。作者关注到了多种类型的史料，其中既包括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等名人的论述，也涵盖了当时报刊上的新闻，还有电影这种不太为传统的文学史研究者所关注的文献。尽管我不敢断言作者已将这一时期有关“娜拉”的资料网罗殆尽，但整体而言，作者在史料搜集方面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作者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掌握得相当全面，并在注释中逐一列出，非常方便读者查找学习。甚至对于一些近乎学界“定论”的表述，作者也严谨地标注了出处，如针对“长久以来，‘娜拉’在中国始终因被视为新女性形象而闻名”这一判断，作者就注出了许多可以佐证此观点的论文，这种严谨的态度值得学习。 然而，或许正是因为作者展现了如此深厚的功底，吊高了读者的期待值，以致在看到书中某些不足时才会感觉更加遗憾。通读全书，感觉许多史料的价值未被完全发掘，这或许并非作者学力不逮，而是受制于博士论文的篇幅与写作规范，不容过度展开。例如以下这段： 当时人宣扬自由离婚，总不忘引述西方思想加以阐述；而娜拉终结玩偶婚姻的形象，也再度浮现。爱伦·凯认为结婚之人在恋爱不再时实行离婚，虽是对婚姻的破坏，却是必须也是道德的。萧伯纳表示离婚不会破坏婚姻，反更能维护婚姻制度。卡彭特则尊重男女关系的神圣性，主张自由离婚才能真正维护自由恋爱与自由结婚。在这些引经据典的抽象学说中，娜拉堪属最鲜明具体的女性形象。1922年4月，《妇女杂志》发行“离婚问题号”，旨在征求众人对婚姻与离婚问题的看法，提供读者进行意见交流。其中，易卜生的《娜拉》被译成白话文故事版，完整刊出。译者在前言表示该剧“包含人生问题，社会问题，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等，而于本号所讨论的离婚问题，关系尤切”。《妇女杂志》离婚问题专号除重译《娜拉》剧本以飨读者外，诸多作者皆不约而同推崇娜拉。茅盾首先指出，《新青年》当初的“易卜生号”唱出了中国妇女问题的第一声。该号首度译介的《娜拉》，更是“中国近年来常常听得到的离婚问题的第一声：这光景是大家共认的事实了”。章锡琛更以“痛快”来形容娜拉式的离婚……另由周作人所译现代戏剧谈离婚问题之文，同样表明“当娜拉在《玩物之家》的末场决心离开伊的丈夫的时候，伊宣布了妇女独立的模范的宣言”。 这段表述涉及当时引入的多种西方思想、报刊征文、《娜拉》的不同版本、诸多名家的评论文章等，复杂程度似乎并非这一段文字所能涵括。但由于作者急于推进论文，使得这众多史料仅是匆匆露了个面，未及深入阐释便轻轻带过，读来实在不太过瘾。此类对史料阐发不足的情况并非孤例，又如在“清末民初新女性意识的萌芽”一节中，作者梳理了清末“兴女学”风气的发生发展过程，并指出： 截至此时，清末“兴女学”的风气，仍只限于私人自设层次；女子教育尚未由官方承认并推行。1907年1月24日，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与《女子小学堂章程》26条，首度将女教明文列入正规教育体制内。学部奏折上有言：“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创立女学堂，所在多有。臣等职任攸关，若不预定章程，则实事求事者，既苦于无所率循；而徒务虚名者，或不免转滋流弊。”由此可知，将女子教育纳入学校系统，实为大势所趋。 这段论述给我的观感与前者相同：作者似乎仅满足于基本史料的罗列，而缺乏进一步的阐释与分析。于我而言，我读到此处最关心的问题是从“私人自设层次”到“由官方承认并推行”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官方转变态度的深层原因是什么？而作者给出的答案仅止于学部奏折上的一段文字加一句“大势所趋”，似乎太过简单。当然，这一问题与作者的整体论述关系不大，不将笔墨花在此处完全可以理解，但相较于注释“长久以来”一句的严谨细致而言，在这一更关键的问题上，读者期待更深入的探讨或至少是一个相关文献注释，恐不为过。 二、立场 或许有人会说，此书看似进行文学史研究，但实则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所以把论点阐释清楚才是最主要的，史料只是其次，那么这种强烈的现实指向正是我想探讨的第二个方面。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召唤娜拉：国族自强大叙事下的新女性论述”“自救娜拉：启蒙觉醒大叙事下的新女性”“抗婚娜拉：自由婚恋大叙事下的新女性”和“志业娜拉：平权解放大叙事下的新女性”。当时看到目录我就心里一惊，因为H老师早就告诫过要警惕那些目录像豆腐块一样整齐划一的论文，因为历史本身太过复杂，往往无法被概括成几个方方正正的题目，因此这样的目录很可能说明作者对历史进行了某种程度的简化。读罢果然印证了老师的观点：尽管作者在行文过程中试图对这四部分进行勾连，比如指出“志业娜拉多半曾为自救与抗婚娜拉，但更加重视婚姻家庭之外的自我实现与社会/国家贡献”，但总的来看，全书还是更像四个相对独立的论述单元，整体性稍显不足。在作者笔下，这些不同类型的“娜拉”是应中国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需求而次第出现（或被要求出现）的，然而这不同类型的“娜拉”或许很难截然分开，它们完全可能集中在一个女性身上，比如谢冰莹。此类个案本可进行深入分析，以此勾连起全书脉络，但作者选择的写作策略是选取符合各主题的案例分别论述，此举虽然引入了丰富的史料，却也产生了零碎和浅显之感。 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作者所持的立场有时让人觉得像是在“抄近路”，这或许也是研究对象过于贴近现实和自身而产生的弊端。试看以下这段话： 平权解放大叙事的加持，确实促进志业娜拉拥有胜过以家庭为主要生活空间的女性自我表现渠道。尤其当卫道者以旧瓶装新酒的贤良论述，要求中国娜拉回家时，平权解放的叙事论述相当程度捍卫了职业娜拉的立场。但这类强调男女平权的大叙事，并未挑战家庭的性别分工与男性本位的社会政治体制。换言之，男性原有的国家统治权力、社会经济优势与文化论述权威都一如既往，女性只是（被）期许上升到男性那样做社会/政治人的高度。志业娜拉或许能努力做一个人，但这个“人”却仍是男性本位。 这段话颇能体现作者的行文风格：她似乎倾向于直接给出论断，并将女性置于一个结构性的受害者位置，这其实是一种很省力的做法——无论发现什么史料、进行何种阐释，结论总指向女性仍然活在男性的桎梏之中，那这样的研究还有什么深层价值呢？我这样说并非是想否定上述结论，因为男性本位的确是事实，只是作者面对这一事实的论述方式和态度令我难以完全认同。我本来期待看到作者从社会历史层面深入分析这一现象的成因，展现当时女性的反抗过程，并给予她们公允的历史评价，然而作者所做的似乎更多是通过解读史料和文本来印证这个人所共知的结论，并且以一个“但”字将女性的一切努力否定为“仍是男性本位”。可是，在那个许多女性都做不了“人”的年代，她们能成为“志业娜拉”已是历尽艰难的突破，那个年代也根本不具备更进一步发展女性主义的社会条件，作者所持的评判态度，是否带有几分后来者的苛责与傲慢？ 另外，在作者的论述中时常体现出鲜明的二元对立倾向，似乎预设了女性和男性分别“应该是”什么样的，或径直认为男性说的都是男本位话语，女性则是无可置疑的被压迫者，这导致其论述出现了吊诡的游移：一边争女权，一边却不自觉地自降身价。例如在评价“志业娜拉”时，作者表示：“这般爱国、为民、服务群众的娜拉，具现民国新女性的公益样貌，也扩大女性的社会参与。但这些扩大社会参与的女性发展空间，却又是以‘去（女）性化’的特质为代价。”稍加思索不难发现，这种论述带有本质主义的色彩。若强行界定何为“女性化”，恐怕只有生理区别和爱化妆打扮（这一点甚至也可以删去）了，而根据作者前文的论述，依据这些特征得到的工作大抵只是当“花瓶”。由此，作者的观点便显出前后矛盾：“女性化”的特质限制了女性发展空间，“去女性化”在作者笔下又仿佛是对女性的不公，作者对职业女性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更重要的是，作者所举的“爱国、为民、服务群众”这些品质，难道和性别有必然关联吗？ 我一直认为，许多问题不能仅放在性别议题的单一维度下审视，必须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才能抓住重点。比如近年来网络上有许多对于公司不愿招女员工的讨论，表面是性别议题，实则是劳资矛盾，若只关注男女不平等则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同样，“爱国”“救亡”等大叙事也不能被简单定位为男性话语，认为这些是男性精英“通过界定、塑造并规范新女性的言行及道德特质，强化其论述权威与社会/性别优势”的产物，这种论述把政治话语硬生生简化为性别话语，不免有些牵强。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整体读来我觉得第二部分最有力、第四部分最薄弱的原因，因为对于“启蒙”“觉醒”这些话语而言，当时的情形确如作者所言，“娜拉的诠释权，在中国一开始就被男性攫取，使中国女性只落得追随、被代言的地步。娜拉作为中国新女性形象，并非因女性自身觉醒，或因应社会自然变迁而诞生，而是知识男性在激烈反传统的过程中，呼吁女性共襄盛举的产物”，这些话可谓一针见血；但到了面对民族解放、社会志业这些话语时，再一厢情愿地强调“娜拉可被各种男性本位大叙事，赋予符合男性界定的时代需求之特质”，则显得说服力不足。 此外，作者的基本立论是男性精英主导了话语，这就导致作者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那些发声的知识女性与男性的视角是否存在差异？女性在实践过程中，其行为是否与男性提倡的理念发生抵牾，进而催生了实践与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些复杂面向似乎都被作者简单化处理了，在她看来，女性仿佛只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男性的步伐，这种论述实际上抹杀了女性的主体性，也回避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若继续追问还能发现，“女性”群体内部的差异也是巨大的，而作者其实忽视了由种种因素（尤其是阶级）造成的复杂现象，而只是关注到了性别这一个层面，导致在论述时对下层女性的讨论不够细致。当然，这一问题的出现也是情理之中，毕竟作者的选题实在太过宏大，最初看到书名还以为作者想讨论“娜拉”这个文学形象在不同时期的阐释流变，开卷才知“娜拉”只是一个宽泛的指称，作者的实际意图是讨论1900-1930年代新女性形象的演变，这就大大扩充了讨论内容，使得作者的论述不可避免地显得左支右绌。 所想大致如上。我无意于对作者进行苛责，写下此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醒自己日后写文章时尽量避免类似问题，并尝试借此阐发自己对女性主义的一些想法。总而言之，在阅读许慧琦老师这本《“娜拉”在中国》的过程中，我收获颇丰，无论是知识积累还是方法论启示均受惠于作者的努力，这是我要万分感谢许老师的。

看引言的时候以为又是一本陈词滥调但是作者扎实的资料搜寻和历史材料佐证让作者在已经显得有点过于平庸的论点内找到了很多关于娜拉论述的新颖之处。全书的理论引用和讨论有些陈旧了，无论是从戴锦华还是李欧梵等等学者处引用而来的分析方式或者是关于家庭都有太多前人论述，不免落于窠臼，但是作者的材料功底让我看到越看到后面越感到有点眼前一亮。对娜拉形象的多层面分析都非常到位，依照时间线梳理的娜拉形象的变迁也没有因为章节的割裂而显得论述割裂，章节分布也很整齐，看得出框架结构下了苦功。 但是非要说还是有一些不满意，关于史料的新解读并没有真正深入，而只是泛泛而论提出一些新解读方案，但是其实很多视角并没有能深入，或许关于娜拉我们可以从里面继续反向叩问当时的女性主体现实，重塑当时在男性论述中的女性论述和视角（说起来我居然到现在才知道阮玲玉的自杀和新女性角色出演上有明确的时间关系），书中为了论述男性视角带来的女性解放带来的各种影响，其实也在有意无意削减女性主体形象以及当时的女性性别认知。同时很微妙的是，作者也拒绝在全书中给出男性视角造成的结构性的无知的详细论述，男性视角是怎样通过无知来造成女性解放过程中的伤害的——换句话说作者一直试图反反复复证明的男性视角如何霸占女性解放叙事这件事，从未真正细化到对男性论述的反思和重估里面来。作者在理论引用上泛泛引用了常见的关于男性解放女性的叙事传统，但是并未深化，使得这本书的价值落在了史料的新究，但是非常可惜作者没能在如此帙卷浩繁的史料里面找到更多男性视角真正匮乏的东西，使得全书的批判显得过于泛泛而谈了。一整本书只是批判了男性视角却从不深入提及这样的对女性的忽视是从何种细处勾连了女性生活悲剧，让本书的论述逻辑和方式都有点鸡肋。但是鉴于史料的新视角点一个推荐吧…或许只有堪堪及格。

历时一个月，终于断断续续地看完了，期间一度读到想弃书，尤其是读到一些明显的史实偏差性解读的时候更是火冒三丈。作者以清末女界激荡为起点，再到《新青年》引介娜拉，聚焦于《玩偶之家》娜拉形象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与重塑，从知识精英的角度分析不同时期社会知识分子对娜拉形象的诠释与挪用，重现了娜拉作为中国女性觉醒符号的文化建构过程。 许慧琦的文本结构与史料援引能力很强，论文文本结构完整，逻辑架构清晰，可以看出其治学能力不弱。然而通读全文，有一点问题却让我始终介怀，即作者对于社会经济结构缺乏实证性考察与分析，过度聚焦文本，同时也有简化历史的虚无主义倾向，我将这些疑惑与自己的思考写在了阅读过程的笔记中，在这里做如下总结： 1、作者采用的是一种性别叙事的单一维度，将女性解放简化为性别对抗，刻意回避或有意识无视了阶级差异对女性处境的分化，将娜拉形象单调投射为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困境，回避了同时期底层女性更为悲惨的命运（沦为娼妓、佃农、薪资低下的女工等）。 2、用性别视角回避历史的复杂性，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与阶级叙事紧密相连，工农妇女通过一系列革命斗争与参与土地革命获得经济独立，参与社会事务推进民族解放，但作者将这一时期的女性解放归功于唯心层面的意识觉醒，行文间多有对阶级斗争的贬低，对革命女性在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主体性选择性无视，甚至将她们的选择一厢情愿地定义为“去性化”，引导读者对革命女性的误读。 3、研究方法论单一，作者执着于文本符号的分析，聚焦于文艺层面的“娜拉”形象的演变，缺乏对社会经济结构的实证考察，论述悬浮于意识形态表层，在文中虽大量介绍不同阶层女性的“出走”，但未能分析解释清楚她们出走后差异性结局的根本原因，如为什么知识女性出走是追求教育、婚恋自由，而国民革命时期的农村妇女，出走是为了“争生存”？ 4、行文观点有本质化性别对立的倾向，将男性群体笼统地视为压迫者，忽略同一阶级的劳苦男女同样受制于阶级剥削的现实，导致性别批判沦为虚妄的道德指控，不敢或者不愿进行更本质的对于私有制剥削阶级的物质指控，削弱了分析的客观性。 5、最终，作者的结论部分，毫无意外地走入了对私有制婚姻制度调和拥护的老路，从前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极速转入对男性回归家庭殷殷恳切的盼望，仍不愿进入对社会物质层面的冷静思考，反而继续进行着一厢情愿的呼吁。 综上，这本书在文本史料角度补全了我对于五四以来新女性形象的建构过程的知识，但其过度聚焦性别叙事而陷入历史简化主义的倾向是我所不认同的。我将更加坚定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和践行妇女解放之路的决心。

厌烦论迹不论心的论调 “女人，如果不属于科学，就将属于教会。”这种动机之下，心理学才开始把女性纳入人的范畴进行研究 因此，夏尔科、布洛伊尔对女性歇斯底里的研究，形式像是在展示“子宫动物奇观” 这样的背景下，我从不认为弗洛伊德应该被赋予那么多负面意义，他好歹把女人当做人来研究 娜拉这个形象也被用来服务这样的动机 “女性如果没有知识，容易属于封建社会。”因此，陈独秀倡导娜拉形象引起创办女校的风潮，校训却总指向“知识女性如何更好地服务夫权” 于是，娜拉本质反对男权的形象，被扭曲成对父权形式的调整 鲁迅的《伤逝》从来不是在嘲讽娜拉，而是在嘲讽一个口头上高呼解放、骨子并未为娜拉预留立足之地的社会。正如歇斯底里症大行其道的年代，女性的权利也尚未被任何一纸法律所承认 他人即地狱是这样恶心的现象，个人的真实之重随着成为历史被别人随意扭曲，用来服务自己的叙事目的

偏学术性的作品，梳理相当细致。话语即权力，社会环境的变化和性别权力结构决定着“娜拉”形象的内涵，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交织也让“娜拉”的觉醒和出走变得更加复杂，读完让人觉得“娜拉”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