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潘桑柔
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著作是如何诞生的?书中的世界与今天又有着何种关联? 13—14世纪,伊利汗国统治下的伊朗不仅见证了欧亚大陆内部空前繁荣的人员流动、商贸往来、科技与知识传播及艺术交流,更积极参与其中。在这一背景下,《史集》卷二《世界史》应运而生,成为伊斯兰史学与细密画艺术的重要里程碑。 本书聚焦现存最早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史集·世界史》插图抄本,围绕其中五部区域和民族史,探讨其多重文本来源与写作逻辑,并深入分析其中的细密画插图如何吸收并转化中国绘画传统,进而勾勒出“第一个全球化时代”波澜壮阔、多元共存的世界图景。
俗话说“一图胜千言”,这句话适用于网络表情包和表情符号等图像词汇泛滥的当下。同样回到过去亦是,如那古迹上的符文文本,往往都佐以刻在石头上或精心绘制在文本中的图形标记,然各自看来,文字的奇妙之处似在于它促进了自身的遗忘,当目光追随着纸上的线条,从那一刻起,我被它们的含义所吸引,便又忘却了其本身的存在。相比之下,图像在形式和结构上可能是无限的,它们本质上是多义的,因此,它们通常不为人所熟知,也更难“解读”? 所以,当我们看向许多历史文本中图像的呈现方式,仿佛历史学家被训练成将图像视为文字历史的例证,而不是历史本身的来源。更因着图像表面上的易读性掩盖了其历史建构,以及图像在制作时及之后的制作、传播和解读方式。 这也是如今大多数历史教科书和许多学术史著作都使用图片来阐释它们所讲述的历史的原因之一,纵观,文字与图像的结合形式也多种多样,从解释性到神秘性,从建设性到矛盾性,从标志性到不敬性,不一而足。 可一切又真的如此吗? 来到“文与图的世界史:《史集》与第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叙事图景”,作者将带领我们看看何谓,文字变得艺术化——充满力量——图像亦是如此。其研究载体为现存最早的伊利汗国丞相拉施特等人汇编《史集·世界史》插图抄本,作品因其全面涵盖了蒙古、中国、印度和欧洲等不同文化和地区而被认为是第一部世界史。 且此番作者更是将视线聚焦在其中配有的大量插图上,若说文字的选择性摘录和改写,无法感同身受,那图像在传播知识和塑造对过去和现在的认知方面可就真的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那融合了包括中国画在内的各种艺术传统的元素,以增强叙事性,使其更容易被更广泛的受众所接受,能够跨越文化界限、产生共鸣的插图,才真正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文化融合与宗教包容的视觉奇观。 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摩西一节(因为最近读到过相关),如《发现摩西》,此处戏剧性的视觉叙事和女性蒙古族的面容,清晰地塑造了一种更新的、阐释性的表达方式。狭窄的矩形版式及其在文本中的布局与那拜占庭手抄本的风格相去甚远,而岩石景观和翻腾的海浪似反映了中国宋代的强烈影响。 又如《摩西之死》,摩西双手紧握,双膝微曲,长长的灰白胡须象征着年迈。他的表情悲凉,濒临死亡,正如经文所述,他似乎正处于平静的临终状态。罗马圣母大殿的一幅四世纪马赛克上也描绘了类似的摩西斜倚在岩石上的场景,他似乎只是在睡觉。在这里,他的表情、奇特的岩层和周围的植被更增强了他过渡状态的戏剧性。 早期波斯风景画的典型特征在于其反映动作的情感性,摩西在死亡中与自然融为一体,他衣服的褶皱略微模仿着环绕着他的岩石。这种解读其实与犹太人的末世论传统(例如升天,这也是此前我看到偏多的一种图景)截然不同。 而后再观那些故事叙事场景展示,则深深体会出艺术家如何改编传统的圣经或历史叙事,并赋予它们独特的蒙古或伊利汗国诠释。同时也在蒙古人接触到的不同民族,首次尝试超越单一文化视角、以普遍尺度看待历史的尝试之一中,看到技法的深度融合,标志着波斯绘画中一种全新而独特的风格的诞生。 而且我也特别倾向一部独特的历史和艺术成就中的艺术性展示,图压文的分析这一次也着实让人满足。
13-16世纪,现存中国的第一份世界地图——南宋《华夷图》中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四夷之中国”、“四海之中国”,被扩展为受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地理概念影响的“七海”观念,其图像随同时代东西文化大交流进入中国,华夏逐渐整合到除欧亚非三个已知世界以外更大的世界体系中。直至1602年耶稣会士利玛窦绘制、进呈万历皇帝的《坤舆万国全图》中的“五洲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