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道学、权臣：南宋中期政治研究

该书研究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三朝的历史，这一向是比较冷门的时段，作者最主要的优点是细，挖掘得越细，越能穿透时人和后人给历史罩上的迷雾，贴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拈出的三个词很好地概括了这三朝的历史线索，恢复其实就是处于弱势时的“富国强兵”之道，从王安石延续到宋孝宗，掠夺民财以图扩张或收复失地；道学则是与之对立的裕民之道，遵从孔子先富后教、先教后战的类似罗马共和国的思路，从庆历、元祐直到宋末，是绝对的正路，但在秦制之下无法施展；权臣方面，则着重分析权臣怎样在皇帝和士大夫的共治中出现和生存，很有启发的一个点是提出了“共治”程度的概念，即宋朝虽然完全的君臣共治时间不长，但整个宋朝君臣共治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结合最近的阅读来看，无论是大奸臣蔡京还是依附韩侂胄搞党禁的京镗等人，都有相当的主体性，并非皇权集团完全的奴仆，吴峥强《官家的心事》更描述了宋代士大夫掌控皇宫的能力，也就是说，宋代士大夫即使奸恶的那批也是坏人而不是狗，这跟明朝内阁的“狗”的性质很不一样，我以往对宋代的士大夫政治评价有点过低了。与此书细致的研究相比，虞云国先生的《南宋行暮》略显粗疏，有需要修正之处了。

接续前著《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研究》，在恢复、道学、权臣整体视角下考察孝宗、光宗、宁宗朝政治，对前书结论也进行校正补充，稍逊前著但整体颇佳。下结论偶有推断过度之嫌，对余英时诸说进行商榷，从中可一再看到道学叙事对宋代历史和史书的影响。政治立场和思想立场交相缠杂，其实很难完全分得开，所持立场之间也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同时应当注意中立人士的思想，常常可以提供新的视角。道学在南宋的起伏与政治上道学群体地位升降的关系仍较为复杂，值得多加探讨。但我对道学和反道学群体本身依旧持怀疑态度。韩侂胄发动北伐的理由与诸葛亮有相似之处，通过北伐来整合内部政治，攘外从而安内，以此让自己执政获得更多合法性。对合法性的追求，皇帝与权臣无不需要，或者可以说皇权对合法性追求是亘古不变的。

通读下来感觉延续了宁宗一书的优点，跟余英时名作对话颇多，写得清晰明了，分寸感很好，以“富国—裕民”的路线之争串联孝宗—开禧几代政治，尤其注意到了道学对立面内部的多样性，并勇于及时修正前说（尤其是前作已经很优秀了），这份坦荡挺难见的。但读罢和几位友邻有类似的看法：其一是掌故笔记用得不甚辨析，正史与笔记当然没有严格的高下，但以私家之言定论，或许可以增添更多的依据。其二，对道学一系政治理念的分析较为粗放，裕民之意和实际的政治构想还是两回事，书中更多的是道学家们的大鸣大放，但他们真正想做什么样的政治？这又出于怎样的政治和思想逻辑？私以为仍有深挖的可能。另外，书中的人们有点太政治理性了，可能有些言行的解释不必寻找很理性的动机。

今年啃完的第6本书。 市面上关于南宋中期历史的研究书籍很少，而本书可谓是南宋史研究中的佼佼者，至少很合我本人的阅读习惯。我不喜欢流水账式的通史写法，我更喜欢把历史中的关键词提炼出来，并围绕其进行论述的写法，对读者而言非常友好，能让读者迅速把握一段历史的脉络。 作者将“恢复”、“道学”、“权臣”作为南宋孝光宁三朝的关键词，这无疑是十分贴切的。 和大家传统印象中偏安江南的南宋不一样，历史上的南宋对北伐一事是很有热情的。贯穿孝宗朝至南宋灭亡的政治斗争，即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孝宗路线和限制君权、裕民安邦为目的道学路线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集合了南宋道学士大夫和独裁君主与新党式实务官僚两大政治集团，他们对于国家治理看法不一，但都不反对北伐，区别仅在于路线不同。孝宗、光宗和他的追随者认为，按祖宗成法，穿透官僚层级、深入基层发掘全国财力充实中央财政，可以在短期内为北伐积聚巨量财富；而道学士大夫认为孝宗的路线是害民之举，只有让人民富起来，地方强起来，才能趁金朝衰弱而收复中原。可以说，南宋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恢复之向，南宋的皇帝和南宋士大夫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北伐探索道路。 至于权臣和道学，更是南宋历史最明显的标签。一个人或许看不出南宋的恢复之志，但他一定不会反对道学的崛起和权臣政治是南宋的特产。道学作为性理化的儒学，起源于北宋二程之学，在孝宗时期因反对孝宗路线而备受打击，在光宗时期因赵汝愚发动绍熙内禅一度走上前台，又因韩氏崛起遭遇庆元党禁，最后在理宗朝和君权合作成就正统美名，其发展可谓一波三折。道学在南宋以限制君权、爱护百姓的面貌出现，因热衷于创新和改革，倍受统治者打击，因开禧北伐失败，统治者意欲清算韩派官僚而受到垂青，进而成为神化皇权的工具，这是南宋士大夫政治里比较特殊的现象，反映了宋代皇权与士大夫政治的相处之道。而权相，必须要说的是，南宋的权相和大蒙古国的权相是两回事，南宋的权相是君主统治的内朝代言人，而元朝后期的权相是压制君权的外朝领袖，不可同日而语。以韩氏、史氏为例，即便是拥有拥立之功，在失去内朝皇后支持、外朝反道学官僚的拥护，韩氏也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开禧北伐来完成自己由外戚干部向平章军国事这种外朝领袖的转变，说明即便是面对宁宗这般天生不慧的皇帝，权相也摆脱不了皇权代理人的限制，无法对皇权产生直接威胁，后世的史弥远和史嵩之也是如此。究其原因，还是南宋作为士大夫政治而非贵族政治的近代国家，官僚只是官僚机器队伍里的成员，他们的权力来自于以皇帝为代表的体制授予，而不是他们作为诸侯的力量赋予，他们没有对抗皇权的可能，不过这也不意味着作为宋代体制化身的官家可以随意摆布士大夫，权相作为驯服台阁、沟通内外的官僚领导，对于运转官僚机器具有重要作用，欲以内朝权威直接控制外朝运转的皇帝会发现他并不能很好的驾驭机器，宋理宗排除史嵩之后的经历便是这一事实的绝佳证明，他会发现史嵩之去后他是无法指挥荆湖战区的将领的，端平入洛宋军孤军深入的背后不仅是宋廷军事战略的分歧，更是宋朝官僚机器在突然失去权相后运转失灵的表现。

一本很扎实的政治史研究书籍，奈何本身不太读有关南宋的书，也无心于南宋朝堂的斗争，总感觉折腾来折腾去也没折腾出什么名堂。但算是通过本书一窥南宋政治史的脉络，在恢复、道学与权臣之间，在富国强兵和裕民为先之间，在君主集权与士大夫共治之间，南宋就这样走向了衰亡，真是似曾相识。

治政治史的第一要务就是审慎用理论，甚至是警惕理论，理论的盲目使用必然导致治史者的思维简化，最终把政治史简化为集团论、阶级论、派别史以及主线之争。想来作者也有这种担心，以至于不断在文章结尾处反复申明，希望读者不要把他的理论分析给绝对化，导致最终酿成恶果。 政治史需要回归政治，从具体的政治事件与政治人物出发，依据他们的政治行为与政治言论，充分挖掘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再由政治扩展到其他方面，以政治史来联动历史的方方面面。而作者在这些方面就做的相当到位。此书可算作者《南宋宁宗朝前期政治史》的前推，为了解决宁宗朝政治史的一些疑问，必然上述至更早的孝宗朝与光宗朝政治。前三章主要分析孝宗朝淳熙八年之前所存在的两条恢复路线之争，“富国强兵”与“裕民为本”其实分别代表了霸道与王道两种政治思想资源的交锋，背后隐藏的是专制君主政治诉求与儒家士大夫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但这仅是就抽象的政治原则作粗略的划分而已，如果具体到个体的政治人物之上，其实还存在更多的恢复观点交锋，如陈亮、叶适不同于朱熹、张栻、吕祖谦等人，但是儒家士大夫尽管在学术思想与政治见解上存在矛盾，却并不能标识他们在面对共同威胁时无法协同一致，毕竟他们分享着共同的社会背景，接受着大致相当的文化熏陶，因此其在原则的本质上并无差异。 而专制君主与其重用的吏干型官僚则大不一样，富国强兵虽然常被儒家士大夫与申韩之术紧密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吏干型官僚都是毫无政治道德的君主奴仆。实际上“富国强兵”带有一种天然的正确性，即使是道学士人也无法否认，其内心深处也有富国强兵之理念，只是围绕着富国强兵的定义与争执不休罢了。孝宗的恢复路线执行了十数年仍效果不佳，道学的裕民路线实则也无甚成效（具方诚峰研究）。至于陈亮与叶适等人的观点，更是只有见解而无落实，空想多成效少。三种恢复路线之争，最终却是不了了之，回到了安静之策。 四五六三章则是围绕孝宗朝后期与光宗朝的政争以及政治改革而展开，君主的登基和退位往往是政治改革和政治斗争的窗口期，而君主为了保证政治稳定，又必须推行安静镇定的方针，以确保权位的顺利交接，这就必然引发政治冲突。朝臣、改革之士、后宫、近习种种势力交杂之下，最终是皇位稳定压倒一切，道学的改革无疾而终，韩侂胄的权相之位确立下来。 最后两章专讲韩侂胄的统治危机与开禧北伐的关联，尽管常讲南宋的四大权相，但实则每位权相的权力基础都有特殊性，韩侂胄身兼外戚与近习双重身份，在朝臣士大夫之间几乎没有威信，因此他必须借助于反道学势力与后宫巩固权位，但反道学势力也是朝臣的一部分，彼此之间天然存在着冲突，而后宫支柱也随着后位变迁而失去。最终韩侂胄只是借助于北伐以扛起恢复大义之旗凝聚士心，但战略误判酿成的政治冒险却葬送了他的权相之位。

作者的思路很清晰，在孝宗朝有兩派一是富國派，一是裕民派，兩派的代表是功利大臣和道學家官員，皇帝是支持富國派的，而富國與王安石聯繫，更可上溯到趙匡胤。但思路過於清晰總會引起隱憂，歷史真的是如此齊齊整整嗎？裕民的民指的是普通百姓還是小地主富民，王安石和富國派主張相同嗎？如果趙匡胤也是富國，那麼宋代士大夫是如何以裕民與皇權對抗，使得後世今人都認為宋是士大夫崛起的時代，疑惑很多值得深思研究。

少有的分析南宋孝宗朝到宁宗朝前期的书，非常推荐，学术观点新颖

55清晰是可贵品质。恢复与汲取民富。

和上本比：逻辑、文笔更成熟了，但论据有点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