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熟悉变为陌生： 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

很喜欢这本访谈。 鲍曼对消费主义的阐释，每读一次都振聋发聩。关于人的被迫非己，想到了拉康的那句“人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 访谈里谈到，给鲍曼带来很深影响力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卡夫卡，另一个是弗洛伊德。这两个人都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异类和后代的正统。这两个人在鲍曼的角度看有这么多共同点实在是出乎意料。 这本书我读起来就像在读这几年对社会了解的某些碎片的综合版，它说出了更多政治背景，因此更加了解有些道听途说结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把自己变成一件人们想要的、可以营销的商品，能增加一个人在竞争中获得最多关注、名声和财富的机会。这就是编织今天的梦想和童话的材料。 在现代社会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或现在正在做的梦。 德语有两个词表示“经验”，即“经历”(Erfahrung)和“体验”(Erlebnis)。它们都是“经验”的一个方面，但有很大区别。“经历”是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体验”则是我心中发生的事情——我的感受、感觉，事件带来的情感结果。 当谈到德语经历和体验的不同时，也是很有意思的，在英语中它们都是experience。但是我们总喜欢说过去的经历影响着我们，同时又说，人生是一场体验。可想，在汉语中，这两个词和德语是一样的，一个偏客观，另一个偏主观，共同组成经验。 中产阶级的成员即便混得不错，其地位也不稳固。不稳定阶级的成员为这样一个永恒的梦魇所困：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工作没了。一个人的位置可能随时会毫无预警地消失。 这段内容对应了《我们从未中产过》，描述了中产阶级的脆弱性。 权力全球化了，政治却一如既往地地方化。决定你和你子女的未来的人，甚至不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对人的生活状况及前景影响最大的权力在全球的层面上运作。 我想到10年出头的时候，面对的是迅速扩张的全球化，那时候所有的政治历史题目和全球化的优点关系甚大。然而十几年一过，全球化对我们的影响和作用力已远超过去，负面的代价早已出现，我们的生活状况很大程度上已经由这个巨大的世界而非地方的政治决定了。这样就导致地方政治很难解决个体问题，每个个体的负担和面临的压力就会更大。 今天的个体必须用自己的才能和创造力来为社会的问题寻找个体的解决方案。 这是多年前的发现，很多的问题来自社会和时代，却要求个人拿出解决方案。很多议题是社会学的内容，却被迫用心理学来解决。我们处在这个无法弥合的大大裂缝之间。 我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我们正在逃离行不通的方案,可我们又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 一种排除法的生存状态，知道不想要什么，但不知道想要什么。 当然，现在的生活标准要比十九世纪高很多，但不知为何，它不再让我们幸福。甚至在享受了满意、快活的白日时光后，许多人在午夜睡去后还是会做噩梦。 消费主义创造了我们的不幸福并宣称通过消费可以获得幸福。而技术的不断提升，在技术理性面前，我们依旧不知道何为幸福，所以现实的幸福一定不能是抽象的。 根据新的私有化意识形态，这样的思考对美好生活没有任何贡献。干更多的活，赚更多的钱，但别去思考社会，也不要为共同体做任何事——人们就是这样被告知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就曾宣称，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体的男人、女人和家庭。 我们追求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是猎人似的，目标是装满自己的狩猎包，不在乎猎场的剩余供应。思考被告知是最没用的一件事，这个社会砍掉文科专业，文科课程，如果文科生毕业即失业，对这个社会来说就是最无用的一批人。 时尚给人从众的压力。矛盾的是，那些追求时尚的人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 每当想要随心所欲胡乱穿搭时，就会想到如果穿的太不修边幅会招来很多异样的眼光，如果穿的太土或不符合当下某个时尚，似乎就会很难不选择从众。我比较震惊的是，追求时尚是一种从众心理。 除此之外，鲍曼说他对斗志旺盛的弱者情有独钟，这句话一下子给了我一些安慰吧。鲍曼说他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主义者，他是怀有希望的人。怀有希望，听起来很有希望，但是这种希望感在他身上是怎么来的，他也说过，就是虽然当下坎坷，但是时间拉长，他总会获得一个好的结果。我想他的经历也塑造了他的态度。 最后当被问到，什么是良好社会时，他回答：我不再相信有良好社会这样的东西了。良好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作为本书的结尾。或许对个人来说也是一样的，想起陈嘉映的一本书《何为良好生活》，一直都在书架上至今没有打开，这本访谈或许是我打开这本书的契机。 何为良好生活？大概就是追求这个答案的过程。

《疗愈场》《八堂自然课》书评中我提到了“T人的自我修养”，T人最终还是要靠F来实现精神上自我救赎，那么，这回书就聊聊这个“T了很久的社会”（所谓的“理性社会”“现代社会”）如何实现自我救赎😂。说到批判“现代性”，学者和书多如牛毛，有相当一部分都被贴上了“后现代”的大标签，嗯，没错，就是用“后现代学者”们最讨厌的方式给他们套上一个大标签，当然，这本书访谈的主角鲍曼也不例外。😂 鲍曼是穿越20世纪和21世纪的社会学家，他的思想也正如他描述的“流动的现代性”一般，也在与时俱进，不断“流动”。前期《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他揭露的是“理性与暴行的并存”的世界：“大屠杀并非文明的倒退，而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他指出纳粹的种族灭绝并非出于野蛮，而是现代官僚体系的理性执行，科学管理、分工协作、去情感化的行政体系，让屠杀成为“技术任务”。这本书深刻挑战了人们对“理性=进步”的信念，使鲍曼成为现代性伦理批判的核心人物。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社会进一步瓦解，鲍曼提出“流动的现代性”概念。有别于传统社会“固定的现代性”，新时代里，“自由的个体”在不断快速流动的关系中，深陷更大的恐惧，无着落感，甚至无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人与日用品的关系”，而追求自由违背了自由的初衷，变成了一种强迫和“不得不”。这本书是访谈录，相信鲍曼对当下社会的观察和观点和很多读者都能产生共鸣吧。 与典型的后现代思想家和对他们的“刻板印象”（只讲解构不讲建构）不同，鲍曼并不是虚无主义者。他主张：即便在后现代条件下，人依然应保持“对他者的道德责任”；他强调“脆弱的伦理”没有普遍标准，但人类必须在不确定中维持关怀。社会学家的责任，用他的原话说就是，“将熟悉的事物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事物变得熟悉”，在僵化的事物中启迪新的可能性，在不可能中看到新的可能。谈到是否有好社会的标准，鲍曼谈到：我不再相信有良好社会这样的东西了。良好社会将是这样一个社会，它会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 我想到了《你好，陌生人》这本书中讲到了陌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互温暖，关怀，赋能，和一些有意义的社会实践。这也迎合了鲍曼的主张，“对他者的道德责任”。你会在每天朝九晚五的重复和平庸之间，偶尔扑捉到人性之光吗？毕竟，人很善于在流动中相互共振，塑造新的意义。 这个冰冷的“T型社会”里，让我们伸出F的触角相互打个招呼吧😊👋

很多人提起全球化，第一反应几乎都是毫无质疑的共识：全球化就是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大家共享便利、互通有无，是让所有人都能受益的时代红利。 买得到全球各地的进口商品，刷得到大洋彼岸的实时资讯，买一张机票就能跨过大半个地球旅行，这些实打实的日常体验，让「全球化=普惠的连通」成了几乎没人会反驳的常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早有论断：「通往地狱的道路总是由善意的砖石铺就」，这份所有人都默认的「普惠善意」背后，恰恰藏着大部分人从未察觉的偏差。 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你看到的这些触手可及的便利，不过是浮在海面的冰山一角，全球化的真实内核，藏在层层错位的现象背后，远不是「共享红利」这四个字能概括的。 🔹 第一层：普通人感知到的全球化，从来都是从日常的熟悉感被打破开始的。 二十年前你要买一杯远在南美洲出产的阿拉比卡咖啡，得托出差的熟人千里迢迢带回来，现在楼下步行5分钟的咖啡店就能喝到刚烘焙好的同款； 过去你从小听到大的「故土难离」「安土重迁」，现在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跨城市、跨国家读书、工作甚至定居，全世界的文化、商品、信息都在朝你涌过来，世界好像真的变成了没有边界的「地球村」。所有公开的舆论、媒体的宣传都在反复强调这种「所有人都连接在一起」的美好。 贸易壁垒不断降低，交通和通信的成本被压到前所未有的低，不同国家的人可以隔着屏幕协同工作，小众的兴趣爱好也能在全球范围内找到同好。 这种肉眼可见的连通感，就是绝大多数人对全球化的全部认知，你以为这就是全球化的全部面貌，却没注意到自己身边早就同步发生了另一件事。 你常去修球鞋的老陈叔在制鞋厂干了三十年，前阵子蹲在厂门口给老工友散最后一圈烟，说订单全转到东南亚了，开了十年的工厂说搬走就搬走，曾经热热闹闹的工人社区转眼变成了空荡荡的废墟，一起长大的邻居接连丢了工作，连干了一辈子的本地老师傅都想不通，经营了几十年的产业怎么说没就没了。 🔹 第二层：这些违和的破碎感，恰恰藏着全球化从不主动说出口的秘密。 它的「自由流动」从来都不是面向所有人的，只是给了掌握80%资源的顶层精英和资本专属的通行证。 过去传统的产业逻辑里，工厂建在这片土地上，就要绑定这里的工人、社区，要和本地的利益深度绑定，一旦工厂撤离，经营者要付出极高的沉没成本。 但全球化拆掉了所有国家之间流动的围墙，资本手里的钱变成了长脚的东西：当前所在地地租涨了、人力成本高了、政策稍有变动，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立刻就能打包所有资金、带着技术跳到下一个人力更便宜、政策更优惠的国家，继续开厂赚利润。 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里戳破过这个假象：「资本的自由流动，从来都是少数人的特权，却是多数人被迫承受的动荡来源。」 工厂搬走了，留下的是满地的失业工人，是被污染了几十年的土地，是再也没人愿意维护的社区公共设施。资本在全球逐利的过程里，完全把「属地责任」甩得一干二净，他们嘴上说着「全球化是全球合作」，实际上所有的收益自己拿走，所有的成本甩给每个被他们路过的地方的普通人。 过去你和身边人共享的稳定生活、熟悉的社群，在资本无底线的流动面前，脆得像一张一捅就破的纸。 🔹 第三层：这种错配的本质，是全球化把过去限定在单个国家内部的劳资矛盾，拉伸成了跨越整个世界的阶层断裂。 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脱嵌于劳动」，本来还有国家的法律、工会的力量可以约束，但现在资本跑到了国界之外，单个国家的规则根本追不上它流动的速度。 你用本国的劳动法约束它，它直接跑到连社保制度都不完善的东南亚开厂，你根本管不到它的头上。 过去的阶层差异还带着地域的标签，发达国家的工人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之间隔着国家边界，但全球化直接打碎了这个边界，形成了一个跨越所有国家的精英共同体。 他们共享一样的奢侈品、一样的度假胜地、一样的信息资源，早就和自己国籍所属的本土社会割裂开了，他们的利益和全球其他精英完全绑定，反而和自己身边的底层民众没有半点共通之处。 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却被牢牢锁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要独自承接精英流动带来的所有代价。更吊诡的是，全球化打造的信息连通，还在不断放大这种错位。 普通人在互联网上能清清楚楚看到精英的专属生活，过去你和同村的伙伴日子差不了多少，现在你和身边同阶层的朋友看着同一个屏幕里的全球信息，生活却早就变成了两个完全不相交的世界。 🔹 第四层：直到AI时代到来的今天，全球化最赤裸的真相才彻底暴露出来。完全放任、没有任何约束的全球化，所谓的「连通所有人」从一开始就是个伪命题。 亚当·斯密当年说市场会有「无形的手」自动调节走向公平，但这只手从来管不住人类趋利的本能：没有规则约束的自由，最后只会变成少数人剥夺多数人的工具。 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技术迭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新的产业蓝海刚出现，规则永远是滞后的。 AI产业的算力资源、数据资源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顶层精英手里聚集，现有的监管规则还完全没跟上它的扩张速度，如果没有全球各个国家主动联合起来给这股流动的力量套上枷锁。 比如强制要求跨国经营的企业绑定属地社会责任，用税收机制强制让利润反哺被产业迁移伤害的社区，给精英的流动套上责任的紧箍咒，最后的结果只会是公共资源被不断挤占，阶层的裂痕越撕越大，所谓的地球村，最后只会变成少数精英的全球游乐场，和多数普通人被遗弃的一个个孤岛。 所以你看，世界没那么简单。你以为的把所有人连接在一起的全球化，本质上只是给了少数人自由流动的门票，从来不是什么普世的童话。

本书作者齐格蒙特•鲍曼（1925一2017），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之一，被誉为"后现代性预言者"。 他在书中揭示现代人面临的悬浮困境和认识固化的现象。他主张以陌生化视角重新审视熟悉的世界。他提醒我们，要保持对世界的敏锐感知，对自以为是的事物要保持怀疑，对既定的真理要保持反思。将熟悉的事物变为陌生，才能重新发现其本质，才能对自己的境况有新的认知。 在這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推送，短视频的刷屏，通讯的便利等），连最应秘密的情感都异化为商品。 幸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瞬间。幸福的反面不是生活的艰难和挣扎，而是无聊，无聊是人类最普遍的痛苦。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没有时不时地超出我们自身能力的挑战时，我们就会变得无聊。

《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深度专业书评 引言：流动时代的思想棱镜 齐格蒙特·鲍曼以“熟悉事物的陌生化”为方法论支点，在《将熟悉变为陌生：与齐格蒙特·鲍曼对谈》中揭示了流动性现代性对日常生活的深层重构。他通过剖析“爱与亲密关系液态化”现象——情感纽带从“终身契约”退变为“可随时终止的租赁关系”，以及“消费主义异化”下个体被符号价值裹挟的生存困境，揭示了流动性如何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认知。这种将日常经验“去自然化”的批判路径，不仅暴露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更提供了重新审视习以为常现象的思想工具。作为鲍曼晚年思想的凝练总结，本书以对话体的灵活形式，将其“液态现代性”理论延伸至更微观的生活领域，为后续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多学科视角展开分析奠定了基础。 方法论核心：鲍曼的“陌生化”并非简单的批判姿态，而是通过剥离日常现象的理所当然性，使隐藏的权力结构与社会机制显形，这种思想路径为理解流动时代的个体困境提供了独特分析框架。 理论基石：液态现代性的核心解构 鲍曼将现代性划分为固态与液态两个阶段。固态现代性以工业社会为典型，其特征体现为庞大固定的层级结构，如炼钢高炉的金属架构般层级分明、功能稳定。这一时期个体通过科层制获得终身职业与稳定身份，正如工厂车间中工人协作生产的场景所呈现的确定性。 液态现代性则伴随全球化与消费社会到来，流动性成为核心特征。传统社会纽带逐渐消解：终身职业被灵活雇佣取代，稳定家庭转变为流动关系。这种转变使个体陷入"自由与不安共生"的悖论——既摆脱固态结构束缚，又失去确定性庇护，如同废弃工厂中锈迹斑斑的设备，传统社会框架已无法提供稳定支撑。 流动性的双重效应：鲍曼指出，液态现代性消解了固态社会的确定性，却未消除个体对安全感的需求。工作与休闲界限模糊、家庭关系弹性化，最终形成"自由即不安"的生存困境。 这种转型为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提供了分析框架，揭示当代社会个体在流动结构中的生存逻辑与适应策略。工业厂区的烟囱烟雾象征固态现代性的稳定输出，而其最终消散的结局，则隐喻着液态化进程的不可逆转。 多学科透视：液态现代性的社会效应 经济学视角：流动资本与劳动异化 液态现代性下，资本高流动性重塑劳资关系。企业为短期利润采用“灵活雇佣”，如Etsy、Uber等平台将全职转为兼职或独立创业，劳动者沦为“可替换资源”，印证鲍曼“无用之人”论述5。技术进步与全球化加剧收入不平等，2019年美国最富1%人群拥29%财富，底层50%仅6%，“新穷人”作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出现。消费主义将经济价值等同人价值，阿尔伯特·温格指出人们“屈服于欲望而不断进行炫耀性消费”，疯狂消费却难满足，凸显资本逻辑对个体需求的异化7。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揭示，资本逐利催生债务累积与风险行为，2022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超100%，加剧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固化社会分化89。 核心矛盾：资本流动性与劳动稳定性的断裂，使劳动者在“灵活”名义下失去保障，消费主义又将其价值绑定于购买力，形成“工作-消费”的异化循环。 管理学视角：组织权威的消解与责任分散 液态现代性正深刻重塑组织管理范式。传统科层制的“固态权威”（如洛克菲勒式企业）逐渐被“液态管理”取代，微软转型是典型案例：纳德拉将僵化科层转为“平台化+敏捷团队”模式，以“成长型思维”替代命令控制，使员工满意度提升15%，跨部门协作效率提高20%1011。这种转变中，组织通过“诱惑”而非强制控制成员，如英伟达黄仁勋以“光速”文化和“五大事项”清单驱动员工，形成高压协作网络1213。 责任分散机制随之凸显。知识局部占有的特性使决策链条模糊化，个体陷入“无思性服从”风险。英伟达员工“每周提交五件事清单”的制度，与黄仁勋“公开训斥失败员工”的管理手段，实质是通过目标碎片化消解个体责任感知1415。当微软废除“强制排名”、推行开放合作时，表面的赋能协作背后，仍是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的隐性控制，呼应阿伦特“平庸的恶”论断1617。 管理异化的双重面向：纳德拉的“同理心领导”与黄仁勋的“铁血管控”看似对立，实则共同构建了液态现代性的控制逻辑——前者以“成长型思维”诱惑员工自我规训，后者用“破产30天”焦虑制造生存恐惧，最终均导致个体主体性被组织目标吞噬1018。 这种转变带来深刻矛盾：一方面，扁平化结构提升创新效率，如微软Azure云业务在敏捷模式下实现市值从2561亿美元到2.9万亿美元的跨越16；另一方面，“职场竞争中个体被迫扮演他人”，当英伟达员工“只有努力工作”成为常态，管理已异化为对人性的工具化塑造14。 法学视角：权利边界的流动性与伦理困境 液态现代性正瓦解传统法律框架的确定性根基。数字技术使权利主体"去实体化"，算法决策导致责任追溯困难，80%的法律领导者因监管不确定性面临中高风险，AI监管与合规（43%）、数据隐私（43%）成为主要干扰因素1920。国家主权边界在人口流动中模糊化，难民群体常处于法律保护的灰色地带，标准文书沦为检查员主观解释的工具21。法律不确定性源于立法权威分散与技术变革速度超越法律适应能力，全球数字寡头与商业权力的纠葛更加剧治理复杂性2022。 鲍曼强调的"道德不确定性"在此显现：当法律从"他治规范"转向"自治责任"，算法偏见、隐私泄露等伦理问题凸显弱AI治理困境，而强AI的权利主体资格争议更挑战法律人格理论23。傅穹教授指出的"私法死亡"现象，印证了权利边界流动性对传统法律主体范畴的解构24。纳德拉的"信任方程式"提示，唯有将"对他者的关怀"嵌入技术伦理设计，才能在液态身份时代重建法律的正当性基础25。 核心矛盾：数字时代的法律面临三重悖论——主权国家的刚性框架难以应对跨境流动的权利诉求，实体化的责任体系无法追溯去实体化的算法行为，规则导向的传统法治与情境化的伦理判断产生持续张力。 法律转型需在流动性中寻找确定性锚点：傅穹的"三维法治应对体系"主张立法层构建回应型框架，司法层保障弱势群体权益，服务层坚守伦理底线，这与鲍曼"良知拒绝权"的伦理主张形成跨时空呼应26。当数据同时承载财产属性与人格利益，法律既需重构"权利"等基本范畴，又要捍卫"责任"的核心地位，在代码与伦理的双重规训中，重塑液态现代性的权利边界27。 案例与争议：理论的现实映照与学术对话 以难民危机为现实注脚，鲍曼“流浪者”隐喻揭示了全球化时代被迫流动群体的结构性困境：他们因缺乏语言能力、职业技能等“液态资本”，在跨国流动中沦为社会边缘群体，这一现象与对谈中“现代社会的女巫”论述形成互文——流动者如同中世纪女巫般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替罪羊，被主流社会污名化并排斥于制度保护之外。 在道德哲学层面，鲍曼的“无思性作恶”理论与阿伦特“平庸的恶”构成重要对话。阿伦特聚焦官僚体系的责任分散机制，认为纳粹暴行源于“齿轮化”的行政流程消解了个体道德感知；而鲍曼进一步指出，液态现代性的流动性加剧了这一异化过程——不稳定的劳动关系、碎片化的社交网络使个体失去形成稳定道德判断的社会基础，导致“无思”状态从制度性存在演变为日常化生存方式。 针对鲍曼理论的学术争议集中于结构决定论与个体能动性的张力。部分学者批评其过度强调全球化结构对个体的压制，忽视了“液态共同体”的反抗潜能——线上社群通过数字技术重构身份认同，为难民群体提供信息支持与情感联结，这种自组织实践对“团结：为什么每个人都成为其他人的敌人”的悲观命题构成现实反驳。这种理论张力提示我们，在液态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中，结构约束与主体抗争始终处于动态博弈状态，任何单一视角都难以完整把握社会变迁的复杂图景。 当代启示：在流动中寻找确定性的锚点 在中国社会转型语境下，液态现代性表现为青年“内卷”与“躺平”的应对困境，以及数字时代“网红人设”的流动性与脆弱性。鲍曼“脱掉太紧的鞋”的隐喻，启示个体需培养“批判性熟悉化”能力，如《认知差》提出的“数据免疫”“逆检防行动”等方法，打破信息茧房28。社会层面，构建“弹性制度”可借鉴张维迎“容错机制”理念，保障灵活就业者权益，推动包容性增长29。伦理层面倡导“对话式责任”，正如鲍曼所言“道德是艰难生活的法门”，微软纳德拉的共情管理证明，开放与合作能在不确定性中凝聚力量16。面对流动的现代性，鲍曼“种苹果树”的乐观主义提醒我们：即使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坚守人性光辉仍是可能。个体可通过温格提出的“数字断食”夺回注意力，社会需建立知识共享体系，共同在流动中寻找确定性的锚点30。 实践路径三维度 个体：培养批判性思维，每日“数字断食”2小时重建专注力30 社会：构建弹性制度，如全民基本收入保障与跨行业再培训3031 伦理：践行对话式责任，以共情与开放替代对抗16 结论：陌生化作为认知革命的起点 “将熟悉变为陌生”不仅是方法论革新，更是对抗异化的认知革命。通过解构消费主义神话、反思组织权威、重建道德责任，个体得以在液态现代性中锚定自我。正如鲍曼强调“社会学的使命是让世界值得被解释”，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公民需掌握批判性思维方法，如《真相》提出的“六步质疑法”，通过考察信源、检验证据避免沦为“流动的碎片”。这种认知革命要求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认知免疫系统，训练思维开放性与弹性，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同理心等AI难以取代的核心素养，最终实现从“被社会塑造”到“主动塑造社会”的转变。 认知革命的三大支柱 方法论革新：用“六步质疑法”解构熟悉事物，打破思维闭环 能力重构：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同理心等核心素养 实践路径：通过组织化机制（如认知偏差排查会议）训练认知弹性

很难通过一部小书去评价齐格蒙特·鲍曼这样一位社会学家，因此我只能通过有限的13万字去尽力理解他的思想和观点，从他的对话中去捕捉一些感兴趣的话语和瞬间。 这是一部对谈记录，遍布全书的是他的核心观点：流动的现代性。我们生活在一个流动的空间，一切都在流动，问题也在流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我们所制造的，但是个体必须为社会问题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 鲍曼认为，「现代性带来一种信念，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世界可以通过人的干涉来改变」。如今这种改变非常迅速，看看中国四十多年的变化就可以深刻意识到这一点。而全球化带来的结果是，社会问题会直接施加在个体身上，它甚至和国家没有关系。 基于此，他提出人生受到两种影响。一种是命运，无法掌控。另一种是命运提供的选择，决定选择的是人的性格。性格是可以塑造、净化和改善的。 乐观主义者认为，当前世界是最好的可能。悲观主义者害怕乐观主义者是对的。而鲍曼则说他属于第三种类型，心怀希望的人。「心怀希望，所以不被动，写书、思考，充满激情地投入，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危险并采取相应地行动。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从未对另一种选择失去信心，从未对存在更好的、更正义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 作为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远远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和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政客应该关心当下发生的事情，知识分子要逆流而上，去拯救过去被丧失的可能性」。 在命运的限制下，环境我们无法选择。「问题在于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逼我们做什么，我们怎样和它们打交道，我们怎样才能改变它们。我们怎样，在当代生活条件的压力下，在了解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有意思地创造历史？这是我们存在的秘密」。在此基础上，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认识现实环境，去研究它的机理。「我们必须从观念转向社会机体，试着去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 鲍曼对写作和思考有自己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呢？就像我们会出汗一样，我们也会思考。我们忍不住要思考，它是一种长期的——毕生的——训练：的确，是一种操练。写作有两个动机：一是想如实的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关于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社会而奋斗的想法」。思考和写作是无法抑制的行为，正如所有希望利用写作来完成其内心某种理想的人一样，他将写作看成一种生产，将读书看成投资。 对于生活艺术，他认为「如果没有挑战，生活就会无聊。如果要提高幸福感，就去努力工作，有所创造。去尝试不可能的事，把自己理解为自己的行动和创造的产物。像画家或雕塑家那样，给自己设定难以完成的任务，追求超出自己目前能力范围的目标」。 鲍曼早期曾经读过这样一则寓言。「两只掉进同一碗牛奶的青蛙的寓言。一只青蛙大叫：“完了！我要淹死了。”然后它就淹死了。另一只则什么也不说，用尽一切经历拼命保持漂浮状态。它用四只脚不听地划水。牛奶逐渐凝成奶酪，这只青蛙也得以踩着奶酪逃出生天」。 这则寓言似乎成为他生命的底色，从早年参加苏联军队作战，到后来被驱逐出国定居在英国，他没有用被动的态度来面对一切。即使生活充满流动性，他依然劝告我们心怀希望，去尝试不可能的事情，去让最弱势的成员过上体面的生活，去拯救被丧失的可能性，去认识环境，并创造历史。

通过对话，让我更多的认识了一下齐格蒙特。从现代性讲，我们是不同时代的人，他是经历二战过程的幸运儿，我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幸运儿。他的思想深刻的引领着我，有希望的人，谈不上乐观主义，也不是悲观主义，仅仅是希望社会，乃至世界会更好。这种希望需要传递下去，哪怕是一种玩笑，但也有概率得以实现。

在2014年2月至2016年4月间，瑞士记者彼得·哈夫纳先后四次叩开齐格蒙特·鲍曼位于英国利兹的私宅大门，对鲍曼进行了深入的访谈。这本书便脱胎于这些访谈记录。 然而，本书与其说是一本访谈录，不如说是鲍曼毕生思想的精选集。 书中的十个章节遍历了爱情、人生、犹太性、知识、身份认同、竞争、信仰、向往、阶级和道德这十个现代生活中代表性的主题。而鲍曼对现代生活的核心诊断，便是我们正处在一个从“固态”现代性向“流动”现代性转变的时代。 所谓“固态”，指的是那个曾经充满确定性的世界：既囊括终身的职业、一成不变的社群、至死不渝的婚姻，也包含极权的政治、僵化的规则和压抑个性的“园丁”式规划。 所谓“流动”，指的则是我们当下的现实：资本、身份、关系乃至恐惧，都像液体一样渗透、流淌，无孔不入且无法把握。我们击垮了极权、教条和传统，却尚未树立新的准则，于是我们不再扎根，而是成为一艘艘随波起锚的扁舟，起落随风。 “流动”的概念，正是贯穿鲍曼思想的主线。 流动的现代性，意味着我们脚下那片曾经坚实的土地已化作流沙。这本书的十个章节，便是这片流沙在我们生活的十个维度上的显现。 这片流沙首先淹没的是我们最私密的领域——爱情。我们逃离了固态婚姻的牢笼，获得了择偶的自由，但同时也「因为你的伴侣也有更多的自由这个事实而受苦」。当我们像网购般在交友软件上挑选伴侣时，流动的爱便诞生了。我们害怕承诺，更害怕自己会被伴侣像「对待芭比娃娃一样：一旦新品上市，就把旧的换成新的」。 流沙同样影响着感情生活之外的人生选择。我们摆脱了固态的、一成不变的人生脚本，不再被动接受命运，但我们的人生却依旧被一种随时可能崩塌的、流动的命运所裹挟。更可怕的是，失去了一个结实的、如靶子一般可斥的命运，一切选择的后果只能由个体独自背负，一切指责只能朝向自身。 流动的命运，造就流动的身份认同。我们无需遵从古已有之的固态身份，但寻求身份认同也就成为了个体必须终身承担的任务。消费社会趁虚提供了一个充满诱惑的舞台。当身份被商品化，你便不再是谁，你只能通过不断购买和表演来短暂地成为谁。因此，这种流动的身份并非解放，而是一种更深的束缚——它迫使我们在消费的流沙中，徒劳地追寻一个永远无法稳固的“自我”。 鲍曼在他的犹太身份里早早地体验了这种流动的身份所带来的纠结。犹太人是历史上第一批体验流动身份的人——他们没有固态的土地，永远是异乡人，当他们试图扎根时，总是被排斥，被连根拔起。这种局外人的身份提供了批判固态认知的视角和对普世关怀的追求，但对归属的极度渴求却反过来可能铸就一种与普世关怀相悖的、病态的精神状态，譬如犹太复国主义。在流动现代性中，这种“无根”和“纠结”的状态，不再是犹太人特有的命运，而是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日常处境。 这片流沙还在吞噬我们公共生活的基石——团结与责任。在过去固态的福特式工厂里，资本和劳工相互依赖，这生产了“团结”。而在当下，流动的资本可以随时迁往其他国家，工人却只能留在原地，于是工人之间便从“团结”转向“竞争”。在此意义上，社会问题同样被个体化：个体被迫独自面对失业、贫困等系统性风险，在流沙中孤立无援。 人们的精神之锚也随之松动。我们摆脱了固态的、制度化的教会权威的压迫，但这也带来了一种弥散的、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人们只得转向两种流动的信仰——信仰“灵性”（身心灵），抑或信仰科技。前者用传统文化的边角料拼凑出一个「我自己的神」。这是一种为个体消费而设计的信仰，却无法提供稳固的社群安慰。后者则将人类的存在焦虑与死亡恐惧重塑为一个个等待修复的技术故障。然而，这种技术救赎提供的不是坚实的意义之锚，而是对“下一个解决方案”的短暂狂热，以及狂热退却后的永恒虚无。 知识的壁垒亦被这片流沙推垮。流动的知识逐渐拆除固态而僵化的学科与学科之间、大众与专家之间的壁垒，但这也带来了信息过剩的焦虑，「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满溢的世界，同时我们又注定觉得信息不足。」个体在这流动的丰沛中感到眩晕。 首先沉入流沙的，是一群「无用之人」。固态现代性虽然剥削底层阶级，但它至少需要人。而流动的现代性（全球化）在追求极致效率的同时，却大规模地生产出「多余的人」。这些人，如难民、长期失业者，不再是被剥削，而是被系统废弃。他们失去了一切身份认同，他们「被逐出世界，被逐出人类」。当AI取代脑力劳动的时代真正来临，被放逐者将愈来愈多。 在这种孤立、纠结、恐惧、眩晕乃至于绝望之中，对向往的乌托邦的想象也改变了。我们逃离了固态乌托邦的恐怖——那种“园丁”式的、为达完美蓝图不惜“除草”的极权冲动，但我们也对未来失去了信心。「未来不再迷人」，反而「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因而乌托邦掉头逃向了一个被美化了的固态过去，即“怀旧的乌托邦” 。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这流沙上立足呢？曾经的固态道德准则已然瓦解，鲍曼认为，在这样一个流动的现代世界中，道德也变得流动。真正的道德发生在任何规则之前，它是自发的、不假思索的，一旦人提出为什么应该道德地行动这个问题，就意味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这或许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条更加艰难的，需要永远保持自省和变化的道路。 纵览全书，鲍曼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指出“流动”带来的病征，但他从不简单地批判“流动”，也不鼓吹回到“固态”。每一次“流动”都带来了摆脱旧束缚的光明，也必然招致全新的焦虑与恐惧的阴翳。 《将熟悉变为陌生》就是这样一本在光明与阴影的张力中寻找希望的书。 在访谈的最后，鲍曼给出了他对良好社会的终极定义：那不是一个已完成的固态天堂，而是一个永恒流动的过程，一个永远「对自己说“我们还不够好”」的社会。 这并非一枚固态的解药，而是流动的泉涌，以流动应对流动。 在我们的时代阅读齐格蒙特·鲍曼，就像是在被流沙席卷的眩晕中试图稳定自己。或许在这片无处不在的流沙之上，并不存在坚实的立足点，我们只能学会在其中游泳，并心怀希望——这粗粝的沙漠终可被改造成如缎的海洋。

最喜欢的一篇是《权力与认同 现代性：论被迫非己，或变成别人》，观点总结如下： 一、消费与消费主义的核心区别​​ 1. ​​消费​​ • ​​个体性特征​​：是个人满足基本需求的行为（如购买食物、衣物等生存必需品）。 • ​​目标明确​​：以满足具体需求为目的，需求被满足后行为终止。 2. ​​消费主义​​ • ​​社会性特征​​：是一种社会结构，将“欲望”物化为脱离个体的外在力量。 • ​​核心逻辑​​： • 幸福与“欲望数量的增长”挂钩，而非需求的满足（如追求奢侈品、时尚迭代）。 • 通过营销创造新需求，而非生产新商品（如广告将“过时”产品贬为垃圾，刺激重复消费）。 • ​​社会凝聚机制​​：全民对商业需求的满足欲望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瘾”。 ​​二、消费主义的社会运作机制​​ 1. ​​历史演变​​ • 工业革命初期：工厂主畏惧“满足于面包”的传统工匠（缺乏消费动力）。 • 消费社会：畏惧“满足于购买物”的传统消费者（消费主义需永不满足的欲望维持繁荣）。 2. ​​对个体的操控​​ • ​​商品化自我​​：个体被迫将自身视为商品，通过模仿市场推崇的生活方式（如网红、明星）获取社会认可。 • ​​自由的假象​​：这种自我改造被包装为“个人选择自由”，实则是社会压力的内化（如年轻人追求“出名”而非具体事业）。 3. ​​代际驯化​​ • 从儿童开始培养“永不满足”的消费观（如周末购物刺激欲望，厌倦即丢弃）。 ​​三、消费主义的悖论与危机​​ • ​​繁荣依赖未满足​​：消费社会依赖“未被满足的消费者”生存，满足的消费者被视为威胁（因停止消费导致经济停滞）。 • ​​身份认同的异化​​：个体通过消费定义自我价值（如“值得拥有”的生活方式），但这种认同是流动且脆弱的（如网红追求流量而非实质贡献）。 • ​​社会整合的代价​​：消费主义以欲望为纽带凝聚社会，却导致个体陷入“永不餍足”的焦虑与竞争（如“出名”成为新幻觉）。

最开始因为“消费主义”这个词语，让这本书进入了我的电子书架，在访谈中认识了社会学家鲍曼，让我很感兴趣，鲍曼把自己的任务描述为将熟悉的事务变得陌生，将陌生的事务变得熟悉，他说这也是社会学自身的任务，我看完这本准备下一本《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鲍曼感兴趣的是弱势群体，而且是那些心怀希望有进取心的弱势群体。我想，这是社会学中很重要的部分，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在访谈中提到为什么在现代社会我们正在失去爱的能力？现代的人强调更多的自由，一段关系的开始需要两个人，而结束只需要一个人。人只有持续让对方觉得满足，才会被认为有价值，在这背后引出了利他还是利己。如果一个人处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利己的孤独状态，那很难获得真爱，真爱是一体的。其实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利他也是利己，在爱的关系中，也许不是简单意义上付出就要求回报，两者是可以协调的、不分彼此的。 在消费时代，人人都乐此不疲地让他人围绕着自己，私人乌托邦要求有高度的自由。 关于经验与回忆，鲍曼认为人生的旅途基于两个因素，一是命运，另一个是命运提供的选择。在这里提供选择很重要的因素是性格，而性格又是可以被塑造的，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必然。鲍曼回答访谈者的话很是谦虚，事实上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即成事实。鲍曼说自己随意地活，不觉得自己是事务秩序的一部分，活在碎片中，活在当下，随机经历每一件事，随波逐流。这感觉和老祖宗说的顺势而为不谋而合，顺势、从心，自然而然。 下一章提到的犹太性与纠结，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论到，工业性地灭绝人类的想法是现代性的，而非德国民族主义特有的产物。让我想起来现在使用的AI工具，它回答和产出各类我们想要的答案，我们也不用更多的思考，这种知识坍塌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人类不战而败，我们不再学习，不用思考，有点类似现代性的毁灭。 毁灭就是“新”的本质，现代的野心是把世界置于我们的管理之下，很简单的例子，天灾之下，死的人从不分好人坏人。似乎对大屠杀误解了，那不是野蛮的回归，而是切断人与人的链接，被误认为社会的进步。鲍曼提到以色列百分之八十的公民以战争为习性，他们没有找出暴力之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鲍曼幽默地说很高兴自己年纪大的快死了，因为不用看到战争世界那可悲的结局了。 这本书还有一个让我记忆深刻的点：鲍曼很有开放性，说自己不是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乐观主义者，而在这两者之外。不看好这个世界，但依旧心怀希望，感觉这一点与开头说的他感兴趣的点想通。虽然采访者说他的书大多设计工整有秩序，鲍曼说世界不以规矩和逻辑著称，而书必须是连贯的，所以很多时候他都写“未完待续”。 消费社会让人难以幸福，因为依赖的是我们的不幸福。我亲身体会，买东西并不会使我快乐。消费是个体的特征，消费主义是社会的特征。当个体被物化了，很难抵抗社会这种力量，创造的需求是市场被迫给个体的，因为只有其他人没有被满足，这种需求才会一直存在，被迫认同别人形成自己的压力，这种社会问题已经变成个人问题了。消费主义文化社会中，别人营销的“你值得拥有”让你失去自我，因为现代人的自我太自由了，你修正自我的认同去满足市场的需要，却不是自己的需要。关注点不是产出，而且需求。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工作的快乐，因为持续地幸福和被满足迎来的是无聊，无聊是一种不幸福。对幸福的追求还在于购买，那不断接近目标时，那些东西将失去吸引力，让我们感到不幸福。 过去害怕的都是具体的事情，现在焦虑不确定性。现在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了，但我们的不安全感却更强烈了。对未来的恐惧吧，鲍曼说未来是不存在的，如果未来来了，那就是当下，那我们何必再焦虑未来。👍还有人对神的信仰，人死了，神也没了。鲍曼引入自证预言和自毁预言的例子，让我觉得放松了下来。顺便摘抄金句“因理智是悲观主义者，因意志是乐观主义者。”因为悲观主义者是一种被动，主动去做，失败了下次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