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中华学术·有道【中华书局出品】

一、“古文运动”的发展历程 本书将唐宋“古文运动”“视为连续的过程”，同时将研究的重点“由中唐转到北宋”。本书所呈现出的“古文运动”发展线索是： 自韩柳倡导复兴儒学（实为“新儒学”之发轫）以改造政治、改造文体，至欧阳修等“庆历士大夫”身体力行之，而获得广泛的社会影响，基本上奠定了所谓“成功”的局面，但在欧公之后，北宋士大夫的“新儒学”思想随即呈现了分裂的格局，“新学”、关学、洛学、蜀学等各自成家，政治上也产生了“新旧党争”，经过激烈的拉锯式交替后，其在北宋的结果是王安石的“新学”取得官方意识形态的地位，被宋徽宗和蔡京牢牢树为“国是”。所以，就“古文运动”所孕育的新思想征服一个国家而言，我们不能不说王安石才是真正的“成功”标志。 问题在于，无论王氏“新学”及其文学创作本身的成就如何，作为与最高政治权威相结合的钦定“正确”思想、科举文体，在具有无比强势之影响力的同时，其对于士大夫思想自由和文学多样化的损害，也是不言而喻的。故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王安石式的“成功”使以表述新见为生机的“古文运动”走向了终结。 唐宋“古文运动”存在一个“终结”的阶段，即王氏“新学”被定为“国是”，王氏“经义”被确立为统一的科举文体，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环境下，古文创作不得不展现出特殊面貌的阶段。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最晚去世的苏辙，在徽宗朝的“国是”环境下还生活了十余年，他的晚年创作，就颇能代表“古文运动”的这个终结阶段。 二、“古文运动”的性质 作者对“古文运动”性质的概括是： 以古文文体，表达“新儒学”思想，以指导君主独裁国家。 这个运动打着“复古”的旗号，要求“行古制、兴古道、写古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等当事人“是把古制、古道、古文看作一体的”。因此对“古文运动”的研究应当融入“思想史视野”。 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以下两段对“分科”的思考： 哲学史和文学史的分科，只是给本来就存在的分裂赋予近代化的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分裂不是近代的学科体制引起的，而是原本存在的。固然，近代的分科形式会妨碍研究者从另外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分裂，但只要研究者忠实于自己的教养和兴趣，或者尊重研究对象在历史时空中真实的延展性，就不难突破学科的樊篱，除非他刻意固守专家的身份。真正应该被深入探讨的，是原本存在的分裂本身，及其在历史上形成的原因和过程。不过这个课题过于庞大和复杂，现在且让我们对北宋时期产生的这种分裂加以面貌上的描述，以为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有大量的史料表明，他们虽然分裂，却没有各自分道扬镳，互不相关，而是始终保持着在某种共同语境下的对立关系。显然，有一个使分裂者们能够保持互相对立的更具基础性的平台，这是我们首先要加以追究的对象。 在今天以中文、历史、哲学分科的大学里，各学科的教授可以各做自己的研究，互不相关。一个推崇苏轼的文学史家和一个推崇程颐的哲学史家，不难声称他们之间并不像其研究对象一样感到互相对立，他们很可能以“学科不同”为由来避免思想交锋，从而保持彼此之间的客气，或者竟至于遵守不摘邻家葡萄的道德律，拒绝处理相关史料中的另一部分，久而久之，也便失去处理的能力。这确实是分科带来的重大缺陷，它在加深分裂的同时取消了对立。这才是相互揖让之后真正的分道扬镳，而很可能令彼此都成为小心翼翼的南辕北辙者。在我看来，加深分裂可能获得对某一方面的更为完善的阐述，但取消对立，却等于掩耳不听分裂者们曾经实现的对话，其弊端显而易见。 三、“士大夫文学” 作者认为，对“古文运动”的研究“势必是文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结合的方法之一，是把关注的目光从学科转到人，即对这个历史过程中牵涉到的人物作综合的考察”。 作者指出： 把宋代的文学家还原为一个士大夫，对于我们理解其精神世界将是非常有益的。宋代士大夫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广及所有领域，这使他们不得不去掌握各方面的知识，在基础教养、个人兴趣、工作需要或师友影响等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他们会在某一个或几个方面展现特长，有些人便擅长于文学，这是非常自然的事。然而即便是擅长文学的士大夫，也不曾知道文学在几百年前已经“自觉”，即便早已获得“诗人”的称号，也仍须作为一个士大夫而担负起其他方面的责任。因为实际生存的士大夫可能各具特长，但理想型的士大夫应该是“全面发展”的，既是政治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等等。而且，北宋时期的著名士大夫如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也确实近乎“全面发展”的理想型。当各具特长而又追求全面的士大夫们成为文化的主体时，思想史视野下的分裂与对立，诸如“周程、欧苏之裂”等，便显得容易理解。 在“唐宋变革”论的背景之下，作者注意到了“古文运动”展开之际“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即士大夫阶层也正在经历一次巨大而深刻的变革，即从血统决定的门阀士大夫转向考试决定的科举士大夫”。 作者强调了“科举士大夫”的“身份自觉”，指出： 他们倡导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主张“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与君主“共治天下”。 同时也指出了其“发展困境”，诸如： “士大夫的知识结构问题。科举士大夫是以知识立身的，但在总体上，应科举之需而学习的他们延续着封建士大夫、门阀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大抵只适合于做官，与宋元以下社会各行业所需的实用知识差距甚远。” 而作为文化创造者的“科举士大夫阶层身上存在的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必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陷入困境。在“接下来的元明清三朝，也并未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有的只是在新朝建立之初稍显缓和，然后便照例出现，愈趋严重”。这从反面说明了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的观点。

第一次读是2021年复读时候，那时虽也仔细读过，但毕竟眼界太窄未能体会到文章的更多精妙之处。重读以后，受益匪浅，从学术史视角出发而引入思想史视角，确为正途。而在当代文史哲学科分立的状况下，沿着这两条线做研究实在是一大挑战，它对研究者的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并且由于古文运动这一名词的有极其复杂的形成史，如果不能对古代和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有深入研究则很难去精准地阐释古文运动的脉络及其影响，尤其是在学界对其影响多有误解的情况下。也正因此，书中多处结论极具意义，如认为西昆诗人与庆历士大夫精神面貌更接近，又如险怪的对立面是软熟，以及对荆公东坡等人思想异同和苏辙吕本中意义的分析莫不如是。此番重读，偶尔发现了朱刚老师的小幽默，如说程颢的天分太高而朱熹不如，又如说尹焞继承了程颢的怪癖，也是读书之乐了。

第一章写的是真好，总结并批判的古文运动的经典范式。今人受限于分科治学的思想局限，往往把文史哲分门别类，实则古人，尤其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之类的士大夫，则是百科全书式的全能学者与政治家，因此分析他们的思想动机与行为措施时，必须进行文史哲的结合分析，绝不能单独割裂开来。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种种概念与范式，往往是近代以来出于各种目的而构建起来的，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不是学术研究的产物，也并非出于史籍的确论，所以必须慎用。

研究史部分相当精彩。一一拆解某些观点的逻辑，然后驳斥，最后得出评述。思想史和文学史结合论述，非常清晰。（虽然有些看不懂思想史） 好喜欢朱刚老师的文风，非常好读。虽然我也是草草翻了几章看过去……

太久没读到这样逻辑分明、说理透彻的学术书籍，让最近误触过多Ai文章的我实在感到酣畅淋漓，忍不住要大呼一声“赛高！”

古文运动不只是用古文取代骈文，也是政治思想的变化，特别喜欢最后对苏辙事迹的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