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修订本）--中华学术·有道【中华书局出品】

一、“两头蛇”族 本书用“两头蛇”形容明清时期许多奉教士人。作者援引明代著名天主教徒孙元化的一首诗： “吾闻两头蛇，其怪不可弭。昔贤对之泣，而我翻独喜。喜者意云何？以我行藏似。蜿蜒不留停，奔赴孰驱使？当南更之北，欲进掣而止。首鼠两端乎，犹豫一身尔。蛇也两而一，相牵无穷已。混心腹肾肠，各口颊唇齿。毕生难并趋，终朝不离咫。伸屈匪自甘，左右何能以。岂不各努力，努力徒萦絫。杀一诚便一，一杀一亦死。两存终奈何，听之造物理。” 指出诗中描述的两头蛇在决定行止时“首鼠两端”的矛盾与挣扎“很可以作为当时许多奉教士人徘徊在天、儒之间的适切写照”。这种“矛盾与挣扎”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天主”与“妾”之间：“由于中国官绅娶妾的情形相当普遍，此一不容于天主教的婚姻状态，竟然成为十七世纪入华耶稣会士在上层社会传教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徐光启尝称： “十诫无难守，独不娶妾一款为难！” 当时官绅阶层“置妾的主要理由或有二：一是希望能广嗣或延嗣⋯⋯一是因离家宦游需人照顾”。 （2）“自杀守节”：在遭逢城破国亡的悲剧时，有些奉教士大夫则得要面对另一冲突：“十诫”中第五诫所规定的“毋杀人，也不许自杀”。⋯⋯ 但由于自杀守节并非入教者事前可预知的，故此一天、儒之间的矛盾，应不至于直接影响进教的抉择。 （3）“礼仪之争”：环绕在“十诫”中的第一诫“钦崇一天主在万有之上”。罗马教廷不仅欲将天主加诸五常之上，且禁止教徒敬天、祭祖、祀孔，甚至反对悬挂御赐的“敬天”牌匾，隐约使该教⋯⋯凌驾于皇权。 作者指出： 明清之际因近代第一次中、欧文明较大规模接触而突现的“两头蛇族”，有的是两个头并列在同一端，威力得以相加相乘（如徐光启等）；有的则是分居两端，矛盾冲突不断（如王徵等）。原先，“两头蛇族”只需担心其体内所产生的异体排斥作用，但鼎革之变和“礼仪之争”则令其深受外在环境的冲击。 在历经几代的繁衍之后，蛇体内的两种基因开始出现明显的强弱分际，其中一支由中华文化传统所植入的基因形成显性⋯⋯而天主教基因成为显性的另一支，则在教禁期间孕育出一些地方性的天主教社群，他们大多位处于较闭塞的区域，且为了避免被主流社会攻击，往往选择自我封闭⋯⋯ 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主观性 作者在本书《自序》中说： “史学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均同样强调客观理性与逻辑分析。天文和历史这两学科的本质尤其接近，都期盼能还原异时空之下已经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尺度和对象不同而已。” 作者批评了部分学者在“扬教的心态之下”导致“天主教史的研究出现浓厚的移情现象”，指出“我们在治天主教史时，实有必要暂时撇开个人的宗教情怀，而回归较谨严的史学研究”。 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史学与科学的分际”在于“虽然两者均强调客观理性的推论过程，但史学研究有时还得要追索人的内心世界，并尝试融入更多的人文关怀，甚至也容许撰写者个人情感的适当抒发”。 在分析魏学濂的事迹时，作者指出： “历史真相的追索，往往囿于直接史料的欠缺以及真伪辨定的困难，而无法克竟全功；然而，真相本身或许并不是历史研究所追求的唯一目的。” 他说： “此一个案也提供我们极佳机会去揣摩一渺小个体在世变中的无奈心境，并反思许多历史评价背后所蕴含的复杂因素，且对朋党之争在鼎革中所造成的影响能有一较深刻的体会。” 三、若干史料的价值 在如何运用史料上，本书的若干内容也有价值和意义，比如“明代私家载述中的传记资料”，作者指出： “士大夫在去世之后，其亲友往往会以行状、祭文、小传、像赞、墓志铭、神道碑等文体记述其生平事迹，这些文献多会收录在家谱当中，并常能提供治史者相当重要的传记材料。其中神道碑和墓志铭均会刻在石上，大小依墓主的身份和家世而定。立于墓外或墓道的谓碑，或称墓表，长方形；置于墓内的谓志，近于正方形。 通常死者的亲朋、门生或故吏会先整理出行状，将其生平事迹及家庭状况等基本材料详加表述；然后，延请文名籍甚或官品显赫之人来撰写墓志铭、神道碑、小传和像赞，期盼能上慰死者在天之灵、下安孝子追思之心。由于死者家属均会将行状提供给撰文的名家，故我们偶可见碑、志或传的文字竟然有大段照抄自行状的情形。又因这些名家与死者或有朋友、同僚之谊，或有师生、戚里之故，且往往会收受一笔为数可观的润笔费，故在行文间大多隐恶扬善、谀以美言。” 作者认为，行状、碑志和小传“乃时人记述当代名贤、缙绅的生平事迹，或本之行状，或验以亲见亲闻，当中不乏足资参考者。尤其，文中所涉及的求学、历官、婚姻和子嗣等记载，往往能提供研究者相当丰富且正确的第一手史料”。 又比如，针对西文文献的运用，针对方豪的看法： “近年吾国学者论及明末清初国人信教者，必中西文均有史料可资证明，始肯采信。实则，中文史料，如属可信，不必借助于西文史料；西文史料，如确为当时人记当时事，则必可信，亦无庸求证于中文史料也。” 作者指出： “此一处理史料的态度或欠周延，因为遥远的中国对当时大多数的欧洲人而言，仍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且许多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高度文明亦充塞着各种幻想与憧憬，以致当时所出版描写中国情事的西文书籍，常未能信而有征。即使是出自在华传教士的著述，也往往因认识不足甚或为宣传的目的，而有曲解或误解事实的情形。故我们实在很有必要对照相关的中文文献，以解析西文资料的可信度，而不应轻以当时西人所记的当时事，必为可信。”

黄一农《两头蛇》以“首鼠两端”的隐喻，精妙捕捉了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文化困境。该书实现了研究典范的转移，将焦点从传教士转向奉教士人，通过王徵纳妾、孙元化殉节等个案，深刻揭示了儒耶伦理冲突在个体生命中的真实撕裂。在方法上，作者大量运用电子数据库，从文集、方志中钩沉出隐没的士人网络，展现了“数字考据”的示范意义。全书既是对后现代史学“真相”疑虑的有力反驳，也为中西文明碰撞下的个体心态史研究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

书名《两头蛇》很有寓意，表面上是作者对明末清初第一代天主教徒的​​文化身份隐喻​​，这些士大夫同时浸润于​​中华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科举体系、士绅网络）与​​西方天主教文明​​（耶稣会士传播的西学、宗教信仰）两大体系中，首鼠两端；实际上是作者对自身的事业感慨，从极为现代的天体物理学到极为传统的中国历史学，两大学科中满满的张力！

辨析史料甚明，史论则非所长。可与《康熙的红票》参看。

最好看的是标题。像大多数成熟的学术著作一样，长于考据而无惊世论断。总的来说是一部很不错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