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走后怎样（轻经典）

娜拉的象征意义和个体困境最近想做一个有关“出走”主题的播客，所以在收集资料，决定聊一聊我非常喜欢的，也是非常震撼我的一部戏剧作品《玩偶之家》，偶然搜到了鲁迅先生关于《玩偶之家》的演讲，于是来读一下这篇文章。 在此之前，收集了一些《玩偶之家》的写作背景： 易卜生创作《玩偶之家》的1879年，正是挪威妇女解放运动高涨的年代。易卜生先后结识了两位女权运动活动家——卡米拉·科莱特和奥斯塔·汉斯泰。前者激发了他写《玩偶之家》这个剧本的热情。 当时挪威的女性地位： 已婚妇女（Fruer）： 地位最低。法律上实行“夫妻一体”原则（Coverture）。 财产权： 妻子所有的财产自动归丈夫所有和管理。她不能未经丈夫同意签署合同、进行买卖或借贷。 经济权： 妻子赚取的任何工资或收入，法律上都属于她的丈夫。 监护权： 对子女的法定监护权完全属于父亲。 离婚权： 离婚极其困难，通常只有在通奸等极端情况下才被允许，且对女性的道德要求更为严苛。 而《玩偶之家》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对于婚姻与女性的探讨： 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 于1879年发表的戏剧 《玩偶之家》。剧中女主角娜拉为追求自我价值和人格独立而离家出走，最后那一声关门巨响震撼了整个欧洲，也引发了挪威社会对婚姻、女性和个人自由的空前大讨论。这部作品是当时女性处境和觉醒欲望最深刻的艺术反映。 可以说《玩偶之家》的发表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娜拉的出走象征着妇女意识独立的大解放，象征着对男权社会的不妥协。 然而鲁迅却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探讨身为独立个体的娜拉，她该如何对抗出走后的现实困境。 鲁迅首先明确，易卜生写的是戏剧作品，不负责解答社会问题。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后怎样？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然后鲁迅又说别人猜想娜拉走后如何，无非是两种结局：堕落和回去。 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很简单，根据当时挪威的女性地位，女性完全是男性附属，娜拉连文件都不能签名，只能伪造已死去的父亲的签名，她在这个社会该怎样活着呢？ 所以她只能去干最低等的活，做妓女，或者迫于生存压力选择回家。 但我认为这里的“进妓院”是有些结合中国国情讲的话，19世纪下叶的挪威由于工业化为女性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 但我更认为“进妓院”是一种比喻，暗喻最末等的，最辛苦的工作，生活越来越差，直到堕落到生活的最低点，可能染上毒品，或者病死。 在这样的社会下，娜拉几乎无路可走。所以鲁迅说，如果没有可走的出路，最好还是活在梦里吧。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但不能寄希望于将来，而是要努力改变现状。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但是娜拉醒了，她就一定会走，因为她是个有勇气的女子，她会为了心爱的丈夫伪造签名，就也会努力去找回自己。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娜拉要走首先就是需要钱，一个人没有钱是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 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如果去探讨象征意义上的娜拉，那么到出走这一步她的使命就完成了，她引发社会空前的讨论，或许也推动过女权主义活动。 但是鲁迅正是因为对具体的人有着深切的关心，所以他才担心，娜拉走后怎么办呢？妇女从家庭出走的必要条件是什么呢？要往什么方向努力，才能让出走的娜拉都好好活着呢？ 首先就是钱。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但要求经济平均分配是很难的，因为经济是一切的根本，其他无伤大雅的东西女性可能能够轻易得到，但经济的平均分配一定会遭到反对。一直到现在，社会中还有着隐形的社会分配不均，包括但不限于男女同工不同酬。 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鲁迅提出一个和平的方法，因为中国很看重孝道，父母的亲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可以利用亲权先解放自己的子女，即将自己的财产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子女，使他们至少在家庭中得到的经济权是平等的。但这一点现在的中国还是没有做到，很多父母还是倾向于把财产留给儿子，把虚无缥缈的“爱”留给女儿，让女儿从家庭开始就得不到财产，一些女性因为没有财产被迫依附男性的事情时有发生。 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 鲁迅说，如果现在你是没有得到经济权的那个孩子，那就要谨记自己小时候没有被公平对待的痛苦，一定不能在自己的孩子身上重复你小时候的痛苦，因为人是最健忘的。 对于这一段，我的理解是，人处在被压迫的处境下会感受到不公，但成为可以压迫他人的权力上位者时就忘却维护公平了，因为那时已经是掌权者，或许会反过来维护这个对自己有利但却对下位者来说并不公平的制度也不一定，所以要记住自己受过的苦痛，不忘记寻求公平的初心。 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但第一需要记性。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鲁迅说，即使现在没有争取到经济权，但要坚持下去，不能被带跑了，不能被画大饼糊弄了，也不能放弃，更不能退而求其次，被其他微不足道的东西打发了。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 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鲁迅还说，一个娜拉出走，会有人同情，如果有很多娜拉出走，都寻求帮助，要怎么办呢？还有那么多同情心可分吗？难道人能靠着同情活一辈子吗？所以一定要争取社会中的平等，只有这样才可以解放更多女性。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鲁迅说，虽然争取到经济权也可能还是傀儡，但不吃饱肚子要怎么争取更多的权利呢？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插图]，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鲁迅把娜拉当成一个普通的女人，所以才细致思考了她出走之后该怎么活下去，但人既没有权力强迫他人牺牲，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人牺牲。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 娜拉作为“象征意义”来讲，引发了当时挪威社会空前的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欧洲女权运动的发展。但作为个体来讲又有自己突破不了的社会困境，我想鲁迅的演讲并非是批判娜拉出走的行为，而是在提醒我们，个体的觉醒和女性权利的争取需要同时进行，如果女性觉醒而没有争取到女性权益，没有适配这颗觉醒的常青藤存活的土壤，那么她将无法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坚持战斗吧。

所有生物，都是依借其存在的方式而存在的，而奴隶的存在方式，就是服从。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人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鲁迅 而就算你们打败了新的统治者，你以为就能够拯救这里的奴隶吗？ 这世界上有一种人，虽然是人，但他们从来就没有过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他们的一切都遵照他人的意思而活。这种人千古以前就有，千古以后，还是不会消失，这种人永远都得不到自由——因为他们的心灵，早就被枷锁禁锢了。 就算你解开奴隶身上的枷锁，但是能够解开他们心灵上的枷锁吗？真正禁锢他们自由的，不是新的统治者，而是他们心中的枷锁，这个枷锁就是奴性。 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奴性，只不过这种奴性在奴隶身上会更大一些，而真正的强者，是绝对不应该怜悯这些充满奴性的弱者的，因为这种怜悯毫无意义。 ——《超兽武装》

读鲁迅《娜拉走后怎样》，深感其洞察的深刻和文锋的锐利。娜拉毅然出走，看似壮烈，实则前途渺茫。鲁迅先生一语道破：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这一论断背后，是对女性经济独立的深刻认识。没有经济权，便没有真正的自由。娜拉的觉醒，若止于精神层面，终将被现实击垮。鲁迅以冷峻之笔，戳破了浪漫主义的幻梦，指出妇女解放必须与社会的经济结构变革相结合，为自由找到切实的出路和支撑。否则，所谓自由，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罢了。 其实，鲁迅笔下娜拉的困境，何尝不是现代人的处境？

小说家写一个故事，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第一，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第二，人之恒情，……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有人焉，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为甚。简言之，其用意，一 读他人的故事，第二，思考自己的人生。所以梁先生说，小说最能影响人生。当然读懂了，就是正向循环；否则就是负向的恶性循环！ 先生太冷静太冷峻了！小时候看《安徒生童话》就记住一句话“王子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年轻无知，以为现实就如童话！多少年以后，阅尽千帆，经常感慨的也是这一句，你怎知道他们的生活就是幸福的？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怎么熬得住这份平淡呢！例如《伤逝》里的涓生和子君，才发现童话真不是现实！童话只是把现实生活中的精华提取了出来，而剩下的那部分渣渣可能才是生活的原貌。 《娜拉出走之后》就如呐喊里的自序一样，你叫醒她之后呢？是要她经历这频死的苦楚吗？先生的追问至今回荡：当我们歌颂“出走”时，是否准备好了“出走之后”的道路？所有的唤醒是要有制度作保障，否则她醒了，她就是先驱，是人梯！仅靠个人觉醒无法撼动根深蒂固的旧体系，真正要做的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经济制度、教育体系和法律规范。但先生在《呐喊》自序里也说，“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所以总要有先行者，去开山铺路，遇水架桥。

鲁迅对娜拉出走的批判，不只限于性别议题，而是对一切弱势群体具有普遍启示意义。它其实在讲一个普遍命题：只制造觉醒的快感、不负责任地鼓动反抗，却不建立支撑觉醒者的结构和资源——这种“启蒙”本质上是一种残忍。

不喜欢这篇文，不是针对鲁迅先生，单纯讨厌这个观点。娜拉走后怎样，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讨论这件事呢？给我一种，我们在讨论这件事，就是弱化了娜拉主体性的感觉。她是一个人，有思想的人，她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不是心血来潮随便一想的。她在出走的时候想必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我们不需要去置喙她的决定，她的出路。饿死又如何？做妓女又如何？那是她的人生，她的自由。 而且比较不喜欢里面那个说法吧，一个娜拉出走会得到同情和尊重，可是就算有一百万个娜拉出走，我也只会心疼她们曾经的遭遇和敬重她们的勇敢。是一千万人冲破束缚一千万次，不是一个人出走了一千万次，何来厌烦一说。 而且我私心觉得就算饿死娜拉也不会去做妓女，不是歧视妓女。只是觉得一个在家庭中被男性压迫后又觉醒的女性，不会愿意从事这种再次服务男性丢掉自己的工作。 如果我是娜拉我会很自豪的告诉这些讨论我事迹的人，如果只有饿死才能维护我作为人的尊严的话，那就饿死好了。就像这件事这本书让我想起了银魂第二十七集。“我身上有一个比心脏更重要的器官，这玩意儿虽然看不见，不过确实就在我的身体里，从我的天灵盖一直长到了脚底。就是因为它，我才能站直。就算站的不稳当，也能径直往前走。我要是在这站住了，这玩意儿就要折了，我的魂，就要折了。”

娜拉，易卜生《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看清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后，觉悟了，离家出走了。这篇文章讨论的是娜拉出走后会怎样？是过一段时间回家？还是堕落了，甚至是自杀了？主要原因是娜拉没有经济来源。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伤逝》，娜拉和子君的境况何其相似，可能子君最后的下场也是娜拉最终的结局吧？！

编辑了一大半的书评突然消失了……道心破碎不想写了用一篇文章来代替吧…… 1918年《新青年》上刊印了《易卜生专号》。这位挪威戏剧家对中国现代思然界有着深刻的介入。鲁迅不仅翻译了《玩偶之家》，更在1923年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其1925年创作小说《伤逝》，形成了对"娜拉出走"这一命题的持续性思考。两位思想家在妇女问题上的对话，既体现了个人主义与启蒙主义的跨国共鸣，也展现了西方个人解放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体现与困境。 一、易卜生的妇女观是个人主义与自我觉醒。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通过娜拉从如同玩偶一般的妻子到独立人格的转变，展现了资产阶级女性觉醒的过程。 娜拉的觉醒经历了三阶段。从伪造签名救丈夫的道德自信，到发现丈夫海尔茂自私本质后的幻灭，最终认识到自己只是玩偶一样的妻子，完成了从"他者"到主体的蜕变。易卜生以"关门声"作为全剧终章，象征着女性对父权家庭的决告别。易卜生借娜拉之口提出："首先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强调个人的道德自主与理性选择。易卜生戏剧的精髓在于"社会问题剧"对资产阶级家庭伦理的批判，其妇女观建立在西方启蒙传统之上。易卜生有意不给出娜拉出走后的命运，留下"或者实在也无可如何"的悬置。这种开放性既是对个体自由的尊重也暗示了个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孤立无援。 二、鲁迅的妇女观立足于女性与男性一体的人类全面解放坐标系，切合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聚焦于沉淀在人们意识形态中深层文化心理结构。 1、鲁迅在1923年的演讲中，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拆解了易卜生的浪漫想象。鲁迅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经济权的放是虚幻的这一观点直指易卜生戏剧的盲点，娜拉虽有做一个人的觉悟，却缺乏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鲁迅将妇女解放从伦理层面下沉到经济层面。他提出更残酷的命题："倘使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这与易卜生唤醒沉睡者的启蒙逻辑形成对立。在鲁迅看来，觉醒本身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这与其铁屋子隐喻一脉相承。但鲁迅并非反对出走，而是强调深沉的韧性的战斗，这需要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非只是个人英雄主义的逃离。 2.1925年鲁迅创作的《伤逝》是他对妇女问题的文学回答，通过子君与涓生的悲剧，具象化了"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 子君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看似比娜拉更彻底，但话语的激进无法替代结构的困境。当消生失业，经济压力迅速瓦解了爱情乌托邦，子君最终"负着虚空的重担"走向死亡。这与《玩偶之家》形成悲剧性的互文，娜拉的关门声在子君这里变成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小说采用涓生第一人称回忆，但鲁迅通过反讽结构暴露其自私："我真不料这样微细的小事情，竟会给坚决的，无畏的子君以这么显著的变化。"这种不可靠叙事揭示了现代男性启蒙者的局限性，他们唤醒女性，却无但唤醒后的责任。 结尾"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的宣言，被沉重的忏悔所消解。这体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即使知道前路是坟，也要继续前行。三、区别与联系 1、个人与社会的张力。易生关注个体灵魂的自我完成，娜拉的出走是存在主义式的选择；鲁迅则强调个人无法脱离社会结构而独立，子君的悲剧源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多重压迫。 2、性别意识的差异。易卜生虽同情女性，但仍将娜拉塑造为"人的觉醒"的象征(性别中立化)；鲁迅则通过《伤逝》的双重批判(批判封建礼教也批判现代男性)，展现了更复杂的性别政治意识。 3、"立人"思想的共鸣。鲁迅早期"立人"思想与易卜生"人的发现"具有相似性。两者都反对将人工具化，强调个体的精神独立。易卜生的影响在于将戏从娱乐变为严肃的社会批判；鲁迅同样以文学为改造国民性的手术刀。 4、对"玩偶意象"的共同运用。"玩偶"不仅是家庭角色，更是异化的人格状态。易卜生让娜拉意识到自己是泥娃娃，鲁迅则让子君从骄傲地走来到被嫌弃地离去，共同揭示了父权制对女性的物化。 5、两者都摒弃浪漫主义的理想化，采用冷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易卜生的"讨论"技巧与鲁迅的杂文式小说，都体现了思想性优先于戏剧性的现代文学特质。

走和走是不一样的，名词和动词是要区别的😔

“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堕落，一是回来。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