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文集

苏公赋，诗，词，文，书，画具佳。《人民日报》评出自古以来最佳十首诗词，苏公有两首上，"明月几时有"词位居榜首。近见网络又推出最有影响的诗词，竟把倾倒妓女裙下的柳永推到榜首，令人费思！

苏轼提前十年预见王安石变法灾难：我丑话说前头！ 1、《晁错论》是王安石变法十年前的思想大辩论： 王安石变法并非一朝一夕，牵涉四个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变法行动十年前就开始了思想路线争论。 我查到： A、可以确定《晁错论》创作于‌宋仁宗嘉祐五年至六年（1060—1061年）‌。 B、王安石变法自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去世结束。由于保守派的反对以及变法内部的矛盾，司马光联合太后借“天变”和《流民图》施压，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首次罢相，次年复相，但在熙宁九年（1076年）再度罢相，退居江宁（今南京）。晚年他潜心著述，并未再全面推行新法。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尽废，王安石忧愤成疾，同年病逝。 那就有趣了，苏轼是先见之明啊，并非是针对什么王安石，变法还没开始呢，当年是仁宗朝，所有有识之士都在忧国忧民，提出改革方案，仁宗大概老了，而且囿于祖宗家法，伤筋动骨，无心改革，但换了个年轻皇帝，神宗，才打算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我听说过，神宗可能是地位不稳（‌宋神宗赵顼是宋仁宗赵祯的堂孙‌。这一关系源于宋仁宗无子，收养了堂侄赵曙即宋英宗为嗣，宋英宗即位后传位于其子宋神宗），想要有所作为才与王安石君臣一拍即合。神宗死，变法废，司马光苏轼们重新获得主宰。 我听说过，很多自由主义者在今天也否定王安石变法，伤害民营经济，为皇帝（国企）敛财。 吾发之，吾能收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真戳中要害，王安石正是收不住了，变法变形了，他被皇帝抛弃正是“使他人任其责”，预言了命运！苏轼是说给当年的仁宗听的，仁宗大概自忖这个责任负担不起，甩锅的退路已经被你苏轼看穿，不好自讨没趣。 2、王安石变法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目标变形，为民变成为名： 《晁错论》：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豪杰之士，犯大难，成大功……其实苏东坡王安石们面对的是传说中的两难处境，就像：不改革亡国，改革亡党。 其出发点都是相似的，利国利民又利己，但一走上路就分道扬镳了，他看后来的王安石变法就成了自利求名而害国害民，“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速成之祸，今天尤其让人心痛。 官员们到了一地只有三年任期，怎么能无为而治呢，倘不速成，我的政绩从哪里出？当然要没事找事折腾咯。一将功成万骨枯，我的功名利禄，政绩kpi就有了着落！ 为什么利国利民利己的目标不能同时达成？本来就不能。这是古代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啊！哪怕近现代，国进民退，民进国退，蛋糕就那么大，即使西方靠殖民出海，靠工业革命，资本自己的增值远大于压榨工人的增值（古代社会的法则是：压榨穷人的收益远大于开拓新生产力的收益），做大了蛋糕，增加了社会整体财富，但是仍然免不了18-19世纪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多少争斗纷纷扰扰！ 于是，目标变形，为民变成了为名。 可以说，神宗与王安石，可能本身就是急功近利者。读《王安石强辩考》，看起来，他的固执和坚定是同义词，当然，改革者岂能不是功利主义者？此事一言难尽，千古难题，就像生孩子的阵痛是无可避免的，90年代的下岗潮，今天经济下行期的失业潮，历史车轮滚滚，只是谁愿意成被碾压的牺牲品呢？ 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这就是改革者必备的三个条件了，当一个系统的条件越多，越复杂，越不稳定，越难实现！普通人类有一个优点就不错了，改革者必须是三好学生，必须是大禹，可是大禹治水是神话，并不是现实！这就隐喻着：只有神才能成就赫赫之功！老子说：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唯其王安石自以为是三好学生，才会生起傲慢之心，越优秀到最后破坏性越烈，越难以收场。就像今天，生产得越多，越卖不掉，牛奶倒进阴沟里，蔬菜烂在大棚里，造成过剩通缩的经济危机！游泳，死的都是会水的。 苏轼的可贵在于，其实他本人也是渴望做豪杰，成功名的，《赤壁赋》就昭然若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他多么想做王安石啊，可是他克制住了，情与理，宋代理学的二元纠缠，始终徘徊在他心头。到了暮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原来无功，才是大功！ 3、苏轼的离间计：改革的关键时刻，王安石可能出卖你皇帝，把你当工具人 《晁错论》：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这……其实我认为，苏轼是在提醒宋仁宗，你信任的改革者可能出卖你，让你去担责任，这是君臣离间计！ 苏轼之奸诈/聪明可知，事实上，也是人之常情，出了问题，大家推诿，皇帝无论如何都是撇不清干系的。宋仁宗一想，算了算了。 遇到大阻力，晁错王安石自己搞不定，这时只有把皇帝推出去才能弹压众议。那么，不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吗？你皇帝会被当做工具人架上去，下不来台。 正是那句“吾发之，吾能收之”，能不能做到的问题。现实是往往不能！ 惟能前知其当然……这就像计划经济妄图算尽一切民间经济活动，但是，人算不如天算，王安石要是算得到变法会大大走样，最后失败，他就是先知了。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无人可以先知，无人可以收发自如！人情拗不过天理！ 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笑死！一眼看穿苏轼指桑骂槐的用意：名义上是在骂臣子晁错，实际上是在骂皇帝：你为了名而改革，到时候可别缩头乌龟，把责任推给别人哟！臣子可以逃，罢官，皇帝怎么逃？搞得下不来台，罪己诏是免不了的，还留下千古骂名。 套用外交部发言：别怪我言之不预！ 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这就是苏轼欧阳修们党争的明牌！：离间计！就学袁盎，离间你们君臣，把晁错王安石定义为“累其君”，陛下啊，您如此圣明，怎么能甘心被那家伙拖累啊，快抛弃那颗臭棋子吧！我突然想到，《王安石强辩考》里就谈到，王安石不洗澡不讲卫生，头上有虱子，臭唾横飞。笑死，这应该是纯粹的污名化。这就是石头一样的臭棋子。皇帝是好皇帝，就是被某些臭奸臣迷惑了，清君侧的斗争叙事非常好用。 奸臣得以乘其隙……笑死！到底谁在耍奸计？谁在乘其隙？正是你苏轼啊！其实说到底，离间计，正派反派都能用，既是党争中人，大家都是工具人。既然打架，掐脖子抠眼睛，能赢就行。 4、“演化无目的”，理性的狂妄，文化习俗，王安石变法破坏良性竞争风气腐蚀信用： 哈耶克《致命的自负》提到，不断演化的扩展程序，其道德观是变化的，不可能有普遍正确的伦理学，也不一定有利于此后人口的生存和增长。这大概是符合“演化无目的”的进化论思想的。 理性和道德一样，是一个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的产物。 哈耶克强调，在本能和理性之间的，是习俗和传统。建构论理性主义是一种狂妄自负。 在进化中创造了自身的理性，现在具有了可以决定自身进一步进化（其实只是人逐渐获得了领悟复杂原理的能力，姑不论那些它同样无法做到的事情）的地位，这种观点有着内在矛盾。认为自觉的设计在某个时刻露面并取代了进化过程，这种观点是用超自然的假设替代了科学的假设。 哈耶克这个想法，似乎在抨击某种苏式国家的“辩证法”，理性相反相成获得了自我决定权，这也是人道与天道，自由意志与决定论之间的矛盾问题！我还想到，它关乎终极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是否可能的问题，显然，笃信理性的会认为那是可能的。 习俗和传统是文化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不是通过从有关事实或对事物特定运行方式的理解中得出了合理结论而形成的。 这很有趣，英国人果然强调经验主义和习惯法！我想到儒家的礼制，说到底是一种习俗传统。我听赵冬梅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诟病，认为它破坏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空气，党派之间稳态的竞争规则被打破，就成了无序竞争，这是致命的。而哈耶克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正是遵守共同契约的良性竞争，自发秩序，开放社会。 包括《纵乐的困惑》谈到的中晚明社会风气变化，也是如此，党争愈演愈烈，你死我活，直到晚明小朝廷马士英和史可法仍然内斗不止。中国自古以来的制度，靠着权力的拳头锤打社会成一体，权力一松懈，就回复到了一盘散沙的本来面目，这个社会并非“有机凝聚”“自组织”。 哪怕今天，我们也能深刻感觉到风气的劣化，共识的消失，对于社会共同体信用的腐蚀作用。 古人非常强调“观风俗”“移风易俗”，说到底和英国习惯法有类似性，人情和法律相互渗透，在多数时候混淆一体，古代讲究“法无外乎人情”通常认为跟现代“法不容情”是辩证统一的。其实，这辩证法是和稀泥，仍然是一元混淆思维导致的，缺乏界线清晰的观念，如果是西方，则是“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苏轼的文章翻新出奇，无论是说理文还是记体文，都是妙趣横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而且，总会夹带一些道理，大概精神世界足够富足而文学才能足够洋溢的缘故，带来的没有枯燥，而全是审美的愉悦。最喜欢《超然台记》，还有和子由的互动，萌呀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