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

两性天生具有同等的理性与尊严，社会若剥夺女性受教育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不仅压迫了女性，也阻碍了整个人类的道德与文明进步，唯有确立真正的性别平等，才能让个人潜能和公共利益同时得到最大释放。

两百多年前，玛丽就看到了女性的失权是由教育的缺失和不平等社会观念造成的，这种不公带来一系列恶果：妇女变得愚昧无知、空虚软弱，沉溺于服美役、雌竞和浪漫幻想。由于缺乏知识和理性，她们只能依附于同样堕落的男性。她们的子女将同样的愚蠢卑劣，因为奴隶只能生出奴隶。为此，玛丽主张妇女应当与男人共同争取权利，希望她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能获得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和解放。 作者在前言中写道：“我希望我的女同胞们会原谅我，如果我把她们当作有理性的人来看待，既不恭维她们的妩媚风姿，也不把她们看作好似永久处在不能独自站立的幼稚状态。我诚恳地想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尊严和人类的幸福。”振聋发聩了，希望能对200年后的女性有所启示。

不推荐。推荐商务印书馆版本（王蓁和汪溪译）。 1.书名有歧义。应该是“；”而非“：”。《女权辩护》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约翰·斯图尔特·穆勒。 2.作为一本女性主义读本，作者有些角度是提到了男性的，这本书直接略过了这些细节，内容有偏差。 3.读到第四章，还遗漏了雇佣贫穷女性的内容。To render the poor virtuous they must be employed , and women in the middle rank of life , did they not ape the fashions of the nobility , without catching their ease , might employ them , whilst they themselves managed their families , instructed their children , and exercised their own minds .

人就是这样的，不认可的观点就是不服。我从来没有想过做一个男的，也没有想过做一个女的。我不认为什么性别就处在什么屈从地位。 建议把人划分成一个个独立的人，而不是靠一个简单的性别来划分。

两百年前的书，写作的出发点其实是让女人成为更好的妻子、更好的母亲，所以女人应该受教育，但是，当女人开始学习、开始阅读后，这一切就由不得蝻控制了，她们自有出路，所以我们走到了今天，走到了反对昏因制度的路上，而不再是像这本书的立意一样去成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其实没有特别推荐，虽然这本书在当时肯定是很先进的，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很远了。 后面蝻的部分完全不推荐看，没必要

经济独立意味着你可以选择自由。 但是你要有选择自由的意识。 家庭就像投资，有人投钱有人投时间。 对方不认可，说明这个所谓的家庭不值得你投入，你的对象不值得。 不会爱自己，有什么都没用。 你会爱自己但不独立，就只能受制于人。 因此经济独立是你最大的底气。 但是，要男性正面承认你的家务投入价值，第一，这个男性本身三观正常，第二，你要让他知道，你可以没有他，是他需要你，但是，正常这种男性也是不建议捡的，何苦倒贴去给他做家务生孩子又打工证明自己的价值？ 你一个人经济独立养好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不害人就是自己的价值。 明知对方三观不正，还非得和他在一起，然后打工做家务生孩子带娃，当个超人，他也是不会承认你的价值的，而这种行为就是不会爱自己。 同样的能力同样的经济，有人就能过得很好，有人就过得跟苦行僧一样。但是苦行僧好歹追求也是为了自己的价值，这种人过得还不如苦行僧……

这本书出版于1792年。那一年：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在位（第二年上断头台）；英国女性不能上大学、不能工作、不能投票、结婚后财产归丈夫；中国还在乾隆年间，女人裹小脚、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在这样的年代，一个叫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人，坐下来，写了一本书，说：“女人不是低等生物，女人是人。” 女人不是天生比男人低等，而是被教育成低等的。这句话今天听来是常识，但在1792年，它是异端。当时的主流观念是什么？ 卢梭在《爱弥儿》里写：女人是为男人存在的，她的全部教育应该围绕如何取悦男人 教会说：女人是夏娃的后代，是引诱男人堕落的罪魁祸首 医学说：女人的脑子比男人小，天生不适合思考 普通人说：女人本来就这样嘛——情绪化、爱虚荣、没逻辑、只能管管家里的事 沃斯通克拉夫特说：你们全错了。 她承认：当时的女人确实很多是浅薄、虚荣、无知的。但她问：这是原因，还是结果？一个女人从小被教育：你不需要读书，你只需要漂亮；你不必思考，你只需要顺从；你的价值取决于你嫁给谁，而不是你是谁。然后你们嘲笑她浅薄？她说：这不是女人的天性，这是暴君的逻辑——你先砍掉她的翅膀，然后嘲笑她不会飞。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论战对象，主要是卢梭。卢梭是启蒙运动的大师，是《社会契约论》的作者，是鼓吹“自由、平等、人权”的思想家。但他在女性问题上，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他在《爱弥儿》里这样描述理想的女性苏菲： “女人是特地取悦男人的……她应该接受男人的教育，因为男人的快乐取决于女人的魅力。”沃斯通克拉夫特读到这段话时，愤怒得几乎失控。她在书里反复驳斥卢梭： 你说女人应该取悦男人，那谁来取悦女人？ 你说女人不需要理性，那她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 你说女人天生爱打扮、爱虚荣，那如果不是社会教她的，她从哪里学的？她的反击极其锋利：“你们说女人有弱点，所以不该给她权力。但你们正是这些弱点的制造者，然后用它们来证明她不该有权力。” 一、理性是所有人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核心哲学来自启蒙运动：人是理性动物，理性和自由是上帝赋予所有人的礼物。如果这是真的，那女人凭什么被排除在外？她说：女人的灵魂和男人一样不朽，女人的理性和男人一样来自上帝。如果你说女人不需要理性，那你就是在质疑上帝的公平。 二、教育是唯一的出路 她认为，改变女人的处境，只能靠教育。 但不是那种“教女人怎么弹钢琴、怎么绣花、怎么举止优雅”的教育——那是让她们变得更适合当玩物的教育。她主张的是：让女人和男人接受同样的教育，学同样的知识，读同样的书，进行同样的思维训练。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理性的伴侣，而不是漂亮的奴隶。 三、婚姻应该是友谊，不是依附 她对当时婚姻的批判极其尖锐：女人从小被教育要“嫁得好”，婚姻成了她们唯一的职业。她们用美貌和顺从换取一张长期饭票，然后用一生去承受无聊和依附。她理想的婚姻是：两个独立、理性的人，基于互相尊重和友谊，共同生活、共同教育子女。她说了一句极其超前的话：“我希望女人拥有力量，不是用来支配男人，而是用来支配自己。” 四、女人不是装饰品，是人 这是全书最根本的立场。当时的社会把女人当作“装饰品”——漂亮的、温顺的、能生儿子的、能打理家务的。一个女人如果不符合这些标准，她就没有价值。沃斯通克拉夫特说：一个女人不需要成为任何东西，她只需要是她自己。她不需要漂亮才值得被爱。她不需要温顺才值得尊重。她不需要生儿子才值得活着。她是一个人，仅此而已。

第一本女权辩护是好的。但这个翻译一般般。可以去看另一个译本《女性的权利（果麦经典»，那个译本翻译得很好。 第二本是所谓女权男的写的，果然男的就是偷偷藏不住，写一堆就是为了夹带结昏才是正常人，不结昏就是自私自利的观点。

从乔治·杜比的《女性史》了解到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的《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读的人不多，但是这本书蛮有意思，和我之前读过的关于女性主义的书不太一样。整本书都在论证，看得出来作者真的很敏锐，观察深入，逻辑思维强，不会被表象迷惑。我更深一层知道所谓“教导”，以及“美德”也会吞噬人的本真。 在教育方面，女性被认为天生智力低于男性，但后天教育并不会弥补这一点，反而强调固化这个偏见。女性接受的教育并不是为了提升自我，而是禁锢思想。被允许看的小说是害死包法利夫人的东西。 在法律和政治层面，女性并不认定为公民，连半个都不是，没有权利，连私人财产都无权拥有，甚至不如罗马时期的奴隶。 婚姻呢，本应该以幸福为目的，却被强制婚配，普通女性除了进入婚姻没有第二个选项。女性进入婚姻，成为妻子，也就有了自己的“Lord”，她要服从，要服侍。虽然夫妻二人被视为“法律上的一体”，但不是共享，而是女性要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权力全交由丈夫代替行使，丈夫是你的代言人，但其实你根本没有话语权。一经结婚，财产自动划归丈夫所有，甚至是父母指定继承人的遗产，亲生子女也被视为财产，母亲没有权力拥有。 谈论的圈层并不广，有时代局限性和身份限制的原因。

这本书收录了两部经典：1792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和1869年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两位作者身份截然不同——一位是亲眼目睹母亲被虐待、决心永不结婚的女作家；一位是男性哲学家、经济学家、国会议员。但他们的结论惊人地一致：当时的英国法律和社会制度，系统性地剥夺了女性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读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部分，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压不住的愤怒。那不是书斋里的理论推演，是一个亲眼见过母亲被父亲虐待、自己挣扎谋生的女性，在替自己和不被看见的女性说话。 她把当时的婚姻形容为“合法的卖淫”——女性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婚姻，因为社会几乎不给女性任何其他出路。她主张女孩和男孩应接受相同的教育，不是为了让她们成为更好的妻子，而是为了让她们能靠自己谋生，不必被迫走入婚姻。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还注意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沃斯通克拉夫特1797年死于产褥热。她去世后，丈夫公开了她的私生活和私生女经历，结果她的思想被长期忽视。而她的女儿后来成了玛丽·雪莱——写了《弗兰肯斯坦》。那个曾被社会当作丑闻的母亲，她的文字却活了下来，比任何闲话都长久。 穆勒的写法完全不同。他是哲学家，用的是逻辑和论证，但他的结论比沃斯通克拉夫特更直白：“一个性别对另一个性别的法律从属——是错误的，并且现在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它应当被完全平等原则所取代。” 他描述了一个让人很难平静的事实：当时的英国婚姻法下，妻子在法律上是丈夫的“实际契约奴仆”——她不能拥有财产、不能单独签署合同、对孩子没有法定权利，离开丈夫时不能带走任何东西。即使丈夫去世，她也不是孩子的法定监护人。 穆勒写的一个观察：男人不只要女人的服从，更要她们的“心甘情愿”。 他们用教育、情感和道德让女人相信，顺从和牺牲是她们的天性。当压迫披上了“天性”的外衣，反抗就显得既不可能也不合理了。 如果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让一半人口必须依附于另一半才能生存，那不叫“天经地义”，那叫“制度性的不平等”。沃斯通克拉夫特和穆勒写下的那些文字，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人需要读——不是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因为问题还没有彻底过去。而我们读它们，不只是读历史，也是在读那些花了两个多世纪还没有完全愈合的裂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