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骗局”与紧急状态条款（译文坐标）

围绕日本自民党改宪草案中紧急状态条款的危险性，治德国近代史的石田勇治与宪法学者长谷部恭男两位学者贡献了一场精彩的对谈，高手过招，旁涉众多紧密关联的主题，但是思路清晰令人大呼过瘾。 两人的对谈从《魏玛宪法》紧急状态条款中隐含的“主权独裁”漏洞开始，展示纳粹上台的政治、社会与思想背景，讨论战后《波恩基本法》的紧急状态条款如何吸取历史教训，并对日、德、法、美的紧急状态条款展开比较法研究，最终落到传承历史记忆与理解宪法原理相互渗透的关系。 按照施米特的分类，《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原本只是为应对危机而制定的“委任独裁”，但是由于“议会停摆的状态下被兴登堡滥用的总统紧急令、以国家紧急状态为借口来巩固纳粹统治的‘国会纵火法令’、以及将全部权力委任给希特勒政府的《授权法》”而一步步被偷换为“主权独裁”。施米特指出，“主权独裁”是宪法制定权重新展现的时刻，其行使将由暴力支撑。 经历了战争的教训，德国战后1968年在“复活”紧急状态条款的同时，为“主权独裁”的诱惑筑起防波堤。《波恩基本法》分类限定紧急状态的范围，将确认紧急状态的权力规定为联邦议会或联合委员会，并在各机构之间形成紧张关系，保证权力既没有集中到行政机关也没有集中到个人。同时，紧急状态条款没有任由当权者停止或限制国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非常有趣的是，施米特曾经在《合法性与正当性》中主张，从实质正当性的观点来看，宪法修改有其界限，对他来说德国社会传统的实质性原理是宪法自身不会给出的、不可更改的宪法原理。长谷部认为，这一点与“在政党和结社中可能存在被宪法禁止的东西”紧密相关，甚而，施米特的主张在战后对《波恩基本法》产生了影响。首先，基本法的立法紧急状态条款与宪法修改条款则规定，不能改变基本法第一条及第二十条规定的宪法根本性原则。这一点与当年施米特及青年保守派想要将德国传统保守为永恒价值，发动保守主义革命进而建起通向纳粹的桥梁形成奇妙的呼应，而战后的德国国民将人权与民主立宪秩序视作应当保守的永恒价值。其次，基本法中还引入了抵抗权条款，赋予所有德国国民对企图破坏宪法秩序者进行抵抗的权力，并且规定了对滥用言论自由攻击自由、民主基本秩序者的权利剥夺，也就是“防御性民主”。最后长谷部总结道，这些规定的存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宪法形态归根结底是由其固有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 但是，对历史与文化的自我认知，应当传承什么样的公共记忆，要求人们不得不面对那些出于本性无法直面的东西。而长谷部借用哈贝马斯的观点指出，长时间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将过去现在化”的努力，与德国波恩基本法的精神被理解、渗透的过程是相重合的。这种努力既来自政治世界中的新鲜血液，也归功于社会层面多样、广泛的机制、网络与运动。 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更改敌国的宪法（或基本社会秩序），这是加藤阳子《日本人为何选择了战争》一书中引用的长谷部的观点。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经历过明确的“历史与身份认同”论争，但不愿直面的历史与宪法，却总是与当下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

2026年第11本，纸质，0324-0403。虽然是一本指向很鲜明的小书，但是是涉及了历史、法学、政治等多方面知识。从魏玛状态-希特勒掌权，到二战之后西德宪法修改的过程，再到欧美各国对紧急状态法律，最后回到两位作者对日本人反思战争罪行和自民党修宪意图的批判。内容通俗且扎实，没有一句废话。如果这本中译本对法律相关的翻译能再更细致一点就好了。另外，最后的解说部分是怕读者看不懂吗？（瞎说

对于后代左派学者而言，「纳粹」问题的悖论是一方面反对诞生的土壤具有「全民性」/ 「民主制」，另一方面却要求全民抵抗这种思潮的回溯或者重生。两个学者的对谈和所谓「真相」揭露并没有什么新意，特别是作为日本人的讨论引入中文版的意义恐怕还是有所指代，但是从内容上说却并没有关于日本人的反思，更像是某种对侵略行为的「全民性」的隐藏反动。

日本政党想要修改宪法这个事情，一直是争论的焦点。特别是近期右翼高市早苗的上台，已经在逐步在推进修改宪法的进程。 一个德国近代史学者和一个宪法学者的对话，把德国魏玛宪法和英美法，以及日本进行横向对比。德国第三帝国是前车之鉴，然而人类最常做的事情是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