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影公众（译文经典）

这本小书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我们这个数字时代的“网民”，把书中的“公众”替换成“网民”，不仅毫无违和感，还展现出这一概念最纯粹最极致的形态： “公众”不具有实体性，它不是有统一意志、稳定身份的共同体，只是因为具体的事件临时聚合的一种形态，是民主叙事为了论证其合法性而虚构出来的抽象物。事件结束，聚合消散，“公众”便不复存在。互联网将这一属性推向了新的高度，传统公众至少还有地域、社群、公民身份的微弱连接，而“网民”是彻底无边界、无持续性的流量聚合体。因为一个热搜词条瞬时集结，热点退潮便立刻烟消云散，没有共同记忆，没有稳定诉求，甚至算不上真正的群体，只是无数孤立账号的瞬间的情绪共鸣，看得见声量，摸不到实体，比任何传统的“公众”都更贴近“幻影”的本义。 “公众”永远身处事务之外，是一个外行的观众，只能靠碎片化信息与刻板印象作出片面的判断。“网民”不仅完全契合这一定位，更被数字技术加固了局外人身份：李普曼时代的“公众”尚且能够阅读书本和报纸之类的完整信息载体，而“网民”接触的是词条、标签、十几秒的视频剪辑，只能对符号化的信息做条件反射式的判断，与事务的真实权衡、隐性代价彻底隔绝。网络算法更是将刻板印象从被动的接受升级为主动的强化，系统性地加固了认知偏见。看似人人皆可发声的参与感，实际上仍是旁观者的喝彩与嘘声，参与的幻觉掩盖了旁观者的本质。 “公众”没有时间、精力、能力和意愿作出决策，只承担消极制衡的功能，在相互竞争的精英阵营中选边站，为某一方力量提供合法性背书，执行的是一种外部否决权。“网民”的舆论功能正是这套逻辑的数字复刻：“网民”不能制定规则、不能直接处置事件，只能通过声量施压局内人回应，是事后的、消极的、不触及治理实质的外部约束。网络骂战替代了现实的冲突，承担着外部评价与社会泄压阀的功能，与李普曼定义的“公众”是同构的，甚至连被操纵的逻辑也是一致的：看似自发的网络民意，往往被水军、营销号、算法推荐精准调度，与真实的公共利益并无必然的关联。 媒介迭代了，但现代社会的分工结构与认知鸿沟非但没有弥合，反而持续地加深。当年的“公众”神话，今天换成了“网民即正义”的新叙事，公众幻影换上了一身新的数字外衣，其本质还是被建构的、被情绪驱动的、只能站队无法决策的虚构物。然而，昔日的幻影是沉默被动的，今日的幻影则更喧闹、更没有边界且更具破坏力：它依然不懂治理，却能量大到足以干扰专业判断，倒逼出很多短期化的妥协，让公共决策变得越来越短视。

从第4章《公众能做什么》到第13章的公民教育原则，全书贯穿一个隐性假设：公众虽无法日常参政，但握有危机时刻的“终极否决权”，可通过投票、抗议等方式更换不合格精英。 现实中精英有诸多手段消解这一否决权。比如第2章《无法实现的理想》中李普曼曾提及公民教育与现实脱节，而现实里精英会进一步利用这一点，通过教育体系、媒体传播“个人成败全靠努力”的叙事，将阶层固化归咎于公众自身，弱化公众对精英政策的质疑。此外，精英还会通过选区划分、限制投票资格等方式压缩公众的投票权，对公众抗议则用司法手段打压或舆论抹黑。最终，公众连感知利益受损、组织有效反抗的能力都被削弱，所谓“否决权”彻底沦为理论上的空谈。 李普曼默认，具备专业能力的“局内人”（官员、专家、专业政客），其职业伦理和行事逻辑会天然倾向于公共利益。他认为，精英的核心价值在于解决复杂社会问题，而“维护公共利益”是实现自身职业价值、保持社会稳定（进而维持自身地位）的必要条件——如果背离公众利益，精英阶层的统治基础会崩塌，这是一种基于“理性自利”的制衡。 但他过度强调了精英的“专业性”，却弱化了精英本身属于特定阶级、有自身利益诉求的现实。现实中，精英可能会为了维护自身或所属阶层的特权，牺牲公众利益；更关键的是，当精英阶层形成利益共同体后，甚至会通过操控“拟态环境”（比如掩盖信息、引导舆论）削弱公众的“否决权”，让公众连“识别利益受损”都变得困难。 比如文化与规则双重规训，阻断阶层跨越：精英还会通过定义规则和文化品位，制造隐性的阶层隔阂。比如在教育领域，用精英圈层的文化符号和学术语言设定评价标准，让底层学生天然处于劣势；在社交场合，将古典乐、高尔夫等需要高额成本的活动定义为“高品位”，把底层的通俗文化斥为“低俗”。底层若想融入主流圈层，就得付出数倍成本适配这些规则，多数人因无力承担而被迫放弃。这种隐性规训会让阶层差异内化为大众的心理认知，底层甚至会主动远离精英圈层，最终让阶级固化成为难以打破的常态。

2025.12.7 好像有点巧合地在针对某个社会议题民意沸腾的节骨眼上读到了这本书。 李普曼显然是非常坚定激烈地反民粹倾向的：他认为“理性的公众”不存在，公众大多数情况下是“局外人”和“旁观者”，应作为储备力量而非创造者而存在；论述了个人精力、知识的有限性，“多数决定”的不可靠，大众情绪的易被操纵性；以及社会不应该被人格化……等等等等（个人的总结，不一定完善和正确） 其实很多都是很有启发和值得反思的，但有些论述过程、尤其是后篇，给我的感觉却非常的割裂—— 这种割裂在于，有时候你能get到他出于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对群体极度警惕的意识、而生发的非常有哲思的论述；有的时候你又只能感觉出一种精英主义极度的傲慢，和对精英与民众各自对应的制度与信息观念的双标。比如，他不断抨击直接民主的非理性和质疑其程序上的不严谨，但精英民主、专家，和他所谓的“局内人”就一定可以规避直接民主的弊端吗？可能在我看来这无非也只是硬币的两面罢了。否定一些所谓精英、专家的自身特定利益，只谈“专业”，不谈“利益”，对精英民主程序绝对的信奉本身也是一种危险。 但是我还是要推荐，因为就算我在评论区都表达了自己对某些文段的无语和不理解，但不得不承认大部分的论述实在精彩，全书笔力精妙、旁征博引，虽然是专著但没有什么掉书袋的气质，喜欢！ ———— 以及还有很多内容，可以被拿来当作“别把自己当盘菜”和“生也有涯，知也无涯”的，“用以自省”的论据。这里偷懒，就做个复制粘贴吧，合理怀疑这是才是我的最大收获，哈哈。 “但是，随着你的经验不断拓展，你注意到的可变性就越多，直到最后你可能会像赫拉克利特那样感慨“一切皆流，无物永驻”。当星辰和岩石都被视为有历史可循时，人类及其制度、风俗、习惯、理想、理论和政策似乎只是相对持久的。你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乍一看恒定的事物，看得久了，就会发现只不过比别的事物变化得慢些。” “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持续运行，并不能被所有人完全理解和把握。其中一部分某个群体能看懂，其中一系列行为能为这个群体理解，其他部分则会吸引那个群体。” “行动的是个体，而不是社会，思考的是个人，而不是集体思维；是画家在绘画，而不是时代的艺术精神；是士兵在战斗和牺牲，而不是国家；是商人在输出，而不是国家。正是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正是对于这些关系的排序，与某一具体的混乱无关的个体可能会形成公众舆论，并可能以公众的身份进行干预。” 【还有一个摘自译者序】“如果言辞不能精确地表达思想，思想本身很快就会变成无法辨认的东西。他善于运用逻辑推理对当前公共政策或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似是而非的观念进行连续性地评论和批判，他指出，人们头脑中那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可能会引发比它们准备解决的问题更为严重的问题。”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把公众奉为全知全能的主权者，是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信息稀缺、时间有限、注意力分散，决定了大多数人只能是局外人，承担不起对复杂公共事务的即时判断。与其把权力继续寄托在虚幻的集体意志上，不如承认能力的边界，建立以事实、专业与程序为核心的治理秩序。公众的价值不在喧嚣的表达，而在监督、问责与选择；制度让判断力变得可复制，让责任变得可追溯。把情绪让位于证据，把修辞让位于规则，才能在现代社会里守住自由与尊严。

如果说我们从小接受的公民教育是一个美丽的童话，那么沃尔特·李普曼的《幻影公众》就是那个毫不留情指出“皇帝什么都没穿”的孩子。我们大多对“古典民主”抱有一种玫瑰色的幻想：社会由一群理智、全知、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公民组成；真理越辩越明，公众的集体意志能够引导国家走向光明。然而，李普曼在本书中冷酷地宣告：那个全能的“公众”根本不存在，它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幻影。 李普曼的核心洞察在于，现代社会已经变得过于复杂。一个普通人，无论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写字楼里的白领，还是大学里的教授，每天都要为生计奔波，被家庭琐事缠身。指望他们下班后还能抽出精力去研究复杂的税收政策、地缘政治或是医疗改革，是极其荒谬的。李普曼用了一个极为精准且刺痛人心的比喻：公众就像是坐在剧院最后一排的聋哑观众，只能勉强看清舞台上演员的肢体动作，根本听不清台词，更搞不懂剧情的来龙去脉。 我们大多时候只是在盲目地鼓掌或起哄。 既然公众无法像古典民主理论那样“直接治理”，那民主还有什么用？公众到底在扮演什么角色？ 李普曼将人划分为“局内人”（内部行动者）和“局外人”（旁观的公众）。他指出，公众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去主动制定政策。公众真正的作用，是在规则遭到破坏、危机爆发，或者两个利益集团僵持不下时，充当一个粗糙的“裁判”。 公众的介入方式极其简单粗暴——他们只能做选择题，回答“是”或“否”。当现任政府把事情搞砸了，公众就会用选票把他们赶下台，换另一拨人上台。公众不负责写剧本，他们只负责在演出极其糟糕时把演员轰下台。 这就是幻影公众唯一的权力：一种基于结果的、滞后的否决权。 如果将《幻影公众》放入更广阔的社科阅读坐标系中，我们会发现它与其他经典著作构成了极为有趣的跨时空对话。《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认为群体是失去理智的“疯子”，一旦汇聚便容易陷入感性的狂热。但李普曼并不认为大众疯了，他指出公众的无力是因为现代社会的信息壁垒。勒庞看到的是大众心理的退化，而李普曼看到的是大众认知的过载。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将“问责制”视为现代政治的三大基石之一。而《幻影公众》恰好补充了这种宏大叙事在微观层面的残酷现实——福山笔下伟大的问责制，在李普曼看来其实就是一群稀里糊涂的公众在事后进行的粗糙清算。宋怡明在《被统治的艺术》中刻画了明代军户如何利用体制漏洞进行聪明的“日常政治”博弈。相比之下，李普曼笔下的现代公众反而失去了这种微观的能动性。古代百姓能在自己的生存边界内狡黠地作弊，而现代公众面对庞大、抽象的复杂议题时，只剩下了深深的无力感与迷茫。保罗·科利尔痛心于当代西方社会精英与平民的彻底撕裂，呼吁用道德与社群责任来弥合裂痕。而这种“局内人”与“局外人”的鸿沟，李普曼在百年前就已视作不可逾越的必然。科利尔试图开出修复的药方，李普曼则冷峻地要求我们接受现实：别指望公众变聪明，承认鸿沟的存在才是政治设计的起点。 一百年来，李普曼一直被批评为“精英主义者”。很多人认为他对大众充满了蔑视，主张把权力交给少数所谓的“专家”。但读此书，结合当代世界现实，我们会发现这种指责有些避重就轻。李普曼并非在“主张”什么，他是在“描述”一个冰冷的事实。他看到了人类认知的局限性，看到了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他不是在贬低大众，而是在为大众“减负”——不要再用那种虚无缥缈的“全能公民”道德标准来绑架普通人了。承认公众的无知，不是为了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为了建立一种更务实、更符合人性的政治预期。 今天，距离《幻影公众》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但这本书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更像是为当下量身定制的预言：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我们看似拥有了无限的信息，但实际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幻影”。热搜榜上的公共事件五花八门，我们每天都在互联网上愤怒、站队、讨伐。但剥开这层喧嚣，我们真的了解那些复杂的议题吗？还是仅仅被情绪算法、大V的切片言论和信息茧房牵着鼻子走？我们以为自己在参与公共事务，实际上我们只是在消费情绪；我们以为自己在发出理性的声音，实际上只是被不同的利益集团当作了博弈的筹码。 当个体汇聚成一个庞大的群体（或公众）时，并不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理性能力。两者都指出大众极易被操纵、容易受到“口号和情绪”的感染，无法胜任直接治理国家的工作。《幻影公众》打破了人们对民主浪漫主义的滤镜，让人们直面群体理智的匮乏与平庸。但正是这种清醒，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只有认清了“幻影”的本质，承认了自身的局限，我们才能对公共事件保持应有的谦卑，不再轻易被煽动，不再盲目地陷入非黑即白的狂热之中。

“公众”只是个幻影？——读李普曼《幻影公众》札记 最近在读沃尔特·李普曼的《幻影公众》，林牧茵译本。断断续续翻了一个多月，记了一些零散的念头，整理成这篇笔记，算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一句话概括这本书的核心判断其实很简单：“公众”作为一个能够理性思考、做出明智判断的整体，根本就不存在。 它只是一个幻影。 李普曼不是在骂人，他是在陈述一个他觉得必须直面的现实。他的论证逻辑大致是三条： 第一，普通人的时间和精力天然有限。你每天上班、通勤、带娃、还贷，一天能分给公共事务的也就半小时。半小时能理解什么？一个财政预算案？一项外交谈判？别开玩笑了。 第二，信息永远是被过滤的。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这个概念——你看到的不是真实世界，而是被媒体、被政治宣传、被各种叙事加工过的版本。你以为你在独立思考，其实你只是在别人设计好的框架里做选择。 第三，选举不等于民主参与。你在投票站里画的那个勾，跟真正的政策决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公众在民主中扮演的角色，顶多就是“换人试试看”。 所以他的结论很直白：公众是剧院的最后一排观众——看不清、听不清，却必须在幕落时鼓掌或喝倒彩。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一直在想两件事一件是杜威的反驳。杜威说：你把公众的“现状”当成了“宿命”。你看到公众现在无知，就认定他们永远无知。但如果你给他们足够好的教育、足够充分的信息、足够有效的参与渠道呢？ 杜威的批评有道理，但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如果真的给了这些条件，公众就真的能变成理性的决策者吗？社交媒体给了我们空前的信息量，算法推送给我们的信息比李普曼时代多了一万倍——但结果是公众变理性了，还是变得更情绪化了？ 答案不言自明。 另一件是日常中的小事。我发现自己在网上看到某条新闻、某篇文章的时候，第一反应往往是情绪——愤怒、兴奋、焦虑——然后才是“思考”。而那个“思考”很多时候只是在为第一反应找理由。换句话说，我们以为自己是在理性判断，其实是在“先站队、再找证据”。 这不就是李普曼说的“我们不是先看见事物，再定义它；而是先有了定义，再看见事物”吗？ 最让我难以接受却很难反驳的部分李普曼开的药方是精英政治。他说：让专家来决策，公众退到旁观者的位置就好。 这话从逻辑上能理解，但情感上很难接受。谁来决定谁是专家？专家犯错怎么办？专家被利益集团收买了呢？专家的价值判断跟公众不一样呢？今天砖家满天飞，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些问题李普曼没有很好地回答。他的方案在一个假设上存在一个明显的漏洞——他假设专家是客观的、中立的、一心为公的。但现实告诉我们，专家也是人，也会犯错，也有立场。 一点余味书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很妙，大意是：你所谓的“公众意见”，往往只是你希望你所属群体相信的东西——你把它投射出去，然后再崇拜它。 这句话拆穿了“拉大旗作虎皮”的把戏。日常中，我们动辄说“大家都这么觉得”“公众都看不下去了”，这不就是在用“公众”这个幻影给自己的立场充场面吗？把“我觉得”包装成“大家觉得”，既让声音显得更有分量，又回避了为自己观点负责的压力。 所以，这本书给我留下了什么？它让我对“公众舆论”保持一种健康的警惕。 它让我意识到“代表公众发言”其实是一种需要被审视的权力操作。 它让我在转发、评论、站队之前，多了一个自我追问的念头：我此刻的反应，到底是我在独立思考，还是我被另一个“拟态环境”推了一把？ 李普曼的冷峻和杜威的热情，我无法选择站在哪一边。但至少，读完这本书，我不会再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当作“公众”的一部分，然后理直气壮地对一切发表意见了。 不是不发表，而是发表之前，多问自己一句：我这个意见，是从哪里来的？

作者的出发点是立得住脚的：“理性的公众不存在”，在政治讨论中，普通人的注意力、信息量和主动性都是极其有限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必然是委托给政府机构的。作者期望将公众从“选票政治”那种混乱、作秀的场景中解放出来。 同时，作者又在努力辩证为什么将政治决策交给“局内人”是可行的，或者说在什么条件下可行。但是，正如作者自己承认的，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办法来解决“局内人”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公众应该选择一个可以信任的机构来作为日常政治代理，但公众不是不具备做出完美选择所需的能力与信息吗？既然这个选择过程难以通过投票来实现，那有没有想过通过基层锻炼与考核选拔来组建政府关键部门？感觉本书只是建议抛弃由“选票政治”产生的政治幻觉，改为由精英主义的官僚体系来减轻公众的参政责任，而这些政治精英到底怎么选出，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

“苏格拉底之死”也很可能让李普曼对多数人的暴政产生了高度警惕。公元前399年，被誉为古希腊“最高贵和最富有智慧之人”的苏格拉底被雅典陪审法院的500名陪审团成员以多数原则判为死罪。这是雅典民主史上最大的耻辱，民主光鲜外衣下隐藏的暴政显露无遗。柏拉图对此痛心疾首，反思大众民主的弊端，构想出“理想国”。而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民众要过上幸福和善的生活必须依靠极少数对善的理念有着最好的洞见、拥有最高美德的哲学家来引领。这就是柏拉图的“哲人王”思想，也是西方精英政治的思想源头。 《幻影公众》第六章以“亚里士多德之问”为题，重新思考了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中提出的问题：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与有限的人类政治能力之间架设一座桥梁？亚里士多德小国寡民的民主方案无法适用于当今的“大社会”，李普曼花了大量篇幅试图回答这个两千年后仍然困扰着现代人的问题。

当今的普通公民就像坐在剧院后排的一位聋哑观众，他本该关注舞台上展开的故事情节，但却实在无法使自己保持清醒。他能感觉到自己正受到周围所发生事件的影响。不断出台的条例、规章、年度税收，以及不时爆发的战争都让他觉得自己正随着社会大潮飘飘荡荡。 从开篇的第一段话就被吸引住了，文笔是优雅而不枯燥的，观点是犀利而不傲慢的。如风行水流一般缓缓道来的风格，贯穿了整本书。 李普曼所描绘的这群普通公众，其实也是在社会生活中水深火热的你我。个体生活在其中，仿佛盲人摸象：只能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尽力地描绘自己所看到的世界。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的全貌，我“看不见，摸不清”，能感受到影响，但对于全局的发展却处于未知的状态。 最近胡鑫宇失踪的事件，尸体终于找到了。反观尸体找到之前的各种说法，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猜测事件的可能性，学校联合作案，化尸水，器官交易，家人的敲诈······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证明一个学生想要消失在学校的监控中是如何简单。从现在的结果上看，也许最后一种猜测是最符合实际的；而从整个调查过程中公众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看出者剧场里的聋哑观众所看见的剧情，是有多么不同。人的境遇和立场不同，对于一件遥远的未知的事件，自然更是无法观照全局，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出自己的解释。 但是反过来讲，正是这种七嘴八舌的复杂构成了世界的全貌。大家的猜测也给了警方办案不同的思路，警方的思路也是局限的，网民所提供的更多可能性也给警方探寻真相的线索。 从此处再回到李普曼的书中，他所说的“公众”并不是一个统一整体的概念，而是一个混乱的，丰富的，难以统一意见的群体，这个群体难以作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如果希望讨论下去的话，那大概率永远都不会找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妥协，更倾向于选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李普曼是如何介绍这个原则的呢？ 多数原则被认为具有内在的道德与智慧的美德。19世纪，人们就通常认为，多数人中蕴藏着大智慧，那是上帝的声音。有时候，这种恭维是一种由衷的神秘信奉，也有时候，是一种与权力理想化相伴随的自欺欺人。本质上，它不过是君权神授的一种新面目。然而，任意人群中51％的多数就能代表美德与智慧，这种根深蒂固的荒谬观点一直显而易见。而这种荒谬观点又是公民权总体原则建立的基础，对此理智而清醒的认识，有利于保护少数，保护各种对艺术、科学等其他人类志趣，使之不受多数原则的束缚而存在。 少数服从多数，很可能带来多数人的暴政。因为多数人并不能代表所有人，就像人民不能代表具体的你我他一样。而如果这个少数人是清醒的，那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糟糕的过程我们没见过，但也在历史的残卷中略有过了解。在这个强迫的过程中，我们声称，民主得到贯彻。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民主的屈服，流血，甚至是死亡。民主变态发育，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在政治领域中，为多数原则进行的辩护并没有让人们看到它的道德优势，而只是强调，文明社会中，多数人的强权必需得以体现。我把选举称作是一种征募行为，是一种表达支持或反对的联盟，是一种动员。我认为，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基于多数原则的选举都是含有军事隐喻的，是内战的一种升华和变体，是没有流血的书面动员，就是这样的。 不仅现实如此，从条件上来讲，这个世界也并不具备全然理想的民主社会的条件。公众赖以生活的现实基础和民主所理想的公民社会是不同的，现实生活就是一地鸡毛需要我们去解决，而有序的公民社会只存在少数人的思考中。 其一，是公众的素质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有头脑去理解复杂的政治事务，要这群素养参差不齐的人来判断社会事务未免脱离实际。其二，是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还不足以培育出合格的公民。李普曼将世界分为两类人，代理者和旁观者。我们的教育只能告诉我们代理者和旁观者之间的界限，并鼓励我们成为代理者；而没有告诉我们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代理者或旁观者，这种教育我愿称为现实教育的一种。其三，是生活问题。如果说职业是成年人生活占比较大的一部分，那么，有多少人的职业和政治相关，又有多少人在职业之余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政治事务。 他们没有时间、兴趣和知识去把握选情细节，他们无法拥有自己的主张，只能迷惑而倦怠地遵从他人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民主无法实现，我们又如何能希望民主的果实，那种公平的、道德的、负责任的生活，能被每一个人所分享呢？ 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民主的理想无法达成，或许是程度的问题，而非性质。民主世界的许多好的愿景，在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中，或多或少也能得以呈现。我们所发力的方向，并不是达成民主的理想状态。毕竟，民主只是社会管理的方式之一而已。我们所要奔跑的对岸，是人类生活的理想状态。而这种理想不必必须达成，它可以是一个路标，指引社会前行即可。 书虽然是“新传书库”中的一本，但其中所蕴含的民主思想或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所思量。这个社会是一片广袤的土地，上面孕育着树木花草。每一个现存的社会问题都是一条不知名的根，盘根错节地深埋在地底下。从悲观的角度来讲，你将这根拔了也好，悉心栽培也好，对大树的生长都不会有影响。但是从积极的角度上看，这棵大树的生长靠着这些根，当这些根都能良好地生长，这棵大树上的每一片叶子，也能在阳光中飘扬。

沃尔特·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掀起了一场针对“人民主权”神话的猛烈质疑。他指出，现代社会的公众既无时间也无能力去掌握治理所需的专业知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更多是一种被媒体与政治精英塑造出来的幻影。全书分为三大部分：前五章揭示“公众主宰”只是乌托邦；接下来八章讨论如何让公众有限而有效地参与；最后三章则给出难以落实的制度设想，强调技术进步并未缓解舆论被操纵的问题。李普曼的批判直指两点：其一，舆论极易被简化、情绪化的内容左右；其二，大众教育无法真正提升公民决策能力。他主张将复杂治理托付给受过良好训练的专业群体，同时通过改进教育与信息环境，使公众摆脱媒体操控。尽管方案带有理想色彩，书中对“专家治国”与“信息过滤”的洞见，今日读来仍为反思大众民主与媒体生态提供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