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历史学堂）

看到书名的时候和结语中的作者发出了一样的感慨——早该有这么一本书出现了。关于本书主题日本与德国在战后“清算过去”时的差异及其演变，仲正昌树主要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也就是“战争责任”与“国家形态”两个角度加以展开。在德国与过去决裂的模式背后，既是被外部施加的“违反人道罪”审判、纳粹国家解体、文化统一体的分崩离析，也是因冷战中位于西方阵营前沿而不得不与相关国家达成和解，因此在整个设定“非纳粹化”的前提下，发展出国民的“宪法爱国主义”。而日本战败后受到的不彻底处置反而使其过渡、收缩为一个与相对单纯完整的“国民国家”（尤其是天皇得以保留作为统合象征），再加上特殊的地缘政治背景，这使得日本在反思的起点上就存在内向化、封闭化的特征，即使在进步知识分子那里也是“民主”与“爱国”的一体两面，而对外责任的争议直到80年代以后才姗姗来迟。另一方面，作者表现出了“广义丸山派”的思考方式，指出在思想层面日本始终未能形成一个有关过去的整体性讨论框架，因此在涉及加害者与受害者、历史与国民身份认同的理解上充满了暧昧性，无法就新出现的议题或现实情境形成具体的思想论辩、对立（如“戈德哈根之争”、“再统一”论争、“特殊道路”论争、“历史学家之争”等），围绕教科书问题的日本左右翼的对立沦为强硬武断的启蒙教条。但作者揭示出的这一缺陷自然而然就将走向丸山式的困境，即日本在引入市民社会理论、马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时都不得不将自身特殊化，此时理论或者成为了一个来自外部的、抽象的理想形态；或者无法找到批判、解构自身的元理论视角，甚至可能转而认为现代性是与自己本就不相干的外部，对其批判反而是在巩固自身。作为其结论，作者在第80-86页以“在日本‘一切皆马主义’”为题，将日本的马主义比喻为一个能将各种思想放入桶中的带有魔法的词，可谓完全脱胎自丸山“无结构性”和“杂居性”的判断。而作者本书的思路也展现为一种丸山式的“偏执”设定，即为了找到由自身形成的普遍性，不得不首先将自身特殊化，从而设定比较的中心（德国）与边缘（日本）的结构。因此，本书对西欧战后思想的演变背景也有某种回溯性建构的嫌疑。另外蛮有意思的是，作为比较双方的两大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左翼自由主义旗手，丸山的创作高峰从46年延续至61年，而在61年《日本的思想》出版的次年，哈贝马斯才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横空出世；丸山的社会影响力不久后随着全共斗与新左翼的冲击而衰落，但哈贝马斯此时正借助主体间沟通理论占据支配地位，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每天还在对世界发表锐评。

关于德国与日本在战后反思的差异，似乎一直是一个不温不火的话题。大多数人都能够比较明显的关注到两国在战后反思存在的不同，然后轻易的归结为“德国在战后的反思更彻底，更诚恳，而日本则毫无反思”的结论。当然，从反思的程度上来看，这种论调似乎是符合事实的，对于这种差异背后的原因，则缺乏探讨。 个人在前半本的阅读中体验感是相当好的，主要讨论和分析了日本与德国在战后地缘政治，冷战中的差异地位，以及新旧体制的继承性，从而使得德国比较顺利的走上了带有实用主义但确实较为全面、深入的反思道路。而日本的战后反思也明显缺乏动机，且概念讨论及其混乱，从而制造了反思的障碍。 后半部分，对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理论的探讨，由于涉及到大量的知识盲区，收获并不是很多。总体而言，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后现代理论，德国都能够形成相对完善，概念清晰的体系。而日本则是碎片化的引入，且常常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当中。这就导致表面上看两国战后的反思都在大量的讨论和争论中前进，而日本始终缺乏完善的理论框架和清晰的概念意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日本在战后的反思看起来总是不够“诚恳和彻底”。

从战后反思、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后现代理论四个视角切入的日本、德国两国的现代思想史，总体来说比较轻松易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