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

读的时候有点恍惚，感觉有点像鲁迅写的。无论是文风还是内容，都有点贴近鲁迅的《热风》（？） 福泽谕吉就是那种理想主义者，但是是那种不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是那种实事求是且谨慎到有点过分的理想主义者，是那种保持着某种孩童天真、也秉持着某种严师风格的理想主义者。不狂热使他的论述很明显不会有“任何创造天堂的企图都会将人间引向地狱”的倾向；实事求是使他的论述“疏可跑马，密不透风”，你很难辩驳他的举例和极为形象的比喻的论证；孩童与严师并存使他的思想有“最基本的爱”和“最前提的道德原则”，你会感受到他的赤诚，也会感受到他基于学识的开放。 对于福泽谕吉这种具有现代意识和一定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的存在，其实现代人也会感到暧昧。杨照在《〈资本论〉的读法》中有这么一段论述，论述马克思的存在，如下： “马克思并没有解释自己的存在，但100多年后，我们很容易便可以为他解释。他的存在证明了社会上有一种自觉的阶级身份游离者，我们可以将这种人统称为知识分子。他们拥有知识，重视知识，把对知识的信仰凌驾于自己的阶级出身及现实利益之上。马克思是一个不愿意承认，也不愿在他自己的社会想象当中给予明确位置的知识分子，是一个以知识和思想对抗既有世界秩序的人，这是他的严重失误。其实他的努力已经证明，社会需要超越直接利益考虑及阶级身份的知识分子，他却吝于在理论当中承认这一点，亦不赋予知识分子明确的地位。” 这个论述也可以适用于福泽谕吉，福泽谕吉的智识本身就使他的存在可以“超越阶级”。但是福泽谕吉却在书中却给出一个明显更加“实用主义”，但同时没那么煽情的论述，如下： “我虽然以独立为目的，但并不是要全国人民都成为政论家，每天都从事这项工作。人们的工作各有不同，并且也必须不同。或有的人致力于高深的学术，埋头于谈天雕龙，越研究越深入以至于乐而忘食；也有的人从大搞企业，终日无片刻闲暇，东奔西走甚至忘掉家务；对这些人不但不应加以责难，而且应该当作文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加以赞扬。不过，希望这些人：在其废食忘家当中，一旦遭遇关系到国家独立的问题，能够象被马蜂螫了那样，感到切身的痛痒！” 这里能看出什么？福泽谕吉本身也算是政论家，但他不要求每个人都成为政论家。可是，他却明确表明，每个人可以不研究政治，但是要有对政治最基本的关心，即这最后一句“遭遇关系到国家独立的问题，会感到切身的痛痒”。在我看来，这里暗含了两个层次：第一，知识分子也许不从事生产工作，但是他们（当作为政论家时）需要开启民智，他们本身是有承担维持社会良心的责任（义务）的；第二，但是，如若遇到国家大事，知识分子此刻就不能退居后位，反而要自觉站到所有阶级同一水平线的位置，甚至是在全体国民中平等但自觉扛起大旗的位置，来对抗遇到的国家大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地位反而丝毫没有“超越阶级”的成分的，他们的地位，更准确的说法，是“跨阶级”：他们与所有阶级都有共同的命运，他们可能没有固定的阶级，因为他们的血液，早已融入每个阶级里头了。换句话说，他们的位置可高可低，他们本身也是限定在阶级里，他们有着一种谦卑，一种为所有阶级的福祉和正义自觉躬身的谦卑。 《文明论概略》的内容很理想主义，可是很神奇的是，他的理想主义却很简单，甚至有点单纯，所以这本书的阅读难度其实反而低于我的预期。但是，我们是否要这样考虑：“理想，本身就很简单？”《文明论概略》最高明的地方，就是去芜存菁，就是删繁就简，把人类最明显但却因种种原因而被蒙蔽的善给揭示出来。文明的过程就是追求理想的过程，追求理想的过程很艰巨，但这个过程无非就那几个道德原则，无非就那几个基本的良心。 只是，随着智识的开发，这些道德与良心就必须要随着这些智识扩展，也必须要随着这些而重新校准和自我更新，并且，要配合着这些智识，扩展道德与良心的疆域，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配得上精神文明。这是一个常识，但却是一个经常自动被忽略、甚至近乎被遗忘的常识。《文明论概略》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唤醒关于这个常识的记忆了。

进步常始于承认不足，而非固守已有荣光。人若只以旧尺量天下，便难见更阔的天与路。智与德是丈量文明的真度，不在表象繁盛，而在人心的澄明与持守。拘于一域之序，易陷停滞与自蔽，向外望才知长短相济可成新局。破除惯性的依附，迎受异质之力，并非舍本逐末，是让自身有再生长的筋骨。强弱从非定数，唯不断省察与纳新，方能在流转里立住清醒的方向。

自古以来一切文明的进步，最初无一不是从所谓异端邪说开始的 在从前，由政府制定法律以保护人民；而在今天，则是人民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专制，以保护自己。 所以，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金一南《苦难辉煌》：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非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些所谓的“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人，其头像至今仍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了转向，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福泽的名篇是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这篇文章指导了迄今为止一个多世纪的日本政治实践，今天在日本仍然受到极大推崇。该文的核心观点是：“为今日计，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福泽在文章中特别提出：“支那和朝鲜是日本的邻邦，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以模仿西洋人的方式处理。” 今天没有一个日本人认为福泽的思想与日本后来奉行的法西斯主义有什么联系。但其《文明论概略》中包含的“侵略战争正义”观点、《脱亚论》中包含的弱肉强食观点，皆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源头。 日本统治者很快从福泽的理论中尝到了甜头。 在日本和中国的历史中，自古以来英雄豪杰，得志的极少，多数是以唏嘘叹息，牢骚不平了此一生。后世的学者，也无不为他们的遭遇而落泪。他们说孔子不遇时，孟子也是如此。再如菅原道真之被谪于筑紫，楠木正成战死在湊川等等，这种事例不胜枚举。所以古今把偶有成功于一世的，称之为“千载奇遇”，这正是说明遇时之难。那末，所谓“时”是指什么呢？ 孔孟是一代的伟大学者，是古来罕有的思想家，假若，他们具有真知灼见，摆脱当时的政治羁绊，开辟一个新的局面，讲解人类的本分，确定万世不易的教义，则他们的功德必将无比宏大。然而，他们终身被限制在这个范畴之内，未能迈出一步，因此，他们的主张就自然不成体系，不能成为精湛的理论，大半掺杂了政论，以致贬低了哲学的价值。尊奉孔孟的人，即使是读书万卷，如果不从政，就丝毫没有别的用处，只好私下鸣不平而已。这能说不是卑劣吗？ 本来，孔孟的学说，是讲正心修身的伦常道理的，毕竟是讨论抽象的仁义道德的，所以也可以称为伦理学。道德是纯洁的，不应该轻视。对于个人来说，它的功能是极大的。但是，道德只是存在于个人的内部，与有形的外界事物接触并不发生作用。所以，如果在未开化的和人事单纯的社会里，它对维持人民的秩序，是有用的。但是，随着民智的逐渐开化，它的功效必然逐渐丧失。假使现在还想以内在的无形道德，施于外在有形的政治，想用古老的方法处理现代的事务，想用感情来统御人民，这未免太糊涂了！这种不考虑时间和地点的情况，恰似想在陆地行舟，盛夏穿皮裘一般，事实上是根本行不通的。事实证明数千年来一直到今天，从没有过由于遵行孔孟之道而天下大治的事例。所以说，孔孟之未被重用，并不是诸侯之过，而是那个时代的趋势所使然。在后世的政治上，孔孟之道未能实行，并不是因为孔孟之道的错误，而是由于时间和地点不对头。在周末时期，不是适合于孔孟之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孔孟也不是有所作为的人物；在后世，孔孟之道也未能适用于政治。理论家的学说（哲学）和政治家的事业（政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后世的学者，切不可根据孔孟之道寻求政治途径。 如上所论，所谓英雄豪杰的不遇，只是没能适应当时的一般风气，以致未能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已。所谓得千载一遇的机会而成其大业的，也不过是恰好适应了时势，使人民得以充分发挥了力量罢了。 总之，我的见解，并不是不轻视私德，把它当作生活小节，而是不同意我国人民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过分强调私德的作用，把它当作议论事物的标准。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摒弃，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 智慧和道德，恰象人的思想的两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 观察时间和空间是一件极困难的事。自古以来，历史上的失败者，都是弄错了时间和空间；所谓成大功立大业的，都是善于适应时间和空间的。那么，为什么观察时间和空间会有困难呢？这是因为空间上有很多类似之处，时间上有先后缓急之分。 再用德化当作御民的妙法就行不通了。这可以从历史上得到证明。不论在日本、中国或西洋，所谓善于治国的圣明君主都是出于上古时代。日本和中国，直到近代，虽然还在盼望圣明君主出现，但始终不能如愿。西洋各国，自从公历十七八世纪以后，仁君逐渐减少，到了十九世纪，不仅仁君，就是智君也不见了。这不是由于国君一族的道德衰微，而是因为人民的智德普遍提高，君主失去了炫耀仁德的场所。譬如说，西洋各国，现在即使出现了仁君，也不过是象月夜打灯笼而已。所谓仁政，如果不在野蛮不开化的时代，是不会起作用的；所谓仁君，若不面对着野蛮不开化的人民，是不能显其尊贵的。私德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逐渐丧失其权威的。 本来，道德只能行于人情所在的地方，而不能行之于法制的领域。法制的效能虽然也能达到人情的目的，但是从它所表现的形态来看，法制和道德似乎是完全相反，互不相容的东西。法制还有两种区别，有以维持事物秩序的法制，有防止人作恶的法制。违反前者是人的过失，违反后者是人的恶念。这里所讲的法制，是指以防止人作恶为目的的法制，希望学者不要误解。 人心如此卑鄙，法律又如此无情，从其外表骤然看来，的确令人吃惊，但是进一步考察产生这种法律的原因，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则绝不是无情的，而是今日世界上最完善的东西。法律虽然是为了防止作恶而制定的，但并不是因为天下都是恶人才制定的。因为善恶混淆不清，才制定法律以保护好人。在一万人之中难保没有一个坏人，所以在一万人之中所施行的法律，也不能不按照制服坏人的目的来制定。 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至于新井先生的“读史余论”，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史书。 但是我国的战争，自古以来，就不是这样。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 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所以，关于东西洋学术风尚的是非问题，暂且不谈，仅就学术发展的过程，说明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指，在乱世之后，当学术产生时，这个学术在西洋各国是从一般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是从政府中产生的。这点有所不同。西洋各国的学术是学者的事业，在学术的推广上，并无公私之别，而只是在学者的社会中；然而我国的学术，却是属于所谓统治者社会的学术，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试看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的学校，不是幕府本身设立的，就是各藩诸侯设立的。固然也有著名的学者和大部头的著作，但是学者都是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官方出版的。固然在“浪人”中也有学者，私人也有刻印书籍的，但是，这种浪人是想作诸侯的家臣而不可得的；私人刻印的书籍，也是希望由官方出版而未能如愿的。在日本国内，从未听说过有学者的学术团体和议论、新闻等的出版，也未见过有传授技术的场所和群众集会讨论的举动。总之，一切有关学术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私人办的。偶尔有硕学鸿儒开设私塾从事教学，其学生也必然都是士族。这些人享受世袭的俸禄，侍奉主子，利用业余学习文字。教学的内容也完全符合秉承统治者的要求，专门讲授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即使读破万卷书，如果不能做官，也是毫无用处。或者偶尔有所谓隐君子的，其实也不是甘心隐居，这些人往往是悲叹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不然就是与世隔绝放荡不羁。这种情况就如同日本的学者被关在叫作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做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幸而社会上汉学的教育尚未普及，学者还不多。 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 如前节所述，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 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 根据古来的习惯，有所谓“国家”二字，这个“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所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富也叫作就是为了“富国”，这种情况表明“国”已经被“家”吞没了。因为用这种思想来定政治的根本方针，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图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 如上所述，暗杀攘夷之论，固然不足挂齿，而进一步扩张军备的办法，也不起作用。再如前述的国体论、耶稣论、汉儒论也不足以维系人心。那末，到底怎样才对呢？唯一办法只有确定目标，向文明前进。那末这个目标是什么呢？这就是划清内外的界限，保卫我们国家的独立。保卫国家独立的办法，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 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目的。如同下象棋，步法虽然千变万化，但最终目的，是保护住自己的老将而把对方的老将将死。如果只重视车而不重视老将，就是象棋的拙手。所以，我提出“我国独立”四个字，作为本章的标题来划清内外的界限，指出群众应遵循的方向。只有这样，方能衡量事物的轻重，确定事物的缓急。轻重缓急已经明确，昨天所恼火的事情，今天就变成可喜的现象，去年所喜欢的事情，今年则变成可忧的事，得意变为忧虑，乐园变为苦境，仇敌变成朋友，外人变成兄弟，共喜怒同忧乐，而走向同一目标。依我个人所见，维系目前日本的人心，唯此一法而已。

福泽先生的观点、学说，时隔百年，依旧能发人深省、启迪今人。 那时的日本国能够免于被西方列强殖民，并成为亚洲第一个工业强国，并非侥幸，称得上是福泽的主张、号召在日本政府、社会人士中得以贯彻。 至于后来日本演变为军国主义、神道皇民社会，属实是国民议会丧失了对政府权力和军队的制约，某些文明进步的思想没有在国民中普及。

世界是文明不断演化的阶梯格局，强弱由文明程度决定，弱国因文明落后被动挨打。 反对天下中心论（中国中心/日本中心），以全球文明视野看待本国定位。 人生价值在于发挥理智、突破愚昧、追求身心自由；人人生而平等，无天生尊卑贵贱。 鼓励合理人欲：欲望是推动文明进步动力，不必禁欲压抑人性。 欧美启蒙思想家如洛克、孟德斯鸠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奠定人权、自由、分权认知，用来批判日本封建尊卑体制 。 欧洲实证主义、物理学思维就是以实证、因果、客观观察看待社会，抛弃儒家空谈义理，主张用事实判断文明优劣。 江户兰学先驱（白石照山、大槻玄泽）是他早年汉学+兰学基础，让他跳出儒教中心主义，看见西洋实用学问优势。 攘夷派（国粹保守派）全盘拒西、固守儒教武士道，福泽全书重点驳斥对象。 全盘洋化派照搬西洋制度风俗，福泽批评只学器物、不学人心，必然失败。 德富苏峰继承文明优胜论，转向国家扩张主义，成为日本对外侵略思想源头之一 。 ​ 丸山真男、子安宣邦是后世两大解读标杆，前者肯定其民主启蒙价值，后者批判其文明/野蛮二元论催生日本殖民扩张 。 文明三阶段划分（全书基础框架），人类发展：野蛮→半开化→文明，西洋=当世最高文明；中日朝=半开化；非洲原住民=野蛮。 文明本质=国民整体智+德的进步。 智（优先于德）：理性、实证、求知、独立思考、破除迷信，是近代文明根基。 ​ 德：私德（个人品行）发达、公德（公共规则）薄弱是东亚通病；日本重私德、缺公德，阻碍进步。 学习西洋顺序：先难后易“人心→政令→器物” 严禁颠倒： 第一层（最难）：变革国民精神、思想观念（破除尊卑、奴性、盲从）。 ​ 第二层：改革法律、政府制度、政令体系。 ​ 第三层（最简单）：工业、枪炮、建筑、技术等有形物质 反向先买武器、学技术必然失败（对标晚清洋务运动） 。 总之，外部危机（日本被迫开国、不平等条约）→ 根源（国民心智落后、儒教封建束缚、重德轻智）→ 解决方案（以西洋为标杆）→ 改良顺序（精神先行＞制度＞器物）→ 改造国民智德→ 建立近代制度→ 实现文明与国家独立→ 脱离亚洲跻身列强。 外部生存压力→向内改造人心→向外争取强国地位。 ​

中国真的是因为某项技术被卡脖子吗？ 在技术上的差距真的那么遥不可及吗？ • 一个大国的现代化 • 首先是思想的现代化 • 其次是体制的现代化 • 最后才是器物的现代化 • 这个顺序不能颠倒 • 颠倒了看似走了捷径 • 实际上前面都是死胡同 • 是走不通的 • 他凭一己之力让少走100年弯路后 • 被印在日元最大面额1万元纸币上 • 去年万元纸币上换成了一个企业家 • 这哥们在年轻的时候仕途很顺 • 职位非常高 • 但是就在他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 • 竟然主动辞职选择下海经商 • 要知道在当时的 • 商人是一个非常低贱的职业 • 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 • 他却说我在工作期间接待过很多商人 • 我发现这些商人都没有骨气 • 在上级面前一个个卑躬屈膝 • 低声下气 • 根本不像一个创办事业的人 • 一个国家的未来不在我这些人身上 • 而在敢于创造财富的企业家身上 • 什么时候企业家不用看脸色吃饭 • 这个国家才真的站起来了 • 他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 • 到了晚年 • 那时候企业家的地位已经非常高 • 不需要再点头哈腰了 • 你发现没有 • 这两个最受尊敬的人 • 其实在说一件事 • 一个大国的崛起根子上是对人的尊重 • 回头看看历史 • 你会惊讶的发现 • 所有重大技术突破都伴随着人文觉醒 • 比如工业革命 • 但课本里绝对不会告诉你 • 在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同时 • 出现了保护发明权的专利制度 • 你有没有想过 • 如果瓦特当时不在英国而是在印度 • 将会发生什么呢 • 第一国王可能根本就不care蒸汽机 • 他有用不完的人力资源 • 人海战术才是印度的杀手锏 • 而新的技术还可能带来统治风险 • 第二 • 哪怕国王也给了瓦特25年的专利权 • 但要是哪天 • 他或者继任者变卦了怎么办 • 就算没变卦 • 瓦特一个平民 • 无权无势 • 就像一块肥肉 • 王公贵族只要谁惦记上了他 • 还不是轻易让他家破人亡 • 没有人人平等的底子 • 再牛的技术也难成气候 • 我们呢不缺惊天伟地之才 • 能造出飞向月球的火箭 • 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 造不好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 • 有人说那是因为对精度的要求太高了 • 我们的机床不行 • 错 • 就算是世界上最精密的机床 • 导轨的平面也得靠工人用手去刮 • 才能刮的细刮的准 • 这个不是冷冰冰的机床能完成的 • 这个活靠的是多年积累的手感和耐心 • 你不好好的对待工人 • 他们就不会产出平稳的输出 • 道理就这么简单 • 除非你身为管理者能自己亲手去做 • 当然这显然不可能 • 这就是为什么的机床 • 精细加工都可以 • 还能保持数十年的精度 • 而且价格还很高 • 而咱们的机床最多保持5年的精度 • 且价格低的卷死同行 • 归根结底是有没有把人放心上的问题 • 而不是技术的问题 • 就像几年前大家跑去小日子抢马桶盖 • 咱国产不了马桶盖吗不是的 • 因为人家的马桶盖真的在服务于你 • 而不是只想把东西卖给你 • 水温恒定喷头自带女性模式 • 座圈加热 • 每一个功能 • 都是在解决你一个实实在在的痛点 • 你把他俩放一块 • 不用任何广告高下立判 • 那种震撼就是细节给你的

跟别人比拼微信读书时长之《文明论概略》：强弱无定数，省察方得长久 重读福泽谕吉的这本《文明论概略》， 福泽最难得之处，在于他学贯东西、哲思通透—对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解，比当时许多国人更透彻、更冷静；又能站在西方现代文明论的高度做对照，不捧不踩，只看本质。他没有困在东亚旧秩序的惯性里，也没有盲目崇拜西方，而是把两种文明的底层逻辑抽出来对比，得出的结论至今极具启发性： 进步常始于承认不足，而非固守已有荣光。 人若只以旧尺量天下，以古训判今世，便永远看不见更阔的天、更远的路。文明真正的尺度，从来不是疆域多广、器物多盛、表象多繁，而是智与德—是国民的智慧开放、人格独立、精神澄明与内心持守。 书中对中西政治哲学的对照尤其锋利：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重德治、重秩序、重伦常，长于稳定却容易陷入封闭与自蔽；西方政治哲学重法治、重制衡、重个体，长于革新却易失于浮躁。福泽没有简单否定任何一方，而是点破关键：拘于一域之序，必陷停滞；向外望、知长短、能兼容，才能开新局。 破除对旧权威的惯性依附，迎受异质文明的冲击与启发，不是忘本，不是媚外，而是让自身长出再生长的筋骨。 个人如此，国家如此，文明亦如此。 世间从无永恒的强者，也无注定的弱者。 唯有不断自省、不断纳新、不断进化，才能在时代流转中站稳方向，不被旧制困住，不被浮华迷眼。这才是文明真正的生命力。

开始以为《文明论概略》会晦涩难懂，读起来才发现，一点儿也不。福泽谕吉用通俗易懂，举例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大概是因为这本书就是当初为开明智的选择，所以在语言上偏向通俗易懂，而不是学术性用语。 我不知道去年为什么买了《文明论概略》这本书，对于买这本书的机缘都忘记了，买回来搁置一直未看。这段时间自己刚好被骗，对真实的社会和很多以前自己所坚定的东西开始有所怀疑。对“文明”开始有质疑，一低头看到了这本书，于是把它读完了。 对于文明发展的三个过程：野蛮-半开化-文明。福泽谕吉简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前两个与文明的区别。按照福泽谕吉的对文明的定义，结合自己少有的社会经验发现，虽然进入 21世纪了，但还是有人处在半开化甚至野蛮阶段，我也很难十足保证说自己就是一个“文明”的人。 在第十章“论我国之独立”中，福泽谕吉强调做成事情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最终和最大的目的，就如同下象棋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自家将。做事情分清轻重缓急后，昨日之悲或许也会变成今日之喜。全书中关于福泽谕吉对做人做事的思想表达还有很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把《文明论概略》当成哲理书来看都没有问题。 文明发展是无止境的，我相信科幻电影中的“高等文明”在某一天或许真的会出现。

一百多年过去了，一声叹息，变了一些，变的不多。论述逻辑层层递进，几乎无懈可击。不愧是商务印书馆世界经典译制系列的一本宝书。

别人的文科生，都是为自己的抢劫行为，当大儒美化 英国日本的崛起之路，最核心的是通过打赢了战争，获得了海量战争收益，猛吸血战败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