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

【阅读随想】2025年阅读随想之十九——卡尔·洛维特《纳粹与哲学家》：前两天读完《纳粹与哲学家》，让我没想到这本书读的竟然这么慢，阅读途中我的内心极其复杂，有激动，有痛苦，有困惑， 紧紧跟随作者的思考走进自己的思考。 洛维特说：“只有在时间的进程里，才能找到一个相对清晰的观察角度，来看待我所追求的一切。”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作者的时间进程去观察，希望自己能透过历史看这个世界。 在希特勒上台前后，卡尔·洛维特同奥地利作者茨威格一样，不仅亲身经历那段特殊时期，并且还忠实记录纳粹上台前后德国社会的巨大变化，由于洛维特师从海德格尔，不仅亲眼见证了“纳粹如何利用尼采思想合法化自己的独裁统治，‘一体化’政策又是如何一步步渗透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如何发生了转变，德国大学精神在极权主义下又是如何崩塌……”这本回忆录不仅记录了作者个人在纳粹崛起时期的流亡经历，由于他师从海德格尔，对海德格尔哲学更是了解，通过对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批评，揭示了极权主义与思想界的复杂关系。让他能够近距离的观察到纳粹德国的变化过程。 《纳粹与哲学家》和我今年三月读的《文学之冬》有极其相似之处，也可以说：“洛维特在18年的流亡生涯，‘续写’了《文学之冬》中被迫害的知识分子的颠沛流离，真实地记录众多流亡学者的命运……”作者以回忆的方式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那一时期德国学者形象。洛维特用冷静的笔触记录了那个残忍而又荒诞的年代发生的人和事，给我们读者留下了一份极其难得的历史资料，这也是一部记录极权主义是如何吞噬理性文明？洛维特从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中进行思考，我从他的思考想到今天，就如现在国际局势，也是极其微妙，从这本书我看到现在，又从现在走进这本书，也许这也是我喜欢的这本书的原因。 在回忆他的老师海德格尔，洛维特写道：“洛维特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并不是单纯地针对他为纳粹效力的行为，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尔的政治投入,其原因是奠基在他的哲学思想里面。…据说海德格尔在纳粹政变之前就已经说过，在所有的德国首相候选人里，只有希特勒一人才是‘有一张脸’的人物。海德格尔说起‘希特勒万岁’是纯然认真的，就连私人的书信他也在结尾附上这句话，成千上万德国民众口里都说着这句德意志的招呼语(即‘希特勒万岁’）。…海德格尔在战后顽强地拒绝对犹太人大屠杀的惨事公开发表立场，引起支持者与抨击者间激烈的讨论。” 读到这段文字时，我很是诧异，也可以说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海德格尔是真心支持纳粹思想，并不是出于无奈和被迫。从阿伦特书中我看到海德格尔支持纳粹，是极其模糊困惑的，也许阿伦特对海德尔有太多的感情在里面，就很难使她看清一些事物，虽然两人因此逐渐走远，阿伦特虽是犹太人，但阿伦特一直是喜欢和欣赏着她的老师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对阿伦特感情同样如此。 从这本书中我看到洛维特非常欣赏马克斯·韦伯，作者在慕尼黑大学就读期间，因为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使他决心投身学术事业。他在文中写道：“在德国只有一个人凭借着他的洞见与人格，还能说出意义重大的、使我们感受到号召的话，他就是韦伯。”洛维特说“在一次读书会上因为听到韦伯《学术作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使他决心钻研哲学，随后他转学弗莱堡大学，师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那次演讲，韦伯这样写的： “这演讲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震撼的，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一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着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P38） 作者说：“如果韦伯能活到1933年，这场全德国的大学教授可鄙的一体化的行动,一定动摇不了他，而且情势再怎么极端也是一样。广大胆怯、懦弱、冷漠的同事们，一定会发现他是一个不留情面的反对者。他的言论也或许能够扭转德国知识分子可悲的命运……他一定会不计任何代价，反对对犹太同事的污名化-不是出于对犹太人的喜爱，而是出自高尚英勇的骑士精神以及一丝不苟的正义感。”（P39） “韦伯在他那两场演说结束时做过预告，而他的预告也很快就实现了一一那些无法承受当代严酷命运的人将会回到古老教会的怀抱里;而那些在1919年的革命里狂欢迷醉的'心智高尚的政客'也终将败在反动派的手里。他预估反动派发动的时间大概在十年后，因为横在我们眼前的并非是繁花盛开的春天，而是一个幽暗到不可穿透的黑夜。他还说，在我们这个已经除魅了的世界上，继续等待先知来告诉我们该怎么行动是没有用的。”（P40） 洛维特在一次课堂中说：“我希望大家在我这里学到一件事，那就是一个人并不非得是‘雅利安人’才能有尊严地在这里教书；重点并不在于他是什么，而是在于他是谁。” 我认为他的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黑人，适用于巴勒斯坦人或其他任何群体，因为平等和包容是构建一个和谐和公正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在不受歧视和压迫的环境中追求自己的生活。 这段话不仅蕴含着我们普遍的价值观，它也强调了个人尊严和平等权利的重要性，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而不论其种族、民族或其他身份特征；也不论他们来自哪里、他们的肤色、宗教信仰或其他个人特征如何。 此时想起一个年轻的加沙人在他空间写道，也许这段文字是从他内心深处发出，他说： 当我凝视着世界各地的自然美景，我却无法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我无法用自己的内心去感受，我却只能通过手机屏幕欣赏这些我无法触及的美景，我问自己：是不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我无法选择的地方，所以我才被迫忍受人类不应该承受甚至难以想象的恐怖？ 一想到我可能活着，死去，也许是这几天，也许就今天，我一生中除了痛苦、失落和泪水什么也都没有经历过，同时又知道由于地理上的巧合，我永远无法到达世界上美丽的另一面，我就每天都发疯。 他还说：这让我比在加沙经历的痛苦更加痛苦。（记忆中大概是这么说的） 从这位加沙青年的文字中我感受到当个体在面对结构性不公时的绝望，无奈和无力感。就如纳粹时期的犹太人，他们无法选择出生地，却被迫承受由此衍生的暴力、恐惧和绝望。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视频，视频中一个小女孩哭着说：“‘只要给我们食物，我们什么都不要’”这是现在加沙人的生存状况，可惜世界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又无能为力。 洛维特这段话让我陷入深思，因为好想知道洛维特如果现在还活着将如何看待以色列对加沙所做的事情，今天以色列对加沙所做所为就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对犹太人所做的。竟然与纳粹德国对犹太人所做的暴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总是那么相似，一直希望我们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可惜人类总是在不断重演历史…… 我好喜欢下面这段文字，喜欢洛维特对教育的反思，感叹如今教育环境的变化…… “在大战之后的弗莱堡的这几年，我多了一个老师和一些朋友，这些人即便在我现在的流亡生活里，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从外在条件来看，那是个困顿的时代，充满着危险、困厄与动荡，然而那同时也是一个最坦然开阔、最不受拘束、也最为独立的年代。在这段时间里，年轻人仍知道要找寻自己的道路，能各自成就自己的特殊性。人们从战场回来,对精神食粮充满饥渴，而我们在大学里也真能够依照自己的判断找到这些食粮,大学的缺陷并不构成障碍。日后海德格尔有一次也跟我说，他再也没有遇到过同那时候一样的一群学生了。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自由学生一不曾被集体价值统一烫平，也不以快速毕业为基本心态。学生的数量增加了，变成一把统一标准的量尺,而因为教学内容独特性的丧失,教师们对学生的要求也同样下降了。”（P115） 周濂说：“这是一本堪与《昨日的世界》和《旁观者》比肩的世纪挽歌。”让我想起刚到深圳遇到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几十年过去了，到今天都无法忘记《昨日的世界》带给我的震撼，也可以说《昨日的世界》把我带进纳粹德国，带进二战，带进犹太人这一族群，我一直好奇在极端的环境下人性又是如何倒退的？极端环境下人的行为什么会出现他原始和本能，为什么会出现极端的暴力行为？不过人性并非只有阴暗的一面，因为在很多极端环境下，我们也看到了人性的美好和人性的光辉的一面，比如忠诚、无私、勇敢和牺牲，还能看到人和人之间的相互的关爱和支持。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原因让我爱上阅读犹太人的故事，也许因为这一群体太特殊，从他们的故事中总能看到人性细微的变化，就如现在的加沙战争，让我没想到是二战结束八十年后，犹太人从原来受害者变成现在的施暴者，这也是让我最不思议的地方，记得曾经读巴勒斯坦作者写的书，我还为书中犹太人那些残暴行为辩护过，以为那是因为他们是太害怕，害怕失去以色列，害怕回到二战期德国，回到奥斯维辛集中营…… 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写道：“首先当数那阴魂不散的思想瘟疫，即极端民族主义——将我们欧洲文化盛放的鲜花给毒害了的，正是极端民族主义。面对这一切，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得不去充当一名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睹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人性倒退，眼睁睁地看着人类文明堕入大家自认为早已被遗忘的蛮荒年代，看着独属于那年代的、人尽皆知的纲领性反人道主义教条纷纷抬头。数百年时间过去，我们又一次见识到了没有发布任何宣战声明的战争，见识到了集中营、残忍酷刑、大规模劫掠，以及对不设防城市进行飞机投弹攻击。上述一切兽行，皆是我们在过去的五十年时间里从未目睹过的，也是我们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祈愿不必再去忍受的。” 如果我们一直关心加沙战争，这场战争中犹太人从受害者变为施暴者，这种角色的转换令我深感不解和痛心，特别是犹太人为什么不从他们的过去吸取教训。茨威格这段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批判，更是让人警醒，可惜历史的悲剧似乎总是在不断重演。 2025.08.03 星期日 凌晨 雨

格奥尔格圈里老一辈的人可以只为了品位的原因，就坚决反对这种民粹的独裁体制。年轻的一辈，则对颠覆性的革新十分倾慕，即便他们还不至于倾慕革命领袖的“德性”。以《尼采》 (Nietzsche)一书闻名的文学史学者贝尔特拉姆，在这两代人之间采取折中的立场，他多次对德国的“崛起”所做的文艺腔浓厚的演讲，也都刊印在许多报纸上。在演讲里他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在场“新的政治与精神的条顿堡森林之役”里袖手旁观。 某些时代有一些人，他们关注的完全只是“概要与轮廓”而已，因为他们的世界已经换散失序了。“今日的哲学家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消磨在一种努力之中--努力使自己在失序的世界中找到方向，但却毫无结果。” 然而，如果时代的动荡严重到一定程度，像我们这一代所遭遇到的那样的话，那么人们只能自足于“最为精简与规整”(reduziertesten und aufgeraumtesten)的东西。海德格尔的精神世界同样如此:一切似乎不再符合时代与位置的东西，都从中被清理出去。在这个处于碎裂过程的时代里， 里尔克是代表性的诗人，从他的书信里随便找出几个句子， 就可以直接成为了解海德格尔作品的指导语句:中产市民的世界由于对进步与人性的信仰，因而把人类生命的“最终的裁决者”给遗忘了--也就是说，这世界是被“死亡与上帝从-开始，也在根本意义上所超越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里的死亡，作为一个我们在存在与能力上“无法超越的裁决者”。

一直以来，我心中有两个难以理解的形象。一个是托尔斯泰笔下的奥布朗斯基，一个是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平庸、迟钝、满嘴套话，似乎与大奸大恶扯不上关系。我不理解阿伦特对艾希曼的那种极端愤怒。直到读了洛维特这本《纳粹与哲学家》，通过作者笔下生动的二战民众群像，我才理解了艾希曼。当时的德国弥漫着强烈的虚无主义味道以及强烈地希望改变自身处境的决心（这正是海德格尔思想精要）。这种决心导向一种行动哲学（区别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沉思哲学）。这种哲学有不同的变奏，涵盖了从马克思主义到纳粹的各种形态。在这些形态中，海德格尔是自己意图成为精神“超人”并尊重希特勒作为“超人”存在的人。贝克尔是意图用纳粹氛围克服虚无思想的人。同时也有很多人在没看清局面之前持摇摆心态。艾希曼，这个把没晋升为“一级突袭大队长”（相当于中校）视为毕生遗憾的人，本来可以成为游戏崩铁中斯科特那种不择手段往上爬的让人喜爱的丑角。但是他偏偏没有那样的魄力，凡事都要看别人怎么做然后随大流。因此沦为比斯科特更低的存在。“平庸之恶”重点不在于恶，而在于艾希曼的“平庸”。他能成为数百万犹太人死亡的关键人物，仅仅因为他依附的人是个有深度的恶魔。 ​

洛维特从德裔犹太知识分子身份出发，写对纳粹上台前后德国国内时局变化的观察与看法。从好的一面看，洛维特写得非常得克制。在经济、学术、事业发展等方面，一笔带过自己及家人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遭到的不公和伤害；从不好的一面看，洛维特写人、写事，都写得太短浅了，没有把问题说透。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在写海德格尔“论出身，他是一个单纯的教会雇员之子，但由于职业，他成了一整个阶层的激昂代言人，而这个阶层却又被他所否定。由于教育经历，他本是耶稣会信徒，却由于愤恨，成为了新教教徒。训练上，他是经院哲学的教义论者，在经验中，他却成为存在主义的实用主义者；论传统，他算是神学家，作为一名研究者，他却是无神论者；他事实上是个否定传统的人，却又穿着研究传统的历史学家的袍服...”

我一直告诫自己，不要把人物志当成“真正的思想”（试图通过共情亦或是任何单方面的感慨都不能通向任何有价值的沉思，故而我一般都是排斥阅读各种自传与人物志的）。就算是其他的，与洛维特这本自述有所不同，是有某些有更高学术研究价值的（当然，人文社科的研究价值难道不就总是表达出一种模凌两可性的吗，对这句话无论反驳还是支持都没有特别大的意义）记录性质的写作也应该一样。但是由于这本书并不枯燥，有较高的可读性，我并没有放弃看下去。 另外，我看到了一则中评。说，有时代限制的思想都不想用脑子来看。我其实觉得这还是过于肤浅了，一个人受时代征召还是一个人因为他生活的时代而走向了湮灭与解体，在这之前是所有时代当中就算是那些最聪明的人也无从想象无从知晓的。一个人自己会既受历史影响，亦反过来又成为历史的推手。这是有价值被严肃探讨的问题；为何纳粹对社会全方面的“一体化”改造后，就连知识分子自己都变得怯懦胆小且愚钝了；与这相反的，亦有许多情况下知识分子又是那些碧血丹心以身试险的角色 另一方面，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思想如果经历过激烈的批评反思，并且主动改正而从不辩解，那或许很久以后他回看到自己曾经的各种错误事迹上就是现实条件使然的（人们从未尝试过过另一种生活时很难从自己闭塞狭隘的单一生活视阈走出来，也会因此过于高估自主性之于被环境自身本身的决定性影响——自主性有是有的，但是力量是微弱且有限的），历史是对这种疑难的主动关照。这两种状态下人就是难以避免的成为历史的人（管不了已经把自己变成当下这样子的过去，又自然且合理的无法透视出未知中的可能性｛因为未知自身就是新的各种可能性｝的状态），既然人们都得是历史的人，那研究被历史束缚的思想与观念岂不是一种必然吗？人们总是去妄想有一种超越一切时间历史而具备普遍性的哲学。如果有，它或许也只是一种试图以概率穷尽可能性的，枯燥的，重复于计算的一种过程吧。

这是在逛书店的时候，偶然间翻阅到的一本。恰巧在这个反犹主义浪潮又一次兴盛，以及世界性范围内保守主义抬头的时期。这本书就别有一番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了。 全书内容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拿出来点评一下的部分。对我而言，最大的亮点是那个历史时期里的，原本血统民族不同，但亲密无间的友人，因为纳粹的上台，小心翼翼的维持着难以平衡的关系。同时，在一个政权动荡，民粹主义横行的时代，多少的思潮和观点，开始不由自主的向强权政治提供理论的奠基以及思想的温床，格奥尔格圈如是，海德格尔亦如是！ 最后我想说，任何一套观点，一旦开始用血统、族群、民族整体去定义人的价值，就要立刻保持警惕性的怀疑，永远把“每一个个体平等的生存尊严”作为判断一切政治、民族叙事的第一标尺，避免被宏大的集体叙事裹挟，漠视个体苦难。更要警惕把个体案例扩大化，反过来利用民族主义从而输出各种观点！无论以上的哪一种，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避免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此时此刻，恰如彼时彼刻”的当下！ 最后，就用洛维特的原话给这段书评做一个结尾吧：学术界就是这样用自己领域以外的进步来自我安慰，但却忘记：只有自己的领域，才是他们有责任也才有能力判断的地方。

比较适合对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知识分子心态、海德格尔相关以及集权主义日常化细节感兴趣的读者阅读。史料价值更大，但如果不太熟悉当时的德国学术圈（比如我），就会感觉信息太过杂乱。最大的看点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作者从哲学体系内部剖析了“存在主义”与纳粹“领袖原则”的深层勾连，这种内部视角还是很震撼的。书中还有一些流亡途中的见闻，比如身在德国时经历了恩师和同窗的背叛，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与纳粹的合流，日本人对西方文化的误读，都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知识分子流亡的整体境况。书中对“德国性”和“犹太性”的思考也很有价值，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不只是在过去的极权主义时代，在当下的“极化思维”和“部落思维”语境下也是很有意义的。

以这本书锚定现代欧洲哲学框架，理清黑格尔 — 叔本华 — 尼采的思想沿革。偏爱叔本华的悲观生命观，敬佩洛维特历经流亡创伤，依旧客观审视德国哲学走向纳粹的全过程。 上帝死后，世人四处抓取意义：有人寄托历史进步，有人投身民族命运，有人向内消解欲望。可宏大叙事极易催生狂热，尼采被篡改、海德格尔失足便是最好佐证。 中西思想都在追问苦难与存在，不必强求生命有固定答案，守住个体精神自由、拒绝盲从，便是读完此书最大的收获。

《纳粹与哲学家：一个人的流亡史》是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获奖征文，讲述了于1940年在流亡期间完成的回忆录，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纳粹上台前后的德国社会与知识界。 洛维特详细描述了身为犹太学者在纳粹统治下的具体处境。例如，所谓保护一战老兵犹太人的“前线条款”，在他看来并非恩惠，而是将公民权与“特殊贡献”挂钩的侮辱。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周围的人认为如此是理所当然。 洛维特记录了他的工作单位马尔堡大学如何迅速沦为纳粹意识形态的角斗场：犹太同事被清洗，学生掀起“反非德国精神”运动，爱因斯坦的名字成为禁忌。德国知识界在强权面前的普遍性怯懦、观望、逢迎乃至主动合作。 洛维特对其恩师马丁·海德格尔的剖析。1936年在罗马偶遇海德格尔时，后者西装上别着的纳粹党徽。这并非简单的趋炎附势，而是精神上的精神分裂。 他指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的、脱离具体历史伦理内容的 “本真决断” ，在现实政治中极易被导向对“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为其政治选择提供了一种“存在论”上的解释，而非仅仅是投机。 洛维特进一步分析了纳粹意识形态如何歪曲和利用德国哲学传统来为自己披上合法性外衣。尼采的“权力意志” 被简化为种族征服和统治的理论工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 被改造成服务于“德意志民族此在”的扩张叙事。 如胡塞尔一样对纳粹表示公开的不合作，这样的人是极少数。多数的知识分子对纳粹不是简单的跟随，而是主动地配合。即便是没有强权文化传统的意大利，随后也出现了大量的纳粹理论家。极权主义的胜利不仅靠暴力，更需要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沉默、妥协甚至共谋。它警示，当哲学放弃对普世价值的追问，可能沦为权力的婢女。

洛维特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存在和时间》）主要是向克尔凯郭尔看齐，但又与其不同。克尔凯郭尔“让人注意到基督的教义”，而海德格尔是一种对“此世存在（Dasein）”的“形式分析”，为自己取得一个坚实的信念，知道什么才是“唯一的要务（Eine was nicht tut）”，但这个“唯一的要务”其实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纯然的决心，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这个面对着虚无的赤裸裸的决心，将虚无主义甚至“纳粹主义”隐藏在内。 洛维特认为，纳粹“精神”与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反而是跟那彻底的决心有关，跟那拒绝一切讨论与沟通的激进有关——因为这样的决心完完全全只相信自已，只相信本已的（德意志的）“能在（Sein-Koennen）”。纳粹式的政治论述与海德格尔哲学所使用的语言，两者都贯穿着暴力的表达方式，都有某种冒犯他人感受的阴险兴趣。只有程度的差异，方法都是一样的——最终都是“命运”使一切意志得到合法性，并好似披上了一件历史哲学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