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

张新颖的《启明：杂记我的复旦老师们》，是一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求学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四年后直读硕士学位的山东青年把自己对受教的师长们印象深刻的点滴片段笔录成文……为想了解以往重点大学中文专业的教学情况的人，提供了生动、翔实的样本。 为啥现在中土大学的文科教育不行了，作为一个长期观察教育现状的人，我的结论就是：因为学生读书太少了，基本功都不练了；甚至现在大学里，学生读书会被认为是不上进，是虚度光阴，耽误卷绩点、写论文、做社会实践、做实习、拼保研名额。但学生大脑里连基本的知识储备都没有，需要什么资料现找，找到一两句符合需要材料就引用走，人家的结论如何形成的压根不管，长此以往看似学了很多，知识压根不入脑，进了脑子里也是完全割裂的，就算是学了，也就是把知识堆积起来，放不进大脑这个处理器里，也就生不成新的更高级的知识和观点。 这才导致大学上完了，学生脑子空空，但这不完全是因为学校不教方法论的锅，恰恰是基本功没有，连基本的认知能力都不具备，教多高端的方法论都是白教。目前的绩优主义评价体系，不奖励认真读书、打磨基本功的人，考试论文都太过简单，突击半个月都能过甚至能拿高分，谁还认真从基础的积累做起。都觉得学校教的不够活，我看真正的问题就是基本学术训练的功夫下得太少了。

都在酒里了 “干杯！” 随着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结束，我们四个人又一次在小店里聚餐，明天高千和匠仔就要各回各家，他们虽然如胶似漆但毕竟还没结婚，总不好大年三十就去对方家里过年。熊先生一个人，倒是无可无不可，今年说好来我家过年。但假期去哪里玩，我们还没有想好，走一步看一步吧。 既然是在书店的聚餐，那必然少不了以书下饭。这次我们请来上座的是复旦大学的张新颖老师，他在2025年出版的新书《启明》是写他在复旦求学时的老师们的，贾植芳、章培恒、夏仲翼、骆玉明、陈思和、李振声等六位先生。 如果要给这几位先生找个共同点，或许“酒蒙子”算一个。 “我之前读过一本陈建华写的《风义的怀思》，陈先生就提到在当时的复旦古籍所，‘人人是酒仙’。有一次在贾植芳先生家里吃饭，章培恒先生就带过来不少酒，”匠仔起身和我、熊先生干了一杯，继续说，“但陈先生两篇文章里的回忆有所偏差，一篇说章先生带来了十三大名酒的十二种，另一篇则说九大名酒。” “看来‘酒蒙子’的话，实在是靠不住的，”老熊平日里不太喝酒，今天难得陪我们几个喝，说话也好像不太利索了，“话说回来，我硕士毕业后，还曾经因为读过张新颖老师《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发邮件问能不能报考张老师的博士，结果张老师当年唯一一个博士名额被直升的学生占了，我就没报考。毕竟我又不像张老师那么受老先生们宠爱，敢说‘贾先生不招，我就不读了，我要去工作’，张老师不招，我当然只能灰溜溜地去工作了。” “不过你后来校对过张老师的书吧。”我说。 “嗯，校对了《矮纸斜行》，这本书算我校对的第一本书，很有纪念意义的，”老熊摸着头傻笑道，“后来又读了《九个人》和《沙粒集》，张老师其中有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如果可能，我愿意是个随笔作家》，我甚至觉得，他的随笔写作，可能比他的学术研究更受欢迎。” “我也觉得张老师的书挺耐看的，”高千举杯说，“就是感觉重复的内容挺多，这本《启明》里讲贾植芳先生的部分，在《九个人》里已经收录了。” “这也没办法，说起来《矮纸斜行》我校对的也是再版，所幸我还尽量找了一些问题出来，”熊先生揉了揉脸，先问我们，“要不先说说书里酒的部分。” “其实不光复旦的师生好酒，连现代文学研究的泰斗王瑶先生也一样，”匠仔指着读书APP里的笔记说，“‘一不戒烟，二不戒酒，三不锻炼’，这就是王瑶先生的养生经验。” “前几天我听同行的播客，还说烟酒茶咖是四大成瘾物，所以值得长期看好呢，”高千摇摇头，“投资我是不太建议买酒类的股票的，但喝酒确实容易上瘾，可能陈思和老师是个例外。” 张老师书里也有提到，陈思和先生有一段时间酒量很大，“有时中午他在贾先生家喝了一点酒，下午去上课，往往脸有些红，讲起话来却愈加神采飞扬，自由挥洒，听的人也如饮佳酿，如沐春风。遗憾的是现在陈思和老师不喝酒了”。 “说起来陈思和先生、骆玉明先生，以前都来过我们这里做讲座，因为文学史两部很有名的教材是他们主编的嘛，我就慕名前去听讲座了，”老熊今天喝得多，话也多，“结果他们讲了什么全忘了，只记得主持人说想请骆先生在我们这里住一晚，第二天再回上海，结果骆老师说他拉着自己孩子的小手约好了，晚上得赶回去。因为孩子第二天醒来要见他。” “真是‘怜子如何不丈夫’啊，”高千酒喝下去，话匣子也打开了，“骆先生最近还做播客，我听了免费的第一期，骆先生讲自己读书的事，提到去外文系给学生上古代文学课，后来中文系的负责人想把骆老师换回去，另外派一位资深的老教授来，结果外文系的负责人表示，我们不要老教授，我们就要骆老师。” “对对，张老师书里有提到，这是复旦的一个传统，‘有相当长的时期，中文系的老师到外文系讲中国文学，外文系的老师来中文系讲外国文学’。但是‘中文系好多位老师给外文系上过课，外文系似乎只有夏（仲翼）老师来中文系上文学史’，”匠仔又和自己女朋友干了一杯，这眉目传情，蜜里调油的嘞，“张老师书里还提到骆玉明老师和夏仲翼老师的授课，说‘听这两门课，是大学时代最美好的时刻’。” “骆老师还活跃在播客这种新颖的形式，噗，和张老师名字撞了，”老熊也是越来越话不着调了，“但夏老师已经去世了，只能从著述里感受夏老师的学问人品了。” “敬老先生们！” 我们举杯致敬。 “张先生在书里提到了一句尼采的话，‘用三件轶事可以勾画一个人的形象’，”匠仔又给我们倒满了酒杯，“喝酒算是复旦人的一件轶事吧，另外的，读武侠算吗？” 复旦人喜欢读武侠小说的挺多的，比如骆玉明先生就喜欢读武侠，据张老师回忆，“上课铃响，骆老师匆匆走进教室，常常一边喘气，一边道：‘昨天晚上读了一夜武侠……’”，章培恒先生也读，还和葛兆光先生“比烂”：两人比武侠小说谁看得多，拿最烂的来比，互相问看过没有。当然，张新颖老师自己也读武侠，不过他自谦远远没有章先生读得多。 “我觉得武侠小说作为一种类型文学，其中或许能归纳出‘民间’元素来，而复旦大学因为根子上是民间办学，和从京师大学堂延续而来的北大，依托西方背景的清华有着根子上的不同，”熊先生沉思道，“陈思和先生等人，就格外看重这种‘起于民间的力量’，陈先生将其称作‘草根精神’。” 活动现场的章培恒先生（左二）和贾植芳先生（左三） “我想起来了，陈先生在他那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里，就在提样板戏时，着重提到阿庆嫂所代表的民间符号，以及《红灯记》里的‘道魔斗法’，”匠仔笑着看向高千，“我当时还问过老师，能不能因此而肯定样板戏的正面价值，但被否定了。现在想想，武侠小说里难道没有‘道魔斗法’？难道就没有足智多谋的女性形象？” “就知道你想说黄蓉，我偏要说苏樱，”高千有些迟疑，“不过类似阿庆嫂的形象，我只能想到《水浒传》中的顾大嫂，还有《新龙门客栈》里的金镶玉。” “感觉顾大嫂虽为女性，却是豪气干云，有一股子英雄气魄，金镶玉同样有魄力有手段，但可能和阿庆嫂这种来自民间的智慧还不太一样，”老熊也笑嘻嘻的，没个正形，“这个话题有的聊，不过咱们还是先喝酒吧。” 得，老熊也成了酒蒙子。 “这本书最后提到的先生是我同行，不过这么说，我好像有些僭越了，”酒越喝越多，我的话也越说越多，“他最早翻译的就是《苏门答腊的郁达夫》，不过我们读的是后来刘高力的译本，无缘得见李先生的译文。” “李先生在译跋中还说，‘渐届中年，心绪变得荒淡，对世事常有茫然之感，因而枯坐家中的日子渐渐多了起来’，那人枯坐着，总要找点事做吧，李先生想做些研究，那先期工作就是翻译，”老熊深情地看着我，“翻译也是李先生的‘胜业’吧。” 说起来，李先生在翻译横光利一的随笔集《感想与风景》的译跋中提到，“当时我正经受着一点琐事，在心烦意乱的一段日子里，我靠每天译一段横光利一，才渐渐重新找回了我原有的一份平静”。说起来，在与熊先生恋爱前的那段日子里，我也得靠着每天翻译一些东西，来找回心灵的安宁。 不过随着爱情的到来，我每天做的事情也多了起来，现在翻译几乎不做了，毕竟AI时代，大学里的外文专业都已经招不到人了。 但张老师评价李先生的一段话，倒是戳中了我的心房： 他不止一次地提及这期间心境上的荒落，却偏偏在一言难尽的情形中，成就了翻译之事。这一字一句写下来的翻译，这寂寞而日复一日的工作，是排遣，是安慰，是救助，也是重新凝聚自我、焕发生机的力量。 是的，翻译是一种力量。 我想对于老熊和匠仔，他们做薪酬并不高的校对，也是因为如此吧。 “让我们套用一下张老师写给李先生的邮件结尾。”我作为女主人，得给这次聚会来个收尾： 今年假放得虽晚，但也快了。回来再喝酒。 “回来再喝。” 都在酒里了。 这是本系列第346篇文章，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所谓大图书馆”（Rexlib）、少数派专栏“六蠹集”。

杂记、回忆自己的恩师，很好，尽管只是大学里的恩师。 首几篇关于贾植芳先生，和陈思和老师的少年回忆的，最好。因这几篇是俩老师的个人经历和师生交往，还有时代的刻记。其余些篇是学术交往，不在我兴趣点上。 倒是《狱里狱外》，则是本书拓展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