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的诸相--《论语义疏》中的孔子【中华书局出品】

读《圣人的诸相》时，我常会走神，想起自己小时候背《论语》的样子。那时只觉得那是一本讲道理的书，每句话都像格言，幼时不解其意，却在成长路上渐有体悟。这本书讨论的是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其核心洞见在于，它揭示出皇侃解读下的孔子，首要身份不是一个抽象思想的提供者，甚至不是后世尊崇的“素王”或制法者，而是一位活生生的、在进行“教化”的“在世之圣”。这种视角的转换，微妙而深刻。汉代经学将《论语》与五经紧密绑定，孔子之言是圣人为后世确立的永恒法度。皇侃的独特处在于他将《论语》从这种“圣人之法”的系统中相对独立出来。他认为《论语》的特殊性，是弟子对在世圣人言行的现场记录。因此，解读的重心不应仅是话语中的“理”，更应是说话这个行为本身——即孔子为何在此情此景下，对此人说此话。这就是所谓的“应机作教”。孔子说自己“非生而知之”，在皇侃看来并非事实陈述，恰是“隐圣同凡”的教化姿态，是圣人俯就凡人的智慧。颜渊死，孔子哭之恸，非简单的情感宣泄，更是“人恸亦恸”的随俗而化。孔子的一切言行，首先被视作一个精心又自然的教化动作。这使得《论语》中的孔子，从一部道德箴言的发声筒，变成了一个在复杂人际与情境中灵活施教的生动形象。魏晋玄学提供了“本迹”论框架。圣人之“本”，是“体无”的、圆满自足的本体；其“迹”，则是应物而现的教化行迹。哭与笑、谦与傲，皆是“迹”，是圣人为了教化而示现的相。这套理论，一方面让孔子的形象摆脱了汉代经学某些刻板的比附，获得了哲学上的深度与飘逸感；另一方面，也悄悄完成了一次“去神圣化”的还原。世人所见，是圣人出于教化目的而呈现的、我们可以理解的那一面，至于其不可测度的圣性本身，则被悬置了起来。孔子似乎离我们更近了，因为他的一切言行都有了“情境合理性”；同时，他又以一种更根本的方式远离了我们，因为那只是他愿意示现的“相”，其真正的“本”，我们无法触及。或许这种解读让我们看到《论语》的“现场感”与“教学性”，孔子的每一句话都有了具体的对话者与语境，因而变得丰盈。但危险则在于，过度的“教化行动论”解读，可能将《论语》彻底寓言化、工具化，使得孔子的真诚情感与生命体验，有被稀释为纯粹教学策略的风险。当每一句“子曰”都被解释为一种有针对性的、设计好的教化表演时，那个作为人的孔子的温度与挣扎，是否会随之消退？

圣人的形象对应了时代背景下儒生的心态，圣人的形象并非是一成不变而是在不断构建的。 摘： 在政教模式中，圣人制作或传述的政教经验、原则寓于五经，所以在经学定于一尊的汉代，儒生治学的关键在于理解先王的政教遗产。若能澄清经义或经制，便足以应世。若在经学较为疲弱的时代，便无法期待圣人或五经的教化力量能发挥直接的政治影响。因此，“应机作教”而制礼作乐的夫子，更接近于彼时儒者的处境。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皇侃对儒家学说作出了不同寻常的阐释，即便在今天的我看来，亦多少有些不适，可是，正是这一对大环境的主动适应，保住了儒学的传承，甚至，不无那一时代背景下的发展。 转念想想，夫子之原本大约无人能够完全把握，所谓学问，或许是一个或一小伙人开创，可它却总得依赖无数后人的传承，所谓传承，怎能做到毫不夹杂传承人自己的理解认识，我们每个人不正是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用自己的耳朵聆听世界、用自己的意念思考世界吗？孔子，其实只在二千五百年前存在过一次，即使同时之人，乃至亲如弟子妻子，谁完全了解过孔子呢？更何况经历了二千余年历史风尘、封建社会既成过往、全球思想文化高度交融的今天？ 今人若想追寻孔子之本来大概是不自量力、痴人说梦、缘木求鱼，今人之使命在于立足时代，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传承发展，让古老智慧造福时人乃至后代。文脉的承续必得寄托实际、面向未来。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