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镜子

吴晗，著名历史学家，明史顶级专家，北京副市长，陈寅恪的学生，力主组织挖掘了定陵，文物一接触空气大批毁灭，复制棺材已做好，把万历和棺材原件当废品扔了[捂脸]你的大脑很难把这几个履历按到同一个人身上。不知道陈寅恪怎么看[破涕为笑]“闯出祸来，不要把为师说出来”含金量还在上升。历史真的很精彩，小说要是这么写就算写崩了。 当我们把作品和作者履历放在一起看，这世界的魔幻超越了马尔克斯。经济学家炒股破产我可以理解，因为市场是动态博弈，只要量化不准都会踩大坑。新男性嘴上妇女解放，回家各种纳妾让媳妇儿放弃事业变自己贤内助，嘴上仁义道德的教育家把自己孩子全送福利院，起码祸害的是身边人。但历史泰斗破坏文物这事儿吧………[破涕为笑]就离谱到，我已经难以直视这些作品，但如果有可借鉴的东西还是可以看看[捂脸]《朱元璋传》不错

这书写的莫名其妙，书名取得挺大的，但感觉没啥主题，一锅大杂烩。特别是最后一篇整一个开会，其间叙述的也看不出什么逻辑，应该是吴晗的一些杂文整理，比起他那些经典的书籍，这本不推荐。

吴晗的《历史的镜子》是一部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杂文集，旨在还原历史真实，为现实改良寻找药方。 在《论社会风气》中，吴晗指出：当社会价值尺度只剩金钱，廉洁被嘲笑、投机被奉为成功之道时，民族便失去了抵抗外侮的凝聚力。拜金风气如同慢性毒药，瓦解着民族的精神脊梁。历代盛衰无不伴随着道德失守与奢靡蔓延——风气所尚，即为国运所系。 《文字与形式》以八股文为切入点，剖析了形式主义的痼疾。这种僵化文体抽空了思想，培养了只重表面、不重实效的思维：写文章讲究空洞排比，做官讲究繁琐礼仪，政务沉溺于文牍。官僚病使行政体系臃肿迟钝、遇事推诿，最终受害的是国家与百姓。 《论贪污》指出，历代贪污的根源在于家族本位主义。在宗法社会里，做官负有提携亲族、光耀门楣的义务。利用职权谋利反被视为“孝悌”和“义气”。官员俸禄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家族网络，贪污便成了“合理”的补充。家族本位主义将公共权力私有化，这是腐败屡禁不止的深层文化根源。 《贪污史的一章》聚焦明代。明初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惩治贪腐，但贪污反而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在于明代官俸极低，迫使官员靠贪污维持体面。皇帝又常以“抄家”掠夺官僚财富，这种“养而后杀”的制度安排，将贪污变成了官场常态。到了嘉隆以后，不贪污反被斥为无能，清廉竟成了一种罪过。 《国子监》揭露了古代“官僚养成所”的真相。国子监名义上是最高学府，实则沦为官僚子弟的寄养所和买官卖官的中转站。监生们研习的不是治国真学问，而是钻营攀附的厚黑学。这种体制培养出的不是能吏，而是一代代精于自保、善于敛财的官僚机器零件。 《关于魏忠贤》用“举千万人之血汗，供一家之富贵”概括了魏忠贤专权时期的本质。他以阉宦之身把持朝政，靠的是皇帝的宠信，攫取的每一两银子都来自百姓脂膏。专制政治的最大问题在于，国家财富和权力可被毫无资格的佞幸垄断。魏忠贤不是孤例，而是这种体制必然产生的毒瘤。 《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用“骄奢淫逸”概括了晚明士大夫阶层。史料证明，晚明士大夫生活糜烂至极：大建园林、蓄养优伶、日夜宴饮。国难当头时依然醉生梦死，前线缺粮缺饷，后方官僚却挥金如土。这种统治阶级的整体腐化，是明朝走向灭亡的内在原因。 《乡绅》刻画了明清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倚势恃强，鱼肉乡里”的乡绅阶层。他们仗着功名身份逃避赋税徭役，又利用与官府的关系欺压百姓、包揽词讼、强占田产。他们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寄生虫，吸干了基层社会的活力。 《“社会贤达”考》和《“社会贤达”钱牧斋》把矛头对准了一种人格分裂：一边做官，一边做隐士。明清易代之际，有些人投降新朝做官，却还要标榜自己“身在魏阙，心在江湖”，以“隐士”姿态粉饰投机。钱谦益（钱牧斋）是典型代表——降清后大谈气节，实则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和《论晚明“流寇”》分析了晚明农民大起义的社会根源：贫富差距过大、土地高度集中、赋役沉重，农民活不下去只能铤而走险。所谓“流寇”，不是天生的盗匪，而是被逼出来的饥民。《元帝国政治和军队的腐化》则提供了另一个案例，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迅速耽溺享受，日渐堕落，军队也从骁勇善战变成乌合之众。 《谈甲午海战》论证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不是败在船坚炮利，而是败在政治腐败。北洋水师的军费被挪用修颐和园，炮弹里装的是沙子，将领任人唯亲。前线浴血奋战，后方歌舞升平，这样的军队武器装备再好也不可能打赢。 《治人与法治》纠正了“只要法治不要治人”的偏颇。吴晗指出，“有治法而无治人，等于无法；有治人而无治法，也是缘木求鱼”。法治提供规则框架，治人则是规则的执行者。好的制度需要好的人来运行，好的人也需要制度的约束。两者互为条件，不可偏废。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提供了限制君主权力的五种方式：议的制度、封驳制度、守法的传统、台谏制度、敬天法祖的信仰。古代中国并非纯粹的个人独裁，在汉代到明代相当长的时期里，君权受到多种力量的制衡。《海瑞的故事》则塑造了一个极端化的反腐英雄。海瑞一生刚直不阿，敢骂皇帝、敢斗权贵。他死后家无余财，连棺材都买不起。反腐败没有捷径，只有一条路——不计利害、不计毁誉地坚决斗争。 《生活与思想》中有一句辛辣的讽刺：“请给乌龟先生预备一辆自行车。”吴晗讽刺那些思想僵化、行动迟缓的官僚主义者——他们像乌龟一样缩在壳里，却妄想跟上时代的节奏。思想的落后与行动的迟缓是绑定的。《论开会》则直言：把开会看作解决难题的灵丹妙药，这样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会议如果不能解决问题、形成决策、推动执行，就只是形式主义的另一种变体。 《说争论》是吴晗为思想解放和民主讨论所作的辩护。他提倡争论，认为真理越辩越明；同时强调，要为争论创造条件——要有宽松的氛围、平等的地位、明确的话题和尊重对手的态度。没有争论的社会是死水一潭，压制争论的体制注定走向僵化。

书名取得挺大的，但感觉没啥主题，一锅大杂烩，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