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与国王：足利义满和他的时代

这是真正的“中国的日本史学者写的日本史”。或者叫“非日本本位的国际化视野的日本史”。 此前读的日本史不算少了，左右翼（从井上清到平泉澄）都有，比较晚近的（吴座勇一、平山优）也有。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夸大了日本的主体性而淡化了中国的存在，中国人写的日本史（比如南开那本巨册）很多时候也有样学样。 但这显然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是日本历史中始终存在的他者，日本史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史的一部分。 这本书展开了这样的历史观。 而足利义满确实也是展开这个观点的绝佳个案。 现在我期待的是关于“国风文化形成中的中国影响”的专著。来让人们重新思考：一面是国风文化的“断奶”，一面是唐宋变革的“豹变”，所以日本文化从此独立，不再受中国文化的深入影响（即使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暗示是否合理。

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热爱庆典和仪式，典型的表演型人格，天生的政治家，结束了日本六十年分裂的南北朝，积极与大明建交，吸收明朝的铜钱来建设自己的国家，却因为接受了日本国王的封号不被国人理解，在聪明的一休里被塑造成短智的角色总被皇权代表的一休戏耍，实际上，当时以天皇为代表的公家已式微，唯仰幕府鼻息，连天皇的继位仪式都得向幕府借钱才能办下去。 不管是国内的基建，还是地方的不稳定因素维稳，都需要钱，足利义满借与大明的勘合贸易赚的盆满钵满，堪称幕府时期的经济泡沫时代。明朝从16世纪开始就开启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在一整个贸易活动中，明朝并没有获得太多经济利益，更多的是花钱赚吆喝，获得表面的宗主地位，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明朝的封赏行为也只在极少阶级范围内知晓流通。 明朝皇帝朱棣在获得日本及时的朝拜后，在东亚获得了合法性承认，投桃报李，开始了与日本贸易的蜜月期，更多的是对日本首先表态的回报。 待日本国王足利义满以49岁高龄死后，他的继任者足利义持缓缓关闭了对明的大门，宁愿从朝鲜、琉球获得所需的物资，或许他有着与他父亲不同的海洋视野吧。 事实上，日本无论以什么身份什么态度来看待来自大陆政权，其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一直对他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不同的领导者带来不一样的政策。足利义满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抓住了机遇，利用这一朝贡体系为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他的继任者在短期还不能理解这一政策行为，而使用了其他方法，本质上日本想要穿过大陆，但最终发现这比越过海洋难多了。

这本书比前作《神风与铜钱》好很多，但有一个处理让人读着很冗余：每次提到足利义满，即使在同一个段落里反复出现，也坚持写全名或‘义满’，而不用‘他’来指代。

病中读完此书，甚好，延续了前作的新意和扎实。室町幕府脱胎于南北朝，自身在建立之初又因制度建设问题迭遭内乱，导致胎里毛病。足利义满能把握东亚整体局势，把握岛国内部矛盾，顺势统一南北，解决财政困难，固为室町时代之伟大人物。

讲述了足利义满谋求日本国格正常化的一些努力，感觉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现代国家形式的一些雏形了，而当时威斯特伐利亚还没影呢，可以算是日本从封建化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人物

第一次用微信读书年卡，去年8月25号激活，372天有效期，到今天8月31号期满，用这张卡总共读（听）了48本书，还是蛮有成就感的。最后这本儿盛名在外，写的一般吧。他举的例子跟没举一样，比如把禅宗寺院的东班众比作半泽直树，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半泽直树是谁呀，我只知道（入）江直树。。。倒是涉及到朝鲜的部分，无论郑梦周还是郑道传咱都还挺熟，毕竟我是真看过《六龙飞天》[偷笑]说万历的圣旨完好无损的保存在大阪城天守阁的博物馆，结果有热情的读者直接圈出来说写错藏地了[破涕为笑]不过这是目前看的第1本中国学者写的日本史，确实比美国人写的日本研究更好理解一些。

“日本国王”足利义满无论在日本史还是整个东亚历史中都是一位特殊的人物。 本书以足利义满为中心，同时带入平行时间线中的中国和朝鲜，展现了东亚国际关系史中极富张力的一段历史。 读完此书，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读书中反复提及的前作《神风与铜钱：海岛日本遭遇世界帝国1268-1368》了。

今天读了《皇帝与国王：足利义满与他的时代》，我将分四点评论此书。 一. 权力操纵与平衡 足利义满更像一个平衡家，在武家、公家和寺社势力间寻求平衡。 武家：南北朝动乱后幕府权力下移，义满通过挑拨各实力派大名内部关系，实现集权和平衡，如“六分之一殿”被分解。 公家：通过仪式团结公家，并以行政权力支援，但谁不服从，义满不介意用财政与武力强制执行。 寺社：中央无法直接建立低成本可复制的税收体系，只能依赖寺社收税。禅宗（五山禅林）被幕府扶持，以削弱显密佛教，同时修寺活动强化将军权力，缓和寺社矛盾。 义满的权力是操纵性的，而非秩序性，极度依赖个人能力；若继任者缺乏手腕，积压矛盾会反噬，埋下室町幕府乱象祸根。 二. 勘合贸易与财政支撑 义满向明朝称臣、获册封为日本国王，换取勘合贸易权，缓解财政危机，使幕府达到权力顶峰，并催生“北山文化”，如金阁寺即其代表。 勘合贸易盈利分三阶段： 朝贡物资交换（非主要盈利）。 公贸易：明朝官方采购，免关税。 私贸易：最大利润阶段，使节团可带商品与指定商人交易。 然而，明朝自土木之变起财政紧张，控制公贸易价格，使幕府缺乏再分配能力，无法平衡国内政治势力，导致统治空架化，最终影响室町幕府稳定。 三. 倭寇与沿海利益冲突 海禁与朝贡配套以保障官家利益，但损害沿海团体利益，沿海势力便勾结倭寇。倭寇收益需与地方势力分成，如对马宗氏，因此日本中央无动力彻底禁止倭寇活动。 四. 朝贡体系与中华文化圈 朝贡体系建立等级秩序，规定朝拜、迎接礼节等，以分配安全与利益。然而，明朝缺乏多边调节能力，无法兼容私自通使或新加入的外来势力，使体系失效。 17世纪德川幕府随着东亚局势复杂化，开启“大君外交”，等级延伸转为外交平行关系。这并非日本否定中华文化圈，而是该等级秩序无法兑现安全与财政承诺，象征权威再强也无法维系制度，旧制度崩溃，近代钟声响起。

足利义满、朱棣、李芳远，东亚14-15世纪之交最具权势的三个男人，在朝贡体系的舞台上展开一场斗智斗勇的角力。本书结合诸多日方史料，对足利义满本人和他推行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在作者的表述中，足利义满是嗅觉极其灵敏的政治家，他使用灵活的政治手腕打击政敌，披上多元的宗教外衣包装自己，任用不同身份的人才担纲外交重任。最重要的是他以柔和的方式，绕开了中世传统与朝贡体制原则的冲突，钻了“人臣无外交”的朝贡体系的空子，作者在“余论”部分对“人臣外交”的分析较为深入且精准，为了照顾日本天皇的地位，日本也只能走“人臣外交”的灵活路线。本书与《神风与铜钱》有颇多联动，中日之间的交往仍由僧人串联，铜钱仍是日本最青睐的商品。足利义满利用外交收益为自己疯狂造势，国家利益是外交的根本目的，这条原则至今适用。

虚位元首是一种体面的制度设计。 足利义满，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制度，在低调接受永乐”日本国王”册封的同时，也通过高一级的天皇来保住日本和中国的国格平等，并从中获得极大的经济利益。 这是一种务实的政治智慧。 建议高市早苗之流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