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广州

一、引言：从一本书，到一座城 我的旅程始于这本书，也归于这本书。 当我将《文物里的广州》封底合上时，我忽然觉得，之前看过的那么多历史书，似乎都只是在讲别人的故事，我们只是在别人的故事中路过的看客，而并未真真切切地感觉到这些历史与作为普通人的“我”的共振。但这本书与其不同，它更像一部随时可以摊开的文物百科——它以“城脉”“文脉”“商脉”三条线索来介绍广州的文物。读书时，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我们谈论一座城市的文化时，到底在谈论什么？ 那一天，我跟随本书的脚步游览六榕寺-怀圣寺-五仙观历史文化街区，说实话，要不是有着高德地图导航，我也许早已在越秀区的小巷里迷路。移步，街边遍是外贸电子店、百元家电铺，快餐小食堂，若不是走进去，很难知道一家糖水铺可能开了百年之久，也难以意识到这些文化地标就隐于街市之间，早已与人们的日常融于一体。要追问脚下这座城，就需要带有一种好奇心与“追问”态度。 而追问一座城，正是因为它与我有关——它塑造了我的一部分。人的认同感构建于被社会关系、地缘关系、血缘关系框定的体系之中，这些东西让我们认识到“我是谁”。地缘上的某些属性也潜移默化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习气，要了解我是谁，就必然要先了解“我所在何方”。 带着这份好奇，我试着从“留下来”“交流口”“走出去”三个角度，去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而在那些沉默的文物身上，我读到了一种久违的，难以言说的共鸣。 二、“留下来”：中原文化的影响推动 说广州是“南蛮之地”的人，大概没有认真看过南越王墓的文物。自从秦始皇一统岭南，在岭南设南海郡、桂林郡、象郡，岭南地区就不再是化外之地。秦亡后，曾领导军队统一岭南的“移民”将领赵佗和辑百越，自立为王，效法中原王朝建立了南越国这一割据政权。 1983年，象岗山的一次施工意外打开了这座两千多年前的陵墓。墓中出土了“文帝行玺”龙钮金印，是我国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帝王玺印之一，含金量高达98%，印面阴刻小篆“文帝行玺”四字，出土时安放在墓主赵眜（赵佗之孙）的胸部。与金印同出的，还有一件丝缕玉衣，共用玉片2291块，以丝缕缝系编缀而成，是目前考古所见唯一形制完备的丝缕玉衣。2291块玉片，用丝线一片片缝起来。我当时站在展柜前想的是：这得缝多久？这得消耗多少的人力财力？南汉刘䶮耗资劳民，将唐为禺山凿平修筑西湖、药洲，除了满足个人的奢侈享受、造奇观外，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广州文化的底色，说到底，是“移民”二字。秦汉的南征戍卒、东晋的衣冠南渡、南宋末年的流亡潮——每一次中原动荡，广州就多一层文化积淀。不知不觉间，广州成了中原文化的保鲜库。光孝寺的民谚干脆说：“未有羊城，先有光孝。”这座始建于东晋的古刹，大雄宝殿现存主体结构保留着南宋绍兴年间大修后的形制。广州博物馆的展柜里，还躺着一件秦“蕃禺”漆盒——那是番禺建城之初的见证，也是“广州”这个名字最初的模样。“蕃”这个字，带着点自我贬低的谦逊——蕃者，边地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版图里，岭南及广州从来不在中心。但仔细想想，这种命名又透着一股自知之明的坦诚：承认自己不在中原中心，却不妨碍它成为岭南的中心；接受自己远离天子脚下，反而因相对安定，成了接纳八方来风的歇脚地。从化外之地的“蕃”到多姿多彩的“繁”，这条路，是广州自己走出来的。 所以，“蕃禺”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预言：它从一开始就不是为某一群人、某一种文化而设的。边地的身份，让它天然地成为各类人群的落脚地——无论是流落避难的中原士族，还是谋生的平民百姓，到了这里，就都成了“广州人”的底色。 无数个因政局动荡、战乱、征讨，或是因谋生需要而“留下来”的人，慢慢就变成了本地人。无数个体的“留下来”，构成了一座城市的“城脉”。对于新一代移民而言，似乎也只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那片土地抱有亲切感，而对祖源地的传说，又似乎隔着磨砂玻璃般。这些移民在某些地区长期生活，自然也就沾染上了此地的风土人情，也在悄然中反向塑造这片土地。想要理解我是谁，就要理解生长的这片土地，并且继续热爱它——这大概就是去“读懂一座城”最朴素的初衷。 三、交流口：得外来文明先声 如果说“留下来”给了广州底色，那么“流进来”则给了广州独特的气质。 怀圣寺是我去过的最奇妙的宗教场所之一。这座始建于唐贞观年间的清真寺，是中国最早融会中阿建筑艺术的典范，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第一站。它面南而坐，中轴对称，完全是中式院落的气派；但走到礼拜大殿，你会发现地毯的纹路齐齐指向正西——那是麦加的方向。南向的殿堂容纳了西向的信仰，这种不动声色的融合，恰恰证明了广州的包容。寺内光塔以广东沿海常见的蚌壳、螺壳筑成，高逾36米，在唐宋时期矗立于珠江北岸，既是呼唤穆斯林前来礼拜的宣礼塔，也是为远航商船引航的灯塔。 光塔的存在，提示着一个被许多通史忽略的事实：广州的“交流口”角色，早在唐宋就已相当成熟了。唐代的“蕃坊”里聚集着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在广州娶妻生子、增购田产，他们的后代被称为“土生蕃客”。广州博物馆珍藏的明墓出土威尼斯银币，更让一座十六世纪的欧洲商业帝国与一位明代提举市舶太监的人生意外交织。南海神庙里供奉着从波罗国远渡而来的达奚司空…… 广州，纳四海新风，总能闯在时代之先。这份气度不来自任何人的恩赐，而来自千年来无数番商、传教士、旅行者用脚步反复确认过的信任。正如现在的广州，依然有广交会这一进出口贸易的平台，依然有亚非拉地区的人民来此定居，依然有双语的招牌……广州的繁荣，从来都是和世界一起书写的。 四、走出去：广州本土文化输出世界 但广州远不只是一个被动的“接收器”。那些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东西，同样改变了世界。 西村窑大概是广州最“丑”的窑口。作为一个专烧外销瓷的民间窑场，它不追求定窑的刻花、钧窑的窑变，甚至不想做任何“艺术”层面的突破。它的信条只有一句：什么好卖就做什么。凤首壶造型源自萨珊波斯王朝的金属器，是阿拉伯地区喜用的器具，西村窑便以此形制大量仿烧；青釉彩绘花卉大盘则专为东南亚、中东地区围坐共食的习惯而设计。器型简单、纹饰写意，单独拎出来，与极尽技艺之精巧的其他窑的作品相比，似乎毫无惊艳之感。但当你把它们放回历史的语境里，看到的是这样一副图景——那些从广州港出发的商船，载着的远不止瓷器本身，更蕴含着世界人民所共有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清代以后，广州的外销更是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一口通商虽造成了垄断，客观上却使广州在工艺技艺的对外交流和外贸规模上达到空前高度。广彩瓷自诞生起便以外销为导向，通过广州口岸销往欧美，出口量一度占清代三大外销瓷器的63%，被誉为“世界官窑”。17世纪末，欧洲掀起“中国风”，大量绘有欧美家族纹章、使用西洋透视技法的广彩瓷器风行欧洲大陆，“Canton design”几乎成了中国设计的代名词。外销中国扇同样“扇”动了世界。广东省博物馆收藏的200余件中国外销扇，工艺卓绝、材质多样，象牙扇骨搭配东方纹饰，曾在18世纪70到80年代的欧洲引发时尚狂潮。 外销瓷、中国扇走出去、闯出去，在欧洲掀起“中国风”的出发点正是广州。从“拿来”到“定制”再到“创造潮流”——广州在世界舞台上完成了角色的跃升。这座城市的“商脉”从不止于交易，它还在不经意间承担了一种使命：把“中国”这个词，变成了遥远的欧洲人想象中最精致、最浪漫的意象。 五、结语：用“读懂一座城”去回答“我是谁”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个去六榕寺-怀圣寺-五仙观历史文化街区的下午。环绕六榕寺的花塔，我的呼吸与写下《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碑》的少年天才王勃，与受大赦而返程途中的苏轼同频共振； 绕过低矮的骑楼，走过一扇不起眼的门，迎面是一座中式院落，庭廊楼檐对称而列，而西南角的光塔已经站了一千多年。我又仿佛聆听到蕃坊这一小小世界岛中，中外人民的讨价还价之声； 拜谒骑羊下凡的五仙，端详作为古港口证据的“仙人拇迹”，这座承载“羊城”所来的古观早已与新潮的cosplay文化融于一体。 在怀圣寺，寺里的阿訇和我聊了几句，虽然不多，但让我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何谓“身边的历史”。我问他：“这座清真寺来的人多吗？”，他说：“其实这种场所除了信徒，很少人会来，来的外国人比中国人多得多”；我又问，对于宛葛素来华传教一事，有什么看法，他则说：“宛葛素当时肯定不是一个人孤身来华的，必然存在一个庞大的使团。至于四十先贤在礼拜时被杀，行凶者后悔自刎一事，可能是后人的某种基于对先贤崇敬的杜撰了。”我问他关于“怀圣寺是伊斯兰教传华第一站”一事，他自豪地说，如果专家的考证确实属实，那么可以说，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是远早于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与文明的。我又向他请教关于怀圣寺被称为“东方小麦加”的看法，他则摆摆手笑笑说，这就过誉了。 我不太擅长从别人的对话中总结某种态度，不过这一次巧遇，让我这个困于试卷习题中的学生，第一次感受到历史与我们并不隔着博物馆的玻璃，它也是可对话的，可感受的。 合上《文物里的广州》，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许本书的真正野心，不在于罗列多少珍贵文物，而在于用一种“城脉、文脉、商脉”的方式，把一个城市的灵魂拆解开来给人看，让一座城与其承载着的的珍贵遗存，化为可阅读、可感受、可想象、可亲近的东西，成为“我之为我”的一部分。网红打卡可以复制千座，但文物不会说话，它们只是在等——等那些愿意走进街巷深处、愿意追问“为什么”的人，慢慢地读懂它们。 这些年我常常有一种困惑：在这个移民浪潮不断席卷的时代，地缘认同感似乎越来越“褪色”了。在这个不确定性日益加重的时代，我们越来越不知道“我是谁”。但对于一个想要弄清楚“我是谁”的人而言，文物或许不是一个坏起点。它们只是沉默地存在、不会迎合你的喜怒与虚荣，但它们用千年的时间，替这座城市记住了所有曾经来过的脚印。 读罢反思，读一本书，游一遍城，除了用知识丰富了头脑，满足了对知识的占有欲外，似乎还是缺了点什么：缺了最真实的与人链接。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天河区，被商业区、快销时尚品牌与娱乐场所所环绕的我，还真没有与菜市场的大爷大妈们攀谈，或是与糖水铺老板谈谈做法。我太带有一种学生的盲目自信，总想着靠知识，靠历史，能够读懂一座城，却忽然觉得，这种只基于纸面文字的东西，终究比不上某次被街坊邻里帮助时内心的触动。也许，我再不能说我“读懂”了这座城，而只能说，我还在阅读，还在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