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颜明华
满月村是重庆市开州区满月镇下辖的行政村,是中国普通的行政村,也是西南地区典型的山村。 2023年6月至2025年5月,作者曾担任满月村驻村第一书记。期间,作者积极融入当地的生产生活,入户走访、受理诉求、调解纠纷,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 本书将新闻记者的职业敏锐、驻村第一书记的丰富实践与社会治理理论相结合,深刻剖析了农村社会转型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的新挑战,总结了新形势下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些经验与逻辑。
非常推荐的一本书,作者结合其丰富的驻村工作经历,尤其是在重庆开州满月镇满月村的驻村经历,剖析了现阶段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思考了背后的形成原因。以记者出身的作者显然具有深厚的文笔功力,全文读起来不会觉得晦涩,恰如其分的表述让人一下子get到并产生共鸣,印象特别深的是书中有一段满月村村民在微信群中"阴阳怪气"村支书,觉得仿佛"在线吃瓜",很真实。 长久以来,在"只可使民由之,不可使民知之"的影响或者说管理层默认的治理原则下,农民一直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潜意识接受"被管理",普遍内心里把基层管理组织都看做是"官",对需要公共参与的事物并不关心,只有当关乎自身利益的时候才会踊跃现身,尤其当自身利益可能受损时,习惯于以弱者现身寻求政府帮助,所谓"找父母官做主"。 随着城镇化推进,农民进城后与社会交互的方式越来越多元,获取信息足够便捷,能够更了解自身的权益,尤其是政府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更让农民觉醒自己的主体意识,敢于去争取自身的利益。这一点我自身深有体会,以前和家里人一起去办事总是嗫喏被动接受工作人员的安排,即使明显的怠慢和傲慢,为了办成事也优先选择妥协忍受,但有了投诉窗口,办不成事窗口,明显办事更有了底气,对于不合理的地方更勇于抗议,我觉得这对于现代社会真的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也确实给现代农村社会治理带来了非常现实的难题,可能直观感受就是老百姓"不像以前那么听招呼"了。老一辈子的人可能还好,因为经历过穷苦日子,有了对比,对党和国家就有强烈的认同感(还记得我上初中时周末回家和我爷我奶聊天,聊到以前的日子时,爷奶总说国家好,共产党好,才有现在的好日子),所以不管是潜意识里的"怕官",还是发自内心的认同感,老一辈都还是会配合政策执行。 但年轻的一代,可就不是那么好招呼了,尤其当如果村里以前有过村干部优亲厚友的现象,已经贴上"有权有势有关系的人才能享受的到国家政策"的标签时,从内心里就对村集体感到疏离。何况,现在年轻人大多在城市生活,本来就对村集体的依附感极低,如果在利益分配不均,或者说感觉自己利益受损,就会采取比较直接的方式来争取利益,甚至懒得跟你村委沟通,直接利用现在各种投诉渠道处理。 自从改革开放后,人们最朴素直接的愿望就是通过挣钱让自己过上好日子,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用血汗换取报酬。套用蒋雯丽在霸王别姬的台词语气,"不是养活不起,实在是外面吸引力太大留不住",一瓶麦子可能还卖不了一瓶水钱,周围人都打工赚钱盖了房子,你还能安下心守着破瓦房和一亩三分地儿吗。 所以乡村振兴中把产业振兴放到第一位,人的天性就是趋利避害,谁能带领人民奔向好日子,人民就主动拥护他。如果一个村拥有发达的产业,人们在家就能赚到钱,自然就会吸引人才回流,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就拥有了最底层的力量——人。 但是,发展乡村产业何其容易,沿海或平原地区凭借区位优势和人才优势,能很快地发展具有特色的产业,即使没什么特色,凭借地理或技术优势,也能把传统产业的成本干到最低,从而在市场中占据主动地位。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各区之间差别极大,特别是主城区与渝东北、东南区县之间的差别可谓天壤之别,渝中、渝北等核心地带的经济总量甚至可以和上海相比,但是渝东北渝东南有些地方可能经济比云南贵州还要落后。说个好玩儿的,我刚来重庆上学时,一直没懂有的同学说“你多久上重庆”,我就很纳闷儿,不是已经在重庆了吗,搞得我很懵,后来才明白,重庆只管主城区叫“重庆”。哈哈。觉得好玩儿之余,更多的是疑惑。后来看到小红书上有人问:重庆人排外吗?最高赞的评论是:重庆人不排外,排区县。 书里面,作者在驻村期间,搞起了一项叫“博导的玉米”实验,想推广“渝甜糯990”这种新品种玉米。我真的很佩服作者的勇气和魄力,任何时候改革都是艰难,充满风险的,尤其是对于容错率极低的偏远山村,做的好了就真的是给村集体蹚出来一条致富路,但是做不好很可能就是“惹了一身骚”。对于重庆山区,由于地势复杂,耕地分散,大型农机根本就是有劲没处使,能够使用山地小型农机减轻劳动就已经很理想了。每户人家可能就那么几亩地,还分散在各处,壮劳力大多在外务工,在家的老人不肯让土地撂荒,种点玉米自己吃或者卖了贴补点家用,估计也没有想过新品种能够带来多大的不同,但只会想到如果失败了,这季玉米就是瞎折腾。所实验初期以作者在寻找合作种植新品种实验田的时候就遇冷,没人愿意。虽然在作者坚持和努力下,终于找到两户人家合作,但是合作也是要以作者兜底为前提。新品种玉米种出来了,但更残酷的考验摆在了面前,1.市场不够认可,新品种相比市场广泛销售的品种,个头较小;2.物流时间长,从村里到镇里再到城市里,很难达到鲜食玉米的时限要求;3.物流成本高,快递价格高,并且由于产量体量太小,也难以和快递公司谈下来价格。虽然最后在作者的不懈努力下,这个实验终究还是顺利进行,玉米卖了出去,甚至多于当初兜底的价格,但是这背后的劳动艰辛又岂能忽略。如果没有作者强大的人脉,这个实验还能顺利进行下去吗?全国60多万个行政村,有多少村书记能有作者这样的人脉关系,又有多少村书记拥有作者这样,哪怕是进行个新品种实验的改革魄力与勇气?前路漫漫,但亦灿灿,相信会有更多作者这样的人愿意将自己的见识带回农村,用在农村。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